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所收《群書考索》底本考

于 亭 朱克理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430072）

由此可見，四庫本《考索》所據之底本為何，《四庫總目》所題“內府藏本”究竟是何種版本，這二者是否一致，四庫本文本面貌的真相是什么，學者所論，仍聚訟紛紜。今不揣淺陋，試為分梳。

一

我們可以依《四庫總目》所題“內府藏本”為線索，來考定《四庫全書》所收《考索》所用之底本，如果清楚了所謂“內府藏本”是什么，即可確定四庫本的版本來源。乾隆《天祿琳瑯書目》卷9“明版子部”：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載有所見天祿琳瑯藏元刊本《考索》，其卷14“子部”云：

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

“延祐庚申圓

沙書院新刊”

缺卷葉如下：

前集：五十九至六十三，計五卷。卷六十六第七至十二葉，又十四、十五葉。

后集：卷六至八。

續集：卷四十七第六葉至卷末，卷四十八、四十九兩卷，卷五十一全卷，卷五十三第九至第十二葉，卷五十四第四至六葉，又卷五十六第十六至十八各半葉，第十九至末葉共四葉。

通缺十一卷又二十余葉。

每冊前后鈐“乾隆御覽之寶”大璽及“天祿琳瑯”小璽。

傅氏所見乃天祿琳瑯舊藏元延祐庚申（1320）圓沙書院刊本，缺《別集》25 卷，所存三集又統共缺去11卷又20 余葉?！短斓摿宅槙俊泛汀短斓摿宅槙亢缶帯肪匆娭?，傅氏以為或因殘缺太甚之故。其實，《天祿琳瑯書目》和《后編》所錄，并非藏書全部，今所見尚有不少有鈐印的目外書籍，元本《考索》正是這種情況。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元本《考索》，框16.1×10.5 公分，半葉15 行，行24 字，注文小字，字數同，四周雙邊，黑口，雙魚尾。附注曰：“此帙紙墨清潔，字畫明晰，元建體字型，為圓沙書院原版早印本?！贝媲?、后、續3 集，56 冊，《前集》目錄后有“延祐庚申圓/沙書院新刊”雙行木記，鈐有“天祿琳瑯”朱文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大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等印記，所缺卷、葉及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宋章如愚撰 缺別集二十五卷

元刊本，十五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闌。題山堂宮講章如愚俊卿編。前集目后有牌子，如下式：鈐印與傅增湘之描述完全符合?？芍_北所藏即傅氏所見之本。

據《湖南省志》記載，湖南省藏有一元刊本《考索》殘本，存《別集》部分，注明是四庫本之底本：

此本正是傅氏所見及臺北所藏元本之缺者。此《別集》卷中粘有《四庫全書》館簽條及四庫校官?？庇炞种灄l，由此可推測四庫本《考索》所用之底本，應為圓沙書院本?！端膸炜偰俊匪^之“內府藏本”，指的是元圓沙書院本，不是《天祿琳瑯書目》所著錄的明慎獨齋本。

二

通過上文之考察，我們推測四庫本《考索》之底本當是元圓沙書院本。但觀察比對四庫本《考索》與圓沙書院本，彼此之間頗有異同。元圓沙書院本和明慎獨齋本孰為四庫底本，仍然需要具體的證據。我們通過對勘元圓沙書院本、明慎獨齋本、清《四庫全書》本，別白異同，從標題、條目、編次、本文等四個方面予以觀察和總結。

（一）標題

慎獨齋本《前集》卷22《文章門·評詩類》有標題“詩品上”、卷40《儀衛門·鹵簿類》有標題“歷代鹵簿”、卷61《地理門·歷代所尚》類有標題“商”“周”“齊”“魯”“秦”、《后集》卷6《官制門》有標題“中書通事舍人”“監修國史”、卷10《官制門·秘書類》有標題“秘書”、卷11《官制門·軍器監類》有標題“軍器監”、卷33《士門》有標題“唐之諸儒”、卷39《兵門》有標題“府兵”、卷45《兵門》有標題“又論車戰”、卷56《財賦門》有標題“榷鹽”、卷65《刑門》有標題“刑類”、《別集》卷1《圖書門》有標題“太極總論”。圓沙書院本皆無，四庫本與之同。

（二）條目

慎獨齋本《前集》卷3《六經門·詩類》“訓詁傳授”條下“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分作四段、卷5《六經門·禮記類》“文王世子”“文王為世子”“世子之學”分作三條、卷33《禮門·禘祫類》“一祭二名之辨”“時享”“月祭”“薦薪”分作四條、卷55《歷數門·歷類》“精密”條下“張胄玄歷”“皇極歷”“麟德歷”“大衍歷”分作四段、卷60《地理門·州郡類》“唐藩鎮”條下“魏博”“成德”“盧龍”“淄青”“蒼景”“宣武”“彰義”“澤路”分作八段、《后集》卷3《官制門·總序類》“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下都督府”分作三條、《續集》卷29《官制門》“省冗官”與“權行守試”分作兩條。圓沙書院本皆總為一段，一貫不分，四庫本同之。

（三）編次

（四）文字

慎獨齋本《前集》卷5《六經門·禮記類》“中庸”條下六處、“大學”條下六處皆無夾注。圓沙書院本皆有，四庫本同之。

圓沙書院本《后集》卷9《官制門·九卿類》首段“太府少府太仆”一句上有“梁天監中，象四時置十二卿。春卿，太常、宗正、司農。夏卿”一段；卷10《官制門·秘書類》“徽猷閣”條下“直閣，政和中置”后有“待制大觀二年初置”數字；卷20《官制門·武階類》“橫行十三階”條“忠亮大夫”下有“政和新制”四字；卷21《官門》“唐登瀛之選”條末有“褚亮傳”三字、“黃元禮崇官制”條首段末尾有“正獻呂公著”五字；卷60《財用門·銅錢類》“宋朝鑄錢之目”條下“神宗元豐增至五百”后有“萬出東南者三百八十萬”數字；卷63《財用門·鬻僧類》“太宗”條“太宗作新譯經之首教序”后有“仁宗作景祐天竺字原序以賜之”數字。慎獨齋本無。四庫本同于圓沙書院本。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發現，四庫本面貌近于圓沙書院本，而異于慎獨齋本，可以證明四庫本之底本是圓沙書院本，而不是慎獨齋本。但實際的情形是，對于圓沙書院本，四庫館臣并非原本照錄。從湖南圖書館所藏《別集》殘卷內粘貼的簽條可以看出，圓沙書院本是四庫收錄《考索》的工作底本，四庫本的面目并非全同于圓沙書院本，是經過校理和改定而形成的。四庫館臣的校理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二是刪改。如圓沙書院本《后集》卷33《士門》“兩漢諸儒”條一段文字：

雖然，兩漢諸儒之經術豈茍然哉！若丁寬之讀《易》精敏，而作《易說》三萬言。字子襄，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訓故。后蒼之兼通《詩》《禮》，而作《后氏曲臺記》。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后蒼，字近君。寬與王子中、周王孫又皆著為《易傳》，顯名儒林。此段文字錯亂之處甚多，難以卒讀。后經四庫館臣校改，則怡然理順：

再如圓沙書院本《別集》卷11《經籍門·春秋》類“春秋譏失禮”條：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洞呵铩分ㄖ攪?，中國而用夷禮，則是夷狄矣【程氏】。

此條節抄自《二程遺書》，明顯具有侮辱夷狄之意，故四庫館臣抽換其文，以《二程遺書》中另一段論述《春秋》的文字來替代它，并改標題“春秋譏失禮”為“春秋意在示人”，其文如下：

三

四庫《考索》一書，《四庫總目》所題“內府藏本”究為何本，論者多從《四庫提要》論述和《天祿琳瑯書目》之印象加以判斷，或僅就元、明二本和四庫本分門標目的異同判定，或誤謂為明慎獨齋本，或猜測類同元本而未能取證責實。通過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之記載和臺北、湖南館藏記錄可知，天祿琳瑯確實收藏過圓沙書院本《考索》，而湖南圖書館所藏元本《考索·別集》之殘存，正是四庫編修的工作本。我們進而考察元、明二本和四庫本的文本異同，可以看到，在標題、條目、編次、文字等方面，四庫本與圓沙書院本高度類同，而異于慎獨齋本。這進一步確定了四庫本之底本是圓沙書院本，《四庫總目》所題“內府藏本”即指圓沙書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