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領導干部為官境界解析與提升路徑思考

陳曉利 張玲

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更加艱巨的執政考驗，作為黨員隊伍中“關鍵少數”的領導干部，必須修養官德，從思想底色、理想信念以及從政能力上下功夫，在解決自身與物、與人、與事三個維度的關系中不斷提升領導境界。對物，領導干部應該依次超越“人役于物”和“取物有道”的境界，達到“超于物外”的境界;對人，不以情感差序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依據，擯棄“情感優先”，崇尚“以民為先”，拒斥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對事，擯棄“為官不為”與“為官亂為”，追求充滿創新精神的“合法為、積極為”境界。

關鍵詞：為官境界;差序格局;以民為先

一、領導干部處理人與物關系的三重境界

“物”既可以從哲學意義上界定，也可以從實體意義上界定，此處所說的“外物”主要是指人吃、穿、住、行等物質生活條件以及錢、權、色等為官者所經常面臨的外部物質誘惑。亞伯拉罕·林肯曾說“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忍受逆境，但如果想考驗一個人的性格，那就賦予他權力”，權力的確是為官者道德品格的試金石。十八大以來，多數因腐敗而被懲治的官員都存在著以權謀私或者錢權色交易問題?？鬃诱f“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與小人在面對貧窮時表現出的不同境界對區分為官者的境界具有一定的參鑒意義。根據面對外物誘惑時的態度與行為，可以將為官境界區分為“人役于物”的官鼠境界、“取物有道”的官君境界和“超于物外”的官圣境界。

（一）“人役于物”的境界

“人役于物”是為官者的最低境界，是享樂主義的為官境界?！对娊洝ごT鼠》中將搜刮百姓的貪官污吏稱為“碩鼠”，因此“人役于物” 的境界可稱為“官鼠”境界，也就是利用權力墮落腐化的享樂主義層次。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指出，有些黨員干部追求物質享受，情趣低俗，玩物喪志，沉湎花天酒地，熱衷燈紅酒綠，縱情聲色犬馬，這是典型的享樂主義作風，必須從嚴治理[2]。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這是新時代領導干部需要提防的風險，也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新時代面臨的更加嚴峻的執政考驗。一些領導干部奉行“權力在手，不用浪費”的為官理念，將權力所賦予的職責和義務拋之腦后，卻把權力當作謀取個人或集團利益的工具[3]。實際上，以權取利還屬于初級階段的人役于物，指有些領導干部利用職權之便收取一些好處。但當為官之人完全被外部的物質誘惑所左右，千方百計利用職權甚至超越職權謀取金錢、權力與美色，甚至將工作中的一切關系簡單化為金錢關系、功利關系，這便是不折不扣的人役于物了，也就是身為物累，徹底墮落成物質享樂的奴仆。實際上，很多因貪腐被懲治的領導干部位高權重，無論從收入水平還是職位待遇，都非普通人所能及，但他們卻欲壑難填，濫用職權，索取、收受巨額賄賂，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這些人把物質享受作為為官目的，把國家賦予的權力降格為單純地獲取外物的手段，名譽、良知、責任在這些外物的誘使下像商品一樣被出賣和交換。此種為官境界與其說是低境界，不如說是無境界。

（二）“取物有道”的境界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貞婦愛色，納之以禮?！盵4]人人皆有財色之欲，但為官者必須如君子一般取財有道、愛色以禮，這便是官員處理自身與外物關系的第二重境界——取物有道。對于為官之道，習近平曾經以十八個字概括，即“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實實干事，清清白白為官”。其中，“清清白白為官”指的就是為官者面對外物時的“取物有道”。生命的存在需要有形的物質條件，為官者合理獲取這些物質條件的愿望與行為應該被予以道德認可。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的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顯著提高，這些成果應該惠及每一個公民，包括為官者。但富貴皆人之所欲，若不以其道得之，則是違背了“清白為官”之道?！叭∥镉械馈币鬄楣僬咩”M職守、按勞取酬，通過在領導崗位上的辛勤工作獲取合理、合法的收入，不貪婪、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做到付出與獲取成正比，權力與責任相對應，既有“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君子人格，更有保持純潔性、清清白白的為官境界。

（三）“超于物外”的境界

如果說“取物有道”是儒家倡導的君子之為，那么為官者面對外物的第三重境界就是道家提倡的“超于物外”的圣人境界。習近平強調指出，“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干部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干部……如果在官位上去發財，就只能戴著假面具做傷天害理之事了?！盵2]因此，選擇為官就等于選擇了清貧，清貧便是“超于物外”的“廉”“儉”境界。道家的“超于物外”并非完全摒棄物質需求，而是主張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家的終極目的是通過“天下之至柔”去實現“天下之至堅”，落實到官德層面則是要求“去甚、去奢、去泰”[5]，也就是從根本上減少人的私欲，保留樸真本性，超然物外，將私心與欲望降到最低。因此，“超于物外”的為官境界，一方面要求為官者返璞歸真，抱持素心，不被財富、名利等外物蒙蔽和驅使;另一方面要求為官者將視角放開到四海之內的大事，只以疆圍多故為念而一語不及于私。一收一放，體現了道家的大智慧。以擺脫外物所累、安貧固窮的出世心態行天下國民之入世之事，尚儉戒奢，艱苦樸素，以自瘦肥天下，這是為官者對待自身與外物關系的最高境界。

二、領導干部處理與他人關系的差序格局及境界

為官者處在復雜的人際關系中，每天都要面對和處理各種關系，這不僅是他們日常工作事務的重心，也是直接影響他們工作效果的重要因素。費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理論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親屬關系，認為與西方的團體格局不同，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更像把一塊石頭投入水面所產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6]。為官者的人際關系以自我為中心，按照血緣及情感紐帶的親疏遠近也構成一種差序格局。距離中心最近的是與領導者情感關系最為緊密的家人與親朋，其次是工作中的上、下級，最為疏遠的是各類陌生的服務對象，即各級人民群眾。實際上，家人、親朋與領導干部并不具有必然的工作關系，但由于中國傳統的宗族制倫理影響下的人情化傾向，它恰恰成為領導干部要經常面對、最難面對也最容易出現問題的一種關系。為官者對這些關系的處理突出體現了他們的職業境界，而境界的高低與差序格局恰好成反方向排列。

（一）“情感優先”的境界

領導干部在處理與他人關系時如果是按照差序格局，優先考慮情感最密切的家人、親朋，然后是工作中的上、下級，最后才是陌生的服務對象，這樣表現出來的境界就是情感優先境界，是低境界。傳統的中國社會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形成了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中的人情化現象比較普遍。低境界為官者被情感與私利裹挾，利用手中特權為情謀私，疏通上層、役使下層，為自己的家人與親朋謀事、謀利，使工作中的上下級關系淪為以權謀私的工具，忽略、遺忘了自己人民公仆的角色責任，甚至當三種關系發生沖突時，也以情感差序進行取舍，違背了為官者“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種為官境界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血緣與泛血緣群體是為官者獲得權力后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會借助為官者開拓利益獲取的便捷通道，而且，為保持此通道的順暢和持久，他們會用諸多利益維系與為官者的關系，使為官者獲利;另一方面，通過權與情的交換也使為官者構筑了龐大而堅固的私人利益場，為未來獲利開辟了更多的途徑和可能性，從而達到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為官者的此種境界從本質上說是基于社會成本利益計算的功利化取向的行為選擇。

（二）“以民為先”的境界

最高境界與情感差序格局的分布方向恰好相反，是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的境界，即把服務對象（各級人民群眾）放在優先于各種關系的位置，上、下級關系是為維系和服務此種關系存在的，而與家人、親朋的私人情感關系則完全被排除于工作之外，因此，這種境界可稱為“以民為先”境界。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方略。但在中國這個重視人情的社會，當“親戚有遠近，朋友有親疏”的情感關照已經成為一些領導干部處理各種事務的思考原則時，想達到以民為先的境界則是有一定困難的，這不僅需要從認知上確立堅定的為民服務宗旨，更需要在實踐上遵守“廉潔從政，自覺保持人民公仆本色”與“廉潔用權，自覺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為官規范。中國古代就有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雖然此思想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但其為官者必須重民與愛民的主張仍然值得我們借鑒。我國當代的為官者是人民公仆，從認知上，他們必須牢固樹立服務于民、造福于民的最高為官宗旨，牢固樹立正確的公私觀和公仆意識，在實踐中以原則控制人情，避免私人情感關系對權力行使的掣肘。從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的認知轉化為“以民為先”的實踐選擇，并在實踐的堅持中獲取社會肯定和自我肯定，進而更加堅定服務于民的認知，并將其轉化為更高層次的行為選擇——為官者的境界正是通過這樣的螺旋式發展，最后達到以民為先、胸廓天下的最高境界。

為官者在工作中對上、下級關系的處理，與上面論述的情感優先境界和以民為先境界是同質同構的。在長時間的工作接觸中，上、下級關系也會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熟人間的情感關系，也有親疏遠近之分。舉薦、提拔老部下和疏通、賄賂老上級，都屬于任人唯親的低境界，而用人以賢、任人唯德才是從服務于民的宗旨出發應有的高境界。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堅決防止和反對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7]。實際上，無論是宗派主義，還是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其本質都是為個人私利結成小規模的利益共同體，構筑政治聯盟，為仕途進階和權力尋租開辟通道。如果任由這樣的風氣在為官群體中蔓延，就必然導致破壞政治民主、割裂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最終嚴重破壞良好政治生態的后果。因此，當為官者在工作中面對各層次人際關系時，必須正確處理公與私、情與理的關系，超越情感優先境界，杜絕小群體現象，樹立以民為先的高境界，成為思想純潔、組織純潔、作風純潔的清明為官者。

三、領導干部做事的三層境界

為官先為人，為人須為事，對為官者境界的判斷除了聽其言，更重要的是察其行。為官者做事的態度、方式與原則直接反映了他們的為官境界。合法性是社會人行為的首要原則，也是為官者必須遵守的最低行為準則，依據合法性原則，為官者的行為可分為合法為與違法為兩種情況。同時，人的行為還有主觀努力程度的差別，依此，為官者的行為又可分為積極為與消極為?？陀^原則與主觀努力程度相結合，就構成為官者做事的三個層次。

（一）為官亂為

領導干部在工作崗位上必須有所作為，但不可膽大妄為、以權越法，否則便是與我國“依法治國”的治國理念背道而馳?！盀楣賮y為”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私亂為”，另一種是“為公亂為”?！盀樗絹y為”者無論為名為利，都是濫用職權、以權謀私，或者搞權力尋租，對這種為官者，必須以黨紀國法嚴懲不怠。新時代，我們更應該謹慎提防的是“為公亂為”者。一些領導干部在工作中以為自己有昭昭為公之心，便任性用權，比如有些地方發生的行政強拆傷亡事件，對造假、售假行為的地方保護，等等，這些行為表面上看都有著為發展地方經濟、加快城市化建設的合目的性，但背后卻是急于求成、不擇手段、膽大妄為、以權壓法等胡亂作為。本來為民謀利、為國謀強是為官者的責任，但前提是謀利與謀強的行為必須依法，否則就會走向反面，違背初心、遺忘使命，最終損害群眾和國家的利益?！盀楣珌y為”的為官者，大多有一定能力，辦法多、手段強、霸氣十足，但這種人也容易求快求成、超越原則，特別是當獲得一些政績后更容易頭腦發熱、喪失理性，最后逾越法律、釀成大錯。為官者作為“關鍵少數”，必須不斷提升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的能力，尤其是敢于作為的為官者，更要時刻把握法律尺度，只有為官者自己敬畏法律、信仰法治、嚴格守法、自覺維護法律權威，才能示范于下級，示范于群眾，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態和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因此，即使“為公”，也不可“亂為”。

（二）為官不為

與“為官亂為”不同，“為官不為”更容易被人們輕視或忽略?！盀楣俨粸椤币部梢苑譃閮煞N情況，一種是違法不為，另一種是合法不為，區別在于是否觸碰法律底線，究其實質都屬于庸政懶政怠政行為。前者主要指那些造成國家和人民利益或者公共財產損失的“不作為”，即玩忽職守?！安蛔鳛椤辈粌H是嚴重的官德之失，而且其造成危害之大甚至超過一般為官者的有為之失。新時代，我們黨面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等風險，這是造成庸政懶政怠政的主要原因。雍正曾說，“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因為“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8]。相較于違法不為，合法不為是目前比較典型而且廣泛存在的為官狀態。如果說前者是無原則地“不作為”，那么后者則是“有原則”的“不作為”，他們的“原則”就是官位安全、明哲保身。十八大后，反腐倡廉、轉變作風已經成為我黨建設的常態，很多官員感嘆“為官艱難”，于是選擇“為官不為”，抱殘守缺、作壁上觀，只求不出事保全自己的烏紗帽。這種行為究其本質仍是一種利己思想作祟，是很多為官者選擇的一種圓滑的為官策略?！安磺笥泄?，但求無過”，在合法不為與違法不為之間打太極，只要為官生涯最后能“安全著陸”，那便“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其實，“違法不為”的為官者多數是政務能力欠缺、毫無建樹的庸政之人，而“合法不為”者則更多是熟諳官場的所謂聰明人，他們貌似“有為”，形式上忙忙碌碌，實際上是裝裝樣子，為避錯而懶政怠政。無論是庸政，還是懶政怠政，本質上都是食祿而不忠事，在位而不謀政，消極敷衍、推諉扯皮、欠缺擔當，其根本原因皆在于理想信念缺失，將權力作為擺設，造成公共權力與責任的割裂。為官者被賦權是為了用權，用權就要做事，就要履行職責和使命，而不是將權力高高掛起、頂禮膜拜。習近平高度重視“為官不為”問題，多次劍指庸政懶政怠政的“為官不為”現象，把它們作為黨建新形勢下的新型腐敗而強調要嚴加問責。

（三）合法為、積極為

為官者做事的應有境界是合法為、積極為?！昂戏椤笔堑拙€，是原則。什么是“合法為”？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對此進行了精準概括，“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盵7]對于黨員領導干部而言，這里所說的“法”應該是廣義的法，既包括所有公民必須遵守的法律法規，還包括約束黨員的黨紀黨規。因此，為官者的“合法為”首先指的是遵守黨紀黨規，紀在法前，紀嚴于法。領導干部的“合法為”最重要的是遵守黨的根本大法，即維護黨章、貫徹黨章，嚴守準則、條例，不踩“紅線”。為官者的“合法為”還有一層含義，就是守住法律的“底線”，而且，作為國家的管理者和服務于民的公仆，為官者更要以身示范，帶頭尊法、守法、用法，成為法治社會的真正引領者。

為官者做事的高境界體現在“積極為”上?！胺e極為”是一種態度、一種責任、一種擔當。什么是“積極為”？習近平用“擼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抓落實”這樣樸素的語言進行了準確解讀。這兩句話不僅是總書記向全國人民發出的實干號召，也是對為官者提出的“積極為”的要求?！胺e極為”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解讀：一是認真投入、充滿激情。認真投入意味著腳踏實地、一絲不茍，這既是一種科學求實的工作態度，也是一種釘釘子的工作精神。為官者作為不同群體的決策者，往往把握著集體的發展方向，只有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審時度勢，并腳踏實地落實，才能保證我們的事業在正確道路上快速前進。為官者也必須“俯下身子”，身體力行，作好行動表率，只有為官者擼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帶動群眾加油干，耍虛招，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這都背離了“積極為”的境界。充滿激情源于對我國建設事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及對中國夢實現的迫切愿望與堅定信念，它是領導干部“積極為”的動力源。新時代的長征路任重道遠、困難重重，為官者只有保持高昂的工作激情，腳踏實地、步步前行，才會走穩、走快、走好我們的長征路?！胺e極為”的第二個層面是為官者勇于創新、敢于變革?！案淖兪澜纭?，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歷史使命，也是它的實踐性的根本特征。在實踐中堅持，在實踐中創新，這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也是時代發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的必然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進新時代，得益于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及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偉大創新。特別是十八大以后，我們黨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這充分證明了：創新才能引領發展，創新才能強國，創新才是為官者“積極為”的根本體現。

四、新時代領導干部為官境界的提升路徑

從以上對領導干部為官境界的哲學解析中可以看出，要使為官者在對人、對物、對事上具備崇高的為官境界，關鍵是解決好公與私、義與利之間的關系。因此，作為關鍵少數的為官者既要不斷提升從政能力，以能力促定力，又要擦亮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底色，把好理想信念“總開關”，以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使命激勵自己不斷開辟為官新境界。

（一）為官者必須擦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底色

領導干部的為官境界是否高遠，首要取決于思想底色。有什么樣的精神底色就有什么樣的為官品格，這決定了達到什么層次的為官境界。中國共產黨從建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強大生命力。它的科學性、革命性、實踐性、開放性的理論特質使它在指導中國實踐中不斷被豐富和發展，并形成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新時代的為官者必須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特別是要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領導干部提升為官境界的必修內容。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突出了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耙匀嗣駷橹行摹?，這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特質和根本立場，也是新時代領導干部解決公與私、義與利問題的鑰匙。為官者若能時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恪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為官理念，那么在面對外物誘惑時，就不會有絲毫的動搖，不會“人役于物”。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方法論，還要求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按照客觀規律做事，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則不能“為官亂為”。黨紀國法，這是每一個為官者的行為底線，不挑戰、不觸碰，在實踐中依法行政、遵規辦事，做到“合法為”。同時，實事求是與解放思想又是辯證統一的，客觀實際與時俱進，思想也必須與時俱進。新時代的為官者在科學把握新時代的時代特點基礎上，必須勇于創新、勇于變革，這是實事求是的內在要求，是新時代對為官者提出的必然要求，更是達到“積極為”境界的必由之路。

（二）為官者必須樹立正確的權力價值觀和地位觀

為官者的權力價值觀，主要是指為官者作為權力運行主體對權力的性質、目的等問題的認知、理解、判斷和抉擇。權力體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它的性質是一種公共權力而不是少數人或個人獨享的權力，是社會公共意志的體現，而非少數人意志或個人意志的表達。新時代的為官者必須從權力價值觀上認清自己只是公共意志的執行者，而不是個體意志的實現者和維護者，這樣才能切實解決好“為誰掌權”“為什么用權”的問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既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公共意志，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更是新時代為官者掌權與用權的目標以及崇高的人生追求。人生追求彰顯人生境界，只有樹立正確的權力價值觀，把代表社會公共意志行使權力并為公眾謀福利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作為權力運行主體的為官者才能不斷提升為官境界。為什么有些為官者在物質誘惑面前不能拒腐防變、在處理各種關系時不能以民為先、在做事時懶政怠政？其表層原因是私利障目，究其根源則是沒有正確看待手中的權力，沒有認識到一切權力服務于公益的本質。

樹立正確的權力價值觀必然要求為官者擁有正確的地位觀，從本質上認清領導干部是“人民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爺”這一事實。為官者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被賦權的目的是為民服務，而不是凌駕于人民之上謀取個人私利。權力與義務永遠是相伴而行，領導干部擁有一定的地位，掌握一定的權力，同時必然要承擔一定的義務，擔當一定的責任。因此，為官者作為“人民公仆”，必須把權力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上，自覺把公共利益與個人私利區分開，不能混淆二者，更不能將個人權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以顛倒的地位觀取代正確的地位觀。

習近平曾經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拎著烏紗帽干事，不要捂著烏紗帽做官”，這就要求所有為官者志存高遠、敢于擔當、為民掌權、為民用權。新時代，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向縱深推進，這就更需要所有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敢于自我剖析、勇于自我革命，不斷糾正自己在對人、對物、對事等方面的錯誤思想和做法，不斷超越為官低境界，達到更高層次的為官新境界。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這也是我們黨之所以能永葆先進性與純潔性的重要原因。

（三）為官者必須進一步提升從政能力

新時代的領導干部若想在“德”與“行”上達到更高境界，除了精神鑄造外，還要有從政能力支撐。在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中，始終強調為官者要德才兼備，有德無才可能導致庸政，有才無德可能導致濫政，德、才二者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也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命題“德性即知識”，認為人之善惡關鍵取決于他的知識理性，無知就是罪惡。對于新時代為官者來說，在實踐中踐行善，以德從政，實現造福于民，很關鍵的一點是具有通曉所轄領域的知識以及觀大局、謀大事、懂創新的政策設計能力。

為官者處于一個領域或者部門的頂層，他們的政策設計能力直接關系到一方百姓的生活質量與幸福感。只有具有宏觀把控、胸懷大局的能力，他們才能在正確的方向上前行，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更有系統性、科學性和前瞻性。什么是好的政策？心系百姓，關注百姓最具現實利益的問題，就是好政策，這是為官之德的要求。怎樣制定、推行好政策？這既需要立足大局的智慧，又需正確處理各種矛盾的方法，這些都是新時代的為官者應具備的知識和能力。除此之外，新時代的領導干部更需要具備高超的創新能力。創新不僅需要勇氣與擔當精神，更需要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否則就是蠻干。新時代，我們黨強調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是每一個領導干部都要深刻了解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此基礎上把握新時代中國的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認識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與根本任務，科學總結以往經驗與教訓，審時度勢，在實踐中推進改革創新，從而開創政治經濟發展新局面。

新時代，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向前進的堅強保證。打鐵還需自身硬，一方面要不斷提升執政能力，加強為官本領，更重要的是內在精神品質的構建和為官境界的提升。而只有思想上擁有馬克思主義的底色，同時樹立正確的權力價值觀和地位觀，不斷以黨的初心和使命激勵自身，才能使黨員領導干部外有鋼鐵之軀、過硬本領，內有鋼鐵意志、崇高境界，內外兼修，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展現新形象、擁有新作為。

參考文獻：

[1] 李建華，李彥彥.儒家德治思想的現代價值轉化[J].道德與文明，2019（3） ∶ 129.

[2]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3]馬友樂.權力自覺：法治社會建設的核心訴求[J].領導科學，2019（5） ∶ 113.

[4]周希陶.千字文·增廣賢文[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5]鄭文寶.傳統官德發展階段界分及其與傳統倫理發展異同[J].廣西社會科學，2018（8） ∶ 118.

[6]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出版社，2005 ∶ 32.

[7]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八冊）[G].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51.

【責任編輯：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