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看待普利茲克獎的方向與風向

靳 昕 （安徽建筑大學，安徽 合肥 230000）

1 普利茲克的新標向

1.1 建筑師的社會責任感

2014年，普利茲克建筑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授予了以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為主要設計要求的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 Ban）。他最早引起國際建筑界關注的作品，是他在1995年為神戶地震災民創建的紙板和紙管掩體。其低成本和簡單的建筑技術使災民可以自己建造它。這些避難所為1999年在盧旺達的戰爭難民和2008年在中國四川的地震災民提供了臨時避難所。2011年，日本遭受了嚴重的地震，海嘯和核災難，坂茂的造紙設備也為受難者提供了溫暖和關懷。2013年雅安地震后，特別設計建造了“四川省雅安紙管幼兒園”，這些針對災區所建的建筑，既展現了坂茂先生獨特的建筑才華，又充分體現了他的社會責任感。

2016年1月13日，智利建筑師亞力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獲得普利茲克獎。促使他成為普利茲克獎獲得者的原因在于他對社會保障住房的投入，自2000年以來，亞力杭德羅和他的同事一直以明確的社會目標來完成自己的作品，建成了2500多套低成本社會保障住房(圖1)。設計團隊全程參與項目過程，協調每一方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為居民和社會帶來利益。他了解到居民的愿望以及他們積極參與該項目的重要性，并輔之以良好的設計，為社會貧困人口創造了新的機會。這種創造性的方法擴展了傳統建筑的領域，將專業人員轉變為通才，并致力于為建筑環境找到真正的解決方案。

圖1 社會保障房“半成品”實景

2018年獲獎的印度建筑師巴克里希納·多西（Balkrishna Doshi）憑借高度的責任感，并通過高質量和務實的建筑為國家和人民做出貢獻。多西致力于為底層民眾提供合適的住所：1970年的印度人壽保險公司混合收入住宅區、1982的年阿冉亞低造價住宅項目（圖2、圖3）等。在1982年的這個項目中，多西為居民提供了雙重設計的可能性，業主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設計自己的空間。最大的房型在底層，最小的房型在頂層，這樣上層單元便可享受露臺，需要時可以轉換為其他起居空間，這種設計顛覆了集合住宅的傳統布局。這個項目建成30年后，做了一次入住調查，原來居住在這里的弱勢階層已經都是中等收入階層了，生活獲得了極大的改善。最終，該項目容納了80,000多人居住在這里，并為印度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

圖2 阿冉亞低造價住宅實景

圖3 阿冉亞低造價住宅實景

1.2 全球化與本土化

普利茲克建筑獎以往的獲獎者是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等知名建筑師。然而，在2017年普利茲克獎打破常規，獲獎者是一個鮮為人知的西班牙建筑公司RCR Arquitectes——由三名加泰羅尼亞建筑師組成。讓他們獲獎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的作品兼具地方特點又具有國際性，展現了對場地過去的尊重，又反映了現在和未來。他們的所有作品都具有強大的地方特色并與景觀完全融合。這種美妙的聯系來自對當地歷史、自然、文化的完整理解，以及對光線、色彩、季節的詳細觀察。創造性地使用再生金屬和塑料材料這些現代材料也更易于引起共鳴。例如，嵌入地下的西班牙的貝爾略克釀酒廠（圖4），一方面可提供種植葡萄所需的土壤和低溫保存葡萄酒的酒窖，另一方面能夠保留原有的色彩和自然的本質。

圖4 貝爾略克釀酒廠

2018年獲獎者多西（Doshi）基于對印度建筑的深刻理解和欣賞，結合了預制件和當地手工藝，開發出了與印度的歷史、文化、當地傳統和時代變化相適應的建筑詞匯。多西靈感來源于迷宮一般的印度傳統城市與寺廟。比如印度管理學院的設計將建筑、庭院和畫廊串聯，盤錯而生，石砌工藝的設計應用、寬闊走廊與學府青蔥的綠植景觀交織融合，游客往來，仿佛同時置身于室內和戶外（圖5）。Gufa洞穴畫廊（Amdavad ni Gufa）又是一例，不同于公共項目，這個畫廊來自私人委托。靈感來自古印度佛教藝術，阿旃陀石窟與埃羅拉內部圓形和半圓形的設計，形狀與印度濕婆的神龕穹頂類似（圖 6）。

中國已經成為建筑領域競爭最激烈的市場，也是建筑發展的試驗場，基于良好和積極的市場需求，國內建筑市場既需要尊重傳統和地方特色，也要能夠滿足當前的迫切需求，這是一個難以實現平衡的事情。暫且不評價王澍作品的合理性與實用性，王澍作品中具有的創意和對未來的關注，繼承了傳統的意義和價值。讓評委會看到了中國的建筑，把中國的特色與風格推向了世界建筑平臺。王澍的建筑作品植根于中國文化，傳統和地方特色，它以王澍獨特的建筑語言引起世界的共鳴，這就是為什么普獎選擇了王澍。

收集整理近幾年普利茲克獎得主作品和評委會對他們的評價，獎項所反映的傾向的主要就是以上兩點。

圖5 印度管理學院

圖6 Gufa洞穴畫廊

2 普利茲克的非議

2.1 政治正確性

在近年來普利茲克獎（后文簡稱普獎）獲獎名單中，有越來越多的非歐美的建筑師。來自中國、智利、印度的發展中國家的建筑師終于載入了普利茲克獎的名單中。普獎試圖利用地域文化來豐富現代主義建筑的進程，從而顯示出更多的文化開放性。面對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普獎越來越珍惜不同民族地區的建筑文化差異。

把普獎放到美國現實背景下，在美國社會，尤其是在精英知識分子圈里，各種政治正確的壓力日益廣泛，同時每個人都生活在具有強烈的個人意識和建筑意識的文化中，加上建筑學專業走入迷林，因此外國同行很少會對某個建筑獎產生熱切的關注。因此，在美國影響普獎取向的，不是建筑專業上的壓力，而是社會文化環境。這使得普獎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行為，而不是專業行為。但是，獲獎人也必定是具有相當水準的優秀建筑師。獎項給誰，主要是為了表明價值取向，它必然是美式政治正確的，必然會是四平八穩、不那么尖銳的。

在2018年，多西的獲獎實際上是對現代主義逝去的致敬。加上他的印度身份，更是政治正確，完全符合當前普獎的發展趨勢。正如王澍獲得2012年大獎一樣，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問題和中國的方式已經真正進入了西方價值體系。在普獎的背景里，東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主體和客體，主角和旁觀者之間的關系并沒有真正改變。

2.2 回歸現代主義建筑本質

近年來，西方建筑圈已經感到“追本溯源”的必要性，第一代傳承人的作品也被人們重新討論。2014年，庫哈斯（Koolhaas）將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主題定為“回歸基礎”（Back to basics），并將克勞德·巴夯（Claude Parent）的肖像放在主陳列室的醒目位置。2018年，普獎官網上向公眾推薦了多爾西（Doshi）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上世紀1960年代～1980年代的作品。其具有的強勁力道的、滄桑的早期現代主義建筑語言依然非常有說服力。

王澍在接受采訪時說，實際上，普利茲克獎的評選標準一直是“好的建筑”，但是近年來，好的建筑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捌鸪?，它是更精英化的，獎項是由著名的建筑師，大師等人提供的?，F在，整個世界的建筑發生了變化，并且更加強調了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的多樣性和變化，對商業化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會更多地考慮建筑和建筑師如何應對社會變化，例如財富的不平衡?！睆倪@個意義上說，王澍認為，過去幾年的評獎結果有著理想主義趨勢，它仍然強調回歸現代主義建筑的本質。

3 結語

除2012年首位中國建筑師王澍的獲獎因素外，國人對普利茲克獎的關注和追求，更多是受到追求一流水平的推動而產生的，并且將普利茲克獎視為未來發展的風向標，認為獲獎者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設計意趣將指導未來建筑世界的未來方向。

在1990年代下半葉—2010年初，大多數獲獎者是正值鼎盛的建筑師。一方面，他們具有著現代主義傳統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們有勇氣去突破，并運用自己獨特的方法對建筑傳統進行了新的詮釋。2014年開始，普獎對“商業性”保持警惕，并轉向“社會性和倫理性”：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 Ban）的紙制建筑有效地為災民服務。智利建筑師亞力杭德羅（Alejandro）的保障性住房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社區的建設；多西（Doshi）的低收入住房作品也在他的畢生作品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逐步偏向“政治正確性”和“道德優越性”，與近年來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動蕩以及歐洲經濟的持續低迷相吻合。歐美建設量的飽和，使得創新作品和創新人物的出現也極為有限。實際上，建筑行業還有很多有價值的獎項，每個獎項榜單都暗含了評判某類建筑師與建筑是否優秀的標準。把握現代建筑思想潮流要多看獎項開眼界，不能簡單用水平高低的觀念看待獎項，要嘗試在多種獎項中，尋找適合自己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