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青銅時代

張振濤

一、底氣來自編鐘

一九九九年，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在湖北定制了曾侯乙式三十六件一套的編鐘。運到那天，拆箱卸包，零件攤滿一地。于少華教授帶著幾個學生，翻看圖紙，正不知如何下手。其時在那里就讀的我，恰好走進音樂系所在的“許讓成樓”，見此場景，便想到編輯《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經驗，于是毛遂自薦，帶領大家安裝。先把兩邊佩劍青銅武士的支架撐起來，再架上蟠龍紋銅套加固的彩繪橫梁。簨虡固定后，三層編鐘，按大小順序，連接懸掛。

考古學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融入音樂學的新知識，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自一九六二年河南信陽長臺觀春秋編鐘由王湘、孟憲福、王瑛等人測音考察后，這一領域的操持者似乎就成了中國音樂研究所的使命。我參與了《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普查與編輯工作，測量、測音過多套編鐘，腦子里自然裝著鐘虞列堵的步驟。沒承想，這份知識，到了香港，成了超前見識。手不停擺，馬不停蹄，連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會如此胸有成竹。忙活了一上午，整套編鐘，毫發未損，安置到演奏廳右壁。組裝完畢，撲打衣裳，執錘敲擊，聲滿堂壁?？粗鴿M屋子同學心旌搖蕩的樣子，我突然冒了一句：“這是第二個青銅時代?！?/p>

“安裝”引發的后續效應，也令我吃驚。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與香港大學音樂系，一直暗中較勁。兩校歷年的“研究生交流”，簡直是打擂臺。師生圍坐臺下，研究生上臺講演。那場面就是唐代康昆侖與段善本的“對臺”或電影《海上鋼琴師》的“斗琴”。我也是第一次見識這般陣勢。香港大學的一位男生，身穿紅格子英格蘭短裙，懷抱絳紫竹管的蘇格蘭風笛，邊走邊吹，繞場一周。那股必欲奪冠的逼人勁頭兒，讓人覺得這不是學術講演而是演藝大比拼?！帮L前橫笛斜吹雨”，作秀“亞歷山大”。

有了“安裝”的信任，意欲充分利用新資源的于少華教授，讓我介紹編鐘。于是，我與同學蘇漢濤，提前練了一支曲子。輪到我發言，為了造勢，我也不先走上講臺，而是站到了編鐘前，敲了一闋國風十足的《孟姜女》。蘇漢濤敲下層低音組，擊打重音;我敲中層組，演奏旋律。鐘聲叩響，如鼓風濤，雙錘振壁，一舉滔天。

接下來我介紹一鐘雙音，系主任陳永華，親自上臺執鐘。我秉錘敲擊，正鼓部、側鼓部，兩個相距三度的音，一一跳出。那時，香港大部分師生（特別是外籍教師）從未見過編鐘，更甭說現場聆聽。只知一鐘一音的老外，如同當年剛剛發現先秦偉大創造的中國音樂家一樣，個個被“中國陣勢”驚得目瞪口呆。有位外籍教師，甚至跑到臺上，從里到外，翻看編鐘，想查個底兒掉。

“成排的編鐘”把“孤獨的風笛”壓下去了。剛剛還洋洋得意的香港大學研究生，瞬間矮了半截，一副“欲斗不得，求走無路”的表情。編鐘給對手——末招收內地學生的香港大學音樂系——致命一擊。開始還對這筆投資持疑慮的教授們，忍不住對陳永華說，這錢花得值。教授們興高采烈，學生們呼聲沸地。我禁不住想到了歌劇《洪湖赤衛隊》中的一首曲名《這一仗打得真漂亮》。

二、編列“叢林”

二十一世紀初，在北京一家飯店門口也遇到過一件意料之外的事。飯店入口，掛著一套編鐘。如果說它出現于湖北省駐京辦“湖北大廈”的正堂是理所當然的話，那么在飯店出現“掛著編鐘賣楚菜”的景觀，總覺得有點別扭（如同北京東直門內專賣小吃的街區叫“簋街”一樣）。面對此景，或許還真應該思忖一下為什么它會出現于市井的原因。作為與市井文化相距最遠的鐘磬樂懸，好像沒有讓知識界之外的人加以關注的理由，甚至也沒有要讓音樂圈外的人加以關注的理由。然而，它卻出現于京城的飯店正門，成為渴望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乃至物質文化遺產裝點門面的招牌。這無論如何都值得玩味。

一套靠巨大財力支撐的樂器，頻現市井，意味著主人要用它來證明什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人們總覺得與經濟的迅猛發展不相匹配的是文化景象的緩慢改觀。中國音樂家越來越覺得體小物輕的常規民樂抬不起身價了。讓國樂成為看得見宏大、聽得到洪亮，從音域寬廣到八度分組，從半音化程度到旋宮性能，與世界上任何樂器組合及音樂性能都能媲美、毫不寒磣、撐得起重托的編制，而且稱呼上也有歷史上積累下來的“金石之聲、金聲玉振、黃鐘大呂、鐘磬樂懸”等高亮名號的載體，就這樣浩浩蕩蕩涌進了當代。視覺上具備充足沖擊力，聽覺上具備充足震撼力，方能把有過一個世紀不自信的中國音樂家帶回昔日的輝煌而又不影響繼續前行的腳步。社會對文化景觀以及文化自信的要求，使得鐘磬樂懸成為“居重馭尊之器，立根固柢之本”，獲得了當代關注。

一九五六年，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民樂隊，第一次把編鐘搬上舞臺。據當年大部分都是農村走出來的樂手講，從山東曲阜孔廟借來的幾件編鐘，幾乎沒人見過。解放軍文藝團體敢為天下先，讓打入冷宮、退出歷史的老樂器，起死回生。于是，編鐘就再一次成為明晃晃擺到臺面上的響器——雖然此事在民族樂隊改革領域被大張旗鼓地宣傳，卻在學術評價領域小心保持著低調。學術界懂得，這不是恢復老樂器的問題，而是與“封建統治階級”拴在一起的雅樂評價問題。然而，被質疑的樂器與不容置疑的群體連在一起。解放軍的行動證明，當今勞動人民同樣有資格享受昔日統治階級享受的文化并以主人翁的資格占有遺產，行為自然是正面的?！敖鹗暋庇辛诵露x！此舉的“破執”意義，迅速延伸到音樂學家楊蔭瀏喜不自勝的文章中——《樂器改革要向解放軍學習》。一介書生，豈敢復古。這下好了，全國第一支解放軍民樂隊敲響了金石，精神上的銅墻鐵壁與材料上的銅墻鐵壁合二為一！敏感地注意到潛在意義的楊蔭瀏，借勢吐出了憋在肚子里的話，為實現了多年夙愿而歡欣鼓舞。然而，因財力制衡，“前衛”民樂隊僅制作了幾件樂鐘，奢侈之舉，難以普及。

改革開放，韜光養晦，國用豐衍，古今罕儔。當代音樂家能夠把昂貴器物再置廳堂，一句話，就是腰桿子硬了。如果說湖北省博物館最早復制曾侯乙編鐘是為了避免損壞原件而與綜合國力沒有太大關聯的話，那么到了諸多音樂機構乃至香港中文大學都開始上演“撞巨鐘、擊鳴球”的大戲，的確讓人感到絕非偶然了。音樂家從昂貴的樂器上，懂得了GDP，懂得了供給側。中央民族樂團于一九八八年把編鐘搬進維也納金色大廳，讓第一次觀賞民樂的維也納入，聽到了不一樣的動靜。舞臺后列的編鐘，成為金色大廳、金色舞臺上金光閃爍的亮點。

青銅樂懸于漢代后逐漸消失，原因當然是王公貴戚再無財力消費奢靡了。隨著無償占有奴隸勞動的制度解體，沒有哪個階層還能支付得起這份開支。而今，支付得起的機構越來越多，武漢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浙江音樂學院、鄭州大學音樂學院、廣西藝術學院，以及臺灣臺南大學、臺北國父孫中山紀念館、香港中文大學……遍及各地。二0一七年四月，美國密歇根大學舉辦音樂會，第一次恢復金色外貌的仿制宋代大晟鐘，一壁金色，燦列如錦。二0一九年九月，芝加哥交響音樂廳舉辦大晟新鐘與交響樂團合奏音樂會，其間還發布了向全球音樂家征集編鐘作品的“金編鐘作曲比賽”通告。

有人說，音樂界之所以能夠重啟古老符號，得益于地下文物的大量出土。這話說對了一半?？脊沤缜宄?，若無充足財力，誰也挖不起可能潛藏著無數鐘磬的大墓。文物可不像地下的莊稼一樣自動長出來。更何況，沒有科學發掘，學術界不可能了解曾侯家族綿延五百年的愛樂史，而沒有曾侯家族一套套編鐘以及攜帶大量信息的錯金銘文，學術界對上古音樂史的理解，還處于猜謎階段。湖北隨州棗陽九連墩楚墓、郭家廟、葉家山曾國墓地說明，曾侯子孫都是高級“銅粉”，子孫的子孫，更是超級愛樂和積極追隨祖先的“銅桿”。疆域面積不大的曾侯們無論如何想不到，他們在音樂史上的名聲，竟然蓋過了分封自己的周天子！至于保護文物的工作，給老居民安個新窩，更是沒銀子莫談的事。

埋藏的編鐘像聽到了對價值重新評定的呼喚，急不可耐，紛紛跳出。陜西秦公大墓樂府鐘、河南王孫誥編鐘、新鄭鄭國祭祀遺址、淅川下寺墓編鐘、山西晉侯蘇編鐘、侯馬中義編鐘、陜西澄城劉家洼編鐘、山東郯城編鐘、棗莊編鐘，一撥撥，一批批，紛至沓來，響聲動天地。這可不是十件八件，也不是十套八套，而是成百上千件套的金石陣營。洛莊漢墓出土了一百多件鐘磬，長清仙人臺出土了六套鐘磬，新鄭祭祀遺址出土了八套編鐘，曾侯家族數百件镈鐘、鈕鐘、甬鐘，更是金石王冠上的鉆石。廣州越王墓、章丘洛莊漢墓、盱眙大云山墓、南昌?；韬钅?，徹底改寫了漢代“但能記其鏗鏘鼓舞”的誤植。四座漢墓，宣四國之榮，救一朝之名，真是世事難測，器欲難量。攜帶巨大轟鳴的青銅方陣，讓人意識到成群結隊、耀武揚威的意義——跳過覆蓋中國近二百年音樂史的西方陰影，一點沒有失魂落魄、隔世陳腐的樣子，一副卷土重來、器宇軒昂、必欲壓群芳而獨秀、蓋眾聲而獨震的雄姿。

在香港回歸儀式上，作曲家譚盾創作的大型樂曲《天地人》中的金石之聲，無疑是中國音樂重整旗鼓的震耳之鳴。國家領導人帶領外國元首參觀湖北省博物館，把編鐘作為國之重器，隆重推介的新聞報道，與央視“國家寶藏”節目相互共鳴，使樂懸成為國家形象的代言體之一。面對音樂院校和藝術團體紛紛定制編鐘以及頻現報道的國家儀式，音樂家確實意識到，青銅樂懸已然在當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了。與其說音樂家從中獲得的是天下無雙的音響，不如說音樂家獲得了一份尋覓百年終于喜從地出的遺產。

當然，音樂家更看重的是把楚、秦、魯、豫的樂鐘連接起來的學術意義。鑄于鐘壁上的音列有力地證明，中國音樂從來都是十二律齊備。認定中國只有五聲音階并在這個簡單的數字中暗含貶義的陳詞濫調，已在銅墻鐵壁面前撞得粉碎?！耙荤婋p音”是音樂考古學獲得的耀眼成果，而以音列多寡作為斷代標準、超越考古類型學的支點，充分反映了利用出土文物推進音樂史研究并改寫學科面貌的作用。四十年來音樂考古學突飛猛進，一個新的學術群體，撐起了先秦音樂史的大半個江山。編輯《中國音樂文物大戲》的學者，黃翔鵬、王子初、馮光生、方建軍、王清雷等，其成果當然離不開基本材料——上百套鐘磬！

三、青銅壁立

托爾斯泰說：“偉大的社會有著強大的內部力量。他們擁有足夠的生命力，能夠從最慘重的失敗中站立起來?！敝袊魳芳依@了個大彎子，再次折回，從這套樂器上，既看到了自己的過去，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廳上演的中國編鐘與歐洲風笛的“斗樂”一幕（競爭的絕不是大學面子），自然有點乘乎勢運的便利，但也的確體現了黃翔鵬帶來的考古學視野，讓我們沒有成為新興學科的門外漢。如同大部分中國音樂學府都把編鐘作為徽標以代替西方樂徽一樣，這自然是看到了青銅樂鐘的醒目作用以及摘掉寄人籬下的依存感的解脫，如同各地博物館紛紛把鼎、爵、尊、簋、長信宮燈、晉侯鳥尊、銅奔馬、銅立人（金沙遺址）變為區域標志一樣。一系列本土符號的立世（高曉松大學時代成立的樂隊就叫“青銅器”），當然是文化觀念的反映。

消失與復興，可證天下興衰?！皹吩茦吩?，鐘鼓云乎哉？”現象是現實需求造成的，這就是樂懸重新風行的背景?？释焉跋硎軒нM墳墓的主人，或許無意于惠及后人，卻無意間留給了遭遇一系列屈辱的后人一份重撐自信的豪邁。想一想，從一撥撥源源不斷冒出來的鐘磬樂懸，到博物館、音樂廳、影視屏幕一曲曲的金石之響，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擺弄編鐘時無意間冒出的那句“第二個青銅時代”的比喻，還真不是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