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溫暖永不冷卻

彼得·漢德克 琬譯

在我小時候，一旦有合適的時機，我的母親就會反復向我講述村里那些人的事：至少在我聽來，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敘述，聽起來就像“獨一無二的事件”——用歌德的話來說。我母親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過這些故事。但在我的記憶中，我永遠是她唯一的聽眾。

母親向我描述的事件，大多數都涉及她的直系或旁系親屬，而且主要人物幾乎總是她兩個兄弟中的一個，他們都在“二戰”中“為光榮的土地而犧牲了”。讓我試著重述這些講述中的兩個片段，它們都很簡單，但是對我選擇成為作家具有決定性意義。

彼得·漢德克

第一個段落講述的是我母親的弟弟，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應該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個晚上，破曉前——漢斯已經離家一個月了，他進入男生寄宿學校，在家西邊四十公里外的城里——那農場被深沉的寂靜籠罩，還有很久才會傳來第一聲公雞報曉的啼叫。而這時，院子里傳來掃地的聲響。這個確實在打掃，而且將要繼續打掃院子的人，就是這家的小兒子，他差不多還是個孩子。令他半夜從城里一路回到鄉下的，是思鄉的心情。順帶要說一句，他是個優秀的學生，很喜歡學習，但是剛入夜不久，他就從學校一樓的窗戶爬了出來，沿著那時還沒鋪上瀝青的公路，一口氣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沒有進屋——盡管門從來不鎖——而是拿起掃帚，開始掃院子。在我母親的講述中，那天是一個星期六，而星期六的慣例是，必須打掃院子。他掃啊，掃啊，直到天已經漸漸亮了，家里有個人——在我想象中應該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讓他進了屋。他后來再也沒回學校。他去了鄰近的村子，做了學徒，學做木工。這個事件，經過一個自然的變形過程，可以說從我一開始寫作，就在我的書里一再地自動浮現——我在敘事上的遠行，一個人的征程。

第二個事件發生在1943年8月底或者9月初，我母親的哥哥——家里最年長的兒子，從克里米亞前線回來休假幾個星期。當他下了長途汽車，就碰見那個地區負責傳送戰場壞消息的人。這個人正要去村里，為我的家人帶去消息，說小兒子在凍原上“為祖國英勇犧牲了”。這位報信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見了我們家族里的一員，于是覺得不必親自去了，直接把通知單交給了這位休假的士兵。然后，這樣的一幕發生了：格里高爾回到家，一陣歡笑迎接了他——我母親年輕時非常善于表達喜悅——關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稱“凍原男孩”的死，格里高爾在整個休假期間都沒對家里人提一個字。據母親說，平時一直是“真正的戀家小孩”的格里高爾在休假時始終躲避著家宅、父母、姐妹，他選擇日夜游蕩，有時甚至徹夜不歸，混跡于附近的村子。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完全陌生的人面前，他雙眼“都哭瞎了”。唉！“他哭個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從未停下?！敝钡阶詈笠惶?，當他走到車站去坐車，要返回戰場時，他才把陣亡通知單交給妹妹——唯一他允許給他送行的人。幾個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異鄉的泥土里，愿它輕輕將他覆蓋”——陣亡通知上是這么寫的，后來村子里墓地的紀念碑上也刻上了這段話。

如果說我母親描述的這些微小事件為我幾乎持續一生的寫作提供了沖動，那么，是藝術作品給了我必不可少的形式、節奏，或者，更嚴謹地說，為那種沖動的表達提供了振動和光彩。我想到的不只是書，也有繪畫、電影（最重要的是約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東方片”），還有歌曲（比如說約翰尼·卡什和萊昂納德·科恩的歌）。然而最初的振動和光彩，并不來自藝術。在我還是孩子時，那讓我從頭到腳地感到驚慌、震悚的，是斯洛文尼亞斯拉夫人的祈禱，我一次次在我出生地附近教堂的羅馬式拱門下面聽到它們。那些既單調又充滿旋律的禱告向天空飛升而去，仍然令已經七十七歲的我感動、驚奇。它們撥動了我寫作之路上的琴弦，向我哼吟華彩樂段，無聲地。

幾年前，感謝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挪威。我有幸和五六個保鏢共度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當時是深夜，我們坐在奧斯陸海濱一家安靜的酒吧里。那個男人朗誦了他手機里存著的幾首詩，先是用挪威語，然后用英語，都是情詩，非常細膩的那種。在隨后的某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奧斯陸街道上閑逛，看到一家書店燈光照亮的櫥窗前有個男人的身影。當我站在他身旁，他轉過身來，同時指了指玻璃窗后面的一本書。

“看，那是我的第一本書！”他說，“今天出版的！第一天！”這個人很年輕，幾乎還是個孩子，或者能夠為“青年”這個詞提供教科書般的樣本。他很快樂——只有孩子會那樣快樂。他散發的快樂，以及這個寫作者，這個創造者，仍然能夠溫暖我。

希望這溫暖永不冷卻！

（冬 冬摘自微信公眾號“世紀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