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唐文人自編別集的新特點

杜光熙

摘要：與《舊唐書·經籍志》原有初盛唐別集相比，《新唐書·藝文志》新增中晚唐別集在文集名稱形制上有諸多新變。別集著錄體例的不同，固然是造成新、舊《唐志》出現差異的因素之一，但結合其他反映唐人著述發展流變的史料綜合考察，會發現這種差異主要源于中晚唐文人自編別集的新特點，如：別集命名形式更趨個性化;階段性別集編纂方式被廣泛使用;出現精選集性質的小集;單體別集顯著增加。

關鍵詞：中唐文人;自編別集;《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中唐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時期。隨著唐代文學創作的成熟，時代特色的日益明確、穩定，至中唐時期，與文學創作相應，文人作家對個人文集的編纂也日益興盛，并出現了一些唐人特有的新特征。這些特征的出現與進一步發展，也對晚唐五代至宋代的文集編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是記載唐人著述的重要史志目錄。比較兩《唐志》對唐人別集的著錄會發現，后者新增部分與前者原有部分，在文集名稱形制上存在一定差異。通過這種差異，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窺見中唐文人自編別集的一些新特點。

一

《舊唐書·經籍志》以毋煚《古今書錄》為基礎編定而成?！豆沤駮洝肪幾肱c開元九年，反映了當時唐代國家藏書的基本情況，其在集部著述的名稱形制方面，與《隋書·經籍志》基本一致，這些特點也被《舊唐書·經籍志》承襲下來?！缎绿茣に囄闹尽穭t在基本照錄《舊唐書·經籍志》原有文獻基礎上，對開元九年以后的唐人著述進行了系統著錄。對比《舊唐書·經籍志》原有與《新唐書·藝文志》增加的集部著述的著錄體例，會發現存在較大差異。

與《舊唐書·經籍志》相比，《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體例的新特點，在別集著錄中最明顯，主要包括如下四點。

第一，在別集的命名上，不再如《舊唐志》幾乎全部為“作者姓名+集”的形式，而是出現了較多具有個性化、體現編纂意圖或創作背景的文集名。如：蕭穎士《游梁新集》、元結《文編》、獨孤及《毗陵集》、令狐楚《漆奩集》、李德?！稌黄芳?、杜牧《樊川集》等，這些集名都與作者特定的創作理念或人生經歷相關，具有明顯的針對性與獨特性。這樣的例證，在《新唐志》中，出現在37家文集里。

第二，《新唐志》在著錄一些作家文集時，出現前集、中集、后集或甲集、乙集等體現階段性結集的別集名稱，或以“又”字連接某位作家編纂與不同時期的個人別集。以“前”“中”“后”區分不同階段文集編纂的情況，最典型的是李華?！缎绿浦尽分洠骸袄钊A《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這一著錄，（1）可從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得到印證：“少時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已前八卷……自監察御史已后所作頌、賦、詩、歌、碑、表、敘、論、志、記、贊、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長子羔，字宗緒，編為二十卷，號《中集》?！保?）此外，在《新唐志》中，蘇源明、李翰也以“前集”命名別集。以“甲”“乙”區分不同階段文集編纂，最典型的是晚唐李商隱?！缎绿浦尽分洠骸袄钌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3）以“又”字連接不同階段所編文集的情況，在《新唐志》中共出現14家。比如：“顏真卿《吳興集》十卷又《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1）“權德輿《童蒙集》十卷又《集》五十卷《制集》五十卷”。（2）

第三，《新唐志》著錄某家別集時，在以收錄某人全部作品為目的的大集之外，又出現了精選集性質的小集。這種情況最典型的有三家：“《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潤州刺史樊滉集。）”;（3）“《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元稹。）”;（4）“《孫子文篡》四十卷又《孫氏小集》三卷（孫郃。字希韓，乾寧進士第。）”（5）此外，《新唐志》未著錄，但仍存在這種情況的，還有劉禹錫。他在《劉氏集略說》中言：

前年蒙恩澤，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于庭，得以書四十通。逌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為？真可供醬蒙藥楮耳。它日子婿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曏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愧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愧者?！濒硎莿h取四之一為《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6）

《劉氏集略說》作于大和七年，文中“前年”即大和五年，此年冬，劉禹錫任蘇州刺史。從這段記述可知，劉禹錫大和五年冬將個人作品編為文集四十卷。大和七年，又在女婿崔關言的索文請求之下，選取四十卷文集中的四分之一作品，編為一部自選集，名為《集略》，此集當為十卷。

第四，《新唐志》中出現了大量專門收錄某種體裁作品的單體別集，這是《舊唐志》中幾乎沒有的?！缎绿浦尽份^《舊唐志》新增的唐人別集中，從玄宗到羅袞的193家，基本都是收錄各家包含各種文體類型的詩文作品集。但在某些家的詩文全集之后，也附有一些單體別集，包括制誥詔令類單體別集5種，表奏類單體別集1種，賦類單體別集2種，詩類單體別集3種。羅袞之后，則開始收錄各類單體別集，包括：詩類單體別集141家，賦類單體別集15家，制誥詔令類單體別集8家，表奏類單體別集12家，贊類單體別集3家，箴類單體別集1家，策類單體別集3家，雜文類單體別集7家，書類單體別集2家，判類單體別集4家。另有其他十八種別集，或不知著作者、編纂者為何人，或難以確定其性質是否為單體別集，該歸入何種文體。這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晚唐文人的別集，初盛唐只有極少數。這些單體別集的名稱，大多都是以“著作者姓名+文體”形式著錄，比如，《皇甫冉詩》《謝觀賦》《王仲舒制集》《李程表狀》。但也有一些文集名稱，都帶有著作者、編纂者特定的編纂傾向、意圖，如，李紳自編詩集《追昔游集》、李商隱自編詩集《玉谿生詩》、鄭谷自編詩集《云臺編》等。

二

與《舊唐書·經籍志》原有初盛唐別集相比，《新唐書·藝文志》新增中晚唐別集在文集名稱形制出現了諸多新變。這些新變是否可直接理解為是中唐文人自編別集的新特征。若要對此做出確認，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辨析，即，兩《唐志》存在的這些差異，是否僅僅因《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別集著錄體例的不同而造成。

毋煚編《古今書錄》時最初匯編的別集名錄，或許也可能存在以上四點差異所包含的特征，但他按照《隋書·經籍志》的體例，對這些別集名稱進行了統一改訂，全部以“著作者姓名+集”的形式著錄。而《舊唐書·經籍志》也直接照錄其舊，承襲了這種體例形式。如果這種可能性成立的話，新、舊《唐志》存在的別集名稱上的諸多差異，便很難說是由于中唐以后文集編纂出現的新特征造成的。而且，《新唐書·藝文志》新增補的唐人別集是宋人所錄，文集名稱的著錄體例，也有可能加入宋人習慣。這些新增別集中，有一些或許并非唐人所編，而是經過五代宋初人的重新整理、重新命名。牛繼清即指出：“《新唐志》著錄‘根據宋代藏書，而非根據唐代藏書，它所反映的實際上是北宋時唐以前圖書的典藏狀況，并不是反映唐代圖書典藏現狀”。（7）

針對以上問題，可從以下三點進行分析。

首先，上文已言，《新唐志》別集類新增唐人別集的前193家，即玄宗至羅袞，主要著錄詩文全集類別集。這一部分中的別集名稱，仍然主要按照“著作者姓名+集”的形式著錄，其中37家集名較具個性化的別集，與其他各家別集分散交錯排列，大致按照著作者生活年代時序排列。193家中，仍包含一部分盛唐作家，除王助《雕蟲集》外，其他著作者的別集名稱皆為“著作者姓名+集”的形式。真正較多出現個性化集名，開始于盛唐末至中唐初期。37家個性化別集名稱中的36家，都在這個時間界限之后。另外，193家中，附帶有階段性別集、精選集性質之小集、單體別集的，也幾乎全部出現在中唐以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別集命名強調著作者、編纂者個人意圖的情況，從中唐開始越來越普遍。

其次，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一書，增補249種唐人別集著作，其中很多都根據唐代史料勾稽而出，確為唐人所編文集，初、盛、中、晚唐皆有。將初、盛唐與中、晚唐的別集相比較，初盛唐時期的別集，名稱基本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形式一致;中晚唐時期的別集名稱，大部分也符合《隋志》《舊唐志》的著錄形式，但還是出現了一些個性化別集名稱，明顯有別于初盛唐別集。就單體別集數量而言，初盛唐時期確實占一部分，特別是詩集，但總體上的數量都明顯低于中晚唐。這說明，前述四點差異包含的特征，即使在初盛唐已有所出現，但往往也都屬特例，這些特征是在中唐之后才逐步增多，漸趨普遍化。

第三，《新唐書·藝文志》別集著錄體例，確實有可能摻雜了北宋初期文人的習慣。但這種習慣的形成，實際上也正是承襲唐代的一些相應特點而來。中唐以來出現的別集編纂的新特點，直接影響了宋人的別集命名、著錄形式。也只有這些新特征，才更能代表前代不具備而中晚唐人所具有的文集編纂特點。

三

綜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別集著錄形態差異的產生，固然可能有文獻著錄方式、史料來源等因素的影響，但如果結合其他反映唐人著述發展流變的史料加以考察，會發現這種差異主要源于中晚唐文集編纂活動的新特點。兩《唐志》別集著錄的形態差異，大約于盛中唐之際開始出現，這體現了集部著述形態的新變化。概括起來，這些新變的核心本質就是文人作品編集意識的增強。由于對個人作品保存的重視，一些文人作家的文集編纂活動貫穿一生，在各個階段都有編集行為，且盡量將個人創作經歷通過別集命名等編纂手段，反映在文集中。由于對個人作品傳播意識的增強，一些文人作家不滿足于單純的匯編其作品，還對自己的創作進行精選，以突顯個人創作業績，增加影響力。中唐以后單體別集的大量涌現，則標志著各種文體形式創作中，唐人時代特色的日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