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突與兼容：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復興

張曉萌

【摘要】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為實現現代化復興，應正視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間的沖突，于中西方的文化沖突中，尋找“辯證統一”的兼容之處，于“沖突”與“兼容”間，成就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復興。傳統文化中的“精髓”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復興的寶貴資源，我們既不能以傳統文化的歷史局促性對其一刀切，也不能以功利主義的態度簡單裁斷傳統文化，而應該努力尋找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的契合點，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競爭力和民族性，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文化競爭中掌握話語權，獲得自身存在的價值。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 ?文化沖突 ?文化融合 ?文化復興

【中圖分類號】G12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16

在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隨著中國發展進程的快速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復興又一次引發了學界一系列討論，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不同文化間的沖突與融合問題，而這一問題的討論又通常與民族自信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議題結合在一起。[1]為重塑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力，有的學者批判一味學習西方文化即“全面西化”的理論，認為應著重于“民族覺醒”，提出了將外來的西方文化“再中國化”的觀點;也有的學者認為，中國還處于發展階段，在經濟主導體制下，以科學、理性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文化仍是中國需要學習的。[2]然而，無論是借由中國經濟崛起的契機發展傳統文化還是繼續學習“西方文化”，這兩種觀點并不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議題。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與西方文化的關系方面，中國經典著作《易經》早以“變”為理論契機，“變”中求“通”，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促進和諧的思維方式，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指明道路，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不能執著于“一元”之路，而應通過“守”與“易”的辯證之道，在沖突中融合，在兼容中發展。因此，本文將從中西方文化的價值沖突角度出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性，談及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沖突與兼容中完成現代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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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人與內心世界的關系、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人與人彼此間的社會關系，[3]其中，人與內心世界的關系決定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間的關系。

受中國傳統主流思想——儒家學派“心性論”的理論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通常認為人的內心中存在一個與生俱來的“道德標桿”，其與“天道”一般內賦于人本性之中，即使外界的誘惑會使人迷失自我，但通過內心世界的“道德標桿”會指引著人向“圣人”學習，逐步實現理想中的人與天道“合一”的崇高境界，因此，在人與內心世界的關系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普遍認為人要遵從內心的指引，當內心的引導不能及時讓人回歸“本性”，則需要外界的禮儀規范與道德約束，以符合內心世界的要求。這種偏重道德的人格養成，在人與社會關系方面，則更加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更遵守人與人之間長幼親疏的禮儀秩序;也更愿意去承擔社會責任、完成歷史使命，通過社會的倫理道德生活，完成內心世界的“指引”，達成“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也正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內有“道德標桿”、外有社會倫理，因此，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中國人是非常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甚至將自然界的“天”奉為了道德準則。但在西方觀念中，人性是罪惡的，人與人內心世界的關系是敵對的。這種原罪論的觀點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響，基督教在西方是主要的宗教信仰，[4]原罪就是基督教的重要教義之一，因此，內心世界對于西方人就是“罪惡之源”，人們需要通過外界的行為，于實踐中洗滌自己的“內心”，以求得靈魂的救贖之路，這條救贖之路如何達到彼岸，則取決于個體的主體性，因此，人對于內心世界是反叛的，其個人價值的實現是由個人決定。這意味著在人際關系方面，西方人更注重個人的獨立性，更加理性地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多憑借自我才能的不斷擴展來滿足社會的需求，也更看重征服自然和挑戰自然。

當然，中西方的文化差異肯定遠遠不止上述三個方面，自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一直試圖通過文化擴張、文化滲透這些手段推行文化霸權主義，但近年來，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也在穩步提升，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矛盾與沖突也會越來越多。這些沖突的存在從根本上來講源于中西方的核心價值理念的不同，但一味的強調沖突顯然是不可取的，每一類文化都具有雙向性的特點，在如今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們既要正視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沖突之處，也要在沖突中尋找辯證統一的角度，建立文化沖突與文化交流的雙向性，讓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這兩種異質文化可以平等交流，而這種建立在文化間的和諧對話，才能真正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尋求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復興之路。

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復興之路除了要認清中西方文化的沖突點，更重要的是發掘其當代價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部分思想，雖然已經步入了歷史的博物館，但其中蘊含的價值觀成為了一種當代性表達，筆者以兩個例子來說明，中國傳統思想如何在當代又一次發揮其效用。

其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失而求諸野”的理論體現了中國在面對其他文化的輸入時，更具有包容性。這種開放對待異質文化的態度，恰好是目前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態度。早在多年前印度佛教文化傳入中國時，中國文化在堅持傳統文化的主體性的同時吸收印度佛教中“引人向善”等符合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優秀成分，將印度佛教吸收成為中國佛教并繼續推動成為“釋教”，與道教、儒教并列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二是為技術高度發達所帶來的“不適”，提供了意識形態領域的解決辦法。海德格爾曾經在接受《明鏡》記者采訪時提到，技術的高度發展會帶來技術的虛無，帶來消費享樂主義，但來自中國的古老思想，可以幫助解決現代技術帶來的這一系列問題。海德格爾之所以提出這一觀點，是由于一旦談及技術帶來的虛無問題，西方文化對待問題的解決方式，不是徹底的批判技術的泛濫，強調“去技術化”，就是渴望將“技術”向諸如哲學、美學等領域轉化，[5]這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這個問題從本質上來說，源于在西方文化中，個體的獨特性不接受任何“外界”的規定，只接受個人對成就的定義，人們容易滿足于技術成就帶來的個人榮譽感。但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將“道”作為標準，因此，技術的發展是為了滿足一個人物質生活的手段，卻不會帶來崇高感，只有獲得了符合“道”的仁德，才是人生的終極意義，故而，道是高于技的，人們并不會沉迷于技術帶來的成就感。梁漱溟先生認為，西方人在科學方面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理智的活動太強太盛，因此，西方人“精神上也受了傷，生活上吃了苦，這是十九世紀暴露不可掩的事實！”[6]目前，伴隨著經濟飛速發展、科技手段日新月異，人們對于物質文化與消費文化的追求越來越強烈，但精神世界卻越來越空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的思想，或許還帶有一定程度的“形而上”色彩，但這種以“仁德”為人生意義的價值觀卻值得借鑒。

事實證明，傳統文化中的“精髓”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復興的寶貴資源，我們既不能以傳統文化的歷史局促性對其一刀切，也不能以功利主義的態度簡單裁斷傳統文化，而應該努力尋找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的契合點，保持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君不見唐宋取番外佛教之精華成三教鼎立彰顯華夏國力之繁榮，近代擷馬列主義與中國特色之通處，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其優秀的內涵在現代發揮著屬于它的優勢，發揮中國傳統文化中開放、積極的態度迎接世界一體化。

沖突與兼容的碰撞與交流

由于中西文化誕生的歷史背景、發展軌跡不同，兩種文化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與沖突，同時，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有著它們不可忽視的優點，也各有各的缺陷，不存在誰比誰更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也無法預設這兩種文化誰為體誰是用，它們既有相互對立、相互斗爭的一面，也有相互取長補短、相互融合貫通的一面。前文說到中西文化的矛盾源于人與內心世界的關系、人與社會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界的關系這三個方面，那么筆者也將從這三個方面談及中西文化如何交流、融合。

首先，在人與內心世界關系方面，應當把中國傳統文化“道”的精神內核與市場經濟的現實內容統一起來，強調人內心的“道德”價值觀，構建人性覺悟意識，讓人們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不迷失“自我”。西方文化強調人需要個體的獨特性，通過個人實踐獲得科學等生活技能，這種自我的獨特性可以讓人們很好地適應如今“快節奏”的經濟社會，而中國傳統文化內賦的“道德標桿”，則是個人在奮斗過程中的“界限”，讓人與內心世界的關系不處于“失控”狀態，隨時可以回歸本性，思考人生的意義。

其次，在人與社會關系方面，應當更多地吸收西方不受他人意見影響、理性、重視法律的一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國人更注重人倫、感情，強調“禮治”，雖然在“禮治”的作用下，古往今來涌現了一批批舍生取義的“義士”，同時也催生了“禮大于法”的人情泛濫的后果，過分強調“禮治”會造成世界秩序的失調，客觀、理性的法治顯然更符合時代的要求。但這并不意味著強調法治而忽略禮治，僅理性的地看待社會不免過于冷漠、刻板，古語有云：“法理不外乎人情”，因此，禮治與法治應當緊密結合在一起，辯證地去看待人與社會的關系。

最后，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應當在努力迎接自然界的各種挑戰同時敬畏自然、保護自然。目前，挑戰自然誠然可以為人類帶來豐富的物質資源，但人類早已不再是那個與自然搏斗才能基本果腹的“孩童”，世界自然資源日益枯竭、環境污染、原生災害頻發，這些都在提醒我們應當在飛速發展經濟的同時敬畏自然，就像前文所提到的那樣，人與內心世界的關系決定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故而，現代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需要西方文化探索自然、迎接自然界各種挑戰的勇氣，還應時刻把控挑戰自然的“度”，這個“度”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的“天道”。

作為世界現存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傳承，其之所以一直屹立于歷史洪流中，一方面得益于構建平等自由的多文化對話，在文化交流中吸收與借鑒其他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在于勇于面對挑戰，積極跟隨時代腳步進行轉化與創新。隨著世界的高速發展，各地區文化交流會越來越頻繁，各種文化在未來的發展預期也會愈來愈趨向于多元化，[7]這種多元化是一種對立中的統一、沖突中的相互開放與吸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應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競爭力和民族性，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文化競爭中掌握話語權，獲得自身存在的價值?？傊?，當西方的“贖罪”心理被中國的“道”中和;當中國的宗族觀被西方所“理性”;當人與自然在和諧相處的過程中不被神秘的自然威懾，中國傳統文化也開始走在現代的復興之路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明清俗曲傳播與嬗變”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3BD034，同時受山東省政府“泰山學者”建設工程專項經費資助）

注釋

[1]張慶花：《近代以來外來文化中國化進程中的化育精神及其變遷邏輯》，《寧夏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

[2]封海清：《從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覺——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文化走向的轉變》，《云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3]張友誼：《全球化視野下的文化沖突與融合》，《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4]杜雪梅：《從英美經典文學作品看西方文化價值取向——針對人性的本質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分析》，《文藝爭鳴》，2016年第1期。

[5]趙奎英：《技術統治與藝術拯救——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及其生態倫理學意義》，《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

[6]李剛：《論儒道傳統技術思想對克服當前技術虛無主義的借鑒意義》，《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1期。

[7]張友誼：《全球化視野下的文化沖突與融合》，《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責 編/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