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先天性畸形的調查分析

何賢靜 吳愛輝 李樂 蘇紅春 劉夢醒 劉幸

新生兒先天畸形，即發生于產前的、新生兒身體結構上或功能上的缺陷。目前已知的危險因素包括易感基因、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環境因素(如藥物、乙醇、煙草、輻射，尤其是在母親孕期接觸)、感染、母體營養不良(如缺乏維生素A)等。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方式轉變、環境污染加重，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逐年上升[1]。據報道，我國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位居世界前列，高達13.5‰[2]。先天畸形可造成終身殘疾，重者致死，給個人、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負擔[3]。其中妊娠合并傳染性疾病可導致胎兒早產和畸形的可能，直接影響胎兒的健康[4]。我院是昆明市傳染病孕產婦治療和分娩的綜合性醫院，主要治療對象為合并性傳播疾病(簡稱三病，包括梅毒、乙肝、艾滋病)的孕婦。本文探討我院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現狀及與母親患病的關系，為尋求有效降低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的方法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新生兒2 826例，其中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乙型肝炎病毒(HBV)、梅毒螺旋體(TP)的孕產婦1 125例，均進行了相應的母嬰阻斷治療。未患病孕產婦1 701例。

1.2 診斷標準 先天性畸形的新生兒，是指新生兒出現形態或結構的異常?；蔚脑\斷標準為新生兒分娩后由婦產科醫生及新生兒醫生肉眼觀察(臨床表現)，并結合包括B超檢查、心臟超聲、病理檢查在內的輔助檢查手段。

1.3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顧性隊列研究的方法，將孕產婦按感染情況分為3種類型(HIV、HBV、TP)，分別統計新生兒先天性畸形發生率；新生兒先天性畸形與母親所患“三病”的關系；新生兒先天畸形與母親所患“三病”種類的關系；母親導致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種類。

2 結果

2.1 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比較 2013至2018年，我院分娩活胎總數為2 826例，其中畸形總數為63例，平均畸形發生率為2.23%。我院在6年期間新生兒畸形發生率無顯著性增長(P>0.05)?；涡律鷥旱哪赣H中，獲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15例，獲梅毒(TP)感染13例，獲乙肝病毒(HBV)感染11例，余24例未患病，63例孕產婦均為單胎，且無交叉混合感染情況。見表1。

表1 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比較

2.2 新生兒先天畸形與母親是否患病的關系 患病母親所分娩的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為3.47%，未患性病母親所分娩的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為1.4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新生兒先天畸形與母親是否患病的關系 例(%)

2.3 新生兒先天畸形與母親所患病種類的關系 將患病孕產婦分為三組(HBV、TP、HIV)，孕產婦感染HBV、TP、HIV的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分別為2.82%、3.64%、3.97%，3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新生兒先天畸形與母親患病種類的關系 例(%)

2.4 母親導致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種類 在63例新生兒先天畸形中，足畸形數量最多(18例，占28.6%)，其次是手畸形(14例，占22.2%)、耳畸形(14例，占22.2%)。其余畸形包括：肛門閉鎖3例、先天性唇腭裂2例、畸胎瘤1例、腹白線疝2例、臍疝3例、口角裂1例、右腎缺如并足內翻1例、21三體1例、隱睪及小陰莖1例、房間隔缺損1例、室間隔缺損1例。見表4。

3 討論

新生兒先天畸形是指在危險因素的影響下，母體內胚胎或胎兒異常發育，在器官形成過程中出現身體結構或功能上的病態，包括外觀畸形、代謝障礙、發育遲緩、智力低下等。報道指出，新生兒先天畸形帶來的嚴重后果包括死產、死胎、新生兒死亡，即便新生兒得以存活，疾病所致的終身殘疾也將給患兒個人、家庭及社會帶來負擔[5]。研究證明，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相關因素主要包括遺傳因素、理化因素、感染等，其中感染TP、HBV、HIV的致畸性更高[6]。主要是因為女性妊娠后，體內的雌激素、孕激素和絨毛膜促性激素分泌水平快速變化，導致個體免疫功能受限，機體抵抗力下降，容易引發感染性疾病。通過對相關危險因素的控制，可有效降低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發生率，但存在一些未進行規范化母嬰阻斷的孕產婦，依然有較高的畸形胎兒生產率。

本研究考察我院2013至2018年婦產科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發生情況，平均畸形發生率為2.23%，梅毒感染畸形發生率為3.64%，與王蘭等[7]研究結果相似,乙肝病毒感染畸形發生率為2.82%，但顯著低于高匯波等[8]的研究。我院在近6年間新生兒畸形發生率未出現顯著性改變。一方面是由于我院婦產科的床位常年處于飽和狀態，未進行新增床位的設置；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積極開展的母嬰阻斷計劃，有效遏制了新生兒畸形發生率。表2顯示，患性病孕產婦分娩的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高于未患性病孕產婦分娩的新生兒，說明孕產婦患梅毒、乙肝、HIV感染時對新生兒有較高的致畸性，雖然本研究入組的孕產婦均進行了母嬰阻斷治療，但未進行規范化治療，且依從性較差，這也是我院新生兒畸形發生率較高的原因之一。在表3中，我們進行了亞組的分析，顯示孕產婦感染HBV、TP、HIV后新生兒的畸形率無顯著性差異(P>0.05)，說明病毒感染的致畸性較一致，且未進行規范化母嬰阻斷的HBV、TP、HIV感染孕產婦，依然有較高的新生兒畸形率。病毒感染導致新生兒先天畸形的機制主要是，胎兒≤12周時，宮內胚胎尚處于分化階段，各器官發育系統尚未成熟，此時病毒若通過胎盤屏障，可引起先天畸形的發生。表4顯示，新生兒畸形種類以足畸形數量居首(18例，占28.6%)，其次是手畸形(14例，占22.2%)、耳畸形(14例，占22.2%)。均為末端器官畸形。其原因可能是病毒選擇性地作用于發育階段的組織器官，影響了其發育的速度，最終導致功能異常而引起先天畸形[9]。

表4 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種類 例

HIV垂直傳播的主要方式是宮內感染，15歲以下HIV感染者90%以上是由于母嬰傳播導致的，其中20%的感染發生在妊娠的36周前，50%發生在妊娠前1周，30%發生在生產時[10]。HIV的母嬰阻斷成功率較高，有研究顯示，通過規范化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后母嬰垂直傳播率可由20%降低到2%[11,12]。孕產婦梅毒感染對新生兒的危害極大，妊娠期梅毒感染屬于高危妊娠，妊娠期梅毒的發生率在3.7‰～4.5‰[13,14]，在妊娠2周時梅毒螺旋體即可通過胎盤屏障直接侵害胎兒本身，在妊娠20周后梅毒螺旋體可累積在胎兒的各個器官，引起胎兒的致畸、流產、早產、死胎等。在電鏡檢查中發現，胎盤絨毛滋養層存在于整個妊娠時期，早期流產胚胎可檢測到梅毒螺旋體[15]，妊娠合并梅毒感染多以隱性感染為主，難以發現臨床癥狀[16]。Gomez等[17]研究顯示，52%的梅毒感染孕產婦可傳染15%的先天性梅毒患兒。王效梅等[18]研究對133例規范化治療的梅毒感染孕產婦的新生兒進行了6個月的跟蹤隨訪，結果未出現新生兒感染的情況；說明規范化治療可有效控制梅毒的母嬰傳播。全球各地區孕產婦乙肝感染率在0.2%～13.4%，我國是肝病大國，孕產婦乙肝感染率在5.4%～63.2%[19]，我國乙肝感染多數是由母嬰垂直傳播引起。在發展中國家，未接種乙肝疫苗的新生兒，有80%左右可進展為慢性乙型肝炎患兒，大三陽的母嬰垂直傳播率為5%～10%，小三陽的母嬰垂直傳播率為0.5%[20,21]。乙肝病毒有顯著的致畸性[22]，高匯波等[8]研究顯示，乙肝病毒感染畸形發生率為4.66%。

近年來，我國逐步加大了孕產婦HBV、TP、HIV感染的的防治力度，在2015年修訂了《預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嬰傳播工作實施方案(2011版)》，對“三病”的防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將其列入了“國家醫改重大公共衛生項目”。為明顯降低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廣大育齡女性應當自覺進行婚前檢查、孕前咨詢、規范產檢，及早發現并及時治療，為胎兒創造良好的宮內環境，避免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發生[23]。醫護人員應做好宣教工作，如完善婚檢、產檢工作及隨訪工作，亦應重視性病的篩查重要性，提高產前診斷的準確性，通過B超、實驗室檢查(孕產婦尿雌三醇、羊水甲胎蛋白及乙酰膽堿酯酶)、染色體檢查等，必要時應用宮腔鏡檢查來判斷胎兒是否出現先天畸形。應及時有效進行母嬰阻斷工作，防范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發生[24]。

綜上所述，新生兒先天畸形是導致新生兒死亡的重要原因，胎兒在宮內的發育過程與母親身體健康狀況密切相關，尤其母親孕期患有“三病”，可顯著提高新生兒先天畸形的發生率。因此加強孕婦健康保健、預防性病的發生，對于降低新生兒先天畸形發生率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