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改革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

徐素波 王耀東

【摘要】以“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作為研究契機，基于2008 ～ 2015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樣本數據，采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PSM-DID）深入探討“營改增”政策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發現，“營改增”對企業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進一步分析發現，“營改增”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會因產權性質、政府補助、高管特征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拓展了稅制改革對企業盈余管理影響的相關研究。

【關鍵詞】稅制改革;盈余管理;營改增;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275;F812.42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0）08-0057-9

一、引言

我國在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自此形成了營業稅與增值稅兩大稅種分立并行的局面。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這種稅制的弊端日益顯現。為此，國務院批準于2012年1月1日將上海列為“營改增”政策首批試點城市，此后該政策分階段、分城市、分行業逐步擴大試點范圍。2016年5月1日，“營改增”政策實現了在生產、消費和流通等領域的全面實施。

目前，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考察“營改增”實施所帶來的政策經濟效應，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營改增”對政府財政收入的影響[1-3] ，“營改增”對企業稅負的影響[4-6] ，“營改增”對企業創新的影響[7-9] ，“營改增”對產業結構和宏觀經濟的影響[4，10-12] 。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剖析“營改增”政策的實施所帶來的政策經濟效應，為本文的探索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理論借鑒。而關于盈余管理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盈余管理的契約動機研究[13-15] ，盈余管理的資本市場動機研究[16-18] ，盈余管理的政治成本動機研究[19，20] ，盈余管理的實施手段研究[21-23] ，盈余管理的偏好選擇研究[22-26] ，盈余管理與稅收成本的相關研究[27-29] 。

綜上所述，近年來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營改增”的政策效應及盈余管理展開了研究，已取得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至今鮮有“營改增”影響企業盈余管理的相關研究。因此，本文以2008 ～ 2015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將“營改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采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PSM-DID）進行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稅制改革與企業盈余管理

國內外學者研究認為稅收成本是企業考慮是否實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影響因素。Porcano[30] 基于美國歷史上實行的四次資本利得稅變革進行研究，發現每次稅制變革均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企業實施盈余管理;Keating等[31] 以美國1981年實行的稅制改革為研究契機，發現由于政策變革改變了部分資產估價方法，促使企業對資產進行向上盈余管理;Khan等[32] 對美國所得稅變革政策進行研究，發現稅率變動促使企業實施盈余管理。葉康濤等[29] 將2007年所得稅變革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進行研究，發現所得稅變革與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密切相關;王躍堂等[28] 研究認為稅制改革后稅率降低的公司普遍采用轉移利潤的方式進行避稅型盈余管理，而稅制改革后稅率提高的公司則無明顯的盈余管理行為。

稅收成本是企業考慮是否實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影響因素，“營改增”政策推行后實現了從“價內稅”到“價外稅”的轉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企業的稅收成本。這就使得企業實施盈余管理所帶來的收益可能遠遠小于所付出的稅收成本，此時企業會在保證會計利潤不變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的方式降低應納稅所得額，而非采用盈余管理方式（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來調節公司利潤?；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a：稅制改革對應計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

H1b：稅制改革對真實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

（二）產權性質、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

企業高管在決定是否利用盈余管理方式調節利潤時會充分考慮其成本收益，應計盈余管理只是通過調整會計政策或應計項目金額等方式改變企業當期利潤;而真實盈余管理是通過構造真實交易活動抑或控制交易發生時點等方式實現盈余管理目標，這種處理方式在后期很難轉回，對企業造成的損害要遠大于應計盈余管理?！盃I改增”為企業實施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提供了契機。

國有企業的控制主體既是企業最終業績的考核者又是所得稅的實際征收者，采用“利稅合計”指標來考核公司發展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有企業管理層盈余操縱的動機。同時，國有企業的高管大多由政府相關部門直接委派，他們為了獲得更好的發展往往會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不會為了達到一定的經營業績而去人為操縱利潤?；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a：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非國有企業，稅制改革對國有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H2b：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非國有企業，稅制改革對國有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三）政府補助、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

我國全面推行的“營改增”政策允許企業將采購原材料、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資產等支付的增值稅稅額作為進項稅額直接抵扣，從而降低了企業稅負。對公司而言，稅制改革中的這項規定可以視為公司無償獲得的一項政府補助。同時，各級政府通常會設置專項補助資金扶持相關企業發展，而且該項補助資金通常屬于非經常性收益且數額較大。

但是，并非所有類型的企業都可以獲得政府補助。企業為了獲得政府補助就需要順利通過政府的前期資格審查，他們大多會通過調整公司經營戰略、改變相關制度規定、對企業進行盈余操縱的方式去迎合政府的審查標準。而且，一些企業將無償獲得的政府補助視為其創造的相關收益，這就使得企業有強烈的動機去追逐這種非經常性收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企業的發展目標和長期經營戰略。這一特殊背景就為企業的盈余管理創造了條件?；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政府補助在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之間起負向調節作用。

（四）高管特征、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

根據信號傳遞理論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可知，平均年齡較大的公司高管其閱歷十分豐富、人脈資源較廣，在面臨稅制改革這一外部制度環境變化時，這類公司高管可以輕松地解決政策實施、貸款申請等引發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一般而言，年齡較大的公司高管比較清楚短期經濟利益和長期經濟利益對公司長遠發展帶來的影響，他們普遍具有較強的風險意識并盡量避免盈余管理。平均年齡較大的公司高管即使實施盈余管理，也傾向于實施對公司損害較小的應計盈余管理，一旦實施盈余管理的行為被發現，他們會立即采取相關措施彌補過錯，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對公司聲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年齡較小的公司高管則更加關注短期經濟收益，尚未意識到社會聲譽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4：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高管平均年齡較大的企業，稅制改革對高管平均年齡較小企業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根據生物學的相關理論知識可知，男性跟女性體內的單胺氧化酶水平存在差異，從而造成了他們對風險的偏好和感知能力也存在差異。男性較為偏好風險，更喜歡激進和冒險的處理方式，而女性則通常比較厭惡風險，更加喜歡謹慎和保守的處理方式。

同時，社會角色理論認為在現有社會分工體系下，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表現出一種“公共型”利他性的性格。因此，女性擔任公司高管更愿意從利他動機出發，通過慈善捐贈、愛心扶貧和保護環境等活動構建良好的企業聲譽。其在制定相關經濟發展戰略時更加注重企業的長遠發展利益，通常不會采取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等方式增加企業的相關收益?；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5：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女性高管占比較高的企業，稅制改革對女性高管占比較低企業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高管團隊作為公司治理的核心機構，在公司重大發展戰略制定、決策和運營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將會使他們認識和看待事物的視角與深度產生顯著差異。公司高管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著他們有更多的知識和經驗積累，以及更加廣闊的視野和縝密的思維邏輯，面臨重大戰略決策時更容易做出理智選擇，從而制定符合公司長期發展戰略的重要決策。因此，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公司高管大多不會為了一些短期的利益而損害公司的長期價值，他們可能更加偏好在公司實施對公司長遠利益損害較小的應計盈余管理?；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6a：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高管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企業，稅制改革對高管受教育水平較高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H6b：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高管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企業，稅制改革對高管受教育水平較低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先進的經營和管理理念對公司發展至關重要。具有海外學習背景的高管大多能夠熟練掌握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公司管理理念，可以較好地運用其在國外積累的經驗為企業制定更優的發展戰略。同時，具有海外學習背景的公司高管思維方式和管理理念大多更具有國際化與市場化特征，在制定公司長遠發展戰略時通常會加大公司研發投入力度，從而有效提升公司的社會聲譽和創新產出，使其與其他類型企業相比具備一定的創新競爭優勢。此外，具有海外學習背景的公司高管大多可以通過國內和國外兩個社會資源網絡獲取相關資源，有利于促進公司的國際化進程，從而實現公司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因此，具備海外學習背景的公司高管大多會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公司長期發展戰略，不會采取應計盈余管理或者真實盈余管理的方式增加企業收益?；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7：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具有海外學習背景高管占比較高的企業，稅制改革對具有海外學習背景高管占比較低企業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8 ～ 2015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并對樣本進行如下篩選處理：①剔除2008年以后上市的樣本公司;②剔除存在異常值的樣本公司;③剔除ST、?ST樣本公司。文章相關數據來自WIND和CSMAR數據庫。為了避免極端數值對文章研究結論準確性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研究模型與變量定義

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方法的優勢在于，它可以從多個維度為實驗組公司尋找與其特征最為匹配的控制組公司，從而有效解決實驗組與控制組公司在某些特征上存在系統性差異的問題。本文建立的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模型如下：

ABS_DAit=χ0+χ1Treatit×Yearit+∑kχkControlit+

Si+Rt+ηit （1）

ABS_REMit=χ0+χ1Treatit×Yearit+∑kχk

Controlit+Si+Rt+ηit （2）

模型（1）和（2）中，Treatit和Yearit為虛擬變量，Si表示時間固定效應，Rt表示個體固定效應。如果企業所屬行業在2012 ～ 2015年實施了 “營改增”政策則將其列為實驗組，Treatit取值為1，否則為0;如果城市i在t年開始實施“營改增”政策，Yearit取值為1，否則為0。本文將重點關注Treatit×Yearit的交乘項系數，其表示“營改增”政策實施前后企業實施盈余管理的差異程度。Control為表1所述的控制變量。

模型（1）中DA表示應計盈余管理，參照Dechow等[33] 的做法采用修正Jones模型進行計算。首先，利用模型（3）對樣本企業數據進行回歸，求得估計參數;其次，將模型（3）計算得到的估計參數代入模型（4），計算不可操控應計項目;最后，利用模型（5）計算應計盈余管理水平。

DAi，t=[TAASSETi，t-1]-NDAi，t （5）

模型（3） ～ （5）中，i表示樣本企業，t表示所屬年份;TA表示應總計項目， TA=凈收入-經營現金流量;ASSET表示資產價值;△REV表示營業收入增量;△AR表示應收賬款增量;PPE表示固定資產賬面價值;NDA表示不可操控應計項目。其中，DA>0表示公司存在正向盈余管理，DA<0表示公司存在負向盈余管理，|DA|表示盈余管理程度。

模型（2）中REM表示真實盈余管理，參照Roychowdhury[21] 的做法進行計算。首先，利用模型（6）對樣本企業數據進行回歸求得估計參數，將估計參數代入模型（7）計算正常經營性現金流，并根據模型（8）計算異?，F金流;其次，利用模型（9）對樣本企業進行回歸求得估計參數，將估計參數代入模型（10）計算正常生產成本;再次，根據模型（11）計算異常生產成本;然后，利用模型（12）對樣本企業進行回歸求得估計參數，將估計參數代入模型（13）計算正常生產成本，并根據模型（14）計算異常費用;最后，將模型（8）（11）（14）的數值代入模型（15）計算真實盈余管理水平。

模型（6） ～ （15）中：CFO表示經營現金流量;ASSET表示總資產賬面價值;SALE表示公司營業收入;△REV表示營業收入的增量;NCFO表示正常經營性現金流;ABCFO表示異?，F金流;PROD表示公司生產成本， PROD=COGS+△INV，其中COGS表示主營業務收入，△INV表示存貨增量;NPROD表示正常生產成本;ABPROD表示異常生產成本;DISX表示可自由支配支出，計算公式為DISX=SG+M，其中SG表示銷售費用，M表示管理費用、廣告費用和研發費用;NDISX表示可自由支配支出;ABDISX表示異常費用;REM表示真實盈余管理。變量詳細定義如表1所示。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梢钥闯?，公司規模（Siz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5.912和19.436，說明選取的樣本企業規模存在差異但差距不大;公司發展能力（Growth）最大值、最小值與平均值分別為3.781、-0.573、0.169，表明不同企業發展能力存在明顯差異，并且選取的樣本企業整體發展水平亟待提升;權益乘數（Stock）最大值、最小值分別為9.961、1.041，說明樣本中存在財務杠桿率較高、財務風險較大的企業;資產負債率（Lev）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差異明顯，說明選取的樣本企業整體存在資金利用不充分的現象;股權集中度（Top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75.42和8.89，表明不同公司股權集中度存在顯著性差異，部分企業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

（二）稅制改革對盈余管理的動態邊際效應

表3和表4是實證研究模型（1）和（2）的回歸結果。表3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DA 時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5%、5%水平上顯著為負，表4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時 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企業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均有顯著抑制作用，驗證了H1a和H1b。進一步分析發現，稅制改革與企業應計盈余管理在2012 ～ 2015年的回歸系數絕對值呈現出逐年變小的趨勢，而與企業真實盈余管理在2012 ～ 2015年的回歸系數絕對值呈現出逐年變大的趨勢，表明“營改增”政策這一稅制改革對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漸減弱、對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漸增強，進一步驗證了H1a和H1b。該結論說明“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全面推行后實現了從“價內稅”到“價外稅”的轉變，從長遠來看大幅度增加了企業的稅收負擔，使企業實施真實盈余管理所帶來的收益遠遠小于所付出的稅收成本，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企業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從而促使其通過應計盈余管理達到預期收益目標。

（三）分組檢驗

1. 考慮產權性質因素的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表5列示了考慮產權性質因素的稅制改革與企業盈余管理的回歸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DA 時，國有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5%、1%、10%水平上顯著為負，非國有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5%、10%、10%、10%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國有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非國有企業，從而驗證了H2a。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 時，國有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10%、1%水平上顯著為負，非國有企業 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5%、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真實盈余管理均有較為明顯的抑制作用， H2b未通過檢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融資壓力較大且缺乏政府資金的支持，為了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更愿意通過真實盈余管理來操縱利潤，但“營改增”政策全面推行后使得這類企業盈余操縱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從而對其真實盈余管理行為有較為明顯的抑制作用。

2.考慮政府補助因素的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表6列示了考慮政府補助情況的稅制改革與企業盈余管理的回歸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DA時政府補助金額較多的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10%、1%水平上顯著為負，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時政府補助金額較多的企業2012 ～ 2015年的Treat×Year回歸系數分別在1%、1%、5%、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對政府補助金額較多的企業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均有抑制作用，初步驗證了H3。被解釋變量為ABS_DA時政府補助金額較少的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都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時政府補助金額較少的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5%、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對政府補助金額較少的企業真實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進一步驗證了H3。該結論說明企業為了達到降低稅收負擔、緩解資金壓力的目標，往往會采用盈余操縱的方式通過政府補助資金發放前的資格審查工作。

3. 考慮高管年齡因素的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表7列示了考慮公司高管平均年齡因素的稅制改革與企業盈余管理的回歸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DA時，高管平均年齡較大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高管平均年齡較小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5%、10%、5%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高管平均年齡較小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初步驗證了H4。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時，高管平均年齡較大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高管平均年齡較小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5%、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高管平均年齡較小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進一步驗證了H4。該研究結果說明年齡較小的公司高管更加愿意采用盈余操縱的方式達到公司的預期收益目標，而高管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也不斷豐富，他們普遍偏好穩健型、風險小的經營發展戰略，從而避免盈余操縱行為對個人及公司聲譽帶來的負面影響。

4. 考慮高管性別因素的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表8列示了考慮公司高管性別因素的稅制改革與企業盈余管理的回歸分析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DA時，女性高管占比較高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女性高管占比較低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5%、5%、10%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女性高管占比較低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初步驗證了H5。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時，女性高管占比較高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女性高管占比較低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5%、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女性高管占比較低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進一步驗證了H5。該結論說明女性公司高管通常較為厭惡風險并偏好謹慎保守的處理方式，在制定公司發展戰略時會充分考慮長遠發展利益而非通過盈余管理的方式操縱利潤。

5. 考慮高管受教育水平因素的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表9列示了考慮公司高管受教育水平因素的稅制改革與企業盈余管理的回歸分析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DA時，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較高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5%、5%、1%水平上顯著為負，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較低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表明稅制改革對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較高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驗證了H6a。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時，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較高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較低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對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較低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進一步驗證了H6b。該研究結果說明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公司高管擁有較為豐富的閱歷和經驗積累，他們更加偏好對公司長遠利益損害較小的應計盈余管理而不是真實盈余管理。

6. 考慮高管海外學習經歷的稅制改革與盈余管理。表10列示了考慮公司高管海外學習經歷背景的稅制改革與企業盈余管理的回歸分析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ABS_DA時，高管海外學習背景占比較高企業 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高管海外學習背景占比較低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5%、10%、5%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稅制改革對高管海外學習背景占比較低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初步驗證了H7。被解釋變量為ABS_REM時，高管海外學習背景占比較高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但是顯著性水平不穩定，高管海外學習背景占比較低企業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1%、5%、1%水平上顯著，表明稅制改革對高管海外學習背景占比較低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其他類型的企業，進一步驗證了H7。上述分析表明具備海外學習背景的公司高管因為掌握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公司管理理念，通常會從實際發展情況出發制定公司長期發展戰略，而不是通過盈余操縱的方式增加公司短期收益。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本文的研究結論，主要進行了以下兩項穩健性檢驗：①利用瓊斯模型計算應計盈余管理相關數據，參照Cohen等[22] 的做法將真實盈余管理指標定義為：ABS_REM1=|ABPROD-ABDISX|，ABS_REM2=|-ABCFO-ABDISX|。將重新計算的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指標代入模型進行回歸分析。②將“營改增”政策實施的時間分別向前平推4年，使用虛擬的政策時間進行安慰劑對照測試。經過上述穩健性測試，本文的實證結果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是可靠的（限于篇幅，在此并未報告相關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以“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為研究契機，以2008 ～ 2015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將“營改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采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PSM-DID）進行研究。文章檢驗了稅制改革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發現“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對企業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均有抑制作用，且對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年減弱、對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年增強。

進一步探究上述實證結果是否會因產權性質、政府補助、公司高管特征而出現差異，并按照以上指標進行分組檢驗，發現“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會因為上述指標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采用變換盈余管理計算方法和安慰劑檢驗兩種方式控制因遺漏變量引起的內生性問題和選擇性偏差，研究結論依舊穩健。

（二）啟示

從企業的角度來說，企業的財務人員應該充分利用“營改增”政策減輕企業實際稅收負擔，削弱企業高管進行盈余操縱的內在動機。同時，企業應該科學合理地構建高管團隊，注重優勢互補、取長補短，在管理運營過程中充分運用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理念，制定符合企業長期發展利益的重要戰略決策，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國推行“營改增”政策的初衷是為了從根本上打通企業的稅收抵扣鏈條，真正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但是，諸多企業稅負不降反升，究其原因可能是本次稅制改革后稅收征管變得更加嚴格，部分企業難以獲得足夠的進項稅額進行抵扣，特別是人工成本占比較大的企業，使得企業稅負增加。因此，政府部門在后期政策修訂過程中應測算稅制改革的動態減稅效應，切實減輕企業實際稅收負擔，削弱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內在動機，真正激發企業發展活力，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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