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任弼時與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張保軍

我黨十分重視統一戰線工作，黨的領導干部更是身體力行。在全面抗戰時期，任弼時全面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發展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山西抗戰中，他積極貫徹落實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推動其進一步向前發展；他出使共產國際，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澄清事實，消除誤解，從而贏得共產國際以及世界上主要熱愛和平的國家對中國抗戰的支持；1940年3月，他從共產國際回到延安，為緩解當時國共矛盾與沖突、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抗戰建國綱領目標做出了重大貢獻。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上，任弼時都積極致力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與鞏固。

山西抗戰時期

自洛川會議以來，整個華北局勢急轉直下。日寇分別從北面沿平綏線進占大同，從東面沿平漢路進攻保定、奪取石家莊。山西戰局似有向不利方向發展的可能。有鑒于此，中共中央決定派八路軍入晉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并以小部分兵力開展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武裝的工作。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時，和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抗戰。在山西抗戰的過程中，任弼時積極動員、組織群眾參加抗戰隊伍，并且加強對敵人后方游擊運動的組織與領導，以豐富的抗日斗爭實踐貫徹發展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

首先，任弼時積極建立與閻錫山的統一戰線，與閻錫山合作抗日。太原陷落后，國民黨軍大潰，閻錫山動搖無主，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告結束，以八路軍為主體的游擊戰爭轉入主導地位。1937年12月18日，為減少與閻錫山軍隊及地方政府的摩擦，鞏固統一戰線成果，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以十八集團軍軍分會名義發出調令，指出鞏固民族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的中心與方針”，在山西省的地方工作中，必須盡量取得與山西當局及地方政府民眾團體及友軍的“協同與合作”。軍分會命令：各部隊在12月底停止擴兵突擊工作；相助閻錫山“以決死隊為基礎，擴大新的部隊”，派得力干部與駐地友軍聯絡；游擊隊不直接籌糧，必需之糧經過政府從合理負擔中解決；反對任何人驕傲自大，對指戰員嚴格管理教育。此舉極大地團結了友軍、緩解了國共間的摩擦與沖突。

其次，山西抗戰期間，任弼時積極動員群眾參加對日作戰，擴大山西統一戰線的基礎。任弼時指出，對日抗戰是一種自衛戰爭，也就是一種革命的戰爭。只有動員起全民族的力量，經過長期艱苦奮斗，才能獲得最后勝利。因此，我們把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視為在抗戰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在此精神指導之下，通過不斷努力，八路軍在戰區和敵人后方，發動了廣大的民眾，建立起大批的民眾游擊隊和義勇軍，這些民眾的組織和武裝，已逐漸成為抗日戰爭中一支強大的力量。與此同時，任弼時多次向全體將士闡明：“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雖然需要艱苦和深入的下層群眾工作，但收到動員群眾的實效并不是很艱難的。日寇的進攻，特別是日軍的殘暴，是我們動員、組織群眾最好的宜傳資料?！?/p>

1938年2月14日，任弼時由山西前線回到延安。次日，他在陜甘寧邊區舉行的縣長會議上做《支持華北抗戰中的第八路軍》的報告。報告指出：我們民眾運動的基本方針，一是保持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二是抓住武裝民眾迫切的一環，即初步改善人民生活及組織民眾的工作。晉察冀已經動員和組織起來，“將成為不可催迫能夠持久斗爭的堅強堡壘”。2月18日，任弼時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報告八路軍情況，其中談到統一戰線工作。任弼時指出，部隊初到山西，各友軍對八路軍很好，他們都要學八路軍的游擊戰爭。閻錫山通過八路軍來動員群眾，我們也通過動員委員會武裝民眾，建立游擊隊，改良民眾生活。晉察冀已經實行減捐、減租、減息，同時在各縣建立抗日政權，現已把抗日救國會改設縣長制度，有的縣長是我們提出名單、由閻錫山加委，村長、保甲長都是民選，“這是初步的民主”。

1940 年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任弼時與周恩來夫婦等合影。右起：蔡暢、張梅、任弼時、陳琮英、鄧穎超、周恩來、孫維世

出使共產國際期間

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共產國際曾一度擔心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過于弱小，認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必須要依靠執政的國民黨，因此并不認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確立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換言之，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雖然在堅持抗戰、鞏固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堅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方面存在著分歧。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的情況和國共兩黨的關系，以加強相互了解。

1938年4月14日，抵達莫斯科后的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交了長達1.5萬字的書面報告大綱，題目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5月17日，他再次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又對上述大綱作了長達2.5萬字的口頭說明和補充。這兩份材料，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全民族抗戰8個月以來的基本情況，深刻闡述了中共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全面持久抗戰、堅持敵后游擊戰爭等方面的基本方針政策。任弼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廣大人民當中，有著很大的政治影響和威信……因為我黨所號召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我黨獲得公開或半公開地位，得到廣大民眾的擁護?！?/p>

6月11日，任弼時與王稼祥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會議討論任弼時的報告并做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決議案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睕Q議案表示贊同中共繼續大力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堅持在統一戰線中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由此可見，能夠贏得共產國際的支持與理解，與任弼時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開的。

7月，王稼祥由莫斯科乘飛機回國，任弼時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在此期間，任弼時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理解與支持。

他在《共產國際》第七期發表《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發展》一文，署名陳林。文中回顧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歷程后指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最后戰勝日寇的唯一正確的條件。一切黨派和組織之間，應當在實行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在保持各自的政治和組織獨立性以及互相信任、互相幫助的條件下，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必須組織工人階級和最廣泛的人民群眾參加抗日，嚴防日本侵略者利用國共之間的分歧和摩擦來瓦解統一戰線。文章強調：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前途是遠大的，“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并肩攜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勝利后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

9月初，任弼時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宣讀《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團之聲明》。聲明指出：“在最近時期中，中國民族，還需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極大的困難?！彼娜f萬人民團結一致的自衛戰爭，是中國人民之所以不可戰勝的基本保證。因此，必須加緊努力，去吸收勞動群眾到各種現有的及新建的組織中去，以便造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強的下層群眾基礎。

在出使共產國際期間，任弼時出色地完成了黨所交給他的任務，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僅僅為中國抗戰營造了良好的國際氛圍，而且還推動了國內我黨對抗戰初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的糾正，從而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營造了良好的氛圍，為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性問題的解決掃清了障礙。

進入核心領導層后

1940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調任弼時等回國，以加強黨的領導。任弼時回國后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積極參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統一戰線工作在內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制定。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由任弼時等3人組成政策委員會，由任弼時負責主持，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總結經驗，制定出勞動、土地、軍事、文化教育、鋤奸、三三制政權、財政、經濟等各項政策條例。這些政策的提出，對于減少國共間的摩擦與分裂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抗戰建國綱領目標等發揮了巨大作用。

任弼時對于實現抗戰建國綱領目標有著深刻的認識。5月29日，他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朱德關于華北八路軍反擊國民黨摩擦的報告。他強調要注意爭取中間勢力，對頑固派也要爭取和分化，不能把中間派當頑固派打，要反對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

7月5日，在紀念全面抗日戰爭3周年之際，任弼時在《新中華報》發表《為徹底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而斗爭》一文。文章要求“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更加團結一致，認真地徹底地實現抗戰建國綱領所確定的基本方針，廢除一切足以破壞團結，阻礙抗戰建國綱領實現的設施”……對于一切不顧國家民族當前危機，不以全力去對付外敵，而公然違反抗戰建國綱領所指“捐棄成見”“破除畛域”的方針，專事對付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勢力，制造國共兩黨摩擦，破壞中國內部團結的人們，應當給以迎頭痛擊。

1941年1月6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面對國內出現的嚴重形勢，采取了理性的態度，仍然以抗日大局為重，在軍事上嚴守自衛，在政治上堅決反擊。

1月15日，任弼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初步檢討了皖南新四軍失敗的原因。任弼時指出：“蔣介石認為國際形勢對他有利，即美、英、蘇三國都援助他，乘機向我軍進攻。他們還可能繼續向華中進攻。我們要在政治上實行反攻，要表現強硬，這可能使他們暫時和緩向我們進攻；同時在軍事上亦須有必要的積極準備，用攻勢的姿態，準備蔣介石與我們大打?！?月20日，任弼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時局時認為：蔣介石雖已決心反共，但反到什么程度還要決定于國際的力量。他主張，現在“我們在政治上要采取攻勢”，不同意有人提出的“邊區在軍事上要打出去”的主張。從上述會議可以看出，在皖南事變發生后，任弼時在制止國民黨的分裂行徑、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