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市某大學學生生活目的感在社會支持與自殺態度間的中介作用

高 飛 宋曉凡 遲曉慧 房 馨

山東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濟南，250014

自殺是目前全世界面臨的一個重大公共衛生問題[1]，是15-29歲年輕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2]。大學生自殺已成為各方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研究表明，自殺態度是大學生高自殺風險的重要預測指標[3]，并受到社會支持的影響[4]。生活目的感指人們擁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并為之追求的方向感和成就感，能夠使人感受到生活的意義[5]。有研究證實，社會支持可增強個體生活目的感，降低個體自殺的風險[6]。本研究以濟南市某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了解大學生自殺態度，分析生活目的感在大學生社會支持與自殺態度間的中介作用，為提升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做好大學生心理危機的干預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取樣的方法在2018年3月-4月期間對山東省濟南市某大學本科生進行調查，施測地點在公共選修課教室。在施測過程中，以班級為單位由3名心理學專業學生使用統一問卷進行團體施測。指導語一致且強調作答真實性以及個人信息保密性，所有被試均在調查開始前簽署知情同意書，共發放問卷730份，回收有效問卷704份，回收有效率為98.9%。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情況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年級、專業、生源地、是否學生干部等信息。

1.2.2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采用肖水源和楊德森編制的量表[7]。該量表共10個條目，分為主觀支持(4個條目)、客觀支持(3個條目)與支持利用度(3個條目)3個維度。10個條目之和即為總分，分數越高說明被測者社會支持的總體情況越好。本研究中問卷整體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2。

1.2.3 生活目的感量表。采用Crumbaugh于1968年編制的中文版量表[8]。該量表共20個條目，包括生活感受(9個條目)、生活目標(7個條目)、生命態度(2個條目)和自主感(2個條目)4個維度。分數越高說明被測者生活目的感越高。本研究中問卷整體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4。

1.2.4 自殺態度問卷。采用肖水源和楊洪于1999年編制的問卷[9]。該問卷共29個條目，分為對自殺行為的態度(9個條目)、對自殺者的態度(10個條目)、對自殺者家屬的態度(5個條目)以及對安樂死的態度(5個條目)4個維度。將各維度總分(各條目實際得分之和)除以該維度的條目數即為該維度的平均維度分。各維度分以2.5和3.5為分界值，≤2.5被認為對自殺持肯定、認可、理解和寬容的態度，2.5-3.5分被認為自殺持矛盾或中立態度，≥3.5分被認為對自殺持反對、否定、排斥和歧視態度。本研究中問卷整體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3。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和AMOS 20.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所得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探究社會支持、生活目的感與自殺態度的相關性。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社會支持、生活目的和自殺態度之間的中介關系。采用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程序進行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檢驗。

2 結果

2.1 不同人口學特征大學生的社會支持、自殺態度與生活目得分比較

結果顯示，男生生活目的感得分顯著高于女生(P<0.01)，女生自殺態度得分顯著高于男生(P<0.05)。文史類專業學生的自殺態度得分高于理工類學生(P<0.05)。不同年級學生社會支持、生活目的感得分存在顯著差異(P<0.05)，事后多重比較顯示，大一、大二年級學生社會支持得分顯著高于大三、大四學生(P<0.05)；大四學生的生活目的感得分顯著高于其他年級(P<0.05)。農村戶籍學生的自殺態度得分顯著高于城鎮戶籍學生(P<0.05)。學生干部的社會支持和生活目的感得分顯著高于非學生干部(P<0.001,P<0.05)。見表1。

自殺態度各維度得分在不同人口學特征上表現差異，女性對安樂死的態度得分顯著高于男性(P<0.05)。對自殺行為的態度、對安樂死的態度等維度在專業、年級以及生源地等方面有差異(P<0.05,P<0.001)。學生干部對安樂死的態度得分顯著低于非學生干部(P<0.05)。

表1 不同人口學特征社會支持、生活目的與自殺態度得分比較

表2 大學生社會支持、生活目的感、自殺態度及各維度的得分和相關矩陣(r，n=704)

注：*P<0.05，**P<0.01，下文相同。

2.2 大學生社會支持、生活目的感、自殺態度及各維度的得分和相關分析

各變量間相關系數及平均數和標準差見表2，社會支持得分、生活目的感得分與自殺態度總分之間均呈兩兩正相關關系(P<0.01)。自殺態度量表不同維度間的相關分析顯示，對自殺者家屬的態度僅與對自殺者的態度呈正相關關系(P<0.01)，而其他三個維度間均呈兩兩正相關關系(P<0.01)。

2.3 生活目的感在社會支持和自殺態度之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社會支持、生活目的和自殺態度之間的關系。以社會支持得分為自變量，生活目的感得分為中介變量，自殺態度總分為因變量，建立模型(見圖1)進行路徑分析，考察生活目的感的中介作用。結果表明，該模型各擬合指數均在可接受范圍，χ2/df=2.818, GFI=0.974, CFI=0.937, TLI=0.907, NFI=0.907, IFI=0.938, RMSEA=0.051。

根據模型擬合，使用Bootstrap程序對構建的中介效應模型進行顯著性檢驗，抽取樣本5000，對各通徑系數的95%置信區間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直接效應為0.19，95%的置信區間為(0.06, 0.32)；間接效應為0.07，95%的置信區間為(0.02, 0.18)，均不包含0，說明社會支持對自殺態度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具有統計學意義，在控制了生活目的感之后，社會支持對自殺態度的效應仍是顯著的。因此，生活目的感在社會支持與自殺態度的關系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6.92%。見表3。

表3 社會支持對自殺態度的總效應、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的Bootstrap分析

3 討論

3.1大學生總體上對自殺持矛盾或中立態度

結果顯示，大學生的自殺態度總分為(2.59±0.39)分，處于2.5-3.5分之間，表明該群體總體上對自殺持矛盾或中立的態度，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相一致[10-11]。這種矛盾或中立的態度使得大學生在遭遇挫折時容易心理失衡，產生應激障礙或不成熟的應對方式，易導致自殺行為的發生。結果顯示，自殺態度各維度得分在不同人口學特征上存在差異，性別、專業、生源地等是影響自殺的重要因素。這可能與大學生群體人格特征、家庭環境、教育背景等密切相關。其中文史類專業學生的自殺態度得分高于理工類學生，這可能是因為文史類學生思維方式較為感性[12]，更善于向他人表達和傾訴自己的情感，從而有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農村戶籍學生的自殺態度得分高于城鎮戶籍學生，這與單白雪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這可能是中國社會轉型期城鎮學生所體驗到的壓力更大所致。

3.2 大學生生活目的感存在性別差異

研究表明，女生自殺態度得分顯著高于男生，而男生生活目的感得分卻顯著高于女生。早先的研究并未發現大學生群體生活目的感存在性別差異[13]。本研究與此結果不一致可能是由樣本不同所致。在師范類高校，由于性別認同、社會期許等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女生認為自己更適合教書，而男生則不自覺地認同自己就是那個“養家糊口”的人，對成功與財富有更強的渴望與追求[14]。這使得男生具有更強的生活目的感。

圖1 生活目的感在社會支持和自殺態度之間的中介作用模型

3.3 生活目的感在大學生社會支持與自殺態度間有一定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持不僅直接影響大學生自殺態度，還通過生活目的感間接影響大學生的自殺態度。這可能是因為大學生良好的社會支持使其對自殺更傾向于持否定的態度[6]。Cohen和Wills(1985)在壓力緩沖模型(Stress Buffering Model)理論中提到，社會支持對個體所承受的壓力起到了有益的緩沖作用[15]。那些擁有良好社會支持系統的大學生，在應對壓力生活事件時能感受到更多的支持與鼓勵，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緒，對自殺更傾向持否定的態度。而且社會支持良好的大學生，對生命意義的理解更加積極樂觀，生活目標更清晰。這不僅有助于提高個體的主觀幸福感，還有助于避免個體消極條件下的病理反應[5]、顯著降低個體自殺意念，使大學生對自殺更傾向于持否定態度；相反地，社會支持較差的大學生，由于難以得到外界幫助，個體更容易感到空虛和無目標感，進而產生厭倦、絕望、抑郁的情緒，使其對自殺更傾向于持肯定態度。

由于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是心理危機的保護性因素，對個體所承受的壓力起著有益的緩沖作用。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應及時主動對社會支持系統較差的大學生進行早期危機干預，幫助其構建包括同伴、家庭、學校以及社會等全方位的社會支持網絡，以提供物質和精神的支持。另外，還應通過生活目的感的培養和生命意義教育來對大學生心理危機進行干預。應引導大學生明確合理的生活目標，增強生命意義感，學會坦然面對和辯證看待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困難，以積極的心態追求和實現生活目標，提升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從而消除心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