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營商能力核心化要素探索

朱逸 常健聰

【摘要】國際上對于國家營商能力評價的指數體系較為多元， 相關理論、指標呈現碎片化特征， 這對于評估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及規劃未來走向形成了不小的困惑。 在參考相應甄選原則的基礎上， 對眾多指數進行選擇， 并挖掘影響評價結果的若干共性化指標項， 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進行綜合分析， 厘清構建國家營商能力的關鍵性要素， 提出增強國家營商能力的建構思路與未來圖景， 以實現對傳統指數研究在觀察視角、維度、策略上的突破， 切實為我國下一階段國家營商能力形塑提供參考。

【關鍵詞】國家營商能力;主流指數;關鍵性要素;元分析

【中圖分類號】 F203.9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0）11-0121-6

一、引言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 我國的營商環境在190個經濟體中排名第31位， 較2018年上升了15位， 連續兩年列入全球優化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經濟體， 特別是在“辦理建筑許可”指標項上， 年度內提升了88位， 并在質量指標上獲得了15分的滿分[1] 。 與此同時， 世界經濟論壇也發布了《全球競爭力報告（2019）》， 在141個經濟體的競爭力綜合排名中， 我國排名第28位， 位居金磚國家之首， 特別是在市場規模、創新能力、技術通信領域有著較為突出的表現[2] 。 此類國際主流指數與報告的發布， 所聚焦的是國家營商能力的發展現狀， 預示了邁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新時代， 世界主要經濟體所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新格局。 歐美國家的競爭力相對下降， 亞洲主要國家及城市逐漸成為全球經濟重心轉移的主角， 這已成為一種趨勢[3] 。 在此過程中， 我國的國家營商能力得到了進一步塑造與鞏固， 并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探尋我國營商能力的發展動力與未來趨勢， 重點在于明確關鍵性要素和作用機制。 通過對國際主流指數中的各項指標進行橫向綜合比較， 運用元分析方法提取共性化指標項進行觀察與分析， 認識并厘清我國營商能力的現狀及發展選擇， 對于我國在新時期判斷全球經濟及社會發展大趨勢， 正確把握高質量經濟發展中的機遇與挑戰， 維持現有發展優勢， 進一步服務于社會、企業、國家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與價值。

二、國家營商能力的要素闡釋

（一）理論研究回顧

國家營商能力是由多重力量構成的復雜系統， 對其進行研究并制定相關戰略政策， 不僅要了解其決定因素， 而且要理解和掌握其相關作用機制[4] 。 對于有關要素和機制， 不同學者有著各自的理論及模型構建。 在理論構建方面， Porter[5] 的“鉆石模型”認為， 本地要素、輔助產業、企業戰略、市場需求四個主要因素， 以及政府和機遇兩個輔助要素， 相互作用形成國家、城市營商能力優勢， 促進本土化創新。 倪鵬飛[6] 構建了“弓弦箭模型”， 認為國家營商能力塑造如同弓、弦、箭的協同組合， 即硬要素、軟要素的結合， 主要包括治理水平、產業定位、資源稟賦等。 Gardiner等[7] 的國家營商能力初始資產與競爭力結果動態關系機制模型揭示了經濟環境、政策制度、社會環境、物質環境與產出之間的動態關系， 說明要素與結果之間存在著互相轉化與激勵的關系。 Begg[8] 構建的競爭力迷宮機制模型認為， 最關鍵的影響要素是自上而下的機構與宏觀環境、公司特征、創新能力、商業環境， 其核心是國家或城市的經濟績效。 綜上， 從理論層面來看， 已有文獻主要揭示了要素與產出之間的關聯性機制， 其中要素具有一定的豐富性， 包括商業環境、政策環境、社會基礎、治理水平等多個方面， 以此論述了要素基礎對于國家營商能力的促進作用。

在實證研究方面， 管偉峰等[9] 對全球500個城市樣本進行分析， 運用結構方程挖掘影響國家營商能力的關鍵性要素， 發現發展當地需求、公共制度、當地供給、城市軟聯系是四類顯著項， 其中公共制度是首要因素。 倪鵬飛[10] 運用全球566個城市的樣本， 研究國家營商能力與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產業體系、基礎環境、人力資源的關系， 闡釋了人力資源、基礎環境、金融服務的直接影響效應。 綜上可以看出， 實證層面的研究更強調運用計量分析來建立各類顯變量對于國家營商能力這一潛變量的影響， 從中篩選出影響權重較大的要素， 相較于理論推演更具現實意義。

（二）研究方法與路徑的新選擇

綜合各界學者從理論與實證不同維度對國家營商能力的要素與機制解讀， 主要的分析邏輯線為“條件—結果”的實現路徑、主次要素的效應分類、要素體系圖景化建構等維度， 從不同側面回應了對于國家營商能力的構建， 為明確所存在的各類顯要素、潛要素提供了基礎， 包括制度、資源、許可、環境等諸多方面， 為后續的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礎。

但是， 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主要表現為： ①指標的碎片化。 設定依據多為主觀判定， 內涵與定義存在較大差異， 且部分理論難以實際操作， 這不利于進行客觀評價。 ②指標的普遍性局限。 指標多在單一理論的支撐下建構， 不同指標體系間的比較性分析不多， 諸多主次要素都是基于單一指標體系構建， 在其普遍性、推廣性上略顯不足。 ③缺乏動態性保障。 指標所伴隨的動態性監測、檢驗不多， 多為單次或主題性的研究、截面化研究， 缺乏長期且持續的跟蹤性研究、非縱慣性研究。

立足于過往有關國家營商能力的研究積累， 本文嘗試以國際上多項主流指數為依據， 借助元分析的方法與邏輯， 對我國營商能力進行分析。 旨在突破過往研究在碎片化、普遍性、動態性方面的瓶頸， 轉換研究視角與方法， 進一步厘清影響國家營商能力的關鍵性要素。 具體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三、共性指標項的挖掘

（一）指數甄選標準與原則

對指標項進行共性化篩選發現， 首先需要對指數進行甄別， 然后對所選定的指數進行具體指標項的篩選， 以最終確定共性化指標， 這是一個層次遞進的過程。 國際上有關國家營商能力評價的指數較多， 可以分為定期與非定期、連續性指標與專項性指數等不同類型， 其發布主體也較為多樣， 指標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以營商環境指數為例， 其發布主體有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普華永道《機遇之都》、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世界城市營商環境評價》等[11] 。 在眾多的評價指數中， 選擇能有效反映國家營商能力的指數顯得尤為關鍵。 因此， 對指數進行元分析有助于厘清碎片化指數的體系性特征。 在選擇所需要分析的指數蔟時需要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標準與原則： ①定期化。 鑒于指數的計算與發布有著不同的時間節點， 以單個自然年為評價周期的指數能較好地消除周期波動性， 也能實現不同評價指數間的橫向比較。 ②連續性。 有較多指數是專項或短期性的， 會出現隔年、間斷、不完整等情況， 這對于動態呈現經濟現狀及發展趨勢形成了不小的阻礙， 因而確保指數的連續性， 是實現縱貫研究的基礎。 ?③權威性。 指數發布主體眾多， 如政府、智庫、高校、社會組織等， 其所發布的指數存在國內、國外及全球等不同的覆蓋范圍。 為了突出指數的廣覆蓋、權威性， 應選擇具有國際視野的發布主體。 ④相關性。 對國家營商能力的評價與觀察， 可以從人力、資源、制度、主體等眾多維度切入， 不同的指數有著各自的選擇偏好與理論依據， 要實現不同指數的元分析， 既要突出差異、也要強調相似之處， 在選擇指數蔟時， 需要突出與評價指向（國家營商能力）的相關性， 避免指標項過度差異化、碎片化。

鑒于以上幾個方面的考慮， 在對國內外眾多指數進行評估后， 最終選擇了四個較為主流的指數作為元分析對象（見下表）。 這些指數具有權威的發布主體、較廣的覆蓋范圍、動態更新、指標間具有強關聯性等特征， 較好地符合了指數選擇的標準與原則。

（二）各類主流指標的管窺

1. 營商環境指數。 《營商環境報告》由世界銀行于2003年首次公開發布， 其對于全球190個經濟體及所選擇城市的營商法規及其執行情況進行評估。 通過搜集與分析各國的定量數據， 對各國在不同時期的營商監管環境進行比較分析。 其指標主要包含10項， 大多涉及各經濟體的真實現狀， 指標具體為： 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力、財產登記、獲得信貸、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跨境貿易、執行合同、辦理破產。

整體指標在數量上不同于其他各類營商或投資類指標， 較為精簡且具有可橫向衡量性， 指標選擇的原則是橫向經濟體間的共通性考量。 從指標本身的屬性來看， 基于較強的實踐性基礎， 例如開辦企業、獲得電力、辦理施工許可證等， 都是源于商業投資與運營的基本流程與要點， 因而較易獲得國家層面上的一致性認同。 同時， 該指標會基于統計數據的標準化來進行國別的排名， 以呈現與比較不同維度上的國別性差異， 其已成為反映國家商業、投資環境的重要參照指標。 我國在2019年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31位， 具體維度上的表現如圖2所示。

2. 全球競爭力指數。 世界經濟論壇從1980年起對全球主要經濟體進行競爭力判定。 該指數包含了12大維度， 具體為機構、基礎設施、ICT、宏觀經濟穩定性、健康、技能、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系統、市場規模、商業活力、革新能力。 其指標統計不同于營商環境， 既包含統計類指標， 如開業時間、R&D費用、通貨膨脹率等， 也包含調查類指標， 如教育的批判性思考程度、公交服務效率評價、港口服務效率等， 是主觀與客觀的綜合評價。 從該指數的設計與指向來看， 較營商環境指數更加豐富， 內容不僅基于基本業務流程與運營， 還引入了權益、行為、態度和觀念等視角。

基于2019年的報告， 我國在141個經濟體中位列第28位， 其中我國較有優勢的指標維度為市場規模（第1位）、ICT（第18位）、革新能力（第24位）， 而相對來說有提升空間的則是勞動力市場（第72位）、技能（第64位）。 在具體的細項方面， 優勢在于運輸連接度（第1位）、電子化介入人口占比（第2位）、GDP/PPP（第2位）等， 而相對較為靠后的是進口貨物與服務量/GDP（第131位）、職業化管理（第120位）等。 將統計類指標與調查類指標分開來看， 我國在諸多統計類指標項上均有優勢， 而在調查類指標上受制于調查對象、樣本與主觀性限制， 在具體表現上不及統計類指標的得分與排位。

3. 世界競爭力指數。 從1989年起， IMD World Competitive Center公開發布世界競爭力指數， 旨在關注各經濟體的長期性成長、就業與福利等一系列營商要素， 這不同于其他各類指數， 在突出例如基礎設施、GDP、開業流程等剛性指標的同時， 更為關注滿足公眾柔性化需求要素。 從四大主要維度來看， 覆蓋了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基礎設施等方面; 在具體的細項指標呈現上， 涉及本土經濟、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公共財政、稅收政策、商業規范、生產效率、勞動力市場、金融、態度與價值、管理實踐、健康與環境、教育等。 其指標均通過統計類數據的搜集與分析得到， 不同之處在于該指數在單項指標的統計方面， 多由多個細項指標復合統計形成， 具有一定的綜合性。

我國在參與排名的63個經濟體中排第14位， 較為有優勢的指標是本地經濟、勞動力市場、技術基礎設施、科學基礎等， 而價格、稅收政策、健康與環境則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近年來， 提升較快的指標項為固定資產、匯率穩定性、開業時間等， 這些指標的變化與我國持續改善創業、商業環境， 以及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4. 經濟自由指數。 由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經濟自由指數源于1995年， ?在國際上有較高的認可度。 該指標較為精煉， 主要包括法規、政府規模、管理效率、市場開放度四個維度， 在細項上有政府公信力、財產權、稅賦負擔、政府支出、財政健康度、商業自由、勞動自由、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等。 在統計方法上還是以各國的統計數據為主。

在2019年的統計報告中， 我國位列第100位， 優勢指標有裁定效率、財政健康度、貿易自由， 而尚有提升空間的指標為金融自由、投資自由。 伴隨著我國各地的自貿區建設、資本流動加速、資本賬戶開放， 雖然金融、投資自由尚有提升空間， 但相較于歷年的表現已有較大的改善。

（三）指數的解構與篩選

前述四個指數各自有著不同的構成， 有相似之處也存在差異。 從維度與指標項兩個方面來看， 最為豐富的是全球競爭力指數， 包括12大維度103項指標， 有著較為細致的評價體系， 而其他三個指數一般都是4 ～ 5個維度， 細項指標約在10 ～ 20項之間， 較為精簡。

從指數系的框架劃分依據來看， 營商環境指數按開辦、選址、金融、運營、安全五個方面劃分， 其劃分依據依賴于實際業務場景的貫通性。 而另外三個指數的框架設計則覆蓋人力資源、法律、市場、基礎設施等， 是平行設定的， 以求更為全面而整體地評價國家營商能力狀況。 不同指數間在構建邏輯與基礎上存在一定的差異， 但都深入于具體的成本、效率、收益、資源評價之中， 均能較好地反映客觀經濟發展狀況。 再觀其具體指標的指向性， 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指數指標項內容是依照企業從開辦至運營的業務流來設計的， 包括了開業申請、納稅、登記、電力、信貸等， 有著較強的業務流程性。 而其他三個指數， 具體指標項涉及成本、技能、健康、勞動力等， 在針對性上有所不同， 但都體現了經濟發展中的相關具體事宜與內容。

對于指標的挖掘與發現， 需結合高重合性、較大權重、重點改善標準。 在眾多指標項中， 依照以上三個標準， 最終發現3個維度、5個指標項有著一定的關鍵性。 分別為市場性維度（市場進入性）、金融&財政維度（信貸便利、稅收水平）、成本效率維度（合同執行時間、合同執行成本）， 以上這些指標項在四大指數中均有體現， 由此體現了指標的共性特征， 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指標對于構建國家營商能力的關鍵性作用。 因此， 選擇這幾項關鍵共性指標作為分析對象， 結合我國實際進行下一階段的分析。

四、基于關鍵性要素的國家營商能力分析

上文提出的3類維度、5項指標的選定， 突出了其本身的共性， 在構建國家營商能力中是必不可少的關鍵性要素。 在此， 就這幾項指標結合我國實際進行逐一解讀（見圖3）。

（一）市場性維度

我國的改革開放、加入世貿、自貿區的設立與發展這一系列戰略舉措激發了市場活力， 在金融、貿易、服務等方面較過往有了較大的突破， 如外資股權占比限制、FT賬戶資本項的自由流動、公共基礎服務領域的開放等。 在整個評價對象體系中， 有關“市場準入”的指標項排名， 我國位于27 ～ 76位之間， 其中排名最高的是營商環境指數， 該指標主要從市場進入的時間、成本、許可三個維度進行觀察。 對于該指標， 我國在近幾年中持續提升， 特別是上海、北京兩地， 分數分別為93.3、95.1， 其市場準入、開放情況位列世界前10位， 這反映了在市場準入的具體流程、手續、資料、資格等方面有了進一步的優化[12] 。

在我國得分較低的經濟自由指數中， 市場開放（準入）指標主要由貿易、投資、金融三個具體指標項構成， 在投資、金融兩方面的得分分別只有25、20分。 由此， 這兩個領域成為阻礙市場準入、開放的瓶頸。 雖然開放力度進一步加大使得該問題有所緩解， 但在重點領域、環節上依然還是有著天然的屏障。 在投資導向方面， 通過賬戶所實現的海外投資項目， 依然有嚴格的限定， 多數情況下還是需要“一事一審批”， 程序上依然較為繁瑣。 由于有“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資金監管要求， 各類投資依然較難真正進入國內市場， 對外的投資資金回流也有著一定的不便之處。 正是由于在市場可進入性上的得分不足， 直接拉低了我國在經濟自由指數中的總體排名。 因而， 在滿足普遍性需求的同時， 也需要關注特定領域、主體的需求。

（二）金融&財政維度

金融&財政對于整個經濟環境有著較強的杠桿作用， 其中兩項重要的指標項分別為信貸便利、稅收水平。 信貸便利有助于提高整個市場中的資金流動性， 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發揮活力， 信貸背后有資源分配、信用體系兩層支撐。 近幾年， 國家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放貸力度， 切實解決了信貸集中性問題， 使得資金分配由集中領域、集中企業向更廣覆蓋范圍進行輻射， 激發的是整體市場的活力。 對于稅收體系， 對外的進出口關稅、增值稅等有了較大程度的減免， 平順了國際貿易往來， 促進了貿易全球化。 同時， 針對國內企業、行業， 降低了所得稅、增值稅稅率， 減輕了企業稅收負擔， 諸如前段時間的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改革， 更是進一步優化了稅收體系結構， 消費稅征收模式的改變精準推動了特定行業領域的發展， 助推了國家營商能力的多極化打造。

有關信貸便利性指標， 我國的排名位于55 ～ 80位之間， 其中排名最末的是營商環境指數， 主要問題在于審批周期較長。 而在稅收水平方面， 該指標為負向指標， 即排名越低則稅賦壓力越小， 我國的排名則在72 ～ 123位之間， 可以看到存在著較大的排名差異， 這與所測量稅種有很大的關系。 在全球競爭力指數中， 單一的關稅稅負并不算高， 但加入了綜合稅種后， 稅收水平排名就一下拉高了近70位。 主要源于所得稅這一項， 特別是個人所得稅， 這是拉升稅負的重要一項。 今年推出的6項個人所得稅減免政策使得廣大公眾受益， 切實緩解了個人的稅賦壓力。 但從整體稅收情況來看， 近幾年稅收占GDP的比重， 一直保持在17% ～ 18%較窄幅度區間內變化， 存在一定的突破空間。

（三）成本效率維度

各類商業模式、技術革新的涌現， 是對于傳統生產方式、生產效率的變革與提升。 我國近幾年的發展突破了諸多技術、流程、設施等方面的限制， 使得社會運行效率得到優化， 這對于強調以效率、成本為考量的市場化經濟而言提供了基礎性條件。 在有關成本效率的評價指標中， 合同（項目）執行費用、合同（項目）執行時間成為重要的衡量標準。 我國在此方面有著較為優異的表現， 排名區間在5 ～ 26位之間， 其所反映的是我國在市場經濟中的高履約效率。 在此情況下， 如何突破新高點， 保持優勢的可持續性， 成為該指標維度的關鍵。

五、國家營商能力塑造的路徑選擇與轉向

綜合4大國際主流指數在3大維度、5項指標項上的具體表現， 我國在市場性、金融&財政、成本效率方面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在整個世界體系格局中占據了前端位置， 得分、排名的向上提升趨勢明顯， 國家營商能力進一步得到增強。 但與此同時， 這些影響國家營商能力的關鍵性要素依然透射出了一些系統性問題， 值得進一步回顧與思考， 為下一階段的競爭力持續提升提供參考。 主要體現在：

（一）普遍性需求與特定性需求的結合

針對社會普遍性需求， 在市場進入方面， 原本制約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貿易開放、準入已經得到改善， 有了較高的得分（75分）， 實現了橫向廣覆蓋。 而在特定性需求方面， 可以看到金融、投資具有特定的專業性， 所覆蓋的市場主體數量不及貿易那么廣泛， 在相關的許可、準入、流程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 需要進一步在此方面進行深化。 競爭力的塑造需由單純橫向維度向縱橫相結合的路徑發展， 不斷細分市場需求， 逐步填補市場盲區， 精準聚焦服務供給能力的優化與提升。

（二）由流程規范轉向系統能力的培養

在各類指數中， 諸多指標是偏向于流程、效率、成本的程序性規范， 我國在此方面已有不錯的表現， 確保了流程規范的高效、準確執行。 規范流程屬于國家營商能力構建的表象性要素， 其受場所、系統、工具等方面的約束， 有著一定的增長天花板。 若要突破， 則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系統性能力培養。 以信貸便捷為例， 審批速度較慢看似是流程性問題， 而支撐其根本的是信用體系評估、監管、資金發放等一系列體系， 其實現需要借助跨主體、跨部門、跨系統的資源整合， 其實質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 稅收體系也是一樣， 包括征稅主體、稅收比率、稅種確定等， 也體現了一定的系統性。 因此， 在未來的競爭力建構中， 重點需由單一點上的流程性優化， 逐步轉移至多點協同基礎上的系統能力培養， 所增強的不僅是點上的能力， 更是面上系統能力的提升。

（三）定位優勢要素， 確?？沙掷m性

在五項關鍵性指標中， 我國具有相對優勢的指標是執行效率、成本， 這源于我國原本的傳統優勢， 即高履約、高效率、低成本。 同時， 也離不開社會整體基礎環境的改善， 如鐵路、公路、ICT等， 這些指標都排名靠前。 很多情況下， 單一優勢指標離不開其他相關體系的支撐。 在保持存量優勢的同時， 也要從新的增量領域中尋找新的增長點和策動要素。 若要進一步實現突破， 或可從單一指標本身入手尋找解決方案， 也可從關聯性指標中尋求新機會， 從而促進優勢指標的提升。 諸多單項維度上的提升需要有相關聯的一系列支撐要素來加以助推。 就如執行成本、效率指標， 要提升在此方面的表現， 還需借助基礎設施改善、商業模式創新、政策制度突破等相關要素的進一步改善。

基于四大國際主流指數的總體概覽， 借助對共性指標的分析， 結合我國過去、當前情況與未來展望， 聚焦于核心內容、核心要點， 轉換思路與視角， 既保持優勢， 又增益不足， 從“普遍—特殊”“流程優化—系統能力”“存量—增量”入手， 全面塑造與保持我國營商能力在世界格局中的領先地位。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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