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與拓進

冉曉麗

有人說：“文學反映的是一段技藝傳承與創新的歷史”，從后世文學作品的每一個“零件”上，我們能夠辨認出來自不同時代，出自不同名匠之手的烙印。正是如此，經典總是置身于一個龐大的譜系之內，世代傳承，綿延不絕。

寫小說并不容易。故事變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計劃都枯萎在紙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怎樣才能重新將它們激活呢？我們很幸運，大師們就在那里，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遵從他們的榜樣。福樓拜告訴我們，天賦即持之以恒和鐵的紀律。?？思{告訴我們，形式，即文字和結構，可以加強也可以弱化主題。馬托雷爾、塞萬提斯、狄更斯、巴爾扎克、康拉德、托馬斯·曼告訴我們，在小說中，視野和雄心同文體技巧和敘述策略一樣重要。薩特告訴我們，話語即行動，一部介入當下、尋求更好選擇的小說、戲劇或散文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加繆和奧威爾告訴我們，缺乏道德的文學是不人道的。馬爾羅告訴我們，英雄主義與史詩，適用于阿爾戈英雄、《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的時代，同樣也適用于當今時代。

讀完敖來的《出山記》與《心愿》，最大的感受是他小說的容納性，短短的兩篇小說涉及到了母子關系（常虹與其母、阿布與其母）、婚姻關系（常虹與舒顏、阿布與阿珂）、婆媳問題（常虹母親對舒顏的態度）、原生家庭、城鄉差距、子女教育、離異家庭孩子成長問題（舒文）、傳統觀念與現實沖擊、獨居老人的心理狀態、逐夢與失夢、離散、記憶與家園等種種問題。

好的文學為人與人之間搭建橋梁。它讓我們享受，讓我們痛苦，也讓我們驚詫;它跨越語言、信仰、風俗、習慣和偏見的障礙，將我們緊緊相連。當白鯨將亞哈船長葬身大海時，無論是東京、利馬還是廷巴克圖的讀者無不會為之動容;當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寧娜撲向呼嘯的火車，于連·索萊爾走上斷頭臺，《南方》中城市通胡安·達爾曼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間小酒館去坦然面對挑釁者手中的匕首，當發覺住在佩德羅·巴拉莫的故鄉科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時候，每個讀者都會感到同樣的戰栗，無論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還是安拉，或是個不可知論者，無論他穿的是麻衫、西裝、長袍、和服還是燈籠褲。文學在不同的種族之間建立手足之情，消除無知、意識形態、宗教、語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間豎起的分界。

初讀敖來的作品，體會到了他對時代的思考以及他對傳統的守護與拓進。他的作品具有明顯的時代感、歷史觀、人民性，以及百姓情結。

敖來的小說抒發人文情懷。

歐陽修在《玉樓春》寫到：“人生自是有情癡，此事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腸寸結……”自古文人多情種，文人多情不只是男女之情，也有鄉情、親情、家國情……這些濃烈的情感凝成文人的心結，通過一篇篇作品才得以釋放。

近些年來，涌現出了一大批作家寫城鄉沖突，但良莠不齊，大多作品讀來總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感覺，而讀完敖來的《出山記》與《心愿》，尤其是《心愿》，老李的歌聲陪伴常虹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歲月，陪伴他結婚、離婚，陪他遇到舒顏，青春年少時的夢想或許并未實現，但是聽老李演唱會的愿望并沒有被生活瑣事抹去。

對于常虹而言，任何時刻，老李的歌都是最佳的良藥，高考失敗時是，與父親吵架時是，與前妻離婚亦是。無論他在經歷歡喜還是哀愁，順境還是低谷，都會在一首又一首的音樂里驚奇而又欣慰地發現，也許是在相距甚遠的地球另一處角落，也許是在時隔數百年的另一個時空，有人與此刻的你在經歷著類似的處境，你們素不相識卻又心意相通，令你不再感到孤獨，這是令人愉悅乃至感動的體驗?；艚鹫f，這是“遙遠的相似性”。讀完敖來的小說，每個人都能在老李的歌聲里，在細碎而又真實的生活里裝進自己的情感，找到熾熱的傾訴對象，這正是藝術的魅力所在。

敖來的小說緊扣時代脈搏。

一個作品只有與時代的心靈共振才能達到最大的振幅、產生最大的能量。我認為具有時代性的作品要有四個“度”，這就是：站位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切入的角度和傳播的熱度。敖來的小說切入的角度很合適，把握了時代脈搏，一如當年鐵凝的作品《哦，香雪》將小人物與大時代聯系起來。

正是由于文學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帶給人們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們在進行一次美麗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現實時的失落，正是由于這一切，比起過去的時代，比起當初那些講故事的先輩們試圖通過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時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殘忍。

文學賦予了故事永恒的生命，賦予了時代永恒的生命。正因如此，文學絕不只是一種消遣，也不只是一種讓感覺變得敏銳、喚醒批判精神的心智操練。文學是讓文明得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得以長久地留存于我們內心的必要條件;也是讓我們不至退回到無法溝通的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是讓生活不至簡化到專業人士的實用主義的必要條件，那些專業人士能夠深刻地看清事物，卻看不到其周邊環境及其前因后果;文學還是讓我們不至淪為我們自己發明出來的機器的傭人和奴隸的必要條件。因為，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將是一個沒有愿望、沒有理想、沒有膽量挑戰權威的世界，將是一個機器人的世界，因為人被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走出自我的能力，用夢想的黏土將自己塑造為另一個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

敖來的小說關注百姓命運。

文學是人學，塑造人物反映現實是文學的共同追求。一個國家和時代的精英文學，以審美創造的方式表現著人類心靈和智慧所能達到的文明程度，具有穩定性、流動性和自律性，它是追求著變異和升華、面向未來的文化范疇。

所有的偉大都是由平凡孕育的，所有的大人都是從孩子長大的，敖來小說的身后，是故鄉，是親人，是蕓蕓眾生。秦地這片沃土，滋養了他生命，他生于斯長于斯，在這里，接受教育，度過童年和青年時代，形成自己的個性，他的藝術作品里有人學。說到藝術作品，我們常常提到作品的人民性。藝術作品的人民性并不是要高喊為人民的口號，而是傳遞人民心聲。敖來小說里的母親，阿旺叔等都是鮮活的人物形象。

好的文學作品基于自身時代發展的時代位置、基于民族文化的民族位置以及基于主體的個性位置，這三個位置具有鮮明的立場性、時代性與進步性，敖來作品里充斥著“進城”與“返鄉”的矛盾，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其對于“守護”與“拓進”的探索與寫作。

敖來的小說思想融入藝術。

哲學家笛卡爾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文學可不可以融入自己獨到的思想，成為藝術的哲學。在此問題上，古代就有人做過有益的嘗試，最認真的也許是明朝的楊慎，他把《二十一史》都寫成了彈詞，也可以認為是歌詞。喬羽以《聊齋》為主的“說”字為線索創立了一系列文字。作為一個小說家，敖來的創作將自己對歷史，對社會，對人生的深刻思考化繁為簡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

文學一定程度上是對生活的一種再現，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在出生、穿越、死亡的迷宮之中引領我們。當我們在真實的生活中遭受不幸和挫折時，文學是我們的撫慰。正因為有了文學，我們才得以破解，至少是部分地破解存在之謎。這個謎團困擾著很大一部分人，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疑問多于確信的人。正因為有了文學，我們才得以在面臨這樣一些主題時坦白我們的困惑：超驗，個人和集體的歸宿，靈魂，歷史的意義或荒謬，理性的此岸與彼岸。

在跨文化的全球藝術語境下，如何使本土文學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與對中國本土文化及其內涵的“守護”與“拓進”是無法分開的。敖來的寫作有著鮮明的主體性、立場性與時代性，“精英”與“通俗”“傳統的再發現”多元語境、分類法等研究對于21世紀以來的域內外藝術對話以及本土藝術革新的語境中，傳統文學的“守護”與“拓進”有著積極的意義，是我們這一代在堅守傳統的立場上，不墨守成規并努力尋求傳統文學的突破與革新的學者的縮影。

責任編輯張鋮

作者簡介：冉小麗（1996—），女，甘肅省隴南市人，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院在讀碩士，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方向：中外文學比較。導師：張保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