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風險信息的民眾心理狀態及情緒引導策略

焦松明 時 勘 周海明 郭慧丹 高文斌

1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100049;3溫州大學，溫州，325035； 4山東科技大學，泰安，271019;5中國人民大學，北京，100872

人們一般會認為風險認知基于理性，但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認知心理學家Kahnemen發現，期望效用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在認知選擇中出現的系統性偏差[1]，Slovic等人在民眾對風險事件認知的案例研究中也發現了類似的偏差[2]。不過，基于風險危機情境中大規?，F場研究、特別是東方文化背景下的民眾風險認知及其心理行為研究，目前還是非常缺乏的。2003年時勘博士帶領團隊率先開展了全國17個城市4231名市民的兩輪調查，對民眾的風險認知的理性特征進行了探索。結果發現，負面的信息會導致非理性的民眾的恐慌，而正面的信息則能使大眾有理性的應對方式[3-4]。陸佳芳、鄭蕊等人也在其后分析了心理恐慌的成因[5-6]。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后，時勘博士團隊又針對地震創傷后的心理康復問題展開了研究[7-9]；李紓、謝曉非等人針對地震災難的臺風眼現象(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對于人們產生的麻木心理進行了成因探索[10-11]。2019年末，我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在黨中央的組織調配下，各級政府部門、社會組織、軍隊、醫院和社區行動起來，抗擊疫情的防控戰役就此打響，廣大民眾積極響應號召，自覺居家隔離，以阻斷疫情傳播。不過，網上傳播的各種信息嚴重地沖擊著民眾本來就緊張的心態，導致各種心理問題頻發，使得整個社會出現民心惶惶的狀態。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時勘博士課題組以此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為主題，展開了針對民眾風險認知為主線的心理行為調查，試圖在2003年、2008年風險認知信息的影響因素研究之基礎上，探索疫情事件中民眾的恐慌心理形成的原因，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對策和情緒引導方法。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課題組將調查問卷做成問卷星于2019年1月下旬開始網上調查。在施測過程中，每省均配有電話聯絡員進行問卷填寫的答疑，采用方便抽樣法進行。調查共涉及全國27個省和4個直轄市，答卷者均為自愿參加。由于是方便取樣，電話聯絡員對所負責地區的參與調查人員進行動員，以保證處于特殊情況下的民眾能夠參與。被試回答問題完全獨立進行，為保證填答內容的真實性，電話聯絡員不對填寫的具體內容發表意見，僅通過微信解答被試的問題。此次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2144份。見表1。

表1 各地區樣本數/人

1.2 研究方法

調查問卷為自編問卷，并吸收了時勘等人(2003)在“非典”期間編制的問卷內容，主要分為3個方面。

1.2.1 風險信息和風險認知調查問卷。根據風險信息因素的分類，本研究沿用風險信息的特征，采用23項題目的風險信息問卷[3-4]。該問卷共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冠狀病毒患病信息、治愈信息、與自身關系密切信息和政府的防范措施。量表采用Likert 5分類量表進行測量。計算的四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926,0.922,0.862,0.881，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45。風險認知根據熟悉性和控制性兩個風險測量指標，考察6類風險事件。該問卷均采用Likert 5分類量表進行測量，此次測試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06。

1.2.2 心理緊張度問卷。該問卷結合時勘等人(2003)在“非典”期間編制的心理緊張度問卷[3-4]。該問卷均采用Likert 5分類量表進行測量。從1=很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表明緊張度越高。此次測試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06。

1.2.3 應對行為問卷。應對行為是應激研究領域中的一個核心課題。此次應對行為主要參考了2003年經過時勘等人的驗證后形成的10個條目的應對行為量表[3-4]，時勘等人當時編制時還參考了Billings的應對行為量表，此次對該量表進行了一些具體內容的修改，如“重視消毒、洗手的習慣”是按照抗擊新冠肺炎病毒的實際變化進行的修改。應對行為分為3個維度，分別是自我保護、主動應付和回避應對。此次測試應對行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20。

1.3 統計學方法

對獲取的數據采用SPSS 20.0和Process程序進行統計分析，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回歸分析和中介效應檢驗等。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一般情況

被試中男性為729人，女性為1415人；年齡分布情況為：20歲以下占8%，20-29歲占28.2%，30-39歲占22.6%，40-49歲占26.0%，50-59歲占13.80%，60歲以上占1.4%。教育程度分布為：初中及以下占1.4%，高中、中專和技校占4.6%，大專占16.30%，本科占48.30%，碩士及以上占29.4%。被試職業分布如下：國家機關干部(150人)、公司員工(485人)、服務業人員(51人)、醫護人員(200人)、工人(28)、農民(10人)、離退休無業人員(30人)、個體從業者(64人)、進城務工者(7人)、學生(545人)、科教文(410人)和其他(164人)。被調查民眾所在地區具體情況是：屬于高發區被隔離者有99人，高發區未被隔離者有158人，過去高發、現好轉者有37人，少數發病、影響不大者1320人，無疫情者有444人，屬于傳染病醫院內者有86人。

2.2 描述性結果分析

2.2.1 風險認知的描述性分析。通過熟悉程度和控制程度兩個維度對結果進行分析，揭示民眾風險認知的深層次原因。結果發現：民眾對6類事件感受到的熟悉程度從大到小依次是：傳播途徑和傳染性、預防措施和效果、冠狀病毒病因、治愈率、愈后有無傳染問題和愈后對身體的影響。民眾對6類事件感受到的控制程度從大到小依次是：預防措施和效果、愈后是否有傳染問題、傳播途徑、新型冠狀病毒病因、愈后對身體影響和治愈率。見表2。

表2 民眾風險認知狀況(n=2144)

2.2.2 風險認知地圖的分析。為了進一步分析風險認知的現狀，通過繪制風險認知地圖的形式來呈現調查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2020年公眾對各類風險信息的風險認知情況

風險認知圖的分析結果表明，民眾的承受程度處在風險因素空間的右上端，偏向于比較熟悉和可以控制這一端；而對于“愈后對身體的影響”和“愈后有無傳染性”則在非常陌生這一端，也就是說，民眾對于這些因素的認識比較陌生、容易產生恐慌情緒。將該結果與2003年課題組的調查結果進行比較后發現：民眾的心理承受程度總體上要好一些，但“愈后對身體的影響”和“愈后有無傳染性”等因素仍然是造成民眾恐慌的關鍵問題。

2.3 不同疫情地區民眾的認知差異比較分析

2.3.1 對信息風險評估的差異比較。根據調查期間的疫情狀況，把全國31個省、直轄市和港澳臺等劃分為5個類型地區：湖北為疫情高發區；河南、浙江、廣東、湖南四地為疫情嚴重區，四川、山東、江西、安徽等省為疫情中度區，西藏作為疫情輕微區，甘肅、青海等省為疫情消退區。在每個類型疫區選取1個省作為代表，以考察不同類型疫區的民眾風險評估反應的差異，這些省分別是：湖北(疫情高發區)、浙江(疫情較重區)、四川(疫情中度區)、西藏(疫情輕微區)和甘肅(疫情消退區)。然后，對影響人們風險認知的23項信息進行因素分析，采用Varimax旋轉后得到了4個因素，所得到的因素分析結果與2003年的歸納基本一致，總解釋率為62.98%。因素①“新冠肺炎的患病信息”：包括新增發病人數、累計發病人數、新增和累計疑似病人數、新增與累計死亡人數等10個項目，屬于風險信息的負性指標。因素②“治愈出院信息”：包括新增治愈人數和治愈出院總人數等2個項目，屬于風險信息的正性指標；因素③“與自身關系密切的信息”：包括所在單位和地區有無患者、所認識的人中有無患者、同年齡組有無患者等3個項目，屬于風險信息的負性指標。因素④“政府的防范措施”：包括政府領導人的講話、新聞發布會、對新冠肺炎傳播渠道的封堵措施、治療條件與環境的改善的報道、公交水電供應信息等5個項目，屬于風險信息的正性指標。

如圖2所示，不同疫情地區民眾對各類疫情風險評估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這四類信息在五個城市的影響作用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從總體趨勢來看，疫情消退區(甘肅)對于各類信息的風險評估最低，然后，從疫情輕微區(西藏)、到疫情中度區(四川)、再到疫情較重區(浙江)，最后到疫情高發區(湖北)，各類信息對于民眾的影響呈上升趨勢。較之疫情輕微地區，疫情消退區民眾對于各類信息表現出更高的警覺；而在疫情增長地區，對各類信息有一個逐漸重視到客觀看待的過程。比較分析發現，各地區民眾共同關注的信息均為治愈信息和與自身關系密切的信息；而疫情高發區民眾對于有直接威脅的新增發病信息的關注度顯著高于其他地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干預信息在各地區民眾的風險評估中，顯著低于其他風險信息，這說明，政府干預措施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認同，在緩解民眾的恐慌和焦慮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3.2 疫區民眾的心態中的“臺風眼效應”。在汶川地震和后來的災難心理學研究中發現，民眾的風險知覺中存在著“臺風眼效應”， 即處于嚴重疫情中心地區的民眾，由于反復受到負面信息的刺激，在面對災難時逐漸會表現出麻木、習以為常的心態(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10-11]。在這種心態的主導下，民眾容易產生松懈行為，這種效應甚至會引發一些地區出現疫情反彈。本次調查發現，這種現象在新型冠狀病毒撕裂的湖北為中心的疫區也有類似表現，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圖2 不同疫情地區民眾對新冠肺炎信息風險評估的差異比較

表3 不同地區風險認知差異比較

風險認知維度分組MSDTP熟悉程度以湖北為中心的疫區3.390.56-0.700.49以新疆為遠離的疫區3.320.57控制程度以湖北為中心的疫區3.270.56-3.31??0.001以新疆為遠離的疫區2.920.46

注:數字越大，表示熟悉或控制程度越高,風險認知水平越低；*表示差異較顯著，**表示差異顯著。

表3所表示的是非參數檢驗，為湖北地區和新疆地區的對比統計結果，以湖北為中心的疫區民眾，對疫情的熟悉程度和控制程度都顯著地高于新疆等地區疫情輕微地區的民眾，正是由于他們認為自己對疫情比較熟知和把控更好，在經歷近兩個多月的隔離后，容易產生麻木心態，當民眾看到疑似人數、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顯著下降、治愈人數快速增加時，就容易產生盲目樂觀的心態；而遠離湖北的新疆地區，由于疫情報道相對較少，民眾掌握的風險信息有限，由于信息的缺乏和不確定，會導致情緒過分緊張、甚至出現恐慌的情況。

2.4 各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

進一步對這些信息變量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下(表4)，與積極應對相關顯著的因素是治愈的信息、與自身相關的信息和防控的措施；與防控措施、回避應對相關顯著。心理緊張度與積極應對、回避應對顯著負相關是患病信息。這表明，若能更多地宣傳政府的防控措施，并提供治愈的信息、以及新藥的研究成功等信息，對消除民眾的恐慌感、心理緊張感有顯著的效果，并且能增強民眾積應對的社會正向心態。

表4 各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n=2144)

注：*表示差異較顯著，**表示差異顯著。

2.5 風險認知與心理緊張度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分析疫情事件時，采納了李心天教授有關心理應激的理論結構，從應激事件出發，經過認知評價和應激反應的雙重中介作用，最后產生應激的應對思想[12]。此次以風險信息為自變量，風險認知和心理緊張度為中介變量，應對方式為因變量，采用Process統計插件和結構方程模型完成了鏈式中介效應檢驗，得到的分析結果如下：

首先，以自我保護為因變量，以風險信息中負性信息(患病信息和與自身關系密切信息)為自變量，以風險認知和心理緊張度為鏈式中介進行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負性信息通過心理緊張度對自我保護的影響達到顯著性水平，區間為[0.0093，0.0306]，不包括0。整個的路徑圖如下圖4所示，負性信息，如“累計死亡人數”和“您所在單位和住宅區有無患者”等因素，直接引起了民眾的緊張情緒，進而促使民眾采取自我保護性措施。下圖(圖3)顯示出負性信息對自我保護產生的作用(0.0969**)，而且心理緊張度在其中也能發揮顯著的中介作用。

表5 中介效應檢驗路徑分析(n=2144)

圖3 負性信息對自我保護的作用路徑
注：*表示差異較顯著，**表示差異顯著，***表示差異非常顯著。

其次，以風險認知的正性信息(治愈信息和防范措施)為自變量，以防范措施中的自我保護為因變量，風險認知和心理緊張度為鏈式中介進行分析，表6顯示，正性信息通過風險認知的中介對自我保護的影響顯著，區間為[0.0002，0.0137],不包括0。正性信息通過心理緊張度對自我保護影響顯著，區間為[0.0060，0.0168]，不包括0。圖4顯示，正性信息(“新增治愈人數”和“病毒傳播渠道的封堵措施”)直接引起民眾的風險認知，進而促使民眾采取了自我保護性措施；同時，正性信息還會直接緩解民眾的緊張情緒，使他們采取自我保護性措施。此外，根據李天心的應激理論模型，可以解釋的是，外界的應激源首先緩解了民眾的風險認知，通過認知加工改變了民眾的情緒體驗，使得原來的緊張情緒得到了緩解，這樣利于促使民眾采取自我保護性的應對措施。圖5也明確顯示，正性信息會對自我保護產生影響作用(0.0566**)，心理緊張度在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顯著。

表6 中介效應檢驗路徑分析(n=2144)

圖4 正性信息對自我保護的作用路徑
注：*表示差異較顯著，**表示差異顯著，***表示差異非常顯著。

從上述分析結果可知，在負性信息影響方面，與自身關系密切的負性信息直接通過風險認知來影響自我保護行為，中間并不會通過心理緊張度影響它，如“周圍如果有人被感染”會引起民眾的高度警覺，民眾會直接采取自我保護的策略，例如洗手、戴口罩等行為；在正性信息影響方面，治愈等正面信息會通過風險認知、心理緊張度的鏈式中介來影響自我保護的應對行為，同時，治愈信息也能分別通過風險認知、心理緊張度來直接影響自我保護等應對行為。

3 討論

3.1 風險信息可影響民眾的積極應對方式

通過相關分析和中介分析的檢驗發現，在風險信息中，患病信息和治愈信息能夠通過心理緊張度的中介效應影響民眾的積極應對方式。在發布發病人數、死亡人數這些易引起個體的高風險知覺內容的負性信息方面，要提供更多信息線索幫助民眾理性對待疫情，以便進行科學防范。此外，對于一些正性信息，如治愈人數、新藥研制成功等方面，要加大力度宣傳。這是因為，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在當前的攻堅克難的關鍵時刻，正面、積極的宣傳，能讓民眾看到國家和民族的力量、來自社會各方支持的強大、團隊精神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鼓舞民眾斗志，增強抗擊逆境的能力。

3.2 過度焦慮、心理恐慌的應對策略

本研究結果表明，認知是情緒產生和心態形成的基礎，針對目前由于疫情的快速蔓延造成的民眾過度焦慮和恐慌的情況，需要對疫情的產生、傳播途徑和防控方法等進行深入研究，具體地講，在負性信息方面，那些與自身關系密切、物理空間距離更近的民眾(如居住在同一棟居民樓甚至同一層樓)，除了要明確地告知病毒傳播的途徑，使得他們掌握搭乘電梯、相互見面時基本的防護方法，避免接觸傳染之外，更要堅持做好社區門禁的嚴格管理工作；同時，也要引導大家相信科學、相信社區，認識到只要認真執行社區和醫院的防控要求，嚴格把控，完全可以避免傳染，最終戰勝病毒[13]。

3.3 民眾的風險認知發生積極性變化

與2003年課題組的調查結果相比[3-4]，對風險信息對民眾的重要性進行分析可知，此次調查中“治愈信息”排在首位，而2003年時勘等人的調查結果則是“與自身關系密切信息”排在首位。另外，民眾對于風險信息的風險性認知也發生了積極的變化：算出的風險認知的熟悉性和可控性的中位值(M=3)；在民眾的總體感覺上，可控性(M=3.39)和熟悉性(M=3.59)的得分都在3以上，偏向于熟悉和可控這一端；但對于“愈后對身體的影響”和“愈后有無傳染性”等問題，仍然陌生，民眾容易產生害怕的情緒。2003年的“非典”研究中已經發現，當疫情消退之后，“非典”造成的心理創傷仍然沒有愈合。目前病毒的來源在科學研究中仍然屬于難解之謎，查明真相需要時間，而心理創傷若在半年之內得不到康復，隱患就會埋下，隨后再暴發時造成的傷害將更大，有些創傷甚至要延續相當長一段時間[10-11]，因此，在進行后期的心理疏導時，各級部門應為民眾提供更多的風險線索信息，要基于科學依據對疫情產生的影響因素給予民眾充分的解釋。

3.4 治愈后的心理影響因素

每次疫情都有一個從發生、發展到衰退消亡的過程，此次的新冠疫情更加復雜和特殊，至止，大眾對新冠肺炎病毒的認識還不充分，疫苗尚在研制之中，而且愈后是否反彈尚不明確。在全球的新冠疫情終結之前，絕不可放松警惕，政府和民眾都需要做好長期防控的心理準備。政府在進行科學防疫知識普及的過程中，應該實事求是地讓民眾了解科學發現的長久性和艱辛性。因此，對于“愈后對身體的影響”和“愈后有無傳染性”等問題，既要引導民眾相信科學、避免盲目悲觀，也要正確面對目前全球化的疫情問題，認識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完全控制是需要時間的。

3.5 “臺風眼效應”和民眾的認知偏差

針對目前湖北省及其周邊城市出現的“臺風眼效應”心理現象，政府應及時開展有針對性的宣傳工作，告知民眾“臺風眼效應”的道理，使大家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避免可能出現“習以為?！钡穆槟拘睦?，特別是處于疫情中心區的民眾更應提高警惕，不要讓疫情反彈有可趁之機。復工復產需返程的人員要和旅途管理人員做好配合，特別是火車、飛機等人群高密集場所，要做好旅途中個人和隨行人員的防范工作；此外，遠離疫情中心的新疆、西藏等地區的群眾，民眾可能出現由于信息的不確定性而導致情緒緊張、甚至恐慌的情況，這也需要加大對邊遠地區民眾的宣傳力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走向復工復產的第一線。

4 結論

政府、社區和咨詢機構都要加強正面的疫情認知線索的宣傳，以消除民眾的不確定感。向疫情中心地帶的民眾講述“臺風眼效應”的道理，使大家正確認知身居危機的中心地帶，務必要避免出現習以為常的麻木心態，避免疫情反彈。此外，對遠離湖北的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眾，要加大宣傳新冠肺炎病毒的情況，通過情緒疏導的方法，消除民眾的恐慌和焦慮情緒。為了預防人們在大量返程期間出現的麻木和松懈情緒，在火車、飛機等人群高密集場所和交通要塞，建議政府部門增設疫情宣傳監控人員，以提醒和幫助民眾做好旅途中個人的防范工作。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促進各行各業復工復產工作順利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