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仁王廟建筑思考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深化

楊興民

摘 要：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既包括有形的物質文化的實例遺存，又包括非物質文化的活態傳承，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其中宗廟文化最為突出。文章通過梳理中國傳統祭龍文化的價值取向，以廣仁王廟為例剖析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延續、傳承源起，并在實地勘測調研與歷代文獻挖掘的基礎上，涉足廣仁王廟建筑的建置沿革、結構法式特征、規劃方法、外部空間設計意象、祭祀文化等方面，對其進行了較系統的綜合性研究，力求使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價值得到更深入的體現。

關鍵詞：廣仁王廟;祭龍文化;文化遺產;現代設計理念

現代建筑設計中，傳統文化遺產對人們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宗廟文化遺產更甚。簡略說來，它作為社會發展的精神遺產、道德建構的再生資源和生活觀念的導向因素，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有著極大的價值潛力。本文著力以廣仁王廟環境整治項目為例剖析現代建筑設計對傳統文化遺產保護與深化，挖掘其本身的精神內核。

廣仁王廟位于山西芮城縣城古魏城城垣遺址內，坐落于龍泉村北高阜之上，是四合院形制道教建筑，為中國現存的四座唐木構建筑之一，因供奉龍泉之神廣仁王得名，又因五龍泉水從廟基前涌出，亦稱“五龍廟”。

遺存結構屬廳堂型，規模不大。臺基高1.06米，單檐歇山灰瓦頂，面闊11.58米，五間六柱，進深4.94米，三間四柱，共有檐柱16根，無內柱。柱為圓形直柱，角柱有明顯生起和側腳，柱間架闌額，無普拍枋。柱頭斗的大斗上挑出兩層華，下層華后尾承托四椽，上層華由四椽伸出外檐部分做成，頭上橫放替木承托挑檐檁。四椽兩端立托腳，平梁兩端立叉手。此種梁架在宋式木構通稱“四架椽屋通檐用二柱”，為小型廳堂常用做法。構架用材為20.5厘米×15.5厘米，高15.5厘米，約相當于宋式五等材。其正殿歷經多次重修，外觀不能直接反映唐木構風貌，作為實例研究唐木構架卻頗有價值，故在此探討以下幾點心得：第一，唐時稱歇山頂為“廈兩頭”，該廟兩山的做法構造簡單，無疑為“廈兩頭”實例;第二，此殿列柱中線以上的橫，由一令一素枋合為一組，重疊兩層組成，為盛唐以前做法;第三，托腳與叉手的斜度相近，近乎聯成直線，為研究叉手、托腳歷史演變的重要實例。

遺址的戲臺和正殿相對，中國北方宗廟基本多為此種布局，故“倒座戲臺”，為廟中主神唱戲，現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戲臺檐下正中鏤空雕花闌額2012年失竊，2016年修補，修補后與原件出入甚大。故此，對廣仁王廟的保護變得十分迫切。2015年10月由萬科集團對其進行環境整治保護，簡稱“龍·計劃”。該項目給文物保護及環境整治工作帶來了新理念，值得借鑒。由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與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等國內一流的專業團隊，編制廣仁王廟環境整治方案，并經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專家評審獲批。項目主要通過對周邊圍墻砌筑加固，在院落內部布置了序庭、斗拱庭、碑墻、古魏城遺址觀景臺、晉南古建筑展廊等一系列庭院式展覽空間。其中設置了中國重要古建筑時間軸、宗廟歷史、唐木構斗拱足尺模型展示等內容，使其成為以中國古建筑文化為主題的露天博物館。

該整治項目作為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實踐，其意義遠超環境本身。從文物保護角度、從發揮文保單位的社會價值的角度、從文化遺產活態化角度講，其使廣仁王廟煥發出的活力得以延續，在社會參與的滋養下更充分地發揮其本質。

項目包括兩個部分，其一是龍泉遺址及廟前空間，清理并修整龍泉的邊界，遺址旁設村民廣場，修整三孔廢棄窯洞，修葺入口護坡并鋪砌臺階形成新入口流線。新入口設計導致視野無法直達正殿，破壞其傳統文化中軸對稱之美。但從建筑設計角度看，新入口采用之字形階梯，極具層次感與曲徑通幽之意。其二是正殿周邊環境，由于1949年前后廂房坍塌，整體空間過于空曠，利用新建墻體與原有院墻范圍間的圍合空間形成露天展覽及陳設分區，并在文物保護范圍之外新建管理用房。

諸多展示空間設置，給五龍廟增添了多元化、多維度的文化闡釋。遺憾的是，考察中發現新設展墻高度略高，若展墻布高略低一些，更能凸顯正殿的巍峨雄壯。新設的古魏遺址觀景臺處，城墻遺址幾乎無法辨認，失去了其實際功能。碑墻的設置中規中矩，新意寡淡。但各分區展廳的現代風格的版式及墻面工藝處理得當，大膽運用銅板腐蝕工藝及中空鋼架結構，表面肌理仿自然風化感效果優秀，板墻采用泥板搭接結構，十分考究古樸，色調搭配與正殿建筑融合得恰到好處。

從該項目的開始、設計到施工、落成及社會反饋，每一步都會出現各種條件制約及問題挑戰，歸根還是文保界與建筑界間的博弈。其焦點在于這個偏離了文保建筑周邊常規處理的設計，是否具有文保的“合法性”？

在建筑設計領域，“合法性”從來不曾是個問題，建筑設計師對其設計的“合法性授權”與生俱來。眾所周知，廣仁王廟中所供奉的水神廣仁王，代表農耕文明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民祈求風調雨順，佑五谷豐登，而如今信息社會已有天氣預報，人們已不再需向這位神仙跪拜祈雨。但廣仁王廟作為文化遺產，是一座集傳統文化之大成的精神建筑場所。此廟屬于道教一支，為天、地、人交匯，人神對話之地。廣仁王廟居天地之間，龍代表天，司水之神，天為龍之居，地為人之居，廟為人敬奉龍之祭臺。天、地、人之間的關系是這個項目最重要的關系。村依潭而建，敬天逢地，人神對話，以達到陰陽和合，從而實現風調雨順之愿景。其產生意義在于表達了人對自然的崇拜及敬畏，以年復一年的祭祀儀式，塑造出共同的價值體系，強化同根同源的集體意識，此方式詮釋了中國傳統社會天、地、人三才合一之意象。雖祭祀功能早已消亡，但其特有的共同的價值體系直至今日仍意義不凡?，F代建筑設計師更應尊重并不斷完善其價值體系。

縱觀整個項目，仍存缺憾，方案對天、地、人的關系還不夠重視，潭及土地邊緣化突顯，若使廟、潭、田、村間加強聯系，將潭、田放在更高處，延伸軸向延至潭，可以促使潭形成第一祭拜空間。人先祭潭拜天，由東側上坡入東院，繞主廟作順時針動線直達到北側。北側田地拓展為壇，祭田拜地。后繞至西側，入歷史空間展庭，感受廟的歷史沿革。終從西南角入中心正殿拜廟祭龍。在此空間序列有三個節點：潭（對天）、壇（對地）、廟。動線連貫且長度足夠，更能產生足夠的祭祀儀式感，體現出歷史厚重感，突出其作為歷史證言而不是村民休閑廣場的性質。雖以后現代風格作為全新的實踐，但作為文化遺產，必須體現其地位與尊嚴。

平衡傳統文化遺存保護與全新建筑實踐并非易事，關于此項目，就文保劃線范圍問題產生了分歧。從社會功能角度講，所謂劃線應包括建筑和歷史環境，目的就是要體現其價值，廣仁王廟的價值在于其作為較早的地方性神廟十分難得。遺存留下來較早的木構建筑大都為佛教寺廟，廣仁王廟作為地方性道教神廟，年代追溯其久遠，價值頗豐，不能僅作為具有社會價值的公共空間去規劃。從分歧看來，以建筑學角度展現廣仁王廟成分較多，如唐代的建筑形制、木作構件等，不能僅看作建筑學的唐構建筑，從文化意義應包括此區域活動去展開，必須有功能上的定位。

就項目落成來看，廣仁王廟周邊是建筑博物館的性質，若深挖一下，例如祭龍文化等的民俗活動，可能會使此場所更加鮮活一點。對該項目的價值判斷，不可避免存在主觀的成分，對價值的呈現也見仁見智，但任何一個文化遺產，都會有多重解讀的可能與價值維度，過多干預可能在強化公認的價值同時，侵害到主體未被認識與挖掘的潛在價值。

該項目雖圍繞一個以軸線對景為基礎的紀念性空間序列，將唐木構相關知識在此做科普介紹，但畢竟這里是地方信仰活動場所。正殿對面的戲臺，之前在與龍王信仰或祭龍文化相關的重大節日，戲臺唱著戲，村民在此聚集，而目前方案恰好弱化了此方面。從正對正殿山墻的橫軸線入口進入，院落與戲臺在整體空間序列中次要了很多。中國傳統建筑中并不強調橫軸線，且正對軸線的紀念性對景屬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空間構造方式。為強化紀念性而弱化民俗場所的祭龍文化，此外建筑周邊的地形地貌與建筑結合在一起，使之呈現出來地景性審美價值。當然，是否將原地貌抹平無關文保的法律法規問題，但該方案做法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目前呈現出的鋪裝方式和空間尺度更像是對都市廣場或公園的移植。得失如何，見仁見智。

總體上講，該項目在建筑師不輕易涉足的傳統文化遺產領域進行了顛覆性的創新實驗。盡管實驗的結果對中國建筑固有的文化遺產觀念產生了巨大沖擊，但社會各界對這一創新實驗的接納與贊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愈來愈多富有創造精神的設計師，會由此實驗啟發和感召，跨界進入一向封閉的文化遺產領域，從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當代文化遺產保護新模式。

此實驗也不反對環境的整治與改造，而贊成以復合文化遺產身份做有限度的設計，文化遺產的保護、修葺與改造應盡可能尊重原有場所的精神文化之語境，盡可能減少對遺存顯著特征與自然地貌的侵害，避免因符號的過度移植、借用與闡釋對遺存本體的理解產生歧義，盡可能減少因異種材料過度介入帶來的視覺沖擊。盡管對上述文化遺產的改造中存在分歧與懷疑，但仍對中國當代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有著極大推進作用。

傳統文物遺存雖是歷史證言的載體，但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載體也在消磨下不斷變化，無論是保護理念，還是實操方法都需不斷適應新的社會環境。文化遺產的保護隨時都面臨著取舍和權衡，沒有一個文化遺產的保護符合所有原則，也沒有任何原則適用于每個文化遺產。故既需要文化遺產保護者的勇氣去做抉擇，也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去做出權衡判斷。建筑師選擇了對知識身份的認同，將它作為知識載體的身份物質化，從而使知識在情境中傳遞?！爸R的情境”使得更廣泛的興趣和資源得以注入，也不排斥無關的日常的發生，它們將共生、碰撞出廣仁王廟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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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輝.五龍廟環境整治，芮城，中國[J].世界建筑，2017（3）.

作者單位：

中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