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對“大疫”“天下疫”的記錄

在中國古代，“疫”通常指流行性傳染病?！墩f文·廣部》記載：“疫，民皆疾也?！薄凹惨摺薄鞍O疫”即急性傳染病的較大規模發生與傳播，往往導致民生苦難、社會危機。

對于“疾疫”的發生，歷朝政治史文獻中往往予以鄭重記載?！稘h書·五行志》寫道：“《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被仡櫹惹貧v史，《左傳·昭公元年》載錄“晉侯有疾”時子產的話：“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彼^“癘疫之災”很早就和嚴重危害農耕的“水旱”等自然災害一樣，影響著正常的社會生產與生活?！秴问洗呵铩氛f：“（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薄埃敬海┬邢牧?，則民多疾疫?！薄埃ㄖ傧模┬星锪?，則……民殃于疫?！薄埃ㄖ俣┌l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薄抖Y記·月令》中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它們都強調了違背自然規律行事，會導致“疫”“疾疫”，甚至“大疫”?！独m漢書·五行志》專列“疫”條。后世史籍也多有關于“疫”的專門記述。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史家記錄“疫”的表現和危害，最早始于《史記》。

《史記》中對“民疫”“大疫”“天下疫”的記錄是有明確時間與空間的，這對于研究流行病史、醫學史、衛生史具有開創意義?！妒酚洝分杏嘘P“疫”的記錄，也體現了太史公對于健康的重視，對于生命的尊重，對于民眾生存條件的關心。

一、秦獻公十六年“民大疫”

《史記》中關于秦國災異的記錄，從自然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的角度體現了其內在的文化含義，對于我們深入認識秦史以及理解秦文化，都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妒酚洝ち鶉瓯怼酚涊d：秦獻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日蝕”。這一史事未見于其他史籍，應當看作非常寶貴的歷史信息（參見王子今：《秦史的災異記錄》，《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資料來源，應當出自《秦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可見關于“焚書”的記載，丞相李斯在嚴禁私學的建議中明確說道：“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蓖瑯拥恼f法還見于《史記·李斯列傳》。所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就是各國歷史記載悉數毀棄，只保留秦國的史籍?！妒酚洝ち鶉瓯怼吠聪еT侯史記之不存，又說：“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彪m然《秦記》自有缺失，但就戰國至秦代的社會演變進程而言，其所載錄的歷史事件具有真實性，是可取的。司馬遷由此還認為，因“見秦在帝位日淺”而產生鄙視秦人歷史文化的偏見，是不應該的。

司馬遷說：“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鼻孬I公時代，秦史出現了重要轉折。清代《史記》學者程余慶稱之為秦“由弱而強”（《歷代名家評注史記集說》，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37頁）的歷史階段。而經歷“民大疫”的生命史、社會史歷程，以及行政處理的成敗得失，雖記載“略不具”，卻有著非常寶貴的有關史學研究的提示意義?！妒酚洝ち鶉瓯怼酚嘘P秦獻公十六年“民大疫”的文字，是中國正史文獻中第一次有關“大疫”的正式記載，這對于中國醫學史和中國史學史都具有特殊價值。

《秦記》雖然“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也就是說其中的史事系年大致明確，卻沒有“日月”標識，且文字簡略而未能具體，但是關于年度歷史記載，依然是可取的。至于其“日月”，有些可以參照其他文獻予以推定，如秦王政四年（前243）“天下疫”之事。

二、秦王政四年“天下疫”

秦王政四年發生的災情，《史記·秦始皇本紀》有所記述：“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薄盎认x從東方來，蔽天”，《史記·六國年表》寫作“蝗蔽天下”;而所謂“天下疫”，則是《史記·六國年表》沒有記載的災異?；葹暮鸵咔檫@兩起災難，不知是否有某種關聯。由災情發生于“十月庚寅”之后，可以推知“天下疫”應當是在冬季。

這一記載很可能也是根據《秦記》的記錄。這里雖然說“天下疫”，且當時有“唯秦雄天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秦地半天下”（《史記·張儀列傳》）之說，秦昭襄王時“秦自置為西帝”（《史記·趙世家》），《史記·太史公自序》亦言“昭襄業帝”，但是，此時秦人距離全面實現兼并“天下”的事業尚有很大距離。

這里所謂“天下疫”之“天下”，其空間指向大概不宜簡單理解為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方以天下為事”“秦王得志于天下”“徙天下豪富”“聚天下兵器”，以及瑯邪刻石“秦王兼有天下”“天下和平”，之罘刻石“經緯天下”“闡并天下”，碣石刻石“天下咸撫”，會稽刻石“天下承風”中“天下”的概念完全一致。

對于秦王政四年“天下疫”中“天下”的規模，應當注意當時東方“六國”皆強勢存在的史實?；蛟S可以參考“秦地半天下”之說來理解當時“天下疫”的疫區，可能大致包括現今區域地理觀之所謂西部地區，也可能涉及部分原“六國”的地方。

三、局部地區的“民疫”“大疫”

讀《史記·趙世家》，可以看到其中對于趙惠文王二十二年（前277）發生疾疫的記錄：“二十二年，大疫?！彪m然史稱“大疫”，而發生疫情的區域規模其實是有限的?；蛟S類似于四年前，即《趙世家》記載趙惠文王十八年（前281）事：“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薄皼Q河水”導致“大潦”，經由“漳水”排溢?！按笠摺迸c“大潦”語句對應，疫區很可能只限于趙國境內，也可能稍波及鄰國。

《史記》記錄的另一起局部地區的疫情，發生在漢景帝時代。太史公在《史記·孝景本紀》中記述，漢景帝后二年（前142）十月，“大旱。衡山國、河東、云中郡民疫”。這次“民疫”所波及的地區，據張守節《正義》的解釋：“衡山國，今衡州。河東，今蒲州。云中郡，今勝州?！卑凑罩苷聱Q對于漢初衡山國政區地理的考論（《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8頁）與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2冊第22-23頁，第24-25頁，第15-16頁，第17-18頁）的標示，疫區包括今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和內蒙古部分地區。大致形成了南北縱向傳播的趨勢。

此次疫情發生在“十月”，也是冬季，同樣值得我們注意。

漢景帝后二年發生在局部地區的這次“民疫”，《史記》有“十月”的明確標示，與《秦記》“不載日月”的記述方式有所不同，應當完全出自太史公筆下。

四、嶺南“暑濕”與“士卒大疫”

《史記》使用“大疫”一詞對疫情進行記述，除前引《史記·趙世家》一例外，又見于《史記·南越列傳》。在呂后專政時代隆慮侯周灶率軍進擊南越國的記述中：“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日：‘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庇谑勤w佗自號“南越武帝”，宣示不再臣服于漢王朝，又發兵進攻長沙王邊邑，侵擾數縣。呂后派遣將軍隆慮侯周灶征伐南越，然而，“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一年多以后，呂后崩，于是“罷兵”。漢王朝遠征南越國的部隊“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是生態條件影響戰爭進程的特殊記錄。

《南越列傳》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說到此次戰事：“隆慮離濕疫，佗得以益驕?！彼^“會暑濕，士卒大疫”，這里直接稱作“濕疫”?！皾褚摺敝f，“二十四史”中僅此一例。

漢初政論家在回顧秦對南越戰爭的艱難時，有這樣的描述：“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保ā稘h書·晁錯傳》）按照顏師古的解釋，“能”應當讀作“耐”，“能暑”就是“耐暑”，“不能其水土”，就是“不耐其水土”。也就是說，北方軍人不能耐受以“暑”為突出特征的當地氣候條件。嶺南“暑濕”，是所謂“濕疫”發生的環境條件。中原居民對嶺南“暑濕”氣候的嚴重不適應，導致了可以稱為“疫”的病理現象。這種情形的發生，可以影響戰爭的勝負。史家稱之為“士卒大疫”，強調了事態的嚴重性。后來，漢末的赤壁之戰，曹操一方也曾經以“遭離疫氣”“以避惡地”來解釋戰敗的原因（[漢]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漢文帝時代，漢王朝與南越國的關系有所緩和，陸賈再一次出使南越，南越王趙佗“甚恐，為書謝”，放棄“武帝”名號，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解釋“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的情形，又說：“且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宣布“愿長為藩臣，奉貢職”?！稘h書·南粵傳》的記載大意略同，只是更為詳細，其中也有“南方卑濕”語。

“卑濕”作為評價地理條件，屢見于兩漢史籍。較為著名的有“長沙卑濕”（《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江南卑濕”（《史記·貨殖列傳》）、“南方卑濕”（《史記·南越列傳》）等。在漢武帝對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劉安曾立足于反戰立場，言“南方地形”即戰區環境的不利，也說：“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保ā稘h書·嚴助傳》）對于所謂“近夏癉熱”，王先謙《漢書補注》引王念孫的解釋：“‘癉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濕之地，近夏則盛熱?！逼鋵?，“癉”字從“廣”，似不應解為“盛”。所謂“癉熱”，當是指“南方”濕熱之疾，很可能與前說“會暑濕，士卒大疫”的情形接近?！端貑枴っ}要精微論》：“風成為寒熱，癉成為消中?！蓖醣ⅲ骸鞍D，為濕熱也?！眲菜^“癉熱”，很可能是說濕熱之疾流行。下文“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的警告，正是以呂后時“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的戰史作為教訓的。這種軍中“大疫”，又有東漢初年馬援南征，“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漢書·馬援傳》）。這可能反映了北方居民對南土環境的不適應，即《后漢書·南蠻傳》所謂“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這與我們討論的急性流行性傳染病的危害有所不同（參見王子今：《漢晉時代的“瘴氣之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期）。而太史公在《史記·南越列傳》中最早保留的“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的歷史記載，作為生態環境史及區域開發史的重要資料，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五、“民不疾疫”“民毋疾疫"與“民疾疫無疾"“民疾疫無死”

戰國時期，社會上對“民不疾疫”的愿望，已見諸《史記》?！妒酚洝ぺw世家》載錄“蘇厲為齊遺趙王書”，其中說：“甘露降，時雨至，年谷豐孰，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焙汀懊癫患惨摺鳖愅奈淖直憩F形式，是《史記·龜策列傳》中所謂的“民毋疾疫”。

梁玉繩《史記志疑》評價《史記·龜策列傳》，以為“史公此《傳》亡，褚生補之”。劉知幾《史通·敘事》以為其內容“無所取”，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有“煩蕪鄙陋”的批評。不過，褚少孫的生存年代距司馬遷不遠，“褚生補”《史記》的內容，也可以從一個側面透露出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妒酚洝敳吡袀鳌分杏嘘P“疾疫”的文字或許有值得學者關注的價值。我們看到，“病”“疫”是求問“靈龜卜?！钡闹饕獌热?。除“卜占病者祝日”“卜病者祟曰”很可能是針對個別病患外，“卜歲中民疫不疫”，則是在卜問較大規模的“疫”是否會發生及其危害程度。有關“卜”命的字句中，涉及“疫”的文例，“民疫”1見，“民病疫”1見，“歲中有疾疫”1見，“民疾疫”15見?？磥懋敃r社會對于“疫”“疾疫”“民疾疫”的擔憂，成了較為寬廣的心理關注點。而“民毋疾疫”2見，與前引《史記·趙世家》“民不疾疫”相同，可以看作對于不發生“疾疫”的期盼。又“民疾疫少”1見，“民疾疫有而少”2見，體現了對減少“疾疫”發生次數的愿望。而“民疾疫多病”1見，“民疾疫有病甚”1見，是疫情嚴重的反映。相反，又有“民疾疫無疾”1見，“民疾疫無死”1見，表達了對即使“疾疫”發生，但疫情并不嚴重，不致于損害民眾生命的希望。

“民不疾疫”“民毋疾疫”“民疾疫無疾”“民疾疫無死”等卜問和期待，說明當時“疾疫”對于百姓生活的威脅是比較嚴重的。而“民不疾疫”“民毋疾疫”以及“無疾”“無死”意念的表達，也體現了人們生命意識的覺醒。戰國秦漢時人命名，或用“無傷”“去病”“去疾”“病已”等詞匯，雖然只是個體，但也可以與大面積發生、可能導致嚴重社會危機的“疾疫”聯系起來分析。

六、“疾疫"考察與“天人之際”探求

人類活動應當順應自然規律?！妒酚洝分刑岢?，這樣做方能避免“疫”的危害?！妒酚洝窌纷窇浀蹐驎r代的理想政治：“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边@在自然與人的關系方面，是非常清醒的認識和理念?！懊駸o夭疫”，也就是“毋疾疫”。

《史記·天官書》說到“天一”星，張守節《正義》寫道：“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薄凹惨摺笔呛汀帮L雨、水旱”一樣的自然災異，由“天帝之神”主管?！短旃贂酚终f“亢”星“主疾”，“氐”星“主疫”。司馬貞《索隱》引宋均說：“疫，病也?！闭J為“主疫”就是“主疾疫”。還說到當時的“八風”“占候”，風從“東南”來，“民有疾疫，歲惡”。

對于“疾疫”的發生，秦漢時人多有在巫術思想及數術文化影響下的解釋。如東漢蔡邕《獨斷》有“疫神”“瘟鬼”之說。他在《月令問答》中寫道：“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边@一說法，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呂氏春秋》和《禮記·月令》中有關“疫”的內容。不過，太史公也敏銳地注意到自然條件與“疾疫”的關系?！妒酚洝窌凡捎昧恕稑酚洝肥返恼f法：“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睆埵毓潯墩x》解釋說：“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边@樣的認識也是有悠久淵源的?！对姟ば⊙拧す澞仙健罚骸疤旆剿]瘥，喪亂弘多?！编嵭{：“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薄疤臁薄疤鞖狻薄疤斓刂畾狻笔亲匀灰蛩?，都會影響“疾疫”“疫病”的發生及其危害程度。而“疾疫”“瘥”“喪”的破壞是否嚴重，則與社會秩序是否“甜”有—定關系。

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的篇末以“太史公曰”的方式，提出了應當高度尊崇“天”之“日月”與“地”之“陰陽”的原則：“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圣人統理之?！彼f，自文明初期以來，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乃至夏、殷、周，都繼承了崇拜尊重日月、陰陽的傳統，因此獲得成功者就是所謂“圣人”。他認為，對于“天數”“天運”“天變”“天道命”的探索，是文明史進步的重要主題，也是史家的責任?！疤饭乒盘熳?，未有可考于今者?！薄洞呵铩分杏嘘P于天文與人文相對應的論說。而戰國以來，“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褸祥候星氣尤急”。這種考察是艱難的文化工程，而“疾疫”則是探索的重要對象之一?！疤饭弧边€有這樣的文句：“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边@里涉及長時段的歷史文化思考?？梢哉f，司馬遷將闡述“疾疫”等歷史現象所體現的“天人關系，看作自己“究天人之際”的一個光榮的文化使命。

《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還寫道：“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云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痹谄渌麍龊?，司馬遷還說過：“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保ā妒酚洝ぬ饭孕颉罚τ谧匀慌c人文的關系，即所謂“天人之際”的思考，是司馬遷史學追求的一個方向，也是他偉大的史學貢獻的重要內容。而他的這一文化探索，是包括對“疾疫”的特別關注的。

還應當注意到，對于“天人”關系的說明，是司馬遷生活時代中許多執政者、政論家與諸多文化人共同探求的主題。如漢武帝曾說：“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保ā稘h書·董仲舒傳》）他征詢諸儒“天文地理人事之紀”：“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天命之符，廢興何如？”（《漢書·公孫弘傳》）董仲舒對曰：“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保ā稘h書·董仲舒傳》）司馬相如的文章中也有“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之句（《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盡管如此，其他人討論“天人”關系，或出自“興”的行政追求，或通過“藝”的文學視角，它們與司馬遷視野寬闊的文明史考察和敘說不可同日而語。而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的偉大，表現之一就是在歷史學與社會學上對“疾疫”“大疫”“天下疫”有較早、較直接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