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海派”“謫京派”之爭考辨

黃藝紅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541004）

在既往的1930年代文學研究中，似乎總有這樣一種趨勢：強調京派、海派以及左派文人，無論在政治立場、審美趣味還是藝術趨向上均捍格不入。這三個文學陣營各據其要、各放異彩，在1930年代文壇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且幾乎一直處于對立和斗爭的狀態，缺乏溝通，彼此隔閡。研究者在強化南北文壇畛域之時，又易為1930年代已有的“京派”“海派”之觀念所牽制，概念先行、避重就輕，把所有問題的產生和難解的文學史現象，簡單歸于京派、海派、左派的某一家。圍繞京海兩地文壇產生的問題，由此層層累加，研究者也莫衷一是。本來很簡單、且很容易厘清的文學現象，就這樣被輕易遮蔽。若要還原相關的歷史現場，從京海論爭的源頭入手，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京海之爭”：“誓不兩立的對待”？

1934年前后發生的京派、海派之爭，是1930年代的中國文壇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最重要的文學論爭之一。此次論爭看起來熱鬧非凡，激烈的論戰文章頻頻見于報端，涉及面廣，南北文壇諸多大將均參與其中。沈從文的《論“海派”》開啟了這場論爭，盡管他在文章中特別提到：“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在上海和北京都存在，魯迅、茅盾、葉紹鈞等人是不會被誤認為是“海派”的，也就是說，居于上海的作家并不等同于他所批評的“海派”作風。①沈從文：《論“海派”》，《大公報·文藝》1934年1月10日。但其實早在1931年沈從文就批評過上海作家的商業化趨向，他指出：“上海目下的作家，雖然沒有了北京紳士自得其樂的味兒，卻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習氣”，在這篇文章中，沈從文還把矛頭指向以周作人為首的提倡趣味主義文學的群體以及左翼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他認為，“京樣的人生文學”提倡者的墮落處，就在于“白相文學的態度”，而“上海普羅作家或民族主義作家，都不免再向那條方便路上走去”②沈從文：《窄而霉齋閑話》，《文藝月刊》第2卷第8期，1931年8月15日。。1932年，沈從文還寫出《上海作家》③沈從文：《上海作家》，《小說月刊》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15日。一文，對鴛鴦蝴蝶派作家極盡諷刺之能事。雖然，彼時的沈從文還未啟用“海派”這一名詞，但他對上海作家的批判始終包括左翼作家、民族主義作家以及鴛鴦蝴蝶派作家，這一點尤為重要。

魯迅寫出《“京派”與“海派”》《“京派”和“海派”》《北人與南人》等文參與論爭，他的精辟之見——“‘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是商的幫忙而已”④魯迅：《“京派”與“海派”》，《魯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53頁?！獰o論在論爭的當時，還是在后來的研究中，幾成引用率最高的注說。顯而易見，魯迅所批評的海派，符合沈從文所說的“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的“海派”⑤沈從文：《論“海派”》，《大公報·文藝》1934年1月10日。。筆者贊同高恒文先生的觀點，他認為魯迅批評“商的幫忙”，是巧妙地“把他置身于其中的‘左聯’排除在‘海派’之外了”，“策略地沿用了沈從文‘商業競買’的意旨”，而魯迅批評“官的幫閑”，實際上指的是以《獨立評論》為中心的胡適等人。⑥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頁。也就是說，魯迅與沈從文觀念中的“京派”“海派”是不盡一致的。在進一步思考總結之后，魯迅尖銳地指出，要警惕“京海雜燴”的現象，“也許是幫閑幫忙，近來都有些‘不景氣’，所以只好兩界合辦”，“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頭，真正小海派煞尾了”⑦魯迅：《“京派”和“海派”》，《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13頁。?？梢?，魯迅筆下的“京派”還指以周作人為中心的趣味主義散文作家群，小海派則指施蟄存等新感覺派作家了。

國民黨旗下的民族主義作家，則作壁上觀，樂見京派與海派的爭端。持民族主義立場的雜志《汗血周刊》上刊有一文，把京派與海派論爭的始作俑者歸于“周氏昆仲”：

周作人先生執教鞭于北大之余，在語絲上寫了一篇《上海氣》的文章，說“上海的文人，商人氣味太濃厚，把文章卻弄成商品化了”；以后魯迅先生，坐在普羅的象牙之宮，又作了一篇《上海文藝之一瞥》，說上海的文藝，是才子佳人化，一個個都是賈寶玉，或林黛玉，什么鴛鴦蝴蝶，三角四角的鬧不清；這樣一來，于是為了攻擊對方，或批評某人，最適當的莫過于給它戴上一項“海派”的頭銜，自己既不負絲毫責任，又無一定的定義……⑧王夢非：《海派與京派的末日》，《汗血周刊》第2卷第13期，1934年4月2日。

京海之爭，果真源自“周氏昆仲”么？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的主旨，是對以創造社、太陽社為代表的革命文學隊伍之極“左”作風的清算，并無意挑起京海對立。而周作人的《上海氣》一文，表面批判上海灘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其實是不滿于這種“上海氣”蔓延到文章對性道德問題的表述，在周作人的觀念里，其“崇信圣道，維持禮教”是一種復古的逆流，應對此保持警惕并予以批判，這與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就提倡的女性解放觀是一脈相承的。但他同時也表示，“上海氣”雖在上海最為濃重，但作為“復古精神”之一，或許是中國古已有之，如此叫法“未免少少對不起上海的朋友”。①周作人：《上海氣》，《語絲》第l12期，1927年1月1日?？梢?，周作人撰文并不意在與上海作家叫板。然而，魯迅、周作人兩篇文章背后的深意似乎并不值得時人深究，因為作者的知名度，這兩篇文章貌似已為京海兩地的文學樣式劃出模糊的界限。所以，《汗血周刊》就以“周氏昆仲”的兩篇名文作為論據得出結論：京派就是“普羅與幽默的混血兒”，即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學和以周作人為首的閑適文學，海派則指鴛鴦蝴蝶派作家。作者實在是用心良苦，一篇檄文便試圖將民族主義以外的文學一網打盡。

首先回應沈從文批評的“海派”作家是蘇汶，他自認是“海派”，卻為上海作家的生存境遇抱不平，作家生活的艱難“這結果自然是多產，迅速的著書，一完稿就急于送出”②蘇汶：《文人在上?！?，《現代》第4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而“海派”這名詞自身所帶的貶義，卻把居住在上海的作家“一筆抹殺了”。在論爭中首提“京派”這個名詞的是曹聚仁，他撰文反駁沈從文：“海派之罪大惡極至此，雖用最黑的咒語詛咒它滅亡，亦不為過。然而，今日之‘京派’，有以異于‘海派’乎？”他犀利地指出，海派這個摩登女郎“是社會的，和社會相接觸的”，而京派這個“裹著小腳，躲在深閨”的大家閨秀，落伍于時代，當有愧色才對。③曹聚仁：《京派與海派》，《申報·自由談》1934年1月17日。曹聚仁的文章有不平之意，在他眼中京派意味著保守和落后，海派則代表了發展與進步。

同樣是民族主義刊物的《文藝月刊》，發表韓侍桁的文章，他把“海派”一詞作形容詞解：“‘?！质潜逼降耐琳Z，是帶點兒下流，墮落成流氓的意味，通常說某某人變成了海派了，那就等于說那個人學得下流，染了一身流氓氣了?！雹苁惕欤骸段乃噮沧T》，《文藝月刊》第5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所以，那些實質上是海派的文人即使居住在北平，也改變不了其海派的本質。韓侍桁還指出，近幾年在上海部分文人的“海氣”，也的確達到“罄竹難書”的程度，身在上海的堅實清白的文人，要想不被籠統成為海派，只能聯合起來把“海派”掃清。韓侍桁文中對海派的定義，與沈從文所說的商業競買的文學是一致的。

京派、海派之爭愈演愈烈，這兩個本源自戲劇研究的名詞，甚至從文壇擴大到畫壇，《十日談》上的這篇文章可見一斑：

近來文壇有所謂海派京派之互訐，海派自然上?；囊馑?，大家認定劉海粟大師是代表，在文壇上的人，當推張若谷，曾今可，崔萬秋，等人為佼佼者。京派則有人舉胡適之，但文壇上的人則應屬梁實秋，章衣萍，李維建等。我以為還有一種是新京派，因北京改北平后，南京乃是正式的京，故是新京派，應推徐悲鴻為代表人物，而文壇上的人，則沈從文，何家槐等便是。目下劉海粟與徐悲鴻，同在德國開展覽會斗法，也是京海之爭。⑤M.C.L.：《新京派》，《十日談》第20期，1934年2月20日。

文章所指出的京派、海派成員更是復雜，按文中之義，海派作家有張若谷、曾今可、崔萬秋，京派作家則有梁實秋、章衣萍、李維建。這里還劃出以南京為中心的新京派，即沈從文、何家槐等人。京派、海派之爭發展至如此，基本上就是各說各話，論爭局面堪稱混亂。

海派作家施蟄存后來總結道：“海派、京派根本沒有論爭，只是沈從文發表了一篇文章，不少人有些意見而已?！雹迼盍x編：《施蟄存函》，見《叩問作家心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8頁?？蛇@場“意見”的表達卻長達數年之久，加入其中的還有鄭振鐸、曹聚仁、徐懋庸、蘇汶、青農、毅君、師陀、胡風、姚雪垠等作家。論爭局面混亂，以致眾說紛紜。這里既涉及到“紳士派”與“流氓派”之別，如鄭振鐸批評“海派”文氓的“心似辣而實疏”及紳士“京朝派”“清華高貴的氣象”，他認為紳士和流氓“其坑害，毀壞文壇的程度，也正相類似”①西諦：《紳士和流氓》，《文學評論》第1卷第1期，1934年8月。。論爭還涉及到地域與文學風格的關系問題，如胡風的《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一文，揭穿北方文人多創作和諧、雅致的文學這種觀點的虛偽：“北方當然有風雅的文人，但也決不會沒有粗野的作者，猶如那里有靜美的莊園但同時也有茅房土洞一樣?！雹诤L：《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文學》第4卷第5期，1935年5月1日。被認為是京派作家，其實立場左傾的蘆焚(師陀）則站出來打圓場：“現在要把‘京派’和‘海派’誓不兩立的對待，是錯了的，二者之間并無顯明的界限?！┡伞汀Ｅ伞琅f不過概念上的存在，認真區別很難辦到?！雹厶J焚：《“京派”與“海派”》，《大公報·文藝》第41期，1934年2月10日。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左聯刊物《文學》雜志雖加入此次討論，卻是力避紛爭，為文壇的團結著想：“南方的作者們從不曾有過南北畛域的觀念，北方的有些學者文人卻常常要說‘我們北方的學者文人’怎么樣怎么樣，可見得這個南北的觀念是從北方產生的?！贝颂幩f的北方學者常以“我們北方的學者文人”而自矜，有意造成南北文壇間的區隔，也正是蘆焚(師陀）后來所總結的：“‘京’‘?！瘍膳煽雌饋硎菍懽鲉栴}，骨子里卻含政治問題?！雹軛盍x編：《師陀(蘆焚）函》，見《叩問作家心靈》，第75頁。說穿了，就是北方文壇對以左翼為中心的上海文壇的不滿。也就是說，激烈的論戰所指向的，其實就是文學上的左翼、右翼以及自由主義之爭。

到了1938年，周黎庵發表《“京派”的鼻子》，為京派、海派文人群的走向作出總結：京派在“炮火煊天尸橫遍野的恐怖世界中”，更加倍地埋頭著述，“而我們評論家嚴重所不屑的‘海派’呢，卻遠走西北者有之，奮身抗爭者有之，即使留在‘孤島’的洋場上，也還有那么的成績，絕不會閉門著書坐視興亡吧”。⑤周黎庵：《“京派”的鼻子》，《眾生》1938年第2卷第1期。作者劃分的海派成員，不僅包括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還包括在淪陷區與日本軍國主義抗爭的進步作家?？梢?，京派、海派的定義及其成員的劃分從未有過意見的統一，其成員還因時局的變化出現了分化或重組。

二、何為“京派”“海派”？

通過以上簡略的梳理可知，參與論爭的每個人對京派、海派的定義各不相同，論爭從一開始就彼此誤解、各自表態，焦點貌似清楚，實質討論的對象不明，雖不乏真知灼見，但論爭局面又頗顯混亂。

就算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京派作家朱光潛對于京派、海派仍別有一番定義：“當時正逢‘京派’和‘海派’對壘。京派大半是文藝界知識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聯。我由胡適約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時期最盛，自從詩人徐志摩死于飛機失事之后，就日漸衰落?！雹拗旃鉂摚骸蹲髡咦詡鳌?，《朱光潛全集》(第10卷），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7頁。文中把胡適、新月派歸為京派一脈，海派主要指上海的左聯，其依據即是作家的所在地域。然而，朱光潛又把1937年在其主編的《文學雜志》發表過作品的朱自清、聞一多、馮至、李廣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視為帶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這又推翻了他的“地域決定作家派別屬性”的觀點。朱光潛有意擴大京派陣營，將海派主力壓縮為左聯，又在作家派別的劃屬問題上自我矛盾，可謂是在承受諸多政治磨難之后，過度敏感“政治美學”觀了①按，卞之琳曾以朱光潛在《中央周刊》發文，沒有屈從政治偏見，稱其為“政治美學家”，見卞之琳：《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卞之琳文集》(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另有解志熙先生提出，朱光潛此說乃有意為之，既為肯定北方文壇的自由主義思潮，也為淡化自己當年雖受胡適重聘，卻倒向周作人，在其附逆后還為之辯護一事。見解志熙：《氣豪筆健文自雄——漫說文壇健將楊振聲兼談京派問題》，《文藝爭鳴》2014年第11期。。因此時朱光潛在文藝界的身份和地位已不同以往，他的說法也就具有了權威性，幾乎成為后來京派文學研究界引用最多的觀點之一，“算得上最為陳陳相因的怪論，它們嚴重混淆了視聽”②許道明：《海派文學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1頁。。

現在學界基本傾向于把海派看作是以新感覺派為主的上海作家群，如吳福輝、李今等學者就持此觀點。當然，也有不一樣的聲音。如陳思和先生認為，在京派與海派文學的對立中，“左翼文學也屬于海派文學的一個傳統，但那是一個激進的傳統，常常處于地下狀態，不斷遭受政府的殺戮和圍剿，在文學和美學上無法有更大的發展?！雹坳愃己停骸蛾P于巴金和靳以聯袂主編的舊期刊文選》，見周立民編：《文學季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2頁。高恒文先生主張，“海派”不能作為文學流派的概念，因為三十年代的上海包括多種文學成分，如現代派、趣味主義文學、鴛鴦蝴蝶派的余緒等。④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第2頁。至于“京派”，學界目前也還沒有嚴格的定義，部分作家如蘆焚、曹禺、蕭乾等人是否屬于京派陣營，類似的問題仍時有爭議。被嚴家炎先生譽為“最后一個京派”的汪曾祺亦曾指出：“‘京派’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薄皬奈膶W主張、文學方法上說，‘京派’實無共同特點。如果說在北京的作家而能形成流派的，我以為是廢名和林徽音?！雹荨锻粼?989年8月17日復解志熙信》，見解志熙：《考文敘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85頁。對此，解志熙先生總結得極為恰當，他認為汪曾祺的觀點，“既認可了嚴先生的‘追認’，又表示‘京派’實無共同特點，甚至拆解了通行的‘京派’概念?！雹藿庵疚酰骸冻錾钠瘘c——汪曾祺早期作品校讀札記》，見解志熙：《考文敘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第298頁。

誠如有學者所說，“炒作京海之對立，在當年不過是個噱頭，二者的讀者群并不存在嚴格界限”⑦劉衛東：《“群體心理學”視角中京派的文學活動》，北京大學中文系等編：《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4頁。。也正因界限不明，多年來的文學研究，常陷入在論爭當時就已出現的怪圈，多傾向于認為：“1934年開始‘京派’和‘海派’的論爭之后，京、海對峙構成了3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上的最重要的景觀?！薄斑@種南、北之間的相互批評、指責和論爭，就一直沒有停止過?！雹喔吆阄模骸毒┡晌娜耍簩W院派的風采》，第140頁。京派、海派的概念從出現之始便指向不明，與此相關的京派、海派的作家隊伍也一直成為難以厘清的問題。一方面是論爭的參與者看法各一，各自表態；一方面是后來的研究者避重就輕，從表面現象將京派、海派的對峙進行擴大化的研究。⑨林偉民先生認為“‘京派’與左翼的對峙，源起于三十年代初的‘京海之爭’”。見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88頁。

學界一般把周作人、沈從文視為京派文人，但沈從文曾多次明嘲暗諷周作人的趣味主義文學創作傾向。蕭乾本人亦不滿學界對京派籠統界定，他說：“我始終認為1933年為京派一個分界線。在那之前(也即是巴金、鄭振鐸、靳以北來之前），京派是以周作人為盟主。那時，京派的特點是遠離人生，遠離社會，風花雪月，對國家社會不關痛癢。我最慶幸的是我開始進入文藝界恰好在京派這個轉變期。我與周作人等幾乎沒有任何交往，而那時除了燕京，我都是住在三座門16號《水星》編輯部?！雹偈捛骸妒捛聡兰已仔拧?，見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增訂版，第364頁。按，此處蕭乾記憶有誤，應是三座門14號大街，《文學季刊》與《水星》的編輯部合設于此。據卞之琳、靳以、師陀等人回憶，在這個簡陋的院子里，巴金和靳以就坐在一張大寫字臺的兩旁校對、組稿，以文會友。卞之琳和靳以都住在這里，鄭振鐸、蕭乾、何其芳、李廣田、李健吾、曾葆華、蹇先艾、曹禺、黃裳等作家常來常往。此外，北方左聯的高滔和京派的沈從文，也常來往于編輯部。蕭乾堅決拒絕被歸于周作人等脫離現實人生、不關注社會黑暗的京派，還把《文學季刊》的創辦當作京派前后期轉變的時間節點，這其中暗含了兩層意思。眾所周知，《文學季刊》與上海的左聯刊物《文學》，是稿源相同、性質相同的姊妹刊物，北方作家通過《文學季刊》《水星》的編輯部與《文學》的編輯部有文學上的往來互動，也就有了“一時，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報刊上出現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②蕭乾：《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匯月報》1982年第1期。的盛景。換言之，在1934年1月《文學季刊》創刊后，南北兩地作家的對立隨著刊物的成功創辦逐漸減少，而各派陣營之間也不再涇渭分明。

師陀在后來寫作的回憶文章《兩次去北平》中，仍堅持認為“‘京派’‘海派’的含意欠明確”③見師陀：《兩次去北平》(續篇），《新文學史料》1988年3期。，他舉出一個例證就是，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時期，來北平宴請寫稿人，被宴請的人被分為兩批：周作人、俞平伯、楊振聲等人一批，馮至、吳組緗、屈曲夫、劉白羽、楊剛、師陀等人一批。師陀在文中暗示說，在當時的北平，作家的進步與否并非以作家所在地劃分，而是大體以年齡劃分，并非說年老者全不愛國，只是討厭年輕人“胡鬧”，即保守的學院派文人對立場左傾的文學青年的反感。師陀破除以地域作為作家派別的區分標準，認為在北平的作家中，年老為一隊列、年輕又為一陣營，這種劃分或許稍顯粗略，卻重現了30年代文壇，各派陣營在競爭之中多有互動，其中不乏各派成員流動的景觀。如“漢園三詩人”、師陀、蕭乾等人的左傾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此看來，30年代，南北兩地的文壇并不像后來的研究所強調的那樣，因“京派”與“海派”的論爭，而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相對峙，反而是在京海兩地呈現出良好的互動和包容的局面。這就能很好地解釋上文提到的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為何會刊發政治立場不同、文學觀念相異的作家作品：開放的辦刊態度、良好的文學互動已是當時文壇的普遍存在的現象。

吳福輝先生認為：“對30年代左翼文學、京派文學、海派文學這三種文學作一合論，會有助于在一個文學共同體內認識它們的對峙和互相穿透性?！雹軈歉］x：《中國左翼文學、京海派文學及其在當下的意義》，《海南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若要澄明這三類文學的“互相穿透性”，就應當重新厘定三個文學陣營的成員。而“京派”和“海派”這個概念的能指和所指的模糊與不確定，從論爭開始就已存在，轉變“斗爭”、“對峙”、“對立”的研究思路⑤錢理群等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第九章雖意識到30年代“這一時期‘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學派別(潮流）之間的對峙與互滲”，但翻閱該章第三節：“自由主義作家文藝觀及兩大文藝思潮的對立”，著者更多的還是強調30年代文藝思潮對峙和斗爭的一面。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60頁。，突破地域與流派之間的界限，或許對于這三個陣營的“互相穿透性”，對于這幅南北文壇之間，以刊物為載體桴鼓相應、相濡以沫的別樣風景，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三、令人“費解”的名詞——“謫京派”

蕭乾，因為與巴金、靳以、鄭振鐸、楊剛等左傾作家交好，并且在其后來的創作中體現出越來越深的現實關懷，可謂“滑出了京派文學的軌道”①文學武：《京派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44頁。，京派文學研究界在解釋這個現象時，常會引用“謫京派”的概念來說明。據說其特點之一“就是離開了正統京派的超然物表的藝術態度，增濃了創作的社會介入的深度”②楊義：《京派文學與海派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210頁。，其成員可能還有蘆焚、靳以、田濤、何其芳、李廣田等人③周泉根、梁偉：《京派文學群落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105頁。。若京派的概念本來就過于寬泛而本無既定說法，那么“謫京派”又當作何解呢？

“謫京派”的說法來自蕭乾本人，這要從《大公報·文藝》副刊說起。自1933年楊振聲、沈從文擔任這個副刊的編輯起，它就被看作是京派的陣地和北方文壇的重鎮。主編沈從文在此以《文學者的態度》拉開“京海之爭”的序幕，其后他還發表《論“海派”》一文，對“海派”的概念作出界定。1935年蕭乾在兩位老師楊振聲和沈從文的引薦下進入《大公報》工作，不久，他便開始了長達四年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生涯。

盡管發生了激烈的京派與海派之爭，但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中，既能看到北方文壇的周作人、朱光潛、李健吾、梁宗岱、廢名、俞平伯等人的作品，上海左翼作家如茅盾、沙汀、艾蕪、張天翼、蕭紅、蕭軍、胡風、葉紫等也在此發表過文章，甚至魯迅也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他的《奇聞八則·前記》和一些譯作。1937年《大公報》的文藝獎金還曾頒給有左翼傾向的劇作家曹禺的《日出》，而小說獎原本欲頒給左翼作家蕭軍《八月的鄉村》，因蕭軍拒絕，后頒給有左翼傾向的年輕作家蘆焚的《谷》，還有后來被歸為海派作家的穆時英，其作品也曾見諸該報。隸屬不同的文學流派，持有不同的文學觀念和政治立場，都能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出不同的聲音，這與楊振聲、沈從文兼容并包的編輯方針，以及蕭乾本人的文藝傾向有關。

1939年，蕭乾在向左翼作家楊剛移交《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工作前，特地撰文總結他四年的工作情況。他提到在華北局勢緊張之時，《大公報·文藝》副刊既要面對文壇的爭端、人事的微妙，還要應對嚴格的檢查制度。然而，因報館位于天津租界，辦刊受到的限制及其所處的困境，很難獲得外界理解。蕭乾為這份“苦命的副刊”抱屈，它甘于平凡，“寂寞地，任勞任怨地”工作著，只為中國文化建設貢獻微薄之力，可是，“當一位故都的作家指責‘文藝’下了海時，上海一些朋友卻正指我們作‘謫京派’；當左翼批評我們太保守太消沉時，中央黨部的警告書也寄到了”④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謹向本刊作者辭行》，《大公報》1939年9月1日。。歷來的研究，在分析京派文學由短暫輝煌到風流云散的過程時，常常引述蕭乾的這一說法，以“謫京派”通論這一與京派相疏離的群體。

但蕭乾的這番話值得深究。首先，從“謫京派”說起。謫，過去指官員因過失或犯罪被發配到遠離京城之處，故研究者將這群脫離京派的文人，理解為“被貶謫的京派”，若追問他們是被誰貶謫，又因何故貶謫？這似乎又無從說起了。結合上下文，把蕭乾理解為“被貶謫的京派”，從句式到文意實難貫通。1936年4月《大公報》上海發刊，蕭乾隨報館赴滬，同時兼任天津和上海兩地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在出發前，兩位老師楊振聲和沈從文鄭重叮囑他：“你要我們做什么，盡管說。當你因有我們而感到困難時，拋掉我們。不可作隱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海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當的，要挺身去做。一切為報館，為文化著想……”蕭乾在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時，可謂一直牢記兩位師長的殷切囑咐，為保持副刊的獨立品格，他不去追慕名家稿件或時髦文章，而是大力獎掖新進作家，有時為文壇的團結，還多次將到手的好稿件轉給其他雜志。

因《大公報·文藝》副刊中上海作家的作品日漸增多，而指責副刊“文藝下了?！钡墓识甲骷?，大約就是身居北平的京派文人——這種批評之聲與同為京派作家的楊振聲、沈從文對蕭乾“要下?！钡囊蟛煌?。不過，就連左翼也“批評我們太保守太消沉”，蕭乾此說不免有些夸大。蕭乾曾在另一篇文章里，生動、細致地描述了30年代中期，南方文壇各界彼此間友好往來、互通有無的盛況：當時正在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蕭乾與編輯《文季月刊》的巴金是摯友，他們比鄰而居，還時常舉辦文化聚會，參與他們聚會交流的還有編《譯文》的黃源、協編《文季月刊》的靳以、編《中流》的黎烈文。作為刊物主編，他們“談論各人刊物的問題，還交換著稿件”、“刊物都敞開大門”，“從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團結的小動作”。①蕭乾：《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匯月報》1982年第1期。這些編輯都是立場左傾的作家，還有左翼作家蘆焚、索非、馬宗融和羅淑等人也常常參加他們的聚會討論?？梢娫诋敃r的上海，左翼陣營已由過去極左的斗爭方式轉為團結和爭取進步作家，各派之間相互包容又彼此影響，呈現互動融合的景象。綜觀《大公報·文藝》副刊并不涉及作家的文學觀念與政治立場之爭，反而呈現各派之間互競與共生的精彩面貌?？傊?，蕭乾在編刊的過程中，確實是不曾忘記師長的囑托：“不作隱士，要下海，莫沉底。凡是好的，正當的，挺身去做?！?/p>

以蕭乾當時的交友圈來看，他文章所說的把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文章的北平作家視為“謫京派”的“上海一些朋友”，極可能是對于在京海論爭受到奚落仍感不平的上海左翼作家。但若將“謫京派”理解為與京派的文學中心疏隔、創作風格漸呈多樣的作家，可是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作品的北平作家還包括了周作人、廢名等人，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應屬于“謫京派”吧？！蕭乾在這篇充滿委屈的告別文字中，訴說自己既被京派批評使“文藝下了?！?，又被海派指為“謫京派”，還被左翼認定“太保守消沉”——盡管蕭乾在文中沒有劃定京派、海派，但看起來幾乎他“左中右”都不是

人了，這不是自我矛盾么？筆者認為“謫京派”也許可作“嫡京派”解(見圖1），刊文中“嫡”變為“謫”或是蕭乾手誤，或因排版疏漏所致。在一些京派研究中，并未結合蕭乾上下文及《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客觀情況細加分析，忽視這個明顯的訛誤，反就“謫京派”這一“偽術語”作過度的闡釋和研究，夸大了京派、海派以及左翼之間的對立和界限。筆者遍尋手頭史料，但未找到其他提到“謫京派”或“嫡京派”的原始文獻，這或許也是因為“謫京派”本就屬于“嫡京派”的誤植，以及提出“嫡京派”之說的本來就是少數幾個，因而無法在其他文章中得到互證?；诖艘?，惟有通過梳理蕭乾原文的邏輯，分析《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總體面貌及指證現有的“謫京派”研究缺乏嚴謹性來反證“嫡京派”之說的合理性。

圖1《大公報》1939年9月1日載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謹向本刊作者辭行》

若以“嫡京派”來理解蕭乾的這段表述，就很容易理解其言外之意。在當時，蕭乾已作為左傾作家參與到進步的文化活動中來，可令他委屈的是，他頂住壓力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堅持“說人話”、“說正派話”，付諸各種努力不但不被理解，還被“上海一些朋友”認為是“嫡京派”難以融入，這與“左翼批評我們太保守太消沉”一句的內容，是相銜接的。從蕭乾的行文邏輯來看：北平學院派批評其文藝下?！虾Ｗ笠砼u其嫡京派、消沉保守→《大公報·文藝》副刊卻收到“中央黨部的警告書”不見容于當局，這就能“順理成章”地理解蕭乾流露出的難以釋懷之意了。至于他特地提到，《大公報·文藝》副刊作家的左轉：“戰爭爆發以來，許多戰爭當日一向為本刊寫稿的作者們很快地跑到陜北，跑到前線去了。他們將成為中國文壇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雹偈捛骸兑粋€副刊編者的自白——謹向本刊作者辭行》，《大公報》1939年9月1日。其用意，應是為這“嫡京派”的罪名而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