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置義介詞“將”的語法化研究

摘 ?要：表處置義介詞“將”萌芽于先秦時期，發展于漢魏時期，唐五代時期得到了廣泛運用。處置介詞“將”是從表示“持拿、握持”義的動詞“將”發展而來的。處置介詞“將”的產生是語法化的結果，在“將”語法化的過程中，認知、句法、語義等因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將”;處置介詞;語法化;機制

一、引言

“處置式”這一概念是王力先生首先提出來的[1]，在此之后，它一直是漢語史和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處置式是現代漢語中的一種特殊句式，它通過介詞“把”或“將”把受事賓語提到動詞的前面，表示動詞對句子的受事具有處置意義。處置式的形式一般是“NP1+把（將）+NP2+V2”。表處置的介詞“將”是在連動結構的基礎上產生的，后來“將”的動詞義逐漸弱化，并最終虛化為一個引介被處置對象的虛詞，這就是語法化的結果。所謂“語法化”，通常是指由意義實在的詞演變為意義虛靈的詞或者是由一個語法成分轉變為虛化程度更高的語法成分這樣一個過程或現象，中國傳統的語言學稱之為“實詞虛化”。在語法化的過程中，發生變化的不只是某一個實詞的詞匯意義，其功能也往往會隨之發生變化?，F代漢語中的副詞、介詞、連詞大多是由古代的實詞虛化而來的，其中，介詞多是由動詞虛化而來，處置式中的介詞“將”正是由動詞“將”經過語法化而形成的。一般認為，表處置的介詞“將”來源于表“執持”義的動詞“將”。關于表處置義的介詞“將”的形成過程，我們將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歷時演變的情況，來作出描寫和分析，并著重論述處置介詞“將”的語法化的動因和機制。

二、處置式的來源探析

（一）現代漢語中的處置式

從句法上來看，處置式指的是在謂語中心詞前用介詞“把”或“將”組成的介詞短語作狀語的一種主謂句，介詞“把”或“將”是處置式的話語標記。處置式的主語大都是名詞、名詞性短語或代詞，賓語通常是體詞或體詞性短語，也有少數非體詞性短語。處置式的謂語動詞通常不能是“光桿”動詞，它的前后總會有其他的成分。從語義上來看，處置式主要是表示動詞對句子中“把”或“將”引進的受事具有處置意義。它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主動句，主語為施事或者至少要具有施事性，如：“幾口酒就把我喝醉了?！碧幹檬降馁e語一般是謂語動詞的處置對象，通常是有定的，如：“小王把香蕉剝了皮，送到奶奶手中?！彼膭釉~對處置的對象要施加一定的影響，因此，只有動作性很強的動詞才能進入處置式的謂語部分，一些動作性較弱的助動詞（能、很、會）、關系詞（像、是、有）、趨向動詞（上、下、來、去）、某些表心理活動的動詞（喜歡、知道）以及一些不及物動詞（難過、生氣、勞動）等，都不能進入處置式的謂語部分?？傊?，無論從句法上看還是從語義上看，處置式都是現代漢語中必不可少的特殊句式，能表示一般主謂句所傳達不出來的某些意義。

（二）處置式的來源

關于處置式的來源問題，以往的很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探討，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處置式來源于連動式，祝敏徹、王力等學者持此觀點。祝敏徹認為，“將/把（動）+O+V”轉化為“將/把（介）+O+V”的語法化過程發生在唐代[2];王力認為，上古漢語里沒有處置式，處置式的產生大約在七世紀到八世紀之間[3]，其中，“將”字式在較早時期最為常見，晚唐以后“把”字式的使用更加普遍。第二種觀點認為處置式來源于“以”字結構，陳初生和太田辰夫等人持此觀點。陳初生用西周金文中的例證，說明了“以”字結構是處置式的更早期形式[4];太田辰夫指出，“以”字句是處置式的前身，并把處置式劃分為六類[5]。第三種觀點認為處置式一部分來源于連動式，一部分來源于“以”字結構，梅祖麟等學者持此觀點[6]。我們認為，處置式來源于連動式中動詞“把”或“將”的語法化。

三、表處置介詞“將”的詞義演變

（一）“將”字的本義

《說文解字·寸部》：“將，帥也。從寸，醬省聲?！薄墩f文》所釋應為“將”字的引申義，而不是其本義。黎錦熙根據篆文字形，認為“將”字的原始意義是“親手搶一塊肉去獻給祖宗”[7]。由此可知，“將”的本義當為“奉獻、進獻”?！对娊洝ば⊙拧ぢ锅Q》：“吹笙鼓簧，承筐是將?！薄对娊洝ぶ茼灐の覍ⅰ罚骸拔覍⑽蚁?，維牛維羊?！边@里的“將”意為“奉獻、進獻”，正是用的其本義。后來，“將”字由其本義逐漸引申出“率領”“攜帶”“持拿”等義。

（二）“將”字的語法化過程

1.作動詞，表“握持”義

表示“執持”義的動詞“將”，在先秦的文獻中就已經產生，它經常出現于“將+NP”或“將（動）+NP1+V2+NP2”的結構中。例如：

（1）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詩經·周南·樛木》）

（2）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敵鈹滑。（《荀子·成相》）

（3）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戰國策·趙策一》）

（4）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戰國策·秦策一》）

例（1）、例（2）屬于“將+NP”結構，例（3）、例（4）屬于“將（動）+NP1+V2+NP2”連動式?？梢?，“將”字連動式早在先秦時期便已出現。何樂士指出，連動式在先秦就已經產生了，兩漢廣為使用[8]。只不過在上古時期，“將”多出現于“將+NP”結構中，在連動式中的用例較少，同時，連動式中的“將”多表示“率領、帶領”的意思。因此，“將”的句法條件雖已初步具備，但語義條件尚未成熟。

到了漢代，“將”字的連動式明顯增多。例如：

（5）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丑?！奔磳⑴鲠≈?，來至前。（《史記·滑稽列傳·西門豹傳》）

（6）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漢書·王尊傳》）

（7）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漢書·趙廣漢傳》）

魏晉時期，“將”字連動式已經成為一種常見句式。例如：

（8）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三國志·魏書·董卓傳》）

（9）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三國志·魏書·臧洪傳》）

（10）于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東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一）

在上述連動式中，例（8）、例（9）中的“將”表示“率領”義，例（5）、例（6）、例（7）、例（10）中的“將”表示“執持、持拿”義。由此可見，漢魏六朝時期雖然已經具備“將”虛化的句法條件，出現在“將+NP1+VP+NP2”構式中，但是很多“將”字依然是表示“率領”義，語義上差距較大，“將”虛化的語義條件仍未成熟。

2.處于過渡階段的“將”

沈家煊指出，在一個成分A虛化為B的過程中，必定有一個A和B并存的階段，即“A→A，B→B”[9]。就處置介詞“將”而言，它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渡階段：在一個句子中，“將”的詞性和詞義處于一個兩可的狀態，既能把“將”分析為表“執持”義的動詞，也能把“將”分析為表處置義的介詞。例如：

（11）悉將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后漢書·光武帝紀上》）

（12）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后漢書·皇后紀下》）

（13）我便命終，即將愚人付一大臣。（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三）

例（11）～例（13）中的“將”，均出現在“將+NP1+V2+NP2”構式中，可以分析為“持拿”義。不過，它雖然仍是動詞，但動詞性大大減弱，已經開始虛化?？梢哉f，此處的“將”只是一種輔助性動作，而它后面的動詞“分配、下、付”則成為句中的核心動詞，居于主要地位。就此而言，我們把“將”視作介詞也未嘗不可。這正是處于過渡階段的詞語的一個主要特征。這時，“將”字虛化的語義條件已經成熟。

3.處置介詞“將”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真正意義上的處置介詞“將”開始出現，但它們的使用范圍很窄，主要出現在口語性較強的經文中和詩歌中。唐五代以后，“將”字處置式才得到廣泛運用。例如：

（14）我今可將此女與彼沙門。（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四十一）

（15）吾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覓祖不善，卻同凡心奪其圣位。（《六祖壇經》敦煌本）

（16）若不要賤奴之時，但將賤奴諸處賣卻。（《敦煌變文集·廬山遠公話》）

（17）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宋代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十九）

例（14）、例（15）均出自佛經文獻，屬于早期的處置式;例（16）、例（17）均出自唐宋時期文獻，屬于典型的處置式，這也說明處置式在唐五代以后得到了普遍應用。同時，例（14）、例（15）屬于廣義的處置式，是一個典型的雙及物結構;例（16）、例（17）則屬于狹義的處置式，“將”字出現在“將+NP+V”的構式中。無論是廣義的處置式，還是狹義的處置式，“將”字都已經虛化為處置介詞，它的動作性幾乎消失，不再是句中的核心動詞，“將”字后面的動詞則成為句中唯一的中心動詞?？梢哉f，這些句法上的特點證明了“將”字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處置介詞。

綜上所述，“將”字由表“執持”義的動詞虛化為表處置義的介詞的演變軌跡是比較清晰的。在先秦時期，“將”字已經產生了“執持”義，而且“將”字連動式也初露端倪，但是動詞虛化的語義條件尚不成熟。在魏晉時期，表“執持”義的動詞“將”開始大量地出現在連動式中，這就為動詞“將”的虛化提供了句法和語義上的條件。到了南北朝時期，“將”字的動詞性逐漸減弱，不再是中心動詞，只表示輔助性的動作行為，成為一個表處置義的介詞，這一時期是處置式的萌芽階段。唐五代以后，處置式得到了廣泛應用，成為一種常用的句式。

四、“將”語法化的動因和機制

語法化不是在自然狀態下產生、發展的，而是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些因素被稱為語法化的機制。語法化的機制主要是能夠使實詞的詞匯意義逐漸虛化、語法功能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一些因素。就處置介詞“將”字而言，可以從認知、句法、語義等方面進行探究。

（一）句法環境

劉堅等指出，詞的意義和功能總是在一定的語境之中才能得到體現[10]。在表處置義的介詞“將”的語法化過程中，“將”所處的句法環境是它虛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梢哉f，處置介詞“將”的產生與連動結構有著密切關聯。當“執持”義動詞“將”出現在連動式“將+NP1+V2+（NP2）”時，句子的語義中心通常要落在后一個動詞身上，這時“將”就不再是句子的中心動詞，它的動作性也逐漸變弱。隨著“將”字的進一步虛化，最終轉化為一個表處置的介詞，后面帶上受事賓語作句子的狀語。因此，句法環境是處置介詞“將”虛化的重要機制。

在早期階段，“將”主要出現在兩種連動式中：一是A句式“將+NP1+V2+NP2”;二是B句式“將+NP1+V2”。例如：

（18）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三國志·魏書·董卓傳》）

（19）輕將玉杖敲花片，旋把金鞭約柳枝。（唐代張祜《公子行》）

（20）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三國志·魏書·臧洪傳》）

（21）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唐代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22）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唐代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例（18）、例（19）中的“將”，出現在連動式“將+NP1+V2+NP2”中，這時，NP1是V1“將”的賓語，NP2是V2的賓語。例（20）～例（22）中的“將”，出現在連動式“將+NP1+V2”中，這時，NP1既是“將”的賓語，又是V2的賓語。

需要指出的是，由A句式“將+NP1+V2+NP2”產生了工具介詞“將”，由B句式“將+NP1+V2”則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處置介詞“將”。A句式V2后面可以加上一個賓語“NP2”，這個NP2與NP1的所指是完全相同的。據此可以推測，B句式是由于A句式中的兩個賓語所指相同而省略形成的。

再看C句式“將+NP1+V2+之”：

（24）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唐代馮翊《桂苑叢談》）

（25）汝將此人安徐殺之，勿損皮肉。（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佛說長阿含經》卷七）

（26）船者乃將此蟾以油熬之，女翌日愈。（唐代陸勛《集異記》）

（27）就標上將梁王頭上蛆，用舌舔之。（元代佚名《前漢書平話》卷上）

在例（24）～例（27）中，代詞“之”用來復指NP1，即NP1與NP2的所指相同。如果我們把例（24）進行還原，就會形成“就將符依法命焚符”這樣的表達，此類表述顯然是重復多余的。出于語言經濟原則的考慮，復指代詞“之”后來也被省略，于是，就形成了B句式“將+NP1+V2”。

總體上看，從C句式到B句式，是一種共時角度的變化。如前所述，早期的處置式大都是光桿動詞，這可能是C句式省略V2后的賓語所造成的。由于“將”字是次要動詞，后面的V2才是真正的謂語動詞，因此，可以把“將+NP1”看作是V2的狀語。也就是說，“將”和V2是處于不同層級的語法單位。這樣，當“將”和V2帶相同賓語時，由于句子只需一個賓語，基于經濟性原則，人們必然會采取承前省略的方式，以使表達更為簡潔。早期的處置式便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產生的。

綜上所述，表處置的介詞“將”語法化的句法環境是連動式“將+NP1+V2（+NP2）”。在這一句法環境中，“將”字的動詞性變弱，逐漸演化為介引詞，而“將”字后面的動詞就成為處置式中的中心動詞，這樣早期處置式就產生了。

（二）重新分析

Langacker把重新分析定義為沒有改變表層表達形式的結構變化[11]。一個可分析為（A，B），C的結構，在經過重新分析后，就變成了A，（B，C）。換言之，重新分析就是句子的表層形式不變而底層結構發生了變化。下面，我們就結合相關例句進行具體分析。

（28）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三國志·魏書·臧洪傳》）

（29）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清代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四十八）

（30）我便命終，即將愚人付一大臣。（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三）

例（28）中的“將”為實義動詞;例（29）中的“將”則是處置介詞，它的意義比較虛靈，是處置式的語法標記。從形式上看，兩個例句的表層結構是相同的，都是“將+NP1+VP”這一構式。從句法上看，兩例內部的句法關系卻并不相同。例（28）中的“將+NP1”和VP是連動關系，“將”和NP1是動賓關系;例（29）中的“將+NP1”和VP是狀中關系，“將”和NP1是介賓關系。例（30）則是處于過渡時期的用例，這里的“將”既可以分析為動詞，也可以分析為介詞。當把“將”字看作動詞時，它內部的句法關系與例（28）相同;當把“將”字看作處置介詞時，它內部的句法關系與例（29）相同。這也進一步說明了處置介詞“將”是對連動式進行重新分析之后得到的。

（三）詞義變化

劉堅等指出，詞義的演變和虛化也會引起詞的功能的改變，使之用于新的語法位置、結構關系上，從而產生一個新的虛詞[10]?？梢?，詞義演變也是語法化的重要誘因。在處置介詞“將”的產生過程中，詞義變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將”字原本是動詞，本義為“奉獻、進獻”，后來又發展出“率領、攜帶”“執持”等引申義，其中，“執持”義是處置介詞“將”的來源。在語法化過程中，“將”字的動作性逐漸變弱，意義變虛，并經歷了動詞和介詞兩種詞性并存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既能把“將”分析為表持拿義的動詞，也能把它分析為表處置義的介詞。后來，隨著“將”的語義的進一步虛化，它完全喪失了動作性，也失去了“持拿”義，最終徹底虛化為處置式的語法標記。

“將”的詞義演變還引發了其組合關系的變化，從而由“將（動詞）+NP1+VP”變為“將（介詞）+NP1+VP”;與此同時，成分與成分之間的句法關系也發生了改變，“將+NP1”與 VP的句法關系從連動變為狀中。

（四）隱喻

隱喻是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概念。沈家煊指出，隱喻就是用一個具體概念來理解一個抽象概念的認知方式， 現在常說成是從一個認知域到另一個認知域的投射[12]。隱喻的基礎是事物的相似性，如“手”本來是人體的部位，人們根據相似性原則，將它應用到其他認知領域，于是就產生了“歌手、水手、打手”一類的說法。從功能角度來看，隱喻的本質就是用一種事物去理解和經歷另一種事物。從認知角度來看，隱喻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它更是思維的問題。人們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中，總是從人類自身及自身的行為出發，先是認識周圍的事物，然后認識遠處的事物;并在此基礎上，再去認識空間、時間、性質抽象的概念等。這也是認知域投射所要遵循的基本規律。就表處置的介詞“將”而言，隱喻正是“將”字語法化的主要機制之一?！皩ⅰ弊钟杀怼俺帜谩绷x的動詞虛化為表處置義的介詞，從一個具有支配作用的動詞演變為一個具有處置性的語法標記，這就反映出人們從具體到抽象的思維方式與認知方法，即從具體的動作行為轉化為表示行為的性質。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處置介詞“將”是由表示“持拿”義的動詞“將”發展而來的。處置介詞“將”發端于先秦時期的連動式，“將”在魏晉時期開始大量出現在連動式里，在唐五代以后得到了廣泛運用，處置式也成為了一種常見句式。其次，動詞“將”演變為處置介詞“將”是語法化的結果。在語法化的進程中，認知、句法、語義因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認知因素主要指的是隱喻和重新分析，而句法、語義因素主要指的是句法環境和詞義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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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沈家煊.實詞虛化的機制——《演化而來的語法》評介[J].當代語言學，1998，（3）.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Jiang（將）”

Wang Le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The preposition “jiang（將）” for table disposal sprouted in the pre-Qin period， developed in the Han and Wei periods， and was widely used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jiang（將）” is developed from the verb “jiang（將）” which means “china（持拿），wochi（握持）”. The emergence of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jiang（將）” is the result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jiang（將）” grammaticalization， cognitive factors， syntax and semantic elements 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jiang（將）”;disposal preposition;grammaticalization;mechanism

作者簡介：王樂蘋，女，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