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地攤文化大戰

蟲二

6年前的中關村創業大街，創富神話頗有市場。

那時2014年夏季達沃斯剛過，“萬眾創新”是960萬平方公里的主題，“去到雷軍還沒到達的彼岸”，豪氣干云，英雄不問出處，激蕩著每個角落。

現在換成全民“練攤兒”，更有煙火氣，再造馬云的可能性，理論上仍然存在。

2015年李佳琦是南昌中山路天虹商場的銷冠，2016年轉戰淘寶直播，干的事沒變，變的是身份，從歐萊雅BA變成了GQ筆下的全民偶像。

1993年30歲的黃啟美從老家來到北京，在三元橋西側的電線桿下支起了小攤，賣的是麻辣燙和酸辣粉，幾年后有了老萬記的招牌，也有了男主人回鄉做房地產的傳聞。

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撮人，早就為成功做好了準備，技術進化、政策紅利之于他們，不過是通路放大器，讓個人奮斗有了更寬泛的教化意義。

至于蕓蕓眾生，就要想清楚，新機會之于你，到底是生計還是生意？

準備練攤兒，選品、選址、進貨渠道、價格策略、營銷方式都是基本技能，本質上考驗的是你過去混社會的人脈和資源積累；

大多數人并沒有碾壓別人的特殊能力，所以最關鍵的是市場容量。

簡而言之，你要和誰PK。

幾年前“洛陽草根”謝云峰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擺攤的視頻火了，讓很多人了解了美國的Food Truck，謝云峰幾乎不懂英文，只做肉夾饃或涼皮，但一天能賺七八百美元。

這段傳奇有幾個關鍵的背景信息。

1.美國沒城管，但審批極嚴。

Food Truck需要普通商業經營許可證、流動商販許可證、營業稅證和健康證4證齊全，擺個小攤賣書籍、CD、工藝品等等，要有綠卡，要交稅，如果要賣繪畫等，要有一定比例的原創作品，使用話筒和揚聲器的街頭藝人，要花45美元辦許可證，不插電清唱隨意。

2.稅費很高，名目很多。

Food Truck有執照更新費、保險費、銷售稅、餐車維護費、燃油費、食材費等等，按紐約的標準，每月是2000美元的水平。

3.執法到嚴苛的程度。

衛生局有便衣巡視，警局有專人負責，對出攤時間，人員著裝，制售流程，食材溫度等都有規定，違規就是200美元起步的罰金。

4.總量管控，嚴進不出。

紐約的Food Truck共5100個（其中2000個是季節性的），其他非食品攤位3000個，總量不再增加，從2011年起也不再接受非退伍軍人的申請，接盤者只能租用他人證照。

這種極不友好的管理帶來了什么好處呢？

1.街商密度保持在公眾和監管的容忍范圍內。

2008年布隆伯格在第二個紐約市長任期內，把Food Truck確定在每5個街區1輛的標準，能見度合理，親和力在線，當然也沒什么爭議。

2.Food Truck美食網紅化。

由于數量有限，密度不高，業者不必低價搶客，有時間改進產品，很多Food Truck從街頭走向廳堂，著名的shake shack傳說原來也是麥迪遜公園起家，后來變成全球連鎖，其實這是謠傳，shake shack是餐飲巨頭USHG創始人的副牌，選擇出街只是為了調試口味，但也說明街頭美食的影響力。

3.收入達成原始積累。

按“洛陽草根”自己的說法，他的固定成本每月2000美元左右，罰金等各種不確定支出2000美元，月收入穩定在2萬美元以上，足夠讓工薪族眼紅，比他更紅的Food Truck如果堅持做下去，完成從街頭到全球連鎖的逆襲不無可能。

而且現在Food Truck也收小費，稍微掛點網紅相的都會弄個iPad，跟食物一起遞過來，讓你選擇給幾美元的小費，有點打賞的意味，日積月累相當可觀。

但問題來了，美國地攤文化有社會經濟意義嗎？并沒有。

按The Street Vendor Project（街頭商販項目）的最新數據，紐約街頭商販養活了2萬名從業者，每年經濟貢獻2.93億美元，與紐約1.1萬億美元的GDP相比，存在感微弱，對就業和經濟的拉動九牛一毛。

從模式上說，這就是個福利政策，紐約許可證分三類，一般攤販，食品攤販和專供退伍老兵的，總量管控（1983年起就沒發過新證，200美元的許可證黑市炒到2.5萬美元），以Food Truck來說，定位和美譽度與傳統餐飲有沖突是必然的。

這次疫情期間，紐約消費者事務和商務許可委員會討論擴大餐館的外擺授權，The Street Vendor Project就持反對意見，要求餐館的外擺位必須距離路肩5英尺，而Food Truck一般都是2.5英尺，其他如選址、路權等都有博弈。

從負責實施這個項目的羅克韋爾公司的草圖上可以看出，餐館的外擺位未敢侵占人行道，而Food Truck的位置反而不錯。

所以這跟我們的地攤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業態。

《國家地理》專門有一檔節目叫做“街頭餐車美食”，說的就是Food Truck文化，明眼人都知道，高昂規費和復雜管理決定了Food Truck只賣裹腹之物純粹是浪費時間。

2003年中國的“放心早餐工程”，曾經試圖復制這個模式，武漢最早推出了移動早餐車，但一年后就從850輛銳減到500輛，后來完全消失，北京等其他城市情況差不多。

原因很簡單，管理太嚴，食物大多是半成品，提前封裝，杜絕現制，品種單一，口味不創新也沒絕活兒，基本沒什么煙火氣。

管理類似于Food Truck，2006年12月號的《中國經濟周刊》曾經披露，北京“早餐車”要繳納5000元保證金和2000元加盟費，原計劃是每50米1輛車，密度極大，食物集中生產配送，成本與煎餅攤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2018年1月肯德基在南京嘗試了移動餐車，由3名員工在10平米車廂內現制食物，但當地食藥監局認定只能出售3種食物，現場不準有明火，只能簡單加工半成品，所以最后都退化為啤酒節之類大型活動的標配了。

Food Truck模式的好處是容易管理，不破壞環境，網紅美食產出率高，缺點是門檻高，風險大，參與者有限，對改善就業或刺激消費，基本沒幫助。

我們的地攤經濟不可能是單打獨斗，只能依托現有的早市、夜市、大排檔或跳蚤市場的集聚效應，這樣即令不是尖貨，也能撈到部分溢出消費。

有一點很肯定，地攤經濟如果進行總量控制就沒有意義了，只給快手、B站、抖音輸送網紅也沒有價值，地攤本質上是門檻更低的“眾創經濟”，沒有下一個馬云的決心也能出道。

地攤經濟火起來的前提有兩個。

一是如何處理與實體店及商業地產的關系。

1980年當特朗普的身份還是一個富豪時，他從不掩飾對街頭攤販的反感，認為他們是“不受歡迎的滋擾者，偷走了商店的生意”，這話很特朗普，但代表一些人的觀點。

雞蛋灌餅和煎餅果子能否搶走肯德基、麥當勞的生意倒在其次，是否劣化街區商業氛圍，進而使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貶值是很多人關心。

按世邦魏理仕最新的《2020全球城市生活報告》，北京、上海、深圳一杯咖啡的平均價格在4.3美元（人民幣30元），二人在中檔餐廳吃一頓正餐的平均花銷是28.6美元（人民幣203元），攤販不會沖擊休閑消費，但對餐飲商家做商務餐、工作餐還是有壓力的，如何緩解實體店和商業地產對地攤經濟的憂慮與紓困底層民生同樣重要。

二是如何把高度同質化且不具特色的產品賣出去。

地攤經濟的邏輯與互聯網是相反的，無論快手、抖音還是B站、小紅書，都是頭部吃肉，腰部喝湯，底層啃骨頭，但對公眾起作用的恰恰是幸存者偏差，而地攤經濟的核心是普通人的冷啟動，編創富神話是極其有害的。

讓普通人賺錢，比尋找下一個馬云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