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市某高校大學生社交焦慮現狀及影響因素

張 倩 李晶華 馬天嬌 張 莉 張瑞潔 李欣茹 邵瑋婭

吉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長春，130021

社交焦慮又稱交往焦慮，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交場合中，與他人交往時會對他人的評價產生緊張、不自在和恐懼等狀態[1-2]。長期社交焦慮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嚴重者可能發展成社交焦慮障礙[3]。有研究表明，近年來社交焦慮的發生趨于年輕化且發生率逐年上升[4]。有研究指出，大約16%的大學生報告為有比較嚴重的社交焦慮，并影響了他們的基本生活[3]。因此，大學生群體的社交焦慮及危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本研究以某高校公共衛生學院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調查其社交焦慮現狀，從大學生家庭、學校、社會、行為與心理(社會支持、無聊傾向)等多角度探究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因素，為制定解決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干預措施提供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取方便抽樣法于2016年5月抽取長春市某高校公共衛生學院一到五年級的本科生進行調查。一共發放問卷820份，回收有效問卷769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3.78%。

1.2 研究方法

一般資料問卷。包括姓名、性別、年齡、年級、民族、家庭人均年收入、月均消費水平、家庭居住地、是否是獨生子女、是否是學生干部、是否戀愛、父母文化程度以及父母職業等人口學特征。

社交焦慮量表(IAS)。共15個條目，各個條目按照5級分制進行回答，總評分從15分到75分，得分越高則代表社交焦慮水平越高。本研究根據總分從低到高排列，將總分前27%記為社交焦慮低分組，后27%記為社交焦慮高分組，其他記為社交焦慮中分組。量表所有條目與其它條目的總數相關系數大于0.45，Cronbach'sα系數超過了0.87，重測相關系數達到，信效度較好[5]。

社會支持量表(SSRS)。采用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量表》，該量表一共有10個條目，總分為10個條目之和?？偡衷礁?，代表社會支持程度越高，包括主觀支持、客觀支持以及支持的利用度三個維度，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5，KMO為0.72，信效度較高[6]。

無聊傾向量表(BPS)。采用黃時華編制的《大學生無聊傾向量表》，總共包括兩個維度、30個條目。采用Likert七級評分，分數越高，表明無聊傾向越高。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7]。

1.3 統計學方法

Epidata 3.1建立數據庫，采用IBM SPSS24.0對數據進行描述性分析、t檢驗、方差分析以及多元線性回歸，以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一般情況

769名調查對象中男生267人(34.7%)，女生502人(65.3%)；家庭居住地在農村的287人(37.3%)，在城市的482人(62.7%)。

2.2 大學生社交焦慮水平與常模的對比分析

結果顯示，大學生社交焦慮的總分為(42.90±9.31)，顯著高于美國大學生常模的社交焦慮得分(38.90±9.7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2.3 不同人口學特征大學生的社交焦慮差異分析

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月均消費水平、是否是學生干部、是否戀愛以及家庭居住地等方面的差異對社交焦慮水平的影響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年級、學習成績以及是否是獨生子女方面的差異對社交焦慮水平的影響均沒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不同人口學特征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

注：*表示F值。

2.4 不同社交焦慮水平的大學生社會支持和無聊傾向現狀分析

研究表明，社交焦慮低分組的大學生共206人(26.79%)，社交焦慮中分組的大學生共335人(43.56%)，社交焦慮高分組的大學生共228人(29.65%)。社交焦慮水平越高，無聊傾向得分越高，而社交焦慮水平越高，社會支持得分越低。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2。

表2 不同社交焦慮水平的大學生社會支持及無聊傾向現狀分析

2.5 社交焦慮相關危險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社交焦慮及其相關危險因素的關系，以社交焦慮總分為因變量，社會支持、無聊傾向總分為自變量，家庭人均年收入、月均消費水平、是否是學生干部、是否戀愛及家庭所在地為控制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無聊傾向對社交焦慮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P<0.001)，社會支持對社交焦慮的預測作用并不顯著(P>0.05)。見表3。

表3 社交焦慮相關危險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注：是否是學生干部以“是”為參照，是否戀愛“否”為參照，家庭所在地以“農村”為參照，月均消費以“低消費”為參照，家庭人均年收入以“低收入”為參照；R2=0.300，回歸方程檢驗F=36.115,P<0.001。

3 討論

3.1 大學生社交焦慮水平偏高

調查顯示，大學生社交焦慮總得分為(42.90±9.31)，顯著高于美國大學生常模的社交焦慮得分，社交焦慮水平偏高，這和沐林林等人對大學生的調查結果相一致[8]。首先，這可能是因為美國大學生與中國大學生的社會背景相差較大，且調查時間與該研究相差較遠；其次，可能是因為本研究調查對象是醫學相關專業，學業相對繁重，考試壓力大，與人交往的時間少，缺乏經驗，導致社交焦慮水平相對較高。李丹等人指出，社交焦慮已經成為醫學生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9]。社交焦慮不僅影響大學生未來的社會生活能力，而且與無聊傾向等負性情緒相關。因此，教育部門應重視大學生尤其是醫學生的社交焦慮問題，積極采取措施改善大學生社交焦慮。

3.2 大學生社交焦慮水平受經濟因素、社會活動及居住地的影響

本研究顯示，家庭人均年收入、月均消費水平較低的大學生社交焦慮水平顯著高于家庭人均年收入、月均消費水平較高的大學生，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10-11]。這可能是因為家庭人均年收入、月均消費水平較低的大學生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缺乏自信，從而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少；同時在學習、生活及就業等方面面臨的壓力更大，因此更容易導致孤僻，從而產生社交焦慮。此外，非學生干部的大學生社交焦慮水平顯著高于學生干部的社交焦慮水平，這與單玉香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一致[11]。這可能是因為學生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有更多的鍛煉機會，參加的社會實踐活動可能更多，有更多的社交經驗，社交焦慮水平相對較低。未戀愛的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水平要顯著高于談戀愛的大學生，這與以往的研究相一致[11]。這可能是因為戀愛中的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處理的人際關系較多，并且在人際交往中遇到問題可以傾訴，從而有利于緩解壓力、減輕社交焦慮。農村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水平要顯著高于城市的大學生，這與周相宜的研究結論一致[12]。這可能是因為來自農村的學生接觸外界的機會較少，進入大學對新的環境、新的人際關系以及新的學習方式的適應能力可能較低，從而導致社交焦慮水平較高。因此，在關注大學生心理健康時要考慮不同生活環境、生活背景的差異，因地制宜地進行干預。

3.3 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水平與無聊傾向程度顯著相關

結果顯示，無聊傾向對社交焦慮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大學生的無聊傾向程度越高，越容易產生社交焦慮，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13]。這可能是因為無聊傾向得分高的大學生內心較為消極，找不到生活的目標和意義，難以從生活、學習以及人際交往中獲得快樂和滿足，從而對社會交往活動產生抵觸情緒，導致與人實際交往和溝通減少，較易產生社交焦慮。因此，學校應多舉辦具有實踐意義的社交活動，鼓勵大學生在學習生活之余，多參加一些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活動；開設符合大學生自身需求的課程與課外活動，幫助大學生體驗到學習和人際交往過程中的樂趣，增強大學生人際交往過程中的自尊與自信，減輕大學生的社交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