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還在全球肆虐。
前不久,在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等“六穩”的基礎上,中國再次提出了“六?!?,即保居民就業、?;久裆?、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鶎舆\轉的任務。這是一種底線思維,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無論是“六穩”還是“六?!?,歸根結底都是要保護好微觀的市場主體,即廣大的實體企業群體。
實體企業之中,國企群體由于資源雄厚和預算軟約束等特征,其抵御風險的能力相對更強。真正困難的是民企。首先,它們很多處在受沖擊較大的行業,如餐飲、旅游等普通服務業或中低端制造業。還有一點很重要,民企群體都是“預算硬約束”的主體,在需求疲弱之時,會自動選擇退出市場。
簡單來說,就是民企老板會權衡繼續開工和停工兩者之間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成本(資金、地租、人工以及因疫情產生的其他成本)高于可以獲得利潤,那么他們就會關掉店面和廠房,退出市場,這將對就業造成嚴重打擊。而國企不存在這個問題。實際上,很多國企反而在就業市場“逆勢擴招”,但很少看到民企這么做。
因此,必須果斷采取措施,遏制民企退出市場的趨勢。那么,如何提振民企信心?
首先,和過去的方法一樣,必須繼續給民企降成本,而第一個成本依然是融資成本。
2018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曾透露,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三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目標得以推進,那么民企融資的可得性在這兩年其實已經大大提高。實際上,在疫情暴發之初,一些民企老板通過網絡曝光困難處境,銀行便迅速組織了貸款方案,這在以前很少見。但是,融資成本高企的問題依然不能忽視。
銀行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和發展,本質上也是一個市場主體,它們需要盈利。因此,在給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降融資成本的問題上,監管部門依然要不斷細化相關的實施方案,把降成本落到實處。而且,也要考慮到企業風險上升之后,可能造成的銀行壞賬??傊?,必須權衡,但根本出發點還是必須先救企業。
成本還包括地租和用工成本,但在疫情的影響之下,商業物業和勞動力的供給可能會超過需求,因為需求正在下降。因此,這兩項成本要漲起來,可能性并不大。
實際上,除了降成本,提振需求可能更重要。沒有需求,企業就沒有銷售,就沒有現金流,企業就會“失血”。對于全球市場需求的恢復,我們暫時只能先抱遠期樂觀的態度。而且,那些“短板國家”的疫情數據,往往存在失真現象,風險可能還在積聚。換句話說,提振內需更加可控。
提振內需的當務之急是,必須摁住可能上漲的房價,堅決貫徹“房住不炒”。經濟增速下行,資金必然避險,但房價上漲會嚴重削弱實體經濟的信心,而且會進一步擠壓消費。此外,必要的財政手段也應該更加積極,而不是一味用貨幣政策。
過去,貨幣政策一度是提振經濟的主要手段。過度的銀行信貸驅動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讓經濟逐漸對信貸形成依賴慣性,而結構性改革的步伐將被阻礙。二是實體經濟的利潤會過度被銀行擠占。
舉例來說,2019年,我國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2.0萬億元。以工行為例,凈利潤達到3122.24億元,而華為作為“實體一哥”,凈利潤627億元,只有前者大約五分之一。而工行營業收入8551.64億元,華為銷售收入8588億元,差距不大,顯然銀行利潤高得多。
疫情讓全球市場充滿不確定性,它是個壞事。但它也讓我們的腳步先慢下來,可以思考一些平時難以思考的問題,這將有利于未來走得更快、更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