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視野與中國故事

劉俊

收在《離岸芳華》這個集子里的小說，包括了北美（美國、加拿大）和歐洲（比利時）華文作家的十三篇作品。雖然從世界華文文學的角度看，區域分布好像不夠“廣泛”，作家數量似乎也有些“迷你”，但所選作品的水準，卻相當出色——可以說是海外華文小說的一次“閃亮”呈現。

十三篇小說出自十位作家之手（張翎、凌嵐和施瑋都各有兩篇），十位作家中有九位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走出國門的“新移民”作家，因此這個集子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可以被視為海外“新移民文學”作家的小說選集。

對于什么是“新移民文學”，我在《跨區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學》一文中，曾經進行過界說和概括。具體來說，“新移民文學”主要是指中國改革開放（1978年）以后走出國門，在海外以漢語（中文、華文）進行創作的作家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學。為什么叫“新移民文學”？是因為這一文學的創作主體基本上都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中國大陸走向海外的移民，為了將他們與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老移民”，以及20世紀50年代以后主要以中國臺港地區華人為主的“留學生移民”區別開來，學術界通常將他們稱為“新移民”。雖然“新移民”這個概念在某種意義上講具有不確定性和相對性——因為“新移民”究竟到什么時候不算“新”了，大家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從總體上看，這些“新移民”具有這樣的特點：（1）以1978年為出國的時間起點；（2）有大陸背景，與大陸（歷史、現實、精神、情感）關系密切。在此基礎上，以“新移民”為主體的“新移民作家”，也就具有這樣幾個特點：“在海外主要用漢語寫作；他們的作品所描寫的世界，都會與中國大陸的歷史、社會和現實發生某種直接或間接的關聯；這些‘新移民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深度介入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作品主要在中國大陸發表、出版，作家常常在大陸獲獎，以至于有些學者干脆將他們‘收編進中國大陸當代文學，認為‘新移民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一部分?！?/p>

“新移民文學”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開的花結的果——因為“新移民文學”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如嚴歌苓、查建英、張翎、陳河、陳謙等，出國前在大陸就已經是頗有成就的作家；而那些到了海外才走向文學創作的眾多成員，也在大陸基本完成了文學教育，有些還接受了大陸的文學訓練（作家班學員）并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大陸文學觀念的熏染乃至灌輸。即便到了國外，他們也非常關注大陸文壇的動態，與大陸文學界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系。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得“新移民文學”具有較為明顯的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影響痕跡（受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蘇聯文學影響較深），并帶有非常強烈的中國當代文學“氣質”——具有強烈的歷史感、現實性和代入感。

“新移民文學”這種既可以說是從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中脫胎而來，又與其有所區別，既有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影響的印記，又有自己新生出來的特點的性質，就使得它事實上是個跨區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學世界。說它跨區域，是指它實際“存在”于中國大陸和海外的“兩邊”，既寄生于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之“內”，又獨立在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之“外”。說它跨文化，是指它看上去似乎與大陸當代文學的“文化”氣質相仿佛（“新移民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國大陸的文學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與同齡的大陸當代作家有一種“同根性”），但它畢竟“生產/生長”在異質文化環境之下，直接受到異質文化的影響和熏陶。因此，在文學寫作的純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學寫作的超然態度和大膽突破方面，在文學觀念受異質文化的滲透和影響方面，“新移民文學”都自有一種有別于大陸當代文學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說，“新移民文學”的文化特性，跨占/兼具了“大陸文化”與海外“異質文化”兩種文化內涵，并升華出不同于兩種文化中任何一種的新文化。

對“新移民文學”的這種總體認識，不見得適用于“新移民文學”的所有作品。不過，以這樣的認識來比照這個集子中的文本，我發現，這樣的概括基本上可以涵蓋出自“新移民作家”之手的十二篇小說，同時也部分適用于趙淑俠的那篇小說。而這種涵蓋的最突出體現，就是以海外視野，寫中國故事。

以海外視野寫中國故事，“對應的”就是上文所說的“他們（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所描寫的世界，都會與中國大陸的歷史、社會和現實發生某種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在這個集子中，張翎的《都市貓語》和《玉蓮》、謝凌潔的《辮子》、施瑋的《日食》和《校慶》，都是純粹道地的中國故事（《校慶》牽涉到一點“海外”，不過“主體”還是落在中國）；而江嵐的《夏天來到的時候》、凌嵐的《冰》和《離岸流》、陳九的《紐約春遲》、陸蔚青的《楚雅如的寂寞》、陳謙的《我是歐文太太》、曾曉文的《卡薩布蘭卡百合》，則是海外位置/經歷與中國故事的交織。這些小說或直接描寫中國歷史/當下社會，或間接涉及中國背景/文化心理；作家們的海外視野，在其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這里所說的“海外視野”，是指這些作家在采用中國題材/素材和代入中國形象的時候，具有一種“外看”的立場和“回顧”的姿態，再加上這些作家“在文學寫作的純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學寫作的超然態度和大膽突破方面，在文學觀念受異質文化的滲透和影響方面”，“有一種有別于大陸當代文學的文化特性”，因此這些作品雖然寫的都是中國故事，但它們卻因了“海外視野”而具有一種“海外特性”，具有一種不同于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獨特“氣質”。

這種由“海外視野”而導致的“海外特性”，在這個作品集中，主要體現為如下兩個方面：

一、在當代中國故事中滲入（別樣的）海外元素

張翎的《都市貓語》乍一看就是一個發生在中國當代社會都市小人物之間的愛情故事，從總體上看似乎非?！爱敶??？墒窃谛≌f的結尾趙小芬給茂盛留下的“那條黑色的、縫著蕾絲、釘著一朵紅玫瑰的內褲”，以及“難熬的時候看一眼，說不定好受些”的叮囑，使小說于不動聲色之間具有了一種“海外”（洋）氣——那是一種對精神分析學理論有著充分了解之后的人性洞察和別樣解讀。她的《玉蓮》同樣也是一個“當代文學”的故事（寫法），然而在這個“當代”小說的結尾，玉蓮那句“你說現在這些兵，哪能和那時候比呢？”所體現出的為了愛情奔赴大西北受盡苦難卻無怨無悔的野性，似乎就與北美西部的那種冒險精神有了某種關聯。謝凌潔的《辮子》和施瑋的《日食》，寫的雖然都是中國故事，可是那種跨越現實和幻境/歷史的神奇世界，則令這兩篇小說帶有了某種無拘無束的形式創新色彩——這也是海外作家采用/借助“中國故事”進行形式突破的一種嘗試/努力方向，并因此使小說隱性地具有了“海外”特性：大概只有在海外的作家，才會有這樣的想象放飛、奇思妙想。

二、在“海外環境”下展示中國故事

這里所說的“海外環境”，是指小說中人物活動的場景是在“海外”。在海外場景下展示中國故事，是海外華文文學體現海外視野/特性時比較常見的一種呈現方式，《離岸芳華》這個小說選集也不例外。當然，盡管都是在海外“場景”中敘述中國故事，但每個作家，每篇作品的立意、訴求和“說法”卻不盡相同。就這個小說選集而言，江嵐的《夏天來到的時候》寫的是海外“新一代華人”與中國老人之間動人的親情故事：“我”（馬克·李，奶奶口中的“鐵蛋”）對奶奶赴美帶孫子孫女的處境未必了解，可是在奶奶滯美難歸（從小帶“我”，后來又帶“我妹妹”，后來又等綠卡）并客死異鄉之后，“我”對奶奶的深厚感情終于爆發——“奶奶，我已經開始想您了”，“我的眼淚，終于還是流了下來”。這篇小說以兒童視角，寫一對成長背景、生活經歷迥異的祖孫之間既有文化代溝又有血脈親情的感情故事，題材新鮮，寫法動人。

凌嵐的《冰》和《離岸流》、陳九的《紐約春遲》、陸蔚青的《楚雅如的寂寞》、陳謙的《我是歐文太太》、曾曉文的《卡薩布蘭卡百合》，展現的是改革開放后走出國境的中國人——海外新移民華人——在世界舞臺上的各種“奇遇”：《冰》中的林里和涂途曾是夫婦，現在不是夫婦又“貌似”夫婦一起出游，然而豪華的郵輪之旅并不能融化掉他們之間的精神/情感冰墻；《離岸流》借助一次搶劫、一次流產和一個未出生的小生命的海葬，揭示出海外華人的真實處境——離岸流，那“一股看不見的流動”，“會不停地朝遠離海岸的方向”推動他們；在陳九、陸蔚青、陳謙、曾曉文乃至趙淑俠的小說中，讀者看到的，也是同樣“一股看不見的流動”，將作品中的人物“不停地朝遠離海岸的方向推”——那是一種個人在“海外”空間和“歷史”時間中，無法把握的方向。

海外“位置”使這個小說集中的作者們都具有了海外視野——他們不僅因置身于海外世界而能看到、體會到一個新的世界，而且還能以一種海外角度、海外“語境”來思考所看到的世界和面臨的問題。這樣的海外視野，使得他們的小說創作具有了一種別具“風味”的海外特色。這種或許可以稱之為“離岸流”的海外特色，在我看來正是這個小說集，乃至整個海外華文文學，最富魅力也是最具價值的地方。

在當今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不斷“崛起”并開始產生世界影響之際，當中國大陸的文學期刊、出版社和各種文學獎項向著海外華文文學開放、擁抱的時候，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事實上對海外華文文學（特別是對“新移民文學”）產生了巨大的磁吸效應。當此時也，海外華文文學是不斷地被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吸引”并最終“融入”其中，成為其“海外支流”？還是保持自己的“海外特色”并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離岸流”文學之路？這是每個海外華文作家（尤其是“新移民作家”）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以上是我從《離岸芳華》這個集子中看到的和想到的。親愛的讀者，你呢？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摘自1月15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