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度對區域收入的影響及其空間效應*

曾 鵬， 李洪濤

(1. 廣西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6； 2. 大連理工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遼寧 大連 116024)

中國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得益于政府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與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升，創造了“中國奇跡”和“中國速度”。然而自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新時代改革開放新征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與鄉村振興都提出嚴峻的挑戰。如何在不斷復雜變化的國內外形勢下，通過政府的制度政策調整、形成開放新格局，正確應對區域經濟發展過程客觀存在著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成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也是如今社會各界所關心的熱點問題。

研究運用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對中國貿易開放條件下的國內收入變化展開分析，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本國富裕資源(就中國而言為勞動力資源)的回報率不斷上升，進而促使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得到普遍提高，勞動力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形成快速的城鎮化發展。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也伴隨著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大，特別是為應對2008年經濟危機大規模的政府投入也再次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模式”：政府的規模擴大與深化改革、市場經濟發展與擴大開放的統一。雖然從全國范圍內分析，政府的規模擴大與深化改革、市場經濟發展與貿易開放促使經濟增長以及區域收入的提升，但目前我國區域間、區域內的收入依舊呈現出較大的差異。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城市與農村之間勞動力收入與資本回報率的巨大差距，使得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進一步擴大，導致城鄉間收入差距并未因為貿易開放得到顯著改善。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的客觀區域條件差異、政府制度政策導向導致沿海、沿江以及大中城市的發展水平與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小城市的差距也不斷擴大，區域收入水平的分布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效應。因此，隨著我國在政府深化改革以及貿易開放的推動下區域收入得到顯著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依舊存在著在城鄉之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區域收入較為突出的不平衡問題。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形成科學合理的管理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從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區劃管理條例》中也強調通過優化行政區劃設置，強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現城鄉與區域間的協調發展。2019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圍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改革完善相關機制和政策，優化區域發展格局，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

由此，研究基于空間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運用新經濟地理理論、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對城市的行政級別結構體系、貿易開放水平兩者對區域收入影響及其空間效應展開分析，嘗試探尋如何進行行政區劃的制度設計調整、優化區域開放布局解決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一、文獻綜述

以往學者對于我國城市行政級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行政區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分析。Shiuh(2013)(1)Shiuh-ShenChien.New local state power through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A case study of post-Mao China county-level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in Kunshan[J].Geoforum,2013,(46).通過對中國長三角地區政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認為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得益于政府的行政級別變化調整帶來的資源優勢和政治制度對開放創新的推動作用。王賢彬，聶海峰(2010)(2)王賢彬,聶海峰.行政區劃調整與經濟增長[J].管理世界,2010,(4).對行政級別與地區經濟發展展開分析，認為城市行政級別及規模效應對地區發展會產生顯著影響。朱建華等人(2015)(3)朱建華,陳田,王開泳,戚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行政區劃格局演變與驅動力分析[J].地理研究,2015,(2).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行政級別變化研究，認為城市行政級別的演化發展與國家政策變化、經濟發展形勢具有緊密聯系，應當通過積極的行政級別調整為貿易開放發展提供充足動力。王麒麟(2014)(4)王麒麟.城市行政級別與城市群經濟發展——來自285個地市級城市的面板數據[J].上海經濟研究,2014,(5).從城市群的角度對城市級別展開分析，發現城市行政級別的形成源于政府干預的結果，城市群經濟因城市行政級別越高則呈現出越好的發展水平，即在政府的干預下形成行政區經濟。曾鵬，秦艷輝(2017)(5)曾鵬,秦艷輝.城市行政級別、產業集聚對外商投資的影響[J].國際貿易問題,2017,(1).對城市行政級別與外商直接投資間的關系展開分析，發現城市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其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越大。Rudiger等人(2017)(6)RudigerAhrend,EmilyFarchy,LoannisKaplanis,etal.What Makes Cities More Productive?Evidence From Five OECD Countries On The Role Of Urban Governance[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7,(2).將政府級別與城市經濟發展進行聯系，認為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給予地方政府更為自由的權力有利于促進經濟的開放發展模式建立貿易開放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經濟學的經典命題，雖然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通過絕對成本假說(亞當·斯密)，比較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要素稟賦理論(伊·菲·郝克歇爾，戈特哈德·貝蒂·俄林)對國家宏觀層面貿易開放推動經濟增長進行系統全面的分析，并有大量的經驗數據分析對貿易開放推動經濟增長理論進行驗證(Rodríguez與 Rodrik，2000)(7)Rodríguez,Francisco,Rodrik D.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2000,(15).。然而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貿易開放實際上會導致國內市場充裕要素的實際報酬上升，而稀缺要素的實際報酬下降，進而展開由更為具象的方式對貿易開放影響勞動者收入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基于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對貿易開放對國別的經濟發展展開豐富的研究。Amirkhalkhali與Atul(2019)(8)Amirkhalkhali,Sal,Atul Dar.Trade Openness,Factor Productivity,And Economic Growth:Recent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2000-2015)[J].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9,(1).通過對OECD國家的貿易開放與要素生產率的分析發現更高水平的貿易開放會促進出口擴張從而推動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貿易開放對地區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出口擴張得以實現。對于貿易開放對不同群體的收入情況相關學者進一步通過多種計量分析模型展開研究，Tahir與Azid(2015)(9)Tahir,Muhammad,ToseefAzi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Some new dimensions[J].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2015,(2).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開放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展開分析，通過構建全新的貿易開放變量評估分析論證貿易開放式發展中國家實現快速發展的重要方式。Lim與Paul(2016)(10)Lim,G C,Paul D.McNelis.Income growth and inequality:The threshold effects of trade and financial openness[J].Economic Modelling,2016,(58).通過實證模型發現貿易開放對地區收入增長及平等具備門檻效應，以經濟資本密度作為關鍵閾值，貿易開放可以有效帶來收入增長與平等化。針對我國的特殊情況下的貿易開放與地區的經濟發展及收入情況，相關學者也嘗試通過不同的模型方法進行分析。陳輝民(2018)(11)陳輝民.對外貿易、外商直接投資與城市化——基于空間面板杜賓方法的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8，(10).對貿易開放與城鎮化的空間計量模型研究表明對外貿易會對城鎮化起到正向的溢出作用。姚鵬，孫久文(2015)(12)姚鵬,孫久文.貿易開放與區域收入空間效應——來自中國的證據[J].財貿經濟,2015，(1).對中國地級城市貿易開放與人均收入的空間杜賓模型分析表明貿易開放不僅對地區內經濟發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時還會對周邊地區的人均收入起到推動。王躍生，吳國鋒(2019)(13)王躍生,吳國鋒.貿易自由化與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基于地級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9，(4).對貿易自由化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表明貿易自由化會影響非農部門的就業及收入情況，進而顯著的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目前學者主要嘗試結合政府規模、貿易開放對地區收入問題進行分析，潘鳳(2018)(14)潘鳳.對外開放、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基于1978～2015年我國省域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軟科學,2018,(4).對我國政府規模、貿易開放與經濟增長間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貿易開放通過影響要素投入效應進而正向推動經濟增長，政府規模的擴大與經濟增長呈現出倒U型關系。孫華臣，焦勇(2017)(15)孫華臣,焦勇.貿易開放、地方政府競爭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J].宏觀經濟研究,2017，(12) .將政府因素與貿易開放條件納入統一模型中對城鄉收入差距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政府間競爭將會導致城鄉不平等的加劇，而貿易開放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起到正向作用。張寬等人(2018)(16)張寬,劉玹澤,石健烽.貿易開放、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J].宏觀質量研究,2018,(1).的研究表明對于政府規模對貿易開放、經濟增長的影響關系在東中西部不同區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雖然目前學者對于城市行政級別對經濟發展從行政區經濟的角度展開理論與實證分析，并通過實證分析論證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正向溢出作用。但關于政府規模與區域收入的研究由不同視角、運用不同模型所得到的結論差異較大，尚未形成統一的分析體系。并且由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對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空間溢出的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分析較為罕見。因此，研究將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兩者相結合從政府作用、市場因素兩個維度分析對中國區域收入的影響，由東中西部之間、城鄉之間兩個不同視角分析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影響的空間效應，并構建相應的實證模型進行論證。研究嘗試由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回答如下問題：(1)城市行政級別究竟如何作用推動區域收入的變化？城市行政級別的推動作用是否存在著空間的溢出效應？(2)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空間溢出作用是以何種模式規律形成擴散帶動作用？(3)如何針對性地通過行政區劃制度的設計調整、進一步地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推動我國區域收入的提升及收入差距的縮??？

二、理論框架及研究假設

近年來，中國各地區發揮地方活力經濟高速發展，但也呈現出在城鄉之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研究基于空間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運用新經濟地理理論、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影響及其空間效應展開分析。改革開放后，我國由沿海地區向內地逐步延伸形成經濟開放全面發展的新格局，經濟發展模式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城市活力與區位優勢得到充分開發，城市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有了顯著提升。20世紀80年代開始政府通過積極的行政區劃的制度調整，對沿海、沿江及大中城市進行行政級別的調整工作，以推動其經濟的開放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漸全面開放，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對我國市縣層面的行政級別調整極為頻繁，以適應于全球化、現代化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進而逐漸在2003年后在地級市層面形成穩定的行政級別結構體系。由此可以看到一方面城市行政級別會促進城市的經濟發展，并且可以對區域及城市的開放發展起到推動；另一方面城市在貿易開放的作用下帶來的城市規模、發展水平提升也會“倒逼”城市進行行政級別的調整工作。因此，從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的角度分析對區域收入影響及其空間效應，也就抓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

從城市行政級別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的提升具備直接與間接兩種效應的機制作用。直接效應主要體現為行政級別所帶來的事權與財權兩個方面的推動作用。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行政審批權力更大、財政規模更高、戰略政策地位更為中心，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在政府規劃戰略的意義更為重要、自主政策能力更強。(17)王麒麟.城市行政級別、貸款規模與服務業發展——來自285個地市級的面板數據[J].當代經濟科學,2014,(6).具備更高行政級別的城市在國家及區域“一盤棋”規劃下的戰略意義更為重要，起到對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傳達、示范的作用，并且其進行規劃及政策制定實施時的自主能力更強，能夠進一步提升行政效率及靈活度，促進政府作用與市場因素的協同關系。因而，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具備更高行政級別的城市其整體收入水平更具優勢。不僅如此，行政級別使得中心城市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行政管理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從而推動城市經濟發展與區域收入水平與一般地級市形成差距。因此，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的直接效應也就是由政府行政區劃的方式通過建立城市行政級別的結構體系，充分發揮政府作用以形成對大中城市經濟發展與區域收入的提升，從而形成區域經濟增長極。

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的間接效應主要體現在職能定位、財政投入、資源配置3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在區域內承擔著更為重要的職能地位，副省級城市及省會城市往往是區域協調戰略實施及城市群規劃的中心城市，起到執行中央及省級政府戰略規劃實施支點的作用。而距離中心城市更近的周邊中小市縣不僅在戰略規劃中與副省級及省會城市的聯系更為緊密，同時還會承接來自中心城市的部分轉移功能。因此，城市行政級別所帶來的職能定位優勢會推動周邊城鄉收入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所具備的財政規模更大，政府投資的自由度更高，城市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也更具優勢，與此同時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公共服務的供給也會相應地擴散輻射到周邊地區，從而促使臨近的中小市縣的基礎條件得以改善。因此，城市行政級別所帶來的財政投入優勢會改善周邊城鄉的收入水平，形成中心-外圍圈層結構的一體化區域協調發展。再一方面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所具備的資源配置能力更高，行政級別的優勢往往會帶來城市在人口規模、政府規模、投資規模等方面的有利條件。城市遵循著客觀發展規律，在不斷集聚規模擴大的同時，也會形成向外部的擴散作用。不僅通過向外部的擴散輻射以強化區域間、區域內經濟聯系，實現市場規模的擴張，同時還可以通過擴散輻射作用緩解其承載壓力，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以及部分職能分工的剝離。因此，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會在集聚-擴散效應的作用下，推動臨近中心城市的中小市縣以及與其經濟聯系緊密的地區的快速發展，從而促使這些地區的收入水平提升?；谏鲜龇治?，研究歸納得出研究假設1、研究假設2：

H1：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的提升起到正向的推動作用

H2：城市行政級別通過驅動城市的要素集聚從而實現對區域收入的推動作用，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的間接推動作用同時具備地理區位與經濟聯系的特征相關性

從貿易開放的角度分析，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提升具備直接與間接兩種效應的機制作用。直接效應主要體現在貿易開放會對城市內部經濟發展及低收入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起正向提升作用。根據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的分析，貿易開放會促使地區內富裕資源的回報率上升，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即貿易開放會提升低技能勞動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擴大就業市場規模。中國改革開放后不斷提升的城鎮化水平、高速的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質量的普遍上升也進一步佐證了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的研究結論。因此，貿易開放會直接的推動城市內部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提升，對城市內部收入差距的縮小起到積極的調節作用。

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提升的間接作用主要體現為貿易開放對地區內城鄉收入差距縮小以及對地區間協調起到影響。首先，貿易開放城市經濟發展以及低技能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會推動城市的城鎮化發展，更多的農業人口被吸引集聚到城市內部，進一步釋放勞動力市場活力的同時，也增加農業部門的人均資源占比，起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其次，貿易開放所帶來的城鎮化效應、就業市場規模擴大對大中城市的效果更為顯著，往往制造業、服務業更為發達的中心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量更高，也就導致大量農業人口是通過跨省、跨地區實現的城鎮化轉移。就中國實際情況而言，一方面貿易開放導致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大中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發展差距的擴大，大城市與地區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虹吸效應”，客觀上造成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另一方面就區域收入水平的影響的分析，貿易開放對整體范圍內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具備改善作用，并且以陸銘(2015)(18)陸銘.大國發展——論中國經濟的歐洲化[J].當代財經,2015，(6).為代表的城市經濟研究學者發現，超大城市的集聚經濟反而是實現地區間、地區內協調發展、收入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形態。不僅如此，中心城市擴散效應也會帶動與其經濟聯系緊密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收入水平提升，建立形成以城市群為代表的更高層次的區域發展模式?；谏鲜龇治?，研究歸納得出研究假設3：

H3：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提升具備直接與間接上的推動作用，但其間接的帶動作用取決于城市間的經濟聯系

研究進一步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交互效應進行分析。一方面城市的經濟開放格局受到政府引導規劃、政策制度的影響形成有序發展；另一方面城市的經濟開放格局客觀上與城市自身發展規律及需求也存在緊密聯系。因而，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形成具備中國特色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模式，(19)張偉麗,李建新.中國行政區經濟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及演化分析[J].經濟地理,2013,(6).城市發展受到行政力量與市場因素的協同作用。在行政區經濟發展模式下，行政力量對城市發展起到顯著的推動作用，行政區劃與政策規劃對要素資源流動起到引導和推動，區域發展的經濟重心與行政中心高度重合(20)余飛，黃瑞玲.資本品進口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2018,(2).。從而使得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經濟貿易也更為開放，兩者對區域收入的提升具備疊加的作用。城市行政級別與貿易開放的交互體現在政府通過行政力量的方式協調行政區經濟的發展。政府通過行政級別的制度設計及調整推動城市的經濟發展，以行政力量促進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的推進，并且也通過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變化趨勢進行適時的行政級別調整，從而建立協調發展的區域結構。(21)王志凱,史晉川.行政區劃調整與城市化經濟空間——杭州、蕭山地方政府博弈的實證[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3).因此，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的交互作用實際上也就是以行政區劃調整、開放格局優化為手段的政府政策對區域收入的影響?；谏鲜龇治?，研究歸納得出研究假設4：

H4：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具備正向的交互推動作用

三、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一)基本回歸模型設定

研究結合理論分析，建立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實證模型。通過式(1)可以對研究假設H1進行檢驗，通過式(2)可以對研究假設H3進行檢驗，通過式(3)進一步對式(1)、式(2)進行聯立分析，可以對研究假設H4進行檢驗。

LnINCOMEit=β1levelit+βicontrol+regioni+yeart+uit

(1)

LnINCOMEit=β2Lntradeit+βicontrol+regioni+yeart+uit

(2)

LnINCOMEit=β1levelit+β2Lntradeit+β3levelit*Lntradeit+βicontrol+regioni+yeart+uit

(3)

其中INCOMEit表示區域收入，研究用城市的人均GDP以衡量區域收入水平。levelit表示城市行政級別，研究依據中國特色政治制度下城市劃分標準對行政級別變量進行虛擬變量賦值，直轄市賦值為4，副省級城市賦值為3，準副省級城市賦值為2，一般地級市賦值為1。tradeit為貿易開放度，為通過當年匯率換算的城市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levelit*Lntradeit為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度的交互項，研究對模型內的交互項進行去中心化處理以避免共線性問題。control表示模型的控制變量，由城市的政府規模gov(城市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人口規模pop(城鎮人口)、投資規模inv(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等對區域收入具有重要影響的要素稟賦因素作為控制變量。研究通過regioni、yeart對模型的地區效應、時間效應進行控制。uit為干擾項。i表示第i個城市，t表示第t個年份。

(二)空間計量模型構建

為進一步對研究假設H2、H3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間接效應進行驗證分析，研究通過空間計量模型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研究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對式(3)進行改造，得到空間計量模型式(4)。

LnINCOMEit=βXit+Wij(Xit)+regioni+yeart+uit

(4)

其中Xit表示模型的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Wij為空間矩陣元素。研究參考嚴雅雪,齊紹洲(2017)(22)嚴雅雪,齊紹洲.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霧霾污染[J].統計研究,2017,(5).的研究成果，分別通過空間權重矩陣W1與經濟地理權重矩陣W2建立空間矩陣模型?？臻g矩陣W1、W2的構造原則如下所示，yi、yj為i城市與j城市在評估時間段內的人均GDP的均值。

W2=W1*Wj,Wj=1/(|yi-yj|+1)

(三)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研究以2005～2016年為時間段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影響其空間效應展開研究，為了確保研究的準確性，研究選取2005～2016年行政級別保持穩定的28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作為研究對象，依照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23)副省級城市中包含部分副省級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省會級計劃單列市有：廣州、武漢、哈爾濱、沈陽、成都、南京、西安、長春、濟南、杭州；非省會的計劃單列市有：大連、青島、深圳、廈門、寧波。(10個省會級計劃單列市、5個非省會的計劃單列城市)、準副省級的省會城市(24)考慮到我國非副省級的省會城市，其整體經濟規模、發展水平與普通地級市之間存在較大優勢，因此研究將非副省級的省會城市設定為準副省級城市，與地級市形成區分；準副省級的省會城市有：南寧、昆明、長沙、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貴陽、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17個省會城市)及一般地級市(247個城市)對城市行政級別進行劃分?？紤]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地區的特殊性，研究未將該地區納入研究范圍，拉薩市數據空缺較多，因此也未將其納入研究范圍。研究所使用的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6～2017)》，部分數據來自各省統計年鑒、各城市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城市宏觀數據。研究所使用的相關價格數據運用《中國統計年鑒(2000～2017)》的GDP指數以2000年為基期進行平減，由于年鑒統計口徑為省域數據，因此研究對各市的GDP指數用其所在省份數據進行換算。表1為模型的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四、實證模型分析

(一)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樣本估計

研究以全國28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數據作為全樣本，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影響及其空間效應進行面板數據檢驗。由于城市行政級別為不隨時間變化的虛擬變量，研究參考何鳴(2009)(25)何鳴,柯善咨.中國轉型期城市空間規模的決定因素——統一的單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論研究與實證[J].財經研究,2009,(12).的研究方法，通過虛擬變量最小二乘法回歸模型對地區及時間效應進行固定，并考慮到模型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在模型評估中通過Hubei目標函數進行Robust檢驗，具體結果見表2。

表2 實證檢驗回歸結果

注：表中***、**、*分別系數表示通過1%、5%、10%的檢驗水平，括號內的數值為變量的標準誤差值(下同)

分析表2可以發現研究的實證回歸結果基本驗證研究假設。通過模型(1)可以看到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起到正向作用，并且這一正向作用隨著行政級別的提高呈現出顯著增強。通過模型(2)可以看到貿易開放度對區域收入起到作用，通過城市的開放發展可以提升區域整體的收入水平。通過模型(3)可以看到當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度同時置于模型中時，兩者對于區域收入依舊呈現出正向作用，但兩者的系數出現下降說明兩者存在著協同的交互作用。通過模型(4)進一步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度的交互效應展開研究，研究發現當納入城市行政級別與貿易開放度的交互項呈現正向作用，這一研究發現也驗證了在模型(3)中得到的城市行政級別與貿易開放度之間系數的變化。研究進一步對模型中納入的其他重要變量展開分析，城市的政府規模對城市的區域收入起到負向作用，在文獻綜述分析中潘鳳、張寬等人的研究當中均發現政府規模的擴大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會起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研究對于這一研究發現進行相應的驗證。城鎮人口規模與區域經濟收入之間呈現出U型的作用關系，說明在城鎮人口規模較低的地區，由于政府的轉移支付、財政補貼以及客觀上城市發展收縮促使其經濟發展的人均水平較高，而在城鎮人口規模較高的大中城市其人均經濟總量也與普通地級市之間形成較大的差距，因此導致城市城鎮人口與區域收入之間的U型關系。陳旭(2018)(26)陳旭,秦蒙.城市蔓延、人口規模與工資水平——基于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8，(9).、程開明(2011)(27)程開明.聚集抑或擴散——城市規模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理論機制及實證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8).等人的研究當中也發現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規模的U型關系，研究對于這一研究發現進行相應的驗證。城市的投資規模與區域收入之間呈現出正向關系，說明通過擴大城市的金融發展、投資建設可以有效推動人均收入的增加。

研究通過構建城市行政級別與城鎮人口規模、政府規模、投資規模的交互項，以檢驗城市行政級別對于各類要素的驅動作用。通過模型(5)對城市行政級別對政府規模的驅動作用展開分析，可以發現城市行政級別與政府規模的交互作用呈現出對區域收入的正向作用，說明在城市行政級別的驅動作用下政府規模的擴大實際上會提升區域收入。雖然大量的現有研究發現政府規模的擴大對于經濟發展會起到抑制作用，但這一變量與區域經濟之間的作用關系并未考慮到城市行政級別的驅動作用，通過將政府規模與其行政級別的匹配，可以實現政府規模擴大對經濟發展的正向反饋。通過模型(6)對城市行政級別與城鎮人口規模的驅動作用展開分析，可以發現城市行政級別與城鎮人口規模的交互作用呈現出對區域收入的正向作用，在行政級別驅動下的城鎮人口規模擴大對于區域收入具備正向作用。通過模型(7)對城市行政級別與投資規模的驅動作用展開分析，可以發現城市行政級別與投資規模的交互作用呈現出對區域收入的正向作用，但納入交互項后投資規模本身的系數出現負向的轉變，說明隨著目前城市行政級別對于投資規模具備較強的驅動效應，但這一作用與投資規模本身的流動作用之間呈現出不匹配的關系。研究以職工平均工資作為人均GDP的替代變量展開穩健性檢驗，(28)晏月平,王楠.中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較研究[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各項變量的系數基本相同，說明研究模型具備一定的穩健性。

(二)空間計量模型估計

研究首先對表2基本回歸模型的殘差項、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區域收入等主要變量展開的Moran’s I、Greay’s C檢驗以判斷其空間相關性。結果表明模型回歸殘差項、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區域收入都存在著顯著的空間相關性，說明研究具備展開空間計量分析的可行性與必要性。針對模型(4)所構建的空間計量模型，研究進一步對選用的模型展開研究通過最大擬然比檢驗(LR檢驗)，判定在地理矩陣與經濟地理加權矩陣的情況下空間杜賓模型(SDM)能否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SLM)、空間誤差模型(SEM)，結果拒絕原假設，說明應當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展開空間計量分析。因此，研究運用空間杜賓模型對模型(4)所構建的空間計量模型進行評估分析，其中城市行政級別不隨時間變化，因此研究通過構建city(城市行政級別×時間趨勢)變量以實現模型的固定效應分析。由于研究通過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分析各變量對區域收入水平的空間溢出作用，因此僅構建城市人口規模一次項變量以判斷分析人口規模的增加是否會對周邊地區形成擠壓。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空間計量模型回歸結果

分析表3可以發現空間權重矩陣模型與經濟地理權重矩陣模型均通過了空間相關性的檢驗，呈現出1%水平上的顯著性。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也與基本模型所得到的結論一致。由于表3中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作用存在著空間溢出，因此要進一步對空間杜賓模型下各主要解釋變量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展開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空間杜賓模型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回歸結果

研究首先對在空間權重矩陣模型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在直接效應下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投資規模均具備顯著的正向作用。政府規模對區域收入的抑制作用也說明簡單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并不能夠實際帶動區域收入的增長。由于研究主要希望分析人口規模對區域收入的空間溢出效應，所構建的人口規模一次項變量并不能夠很好地對城市人口規模對其區域收入的正U型關系進行解釋，因此在直接效應下將不對人口規模變量系數進行解釋分析。在間接效應下僅有城市行政級別、投資規模呈現出顯著性，結果對研究假設H2進行驗證，說明城市行政級別、投資規模對區域收入的作用具備在地理區位距離上的相關聯系，距離行政級別較高的周邊市縣其區域收入水平會收到正向推動，并且投資規模也會隨著客觀市場擴張而呈現出向周邊地區的正向溢出作用。而貿易開放、政府規模、人口規模均不具備顯著的地理距離維度的空間溢出作用，中心城市的開放經濟、財政規模擴大、人口增長并不會對周邊地區的收入增長帶來顯著的相關影響作用。從總效應的角度分析，各解釋變量的系數與基本研究結論保持一致，然而僅有城市行政級別、投資規模具備較高的顯著性，說明在地理距離矩陣下城市間各要素的關聯性并不十分強烈，各變量對區域收入的空間溢出并不主要依賴于地理距離。

研究再對經濟地理權重矩陣模型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在直接效應下各解釋變量系數與基本研究結論保持不變，說明研究對各解釋變量與區域收入直接效應的分析結論具備較高的一致性。在間接效應下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投資回歸均具備顯著的正向作用，結果進一步驗證了研究假設H1、H2、H3，說明三者對區域收入的空間溢出作用主要取決于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政府規模對區域收入的間接效應不顯著說明政府規模擴大僅會對其內部經濟發展產生作用。城市人口規模對區域收入在間接效應下顯著的負向作用，說明城市的人口規模擴大會對其經濟聯系緊密的地區形成“虹吸效應”，中心城市的人口規模擴大會抑制與其經濟聯系緊密地區的收入增長。從總效應的角度分析，各解釋變量的系數與基本研究結論保持一致，并且除政府規模外均具備較高的顯著性，說明城市的集聚-擴散效應作用規律主要通過經濟地理距離關系進行相關互聯，經濟聯系是形成空間溢出的決定性因素。

五、研究發現與討論

通過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的影響及其空間效應的研究，所得到的實證結果與研究假設基本相符，通過文獻分析、理論研究、實證研究，發現以下特征：

第一，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具備顯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城市行政級別在地理距離、經濟聯系距離兩個層面都具備顯著的空間溢出作用。

第二，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具備顯著的正向作用，貿易開放會對與城市經濟聯系緊密的地區形成顯著的空間溢出作用。

第三，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具備正向的交互作用。

接下來針對上述研究發現進行進一步討論。

第一，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具備顯著的推動作用。劉君德(2006)(29)劉君德.中國轉型期“行政區經濟”現象透視——兼論中國特色人文-經濟地理學的發展[J].經濟地理,2006,(6).、劉小康(2010)(30)劉小康.當代中國行政區經濟表現的再探討[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0,(3).、朱建華(2015)(31)朱建華,王開泳,陳田.國內外城市型政區設置研究進展與展望[J].地理科學進展,2015,(8).等學者對中國區域經濟研究所提出的行政區經濟理論，認為我國的區域經濟的發展演化過程中具有強烈的政府應為作用，從而使得我國行政中心與經濟中心往往高度重合。研究發現行政級別不僅對城市內部收入水平的提升具備正向推動作用，還會促進其周邊地區、經濟聯系緊密地區的收入水平提升。說明在我國特色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模式下，行政級別起到對區域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與行政級別更高的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的地理距離、經濟聯系關系顯著地影響著一般地級市的經濟發展及收入水平。特別是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在地理距離層面的空間溢出作用，表明在新時代下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城市行政級別結構體系依舊起到關鍵作用，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區域戰略政策工具。同時，研究對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發展要素驅動的實證分析表明，行政級別對政府規模、人口規模、投資規模與區域收入提升具備正向的驅動作用，也進一步說明要實現中國特色行政區經濟下區域的協調發展，應當建立城市行政級別-區位要素稟賦兩者相適應協同的行政區劃制度。(32)王國恩,張媛媛.城市增長邊界的效能及對行政區劃調整的影響[J].規劃師,2012,(3).

第二，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水平具備正向推動作用，并且呈現出在經濟聯系緊密地區間的空間溢出作用。研究發現首先運用中國經驗數據驗證了斯托爾帕—薩繆爾森理論，隨著貿易開放我國低技能勞動者收入得到普遍增長，從而使得區域收入水平得以提升。其次，貿易開放對城市周邊地區較弱的空間關聯性以及對經濟聯系緊密地區的擴散輻射效應，充分揭示出我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雖然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得到提升，但總體而言區域收入水平呈現出地區間、地區內不平衡的現象。一方面由于貿易開放對低技能勞動者收入的提升與農業人口轉移趨勢相一致，也就使得實際上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提升是通過城鎮化的轉移實現，大中城市快速的城鎮化實際上對周邊地區的發展形成“虹吸效應”。同時城市在擴散效應作用下所呈現出的職能、產業、人口、資本往往傾向于向具備區位優勢、發展基礎的地區進行轉移，也就導致中心城市的貿易開放與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收入水平之間并不呈現出必然的關聯性，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實現區域內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社會的空間正義難以實現。(33)曾鵬,李洪濤.城市空間生產關系的集聚——擴散效應:時空修復與空間正義[J].社會科學,2018，(5).另一方面貿易開放使得大中城市對低技能勞動者的吸引往往呈現出跨區域的特征，大量中西部地區的農業人口通過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城鎮化轉移實現自身收入水平的提升，大中城市在高水平的集聚經濟作用下也呈現出城市客觀發展規律必然出現的擴散效應，城市的部分職能、產業、人口、資本出現向外部擴張發展的趨勢。不僅使得與中心城市具備緊密聯系的周邊市縣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擴散輻射對象，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收入水平提升，從而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逐漸形成都市圈、城市群等區域協調發展模式。同時從全國宏觀整體而言，雖然貿易開放及市場經濟所形成的“虹吸效應”使得東部地區無論在經濟發展還是收入水平上與中西部地區都形成較大的差距，但隨著東部地區中心城市出現的擴散效應，也使得部分具備區位優勢、發展潛力、經濟基礎的中西部地區城市得以承接其職能、產業、人口、資本的轉移，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收入水平普遍提升。由此，可以看到貿易開放固然對區域收入具備空間溢出作用，但這一作用具備經濟聯系層面的“選擇性”，進而也就解釋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過程中：區域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東中西部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地區內構建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區域協調格局等現象的并存。

第三，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具備正向的交互作用。研究發現進一步論證了通過行政區劃制度設計調整、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的可行性與必要性。通過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兩者單獨對區域收入影響及其空間效應的分析，城市行政級別特別表現出在地理距離層面縮小地區內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的顯著作用，貿易開放對于經濟聯系層面縮小地區間、地區內收入差距，建立區域一體化發展模式具備顯著作用，可以看到兩者具備明顯的互補性。在中國特色行政區經濟發展模式下，城市行政級別的結構體系對于調節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不平衡、空間不正義的問題起到重要作用。(34)李開宇.行政區劃調整對城市空間擴展的影響研究——以廣州市番禺區為例[J].經濟地理,2010,(1)；朱建華,陳曦,戚偉,陳田.行政區劃調整的城鎮化效應——以江蘇省為例[J].經濟地理,2017,(4).同時，充分發揮貿易開放作用，形成區域開放布局對于形成新時代下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以行政區劃制度(城市行政級別結構體系)、區域開放布局(擴大貿易開放)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與鄉村振興，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與優勢，是圍繞區域經濟發展展開空間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大命題。

六、政策含義及政策建議

通過對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影響及其空間效應的研究發現，對于中央及各級政府進行行政區劃制度設計調整、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協調行政區與經濟區發展、政府職能轉型提供重要的理論與實證參考。

第一，政府應當著眼長遠發展展開行政區劃制度設置，強化城市行政級別結構體系在城鄉一體化、區域空間正義中的作用。研究發現城市行政級別對區域收入起到正向作用，并且同時在地理距離尺度與經濟聯系尺度上的空間溢出作用。說明城市行政級別可以在協調城鄉之間、東中西部地區之間收入差距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政府一方面應當轉變政府職能，要著眼長遠展開行政區劃的調整工作，將行政區劃制度設置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相結合，建立包含行政區劃制度在內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另一方面應當充分發揮城市行政級別結果體系對于區域收入影響的空間效應，積極通過政府作用協調地區間、地區內的收入差距，確保區域的空間正義。

第二，政府應當通過擴大貿易開放，優化區域開放格局推動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格局構建。研究發現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起到正向作用，并且在經濟聯系尺度上具備空間溢出作用。說明可以通過擴大貿易開放推動新時代下新型城鎮化發展，建立新型城鎮格局。政府一方面應當通過擴大貿易開放，強化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聯系，進而通過優化區域開放格局以培育推動城市群的構建；另一方面應當通過全國范圍內的擴大開放、深化改革以推動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建立形成東中西部聯動的發展格局。

第三，政府應當促進行政區劃制度與區域開放布局的協同作用，建立形成政府-市場互補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研究發現城市行政級別、貿易開放對區域收入水平具備正向的協同作用。說明可以通過行政區劃制度設置調整與區域開放布局優化的協同，協調我國地區間、地區內發展的不平衡，切實保證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一方面應當在順應區域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治理模式的優勢，(35)呂凱波,劉小兵.城市化進程中地方行政區劃變革的經濟增長績效——基于江蘇省“縣改區”的個案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4,(7).通過行政區劃制度的設置調整，進一步完善城市行政級別結構體系，確保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落實，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應當將行政區劃制度設置與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相結合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積極探尋新時代下政府-市場互補的區域發展新機制的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