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玻璃工藝發展及其與西方藝術的交流*

馮青,李由

(1.西安科技大學 藝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4；2.北京大學 藝術學院，北京 100871)

宋代(960—1279年)文化，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高峰。宋代城市經濟繁榮，市民階層的崛起及其生活需求的增長，為工藝美術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和消費市場，因此工藝美術在器物品種、造型、紋樣、裝飾手法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并成為宋代文化的代表之一。

宋代工藝美術研究一直是學界的熱點[1]126，近年來一些研究成果也得以出版。如齊東方的《中國美術全集·金銀器玻璃器》收錄了近千件金銀器和玻璃器，比較清晰地記錄了我國玻璃器藝術艱難而曲折的發展歷程；蘇梅的《宋代文人意趣與工藝美術關系》分析了宋代文人意趣興起的原因，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的審美與藝術追求；鄧莉麗的《宋代金銀飾品與民俗文化》從民俗學的角度切入，研究了宋代金銀飾品的類別、形制、紋樣、工藝、生產經營模式、文化內涵及生存方式；朱彥的《唐宋中國與日韓工藝美術交流研究》按照門類劃分的基本方法，依托中日韓古代文獻和實物，詳細介紹了唐宋時期中國與日本、韓國在織繡印染、陶瓷、漆器等方面的交流情況。在眾多研究宋代工藝美術的著作中，關于陶瓷工藝、染織工藝、金屬工藝、漆器工藝等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宋代玻璃器的研究，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宋代玻璃器不僅是我們了解宋代社會生活和東西方美術交流的重要窗口，而且是中華文明具有延續性、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有力佐證。

一、中國玻璃(琉璃)的發展歷史

玻璃(琉璃)亦作“繆琳”“瑯玕”“流離”“陸離”“頗黎”等，是與金銀、玉翠、陶瓷、青銅并列的五大名器之一，亦是佛家七寶之一。[2]103《禹貢》《山海經》《爾雅》《穆天子傳》等古籍中，均提到玻璃(琉璃)，只不過稱謂各異。研究古琉璃史的著述中多次提到“武帝使人入海市璧琉璃”[3]58，《漢書·西域傳》中記載“(罽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它畜與諸國同”[4]7—8，可見漢武帝時期的中國商隊通過陸上絲綢之路以黃金和絲綢換取西域國家的明珠、璧流離、奇石等物。據《北史·西域傳》記載，“太武(424—451年)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于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5]3226。此文獻可說明西域的玻璃工匠帶來了先進的玻璃制作工藝，不透明的鉛鋇玻璃逐漸被有剔透視覺效果的鈉鈣玻璃所取代。

但是，對于玻璃(琉璃)究竟是天然生成之物還是由礦物融合而成的問題，當時人們卻并未形成統一且正確的認識。[6]146東晉葛洪在《抱樸子》一書中抨擊了琉璃天然生成說的謬誤，他指出“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于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7]12—13。但初唐時期的歷史學家顏師古在注解《漢書》時，依然認為大秦(即羅馬帝國)琉璃“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眾玉，其色不恒”[8]58—59；成書于公元741年的《本草拾遺》也記載“琉璃，西國之寶，玉石之類，生土中”[9]25。再如封閉于咸通十五年(874年)的陜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應從重真寺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等并新恩賜到金銀寶器衣物帳》中提到的“頗黎等十六”[10]32，對應的是寶函里十六塊顏色各異的寶石；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提梁大銀罐的罐蓋上有題記“琉璃盃(杯)椀(碗)各一”[11]43(圖1)，對應的卻是水晶杯和玻璃碗。這說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古人對于玻璃(琉璃)的認識存在偏差，同物異名、異物同名等情況亦不鮮見。[12]71

圖1西安何家村出土銀罐罐蓋上的題記

直至宋代，世人才終于認識到“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13]372，并對玻璃的名稱、制法等作了詳細確切的說明。南宋周密的《乾淳歲時記·賞花》中記載“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14]41，周密將國產玻璃稱為“琉璃”，把從西方進口的玻璃稱為“玻璃”，由此，“玻璃”一詞才成為專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二、宋代國產玻璃器發展的特點

(一)功能的分離

目前出土的隋唐玻璃制品大部分來自佛教寺院和皇室貴族墓葬，分別用來盛放佛教圣物舍利和作為貴族、高官的陪葬品。這說明玻璃制品在隋唐時期還是以上層社會占有為主，玻璃的價值甚至比金、銀更貴重，例如隋代李靜訓墓中出土了玻璃罐及蛋形器。而宋代玻璃制品雖然依舊多為供養佛教舍利的盛具，但是出土地點非常廣泛，幾乎遍布中國。例如河北定縣凈眾院塔和靜志寺塔、河南密縣法海寺塔、甘肅靈臺舍利石棺、江蘇連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江蘇鎮江甘露寺塔、浙江瑞安慧光塔，都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玻璃器。與隋唐時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貴族的墓葬中卻很少出現玻璃器，這一現象充分說明，自宋代開始玻璃器逐漸佛教化。宋代玻璃器按功能逐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作為禮器和佛器，這類器皿多用于供養舍利，主要是用透明度較高的鉛鉀玻璃制作而成，早期以進口玻璃為主，后逐漸以國產玻璃為主；另一類為國產的日用玻璃制品，主要是以鉛鋇玻璃為材料，此種玻璃質感類玉，色澤漂亮，被稱為“藥玉”，但因為不耐用，所以人們多將其制作成飾品，如釵、瓚、簪、笄、手鐲、吊墜等。[15]10據《宋史》記載，宋朝官服玉帶上也多以玻璃為裝飾，“今群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線，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又“大帶，中單，佩以珉，貫以藥珠，綬以絳錦、銀環”，用以彰顯威嚴。[16]3247

(二)應用范圍的擴展

宋代宮廷專門成立了制造玻璃器的作坊——樂玉作，民間玻璃器的產地主要為吳中地區(蘇州和無錫)。根據化學成分的不同，玻璃大體可分為透明度較高的鉛鉀玻璃和透明度低的鉛鋇玻璃兩種，這兩種玻璃器的生產都頗為興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鉛鉀玻璃制品不僅品種多樣，而且工藝技術更加成熟，無模吹制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成品器壁薄，透明度、光亮度好。例如河北定縣靜志寺出土的國產玻璃器，器壁薄如紙，且如水晶般透明，有藍色、綠色、黃棕色、褐色等多種顏色，由此可見宋代已經可以生產出顏色各異、透明度不等的玻璃器?！冻蹂技肪硪恢杏涊d：“禁殿戶牖、屏柱、茶床、僚爐皆無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盵17]475陸游有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庇纱丝梢?，無論是禁殿還是市井的窗戶上，都已經安裝了無色玻璃(晴窗)，這些都是宋代國產鉛鉀玻璃應用廣泛的明證。而國產的鉛鋇玻璃制品逐漸成為生活中較為常見的物品?！端问贰の逍兄尽酚涊d：“紹熙元年(1190年)，里巷婦女以琉璃為首飾?！盵16]8736南宋咸淳末年(1273—1274年)，宋度宗曾下詔“禁都下婦女飾珠翠，悉以琉璃代之”，當時的民謠有云“滿頭都戴假，無處不琉璃”。[18]852江西南豐桑田宋墓、福建南平大鳳宋墓等規格等級不高的宋墓中出土過大量的琉璃簪。這些都說明了國產鉛鋇玻璃在生產規模和數量上的巨大進步。[19]36

(三)精致小巧的工藝特色

社會經濟背景和文化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工藝特色的演變，宋代的玻璃工藝展現出與前朝迥異的風格。與隋唐時期波斯風格濃厚的特點相比，宋代的玻璃器更加精致小巧。例如河南密縣法海寺于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建成，人們在寺內的石塔地宮內發掘出50余件北宋玻璃器，其中一件玻璃壺形鼎，通高只有8.8厘米，直徑為3.1厘米，小口圓唇，頸部很短，圓球狀腹，胎體較薄，器腹下部有等距離的三實心足，足向下彎曲，其狀可謂小巧玲瓏、拙樸雅致。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中，有一件玻璃葡萄串(圖2)，46顆葡萄粒由大小不等的玻璃吹制而成，并以金屬絲綴連，整串玻璃葡萄的顏色、大小以及光澤幾乎與真的葡萄一模一樣，完全彌補了瓷器通透性有限的缺點。除此以外，河南鄧縣福圣寺出土的紫紅色玻璃葫蘆、江蘇鎮江甘露寺出土的圓形玻璃瓶等，都是宋代精致小巧風格玻璃器的代表。

圖2河北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葡萄串

三、宋代國產玻璃工藝發展受限的原因

與陶瓷工藝相比，中國的玻璃工藝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也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工藝門類。宋代玻璃工藝只是沿襲隋唐，南宋后期，更因為戰亂而停止發展。有學者認為宋代玻璃工藝之所以發展受限，是因為玻璃器可以被瓷器替代，人們不必去制作玻璃器；還有學者認為玻璃原料的獲取不便，限制了其發展。筆者認為，除以上原因，還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

(一)士大夫的審美與追求

首先，玉文化一直是中華民族持續時間最久、內容也最為豐富的一種文化，而玻璃器一直作為玉器的替代品而存在。這是因為在玉文化發展的早期，玉的等級很高，只有皇室貴族才被允許佩戴，當時中國形成了一套紛繁復雜的用玉制度，這使得仿玉的玻璃器擁有了發展空間。但到了漢唐以后，玉器就開始逐漸走向民間，至宋代，玉文化已變成全民普及的文化，并影響至今。[20]76北宋時期編撰的《考古圖》、宋徽宗時期的《宣和博古圖》都體現出玉文化的世俗化。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之下，宋代社會對于仿玉的玻璃器的需求自然也就降低了。

其次，受禪宗和理學思想的影響，宋代士大夫階層追求“平淡”，這種審美情趣逐漸成為引領時代文化的主旋律，對整個宋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得宋代的器物表現出含蓄內斂的特點。在色彩上，宋代器物偏重冷色調，追求單純素雅；在風格上，宋代器物則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之美，形成了一種清秀儒雅、超逸脫俗的藝術風格。這是玻璃器所無法完全承載的。

最后，宋代的器物造型洗練，極盡簡約之能事，追求比例和尺寸的韻律之美、線條和造型的典雅之美，婉轉于細微之處，甚至達到“多一寸則長，少一寸則短”和巧奪天工的完美水平。而宋代的玻璃器制作遠沒有達到能隨心所欲的境界，更缺乏制瓷時的那一份從容與淡定，“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深層意蘊是玻璃器所無法表現出的。例如法海寺地宮出土的鳥形玻璃器，雖是模仿自然界中鳥類的造型，但又并不完全照搬鳥類的原始形象，而是將最能體現鳥類特征的鳥冠、鳥喙融入造型中。此器物奇特夸張的造型，體現出宋人在制作此類玻璃器時，重寫意輕寫實的理念。鳥身上熱熔明顯的溝痕，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當時的玻璃工藝技術遠沒有達到能隨心所欲的水平，宋代不具備寫實的技術條件。

(二)科學技術的封鎖與傳承

“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這是經濟學最簡單的原理之一。在貿易交往中，各國往往會對其具有優勢的工藝進行技術封鎖和保護，以便獲得高額利潤。唐代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載了蠶種傳入瞿薩旦那國(古于闐國)的經過，“昔者，在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之，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勂溲?，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于此地”[21]752。這段記載充分說明了國家對于技術的重視程度。再如制瓷技術，歐洲國家自中世紀接觸到中國瓷器之后，就開始嘗試仿制中國瓷器。但中國歷朝歷代對于瓷料的配方、生產程序等工藝技術都進行了嚴密封鎖，直至清朝康熙年間，各地窯廠都禁止外國人進入。始終不得制瓷要領的歐洲國家直至18世紀初期才燒制出硬質瓷器。[22]125同理，西方國家對于玻璃制造技術的封鎖，從13世紀威尼斯對于玻璃制造技術的態度可見一斑。當時的威尼斯政府把玻璃制作技術視為國家機密，為了封鎖技術，政府將制作玻璃的工匠全部遷到威尼斯外海的慕拉諾群島上。島上的工匠未經政府批準不得擅自離開群島，違者將受到嚴懲，而若將制作玻璃的技術透漏給外邦，更要被判死刑。這些封鎖措施使得威尼斯玻璃制作技藝依靠口耳相傳，其先進性一直延續到16世紀末。

其次，科學技術的進步除了依靠發明創造，還與對原有技術的推廣和改進有關。隋唐時期的玻璃器多采用北魏時期傳入的吹制法制成，器壁薄，透明度、光亮度好，一改南北朝時期中國吹制玻璃器較粗糙的缺點。而承襲隋唐的宋代玻璃工藝卻未能取得大的突破，這是為何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指出，“某一個地方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只限于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方都必須重新開始；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處于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23]498。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論斷告訴我們，唐末及五代時期的戰亂紛爭、朝代更替，使得發展緩慢的玻璃工藝經歷了一個斷檔、重建、反復的過程，嚴重影響了玻璃制作工藝的傳承。

(三)資源的限制與競爭

玻璃的燒制需要高溫，熔窯的溫度甚至高于瓷窯的溫度，因此充足的燃料儲備是燒制的前提。宋代以前的手工業生產，普遍以木柴或木炭作為燃料，而木柴的最大缺點就是再生周期長、數量有限?！短旃ら_物》中統計過燒制陶器所需的木炭數量，“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費薪百斤”[24]197。而除了手工業，建筑(磚瓦)、燃料(取暖)、器具制造(礦冶和鑄幣)等對木材的消耗也十分巨大，例如冶煉生鐵，每噸“耗用木炭可能要四五噸或更多一些”[25]49。曾有學者統計，唐宋時期中原地區每年要消耗4.5萬至8.1萬畝天然林。[26]106北宋時期，為解決燃料供應問題，僅都城汴京一地每年就要消耗1萬畝天然林。[27]113當然，爐窯的選址不一定就在都城附近，但是木柴被大量消耗，是確定無誤的。樹木被大量砍伐導致森林覆蓋率下降，惡性循環的結果是這些地區的木柴、木炭供應嚴重不足。這使得人們不得不以煤炭為替代品，但煤炭的開采相較于木材的獲取，成本無疑提高了許多，至明代中期，煤炭也未能完全替代木材。

據北宋學者邵伯溫所撰《邵氏聞見錄》記載，“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28]21。定窯為宋代六大窯系之一，曾為皇家燒制御用瓷器，而定窯紅瓷被大臣用來獻媚宮掖，行賄賂之事，表明即便定窯是官窯，其所制之瓷對于皇室而言，也是貴重之物。[29]240再如南宋學者周煇在其所撰《清波雜志》中提到，“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30]372。汝窯是北宋后期建立的官窯，前后燒制了20多年，但其制品在南宋時就已經非常稀有。由此可見，即使是在燒瓷技術發展成熟的宋代，瓷器的燒制成本也較為高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玻璃器更是無法和瓷器競爭，再加上玻璃器制作的繁難與低成功率，使得人們無法通過大規模的燒制實踐改進工藝，玻璃工藝的發展也就愈加緩慢了。

(四)海上貿易的繁榮與沖擊

北宋初期龐大的軍費開支和官俸開支，以及后來沉重的歲幣負擔，令財政入不敷出，這使得兩宋時期的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視海外貿易。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政府在廣州設立負責對外貿易的管理機構——市舶司，隨著海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又陸續于杭州、寧波、泉州、膠州設立市舶司。[31]126朱彧曾在《萍洲可談》中記述了當時北宋的海運狀況，“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無少隙地”[32]184，由此可見當時海外貿易的規模。南宋在“紹興和議”之后，更是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甚厚，若措置合宜，得動輒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于民”[33]5465。紹興三十年(1160年)，市舶年收入達二百多萬貫，是北宋中期市舶年均收入的三倍。[34]448在宋代海外貿易的進口貨物中，香料占了較大比重，尤其是當時產自阿拉伯地區的薔薇水，因“衣敝而香不滅”，“馨烈非常，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十數日不歇也”，深受皇室成員的喜愛。而無論是海上運輸還是日常存儲，玻璃瓶無疑是薔薇水最好的載體。蔡絛《鐵圍山叢談》記載：“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盵35]85王珪《左街大相國寺釋迦佛靈牙序》記載：“始以梵儀寶華迎至禁中，且發祖宗御封，而灌以海上薔薇之水，忽于甘露穴中得舍利一，其五色照人，帝親貯之琉璃瓶中?！盵36]167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的三個細頸玻璃瓶，都是儲存香水的玻璃容器。

進口玻璃器的色澤雖不如國產玻璃器艷麗，但質地更為牢固，在耐熱性上也更具優勢。更為重要的是，進口玻璃器的材質為鈉鈣玻璃，是無毒的，因此它可以作為高檔酒具，在宴慶、待客等隆重場合中使用。例如，蘇軾的《減字木蘭花·以大琉璃杯勸王仲翁》一詞中“海南奇寶，鑄出團團如栲栳。曾到昆侖，乞得山頭玉女盆”，特寫了琉璃杯的奇、貴、精、大。此外，李元膺《驀山溪·送蔡元長》中有“慣捧玻璃盞”，趙長卿《滿庭芳·荷花》中有“涼生到，碧瓜破玉，白酒酌玻璃”，晁補之《青玉案·傷娉娉》中有“彩云易散琉璃脆”，李綱《江城子·瀑布》中有“琉璃滑處玉花飛”，等等。文人士大夫筆下頻頻出現琉璃杯、琉璃碗、玻璃盞等物，反映了進口玻璃器被廣泛使用，不再局限于皇室貴族，而這一改變，都可歸功于海上貿易的便利。興旺繁榮的海路貿易，豐富了城市各個階層的生活，并促使國產玻璃器在質地、造型、工藝等方面進行變革。國內考古界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玻璃作坊是元代新疆若羌瓦石硤玻璃作坊，進口玻璃器的涌入對宋代國產玻璃工藝發展的沖擊由此可見一斑。

(五)飲茶習慣的改變

飲茶習慣的改變大大限制了玻璃器的發展空間。茶史上有“茶興于唐，盛于宋”的說法，茶已成為宋代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我們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到，汴梁城里的茶坊鱗次櫛比。但宋人與唐人的飲茶方式大為不同，唐人喜歡煮茶，他們把茶粉投到鍑里煮，然后再倒入碗中飲用；而宋人飲茶則先是將攆好的茶粉放在茶碗里，然后用細頸長流的湯瓶將滾水沖進碗里，再攪動以使茶粉與滾水充分混合，如圖3所示。宋人這樣的飲茶習慣，對茶具耐熱的物理性能要求較高，如果以玻璃器作為茶具，熱脹冷縮很容易導致茶具破裂，“故不堪用”[37]96。

圖3〔宋〕劉松年《攆茶圖》(部分)

為了便于點茶，宋人對茶盞、茶注的樣式和規格都要求甚高。茶盞，其壁要厚，而且呈深腹、斜腹壁和敞口狀。茶注的注嘴要齊正，呈拋物線形，瓶嘴的出水口要圓且小。再如茶托，北宋的茶托要比唐代的更加精致，茶托就像一個盤子上放立的小碗，托口突起，底部中凹，高出托盤不少，托沿則多為蓮瓣形狀。這樣復雜嚴格的制作要求，是玻璃制品所難以達到的。

宋代，斗茶之風盛行，而湯色是重要的評判標準。宋人以白為上，這就對茶具的樣式、顏色等提出了更多要求。陸羽在《茶經》中詳細論述過茶盞與湯色之關系，而南方建窯所制的黑釉茶盞正好與白色的茶湯相得益彰。宋徽宗很喜歡用建盞飲茶，他認為“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38]164，對建窯生產的兔毫盞推崇備至，上行下效，使用建盞飲茶便成為一種時尚。茶具底色對于湯色的襯托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種以黑襯白是透明度較高的玻璃器無法實現的。

四、宋代玻璃工藝與西方藝術的交流

(一)西亞地區玻璃工藝對宋代玻璃藝術發展的影響

兩宋時期，大量精美的西亞玻璃器通過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以朝貢、貿易等形式輸入中國，據《宋史·外國傳》記載，高昌、于闐、回鶻和大食都向宋朝貢過玻璃器，且數量巨大。如“雍熙元年(984年)，(大食)國人花茶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993年)，又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至道元年(995年)，其國舶主蒲押陀黎赍蒲希密表來獻……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甕，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16]3247除了玻璃器外，西亞的玻璃原料也進口到中國。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提到“時(政和四年)于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蛟撇袷雷陲@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璃母，諸珰以意用煅而摹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35]167。蔡絛推斷，奉宸庫中的這二大篚“玻璃母”是大食朝貢的用來制作玻璃器物的材料，于是將這些玻璃母鍛造熔化，制成各色珠子，供宮內使用。宋末元初學者陳旅《陪趙公子游蔣山即席次李五峰韻》詩云：“石液玻璃碧，云根瑪瑙殷。佛巖開細菊，僧徑入從菅?！逼渲械摹笆骸?，就是玻璃原料。玻璃制品在長途運輸的過程中非常容易破損，而如果是運輸“大小猶兒拳”的玻璃原料，無疑更加經濟方便。并且將玻璃原料熔化成液狀后加工制造成的玻璃器依然能夠保持碧透晶瑩，這是與瓷器大為不同之處。

玻璃原料的這一獨特物理屬性，使得海運發達的西亞地區經常將玻璃原料作為商品運輸到異地重新加工。20世紀70年代，美國德克薩斯A&M大學航海水下考古研究所對土耳其塞斯·利馬尼(Serce Limani)海岸的一艘11世紀的沉船進行打撈，發現了重達2噸的玻璃料塊和重約1噸的玻璃器皿殘片，當時人們準備將這些玻璃料塊運輸到地中海沿岸地區進行二次加工。[39]1123相較于國產玻璃原料，進口玻璃原料在延展性和耐熱性上更具優勢，更適合制作大型器皿。2012年在福建唐羅城遺址的宋代巷路發掘點，考古人員發現了煉制玻璃的工具和大量光滑的暗紅色塊狀玻璃殘渣，人們檢測后發現，這些殘渣與伊朗出土的玻璃成分相近，很有可能是宋代工匠在此利用西亞的玻璃原料制作玻璃器。20世紀90年代，甘肅漳縣汪世顯家族墓中出土了一件13世紀的玻璃蓮花托盞，盞為七瓣蓮花形，托口為平口，邊沿呈八瓣蓮花形，腹壁呈正八角形。這套托盞器型大且壁厚，采用西亞地區較為常見的藍色玻璃制作而成，造型精美、色彩亮麗、工藝精湛，將宋元時期的茶文化和西方藝術風格完美融合。研究者認為這件茶盞很可能是宋人用進口的西亞玻璃原料在中國制作而成，它是西方藝術與中國玻璃工藝交流的代表作，堪稱中國古代玻璃藝術的瑰寶。

(二)宋代工藝美術對西方藝術的影響

文化的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我們非常喜歡西方玻璃器，而西亞以及歐洲地區的民眾對于中國瓷器也有著狂熱的追求。從9世紀起，一些西亞地區的玻璃制造中心，如伊朗的內沙布爾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曾出土了大量晚唐到宋初的定窯白瓷、越窯青瓷和長沙窯的瓷片。[40]84借助瓷器這一文化載體，宋代工藝美術對西亞地區乃至歐洲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圖413世紀末期鳳凰像瓷磚(伊朗西北部地區出土)

一方面，這些來自東方的藝術品具有濃郁的異域色彩，其風格為上流社會所追捧，在西方的玻璃藝術史上，中國風也占有一席之地。13世紀的馬穆魯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1250—1517年)曾經生產了大量的玻璃器，當西亞地區的玻璃工匠們接觸到已發展成熟的中國瓷器后，立刻對其進行了模仿，西亞玻璃器力圖再現中國青瓷或白瓷的神韻，一些玻璃瓶器型的口、頸、肩、腹的線條和比例明顯受到青瓷的啟發。除了仿中國瓷器制作玻璃器，工匠們還憑借想象制作東方題材和東方紋樣的瓷器。如伊朗西北部的塔赫特·蘇萊曼(Takhti Sulaiman)出土的13世紀末期的瓷磚上刻有一只展翅飛翔的鳳凰形象(圖4)，但無論是瓷磚上方的蓮花還是下方的鳳凰都與中國的紋樣有較大差異，這說明西方的藝術家們在接觸到中國瓷器上的圖案之后，對東方意象進行了改編和再演繹。

圖5 13—14世紀陶器水瓶(英格蘭東部地區出土)

另一方面，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從中國回到歐洲后，其著作《馬可·波羅游記》更進一步激起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興趣，歐洲本土制作的器物吸收了中國瓷器的風格，經過再創造，一些新的器型被制作出來。例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英格蘭東海岸斯卡伯勒(Scarborough)出土的13世紀至14世紀的公綿羊形狀的陶器水瓶(圖5)，其造型明顯受到中國青瓷虎子的影響，公綿羊的蹄、頭部以及手柄被巧妙地安置在容器的主體上。雖然這件作品已經失去了角和大部分深綠色的釉料，但它被認為是中世紀幸存下來的最好和最完整的陶器之一。

五、結語

盡管玻璃制造業沒能像瓷器、漆器制造業一樣成為古代的主要手工業門類，但它對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玻璃器成為宋代市民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陸路和海上貿易的繁榮，使得宋代的玻璃工藝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融合西方的生產工藝和制作理念，豐富自己的玻璃文化特色，同時也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亞及歐洲地區，推動了當地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進步。

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綜觀歷史，凡不同文化互相接觸，必能產生一種新文化”[41]50。對于宋代玻璃工藝的研究，也為中國當代玻璃藝術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