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舊石器發現100年祭

衛 奇

2020年6月4日，這是一個非常不平凡的日子，100年前的這一天，法國學者桑志華（Paul émile Licent）在甘肅省慶陽市華池縣幸家溝發現了舊石器，從此，中國舊石器時代的面紗被掀開，中國歷史的記錄便開始追索到了數萬年前。

俱懷逸興壯思飛 欲上青天覽明月

100多年前，古人類學在歐洲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中國還是一片空白，然而，尋根問祖探索人類起源地的視線已然瞄向了歐洲以外的非洲和亞洲大陸，因為人口數量的分布原因和大量哺乳動物化石的發現，亞洲使西方人在摸索人類的童年過程中看到了閃爍光亮的希望。曾經一度，古生物學界推斷亞洲存在發現最古老地質時期的人類跡象，認為亞洲大陸，特別是蒙古高原，可能是人類祖先的搖籃。

桑志華（P. émile Licent,1876-1952）

在西方思想家、詩人和科學家們齊聲亞洲之偉大《東方的幻想》的感召下，20世紀初葉，西方的探險家紛紛涌入中國，其中就有一位法國耶穌會神父桑志華。

桑志華是一位稱職的天主教神父，更是一位卓越的博物學家、有杰出貢獻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和具有崇高科學開拓精神的探險家，他的科學生涯就在中國。

桑志華1876年出生于法國北方?。∟ord）的容比村（Rombies），上學期間就對神秘的東方產生了強烈向往，因此，他在1913年6月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后，做了9個月的準備便毅然離開法國巴黎，通過西伯利亞鐵路橫穿歐亞大陸，在海參崴換乘輪船渡海于1914年3月25日輾轉踏入中國大地。他先落腳于天津當時圣路易斯18號的天主教耶穌會崇德堂，3天后就前往獻縣等地進行科學考察。他曾得到河北省獻縣金神父（Pére R.Goudissart）等人的大力支持和贊助。他考察的地區主要在黃河和白河流域。他在中國北方以傳教網點的形式建立了一個非常龐大而十分有效的信息系統，廣泛收集動物和植物以及古生物化石標本等，很快就搜集到大量有關的材料。在崇德堂，除了做禮拜的教堂外，其他房間都成了收集品的標本庫房，這就是現在天津自然博物館的前身北疆（黃河-白河）博物院（Musée Hoang ho Pai ho）的雛形。不久，桑志華得知法國政府決定在天津市河西區馬場道117號天津外國語學院所在地創辦“天津工商大學”（河北大學前身），便極力建議在建大學的同時建一所博物院。他認為，在中國北方尚無完善的地質研究院的情況下，“為便利中外人士關心華北之經濟情形及科學上之各種問題起見，博物院之設立實不可少?！彼奶幈甲吆粲酢安┪镌褐O立，實為急務”。最終得到了獻縣天主教耶穌會金道宣院長的支持，答應予以資助創建了北疆博物院。他在中國進行考察，直至1938年返回法國，行程大約5萬公里。在華期間，他考察了中國北方許多地區，所著《黃河流域十年實地調查記（1914-1923）》和《黃河流域十一年實地調查記（1923-1933）》詳細記錄了歷次考察過程。他1952年在巴黎去世，享年76歲。他在中國具有開拓性的考察，發現當時的中國“不論從科學上，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它的地質、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人們尚一無所知?！?/p>

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單身獨過，一心撲在科學事業上，填補空白，一干就是25年，在中國采集地質、古生物標本幾十萬件。1924年他與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一同報道了《中國北方舊石器工業的發現》，而且也是1925年和1928年《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論著的主要貢獻者。桑志華為中國的古脊椎動物和舊石器時代考古事業做出了開拓性的重大貢獻，開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之先河，也是中國第一座收藏舊石器博物館的創始人。2004年，在天津自然博物館成立90周年之際，天津電視臺制作了專題片《桑志華在中國》，回顧了桑志華當年對中國的科學貢獻，對桑志華作了正面客觀的評價。他創建的北疆博物院及其所收藏的標本與資料，也已經重新開放展現在公眾視野。

據馮小波（2004）考證，1921年初，布勒（Marcellin Boule）同意了桑志華的意見，他還建議桑志華和古生物學家德日進進行合作，研究在中國發現的動物化石，同時布勒答應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并且由法國國家自然博物院來承擔運送這些標本的費用。由此，桑志華立即給布勒寄送了32箱化石標本，這其中就有一顆古人類的牙齒化石。當然，這枚人牙化石只能是從內蒙古自治區薩拉烏蘇河出土的“河套人牙”。在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薩拉烏蘇河出土的動物化石，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法國自然博物館看到過，但河套大角鹿化石的正型標本卻展覽在北疆博物院，似乎表明有的標本研究完畢運回了中國。不過，“河套人牙”卻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究竟是在法國巴黎，還是在天津北疆博物院，也有人懷疑它在1941年與“北京人”化石一同在美國人手里搞得丟失，因此，這一樁古人類化石懸案有待破解但需要時間。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桑志華在中國探險考察歷經千辛萬苦，認真科學探索，6年過去了，收獲不小，他的采集品在崇德堂二層帶地下室的小樓已經堆得爆滿，不僅有現代的動植物標本和巖石礦物，也有一些動物化石。很顯然，桑志華來中國的初心，遠不可能只是為了這些，尋找人類的起源地應該是他的最大夙愿。

1916年，桑志華將他在黃河流域發現的動物化石送到法國人類古生物研究所請布勒教授鑒定。1917年，桑志華第一次清點他收集的標本，計有8000余件植物標本、800多件鳥類標本、30多件爬行動物標本、100多件魚類標本、1.5立方米的昆蟲標本、還有不計其數的古生物化石標本以及巖石標本。

桑志華在1919年6月上旬考察過甘肅省隴東地區，曾經光顧了慶陽三十里鋪，還在內蒙鄂爾多斯收集到許多動物化石，他給布勒寫信說：“找到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化石地層，應該有一個古生物專家到中國來研究這些標本”。1920年5月26日再次到達甘肅，在慶陽一帶進行發掘，一直到10月9日才離開十八里鋪，動物化石收獲豐碩，曾雇用了83頭駱駝運送，更為有意義的是找到了4件石制品，其中1件石核是6月4日在幸家溝從“埋藏于真正的黃土與底礫層之間的砂層中”發現的，2件石片是8月10日在趙家岔“出自黃土層底下的堆積中”或“出自黃土底礫層”。另外，據陳蜜查證，還有1件石英石塊是8月14日在趙家溝的一塊破碎象牙上方1.5米高處發現的，可能是出自相關的地層，但這件標本1927年報道后卻去向無影無蹤。這3件可見的石制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其人工制品特征毋容置疑，而且是從地層里出土的，實證表明中國存在舊石器時代，也就是說，它們的發現將中國歷史淵源從幾千年前由此推進到了數萬年前。同時，無情地推翻德國地質學家李?；舴遥‵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82年提出關于華北不可能有舊石器的論斷，盡管前華西大學葉長青（J. Huton Edgar）從1913年就在長江三峽地區開始采集石制品，曾經在宜昌和重慶之間的長江岸邊發現了5件標本，但其時代至今仍然難以確認。從此，真正開啟了西方人在中國開發東方遠古人類的夢想，桑志華無疑就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拓荒人。

1920年6月4日在幸家溝出土的1件石核

1920年8月10日在趙家岔出土的2件石片

關于幸家溝和趙家岔兩個舊石器地點的地理位置，人們曾經調查過，但由于時間久遠，其發掘的痕跡已經被歲月抹平，了解當年發掘的人也已經離世作古，其地點的確切位置只能根據有關的信息進行排查推定，目前，張多勇等的調查報告看起來可信度較大。幸家溝地點位于華池縣五蛟鄉吳家原村幸家溝自然村，地理坐標為36°21′49.00″N，107°45′41.07″E；趙家岔地點位于華池縣王嘴子鄉銀坪村趙家岔自然村，地理坐標為36°14′51.06″N，107°46′31.9″E。

中國最早發現的這3件石制品，其屬性，不論類型還是生產技術，在泥河灣文化（Nihewanian Culture）中均不為鮮見。誠然，中國的舊石器從一開始就“未發現任何與西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類型的特征”。布勒曾經指出“布日耶（Abbé Henri Breuil）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黃土地層里發現的很多石器與法國莫斯特工業(Mousterian)的產品類似，這與地質學的觀察結果是吻合的，所不同的是這里的莫斯特工業中還伴生有法國舊石器時代晚期，即梭魯特文化（Solutrean）的石制品，因而與歐洲顯示出一定差異?！蓖瑫r又說：“不過，這種石器工業之間的差異應該是極為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對鄂爾多斯石器工業性質的界定可能反應了我們陷于先入為主的偏見。事實上，由于地層和古生物化石的特征與歐洲具有明顯的一致性，相比之下石器的差異就顯得異常突出，對于自然科學家來說，中國石器工業出現這種不均一的特征并非很奇怪的事，因為我們不能根據法國幾個地點有限材料建立起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框架，而后指望將全世界的古人類資料（包括中國）統統囊入其中。換句話說，如果史前考古學家死板地按照某個地區的分類標準進行研究，那么他肯定會步入死胡同，這一點已經由19世紀的地質學家證明了，因為他們曾經試圖依據巴黎盆地建立一個符合所有國家地質特征的模型，但受到了廣泛的批評，最終被證明是行不通的?！边@無疑是偉大科學家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見。如果布勒和布日耶看到今日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在早更新世遺址里出土了類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制品，估計他們也會像裴文中對待小長梁遺址那樣十分感興趣也會有看法。理論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并且隨著新的發現而不斷地加以修正，因為“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

從今有雨君須知 來聽蕭蕭打葉聲

桑志華1920年的舊石器發現，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上，雖然甚為耳熟，但能詳卻是不得。

幸家溝地點出土的P7611標本，陳蜜考證桑志華在《黃河流域十年實地調查記（1914-1923）》這樣記載：“6月4日：今天挖到了8.6米的深度。主要是土方工作。但我密切關注著工程的進展，希望能發現人類的文化遺跡。直到5.3米，黃土都是致密而同質的，由此往下，土的砂質變得更明顯，呈暗綠色，很硬，沿著層理或者節理分解成一些70厘米大小的巖塊。成層作用還生成了一些板層巖石。正是在這個距離頂端7.3米的黃土層中，我找到了一件石英石塊，看起來像是一件被打制成略似錐形的‘手斧’，長度為4-5厘米。再往下50厘米處，有一些骨碎片?！?928年布日耶依據標本照片判斷為“被打成兩面楔狀器或尖狀器”，1941年德日進將它確認為石核?，F在看來，德日進的鑒定是準確的，但當時沒有詳細記述。該標本現在收藏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標本館，它的失而復得是婁玉山清理裴文中辦公室的標本時發現的。毫無疑問，裴文中對于這件標本情有獨鐘，他有想法是不言而喻的，1963年他主持大規模的薩拉烏蘇河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或許就是一個見證。這件標本如何落到裴文中之手，北疆博物院的資深權威黃為龍從未提及過，可能它與在北京的避難有關。由于天災人禍的原因，羅學賓（Pierre Leroy）和德日進等在1940年6月將北疆博物院的重要標本運到北平使館區的東交民巷臺基廠三條三號，自立門戶“私立北平地質生物研究室”，1946年他倆被召回國，他們決定，將一部分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標本“存放”在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委托裴文中代管。這些標本在1949年后便正式移交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后來新生代研究室幾經脫變最后演變成了現在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最近重新觀測，這是一件Ⅲ型石核，即多臺面（具有3個或3個以上臺面）多片疤（具有3個或3個以上石片疤）石核，其原型為淺灰色石英巖礫石；具有6個臺面和6個作業面；可見剝片疤23個，其中包括可見打擊點的石片疤14個，在其石核上究竟剝離多少石片，很難斷定，其有關石片的剝離程序，有的可以確認，但有的卻根本無法確認；主臺面由多個石片疤組成，呈不規則多邊形，長（前后）和寬（左右）均為65毫米；主作業面長（上下）、寬（左右）和厚（前后）分別為72.4、80.4和58.7毫米；大小屬于中型（定性手掌握，定量≥50毫米，＜100毫米）；主作業面臺面角85°-90°；長寬指數和寬厚指數（以主作業面定位）分別為111.1和73.0，其形態屬于寬厚型（寬度/長度×100≥61.8，厚度/寬度×100≥61.8）；重量457.5克；保存十分新鮮，看起來幾乎沒有被磨蝕，風化程度較低。依據石片疤觀察，從其石核上剝離石片相當成功，不僅數量多，而且其質量也比較高。由此判斷，這件石核仍然處于繼續剝片的可操作過程之中，所以它應該是一件生產尚未終結的石核。這樣的石核，在泥河灣盆地東谷坨早更新世舊石器遺址中出土不少，而且相對顯得更為精湛。

趙家溝出土的THA00011和THA00012標本，是2件石片，現在收藏在天津自然博物館北疆博物院。它們由布日耶鑒定為“比較薄的石片”，其中前者為“近三角形的小石片”，后者“具有一個小的凹缺，邊緣有輕微的加工”。這樣的石片分類曾經在中國早期舊石器時代考古中長期占據過統治地位，因為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方法就是布日耶的遺傳。其實，這樣的石片在華北舊石器時代遺址中也普遍存在。

最近觀測，THA00011標本，是一件Ⅱ1-2型石片，即右型（依石片背面觀）裂片，實際是2-3型石片（人工臺面人工背面石片）的右側大部分，左側有較少部分在剝片時崩裂分離；從淺灰色石英巖石核上錘擊剝離而成；長、寬和厚分別為33.9、17.0和5.5毫米，屬于小型（定量≥20毫米，＜50毫米）；長寬指數和寬厚指數分別為74.2和32.4，屬于寬薄型；臺面為平坦單面狀，呈倒扇形（從背緣觀），臺面角為109°；背面為Ⅰ3Ⅲ1型，即可見石片疤有3條是從上往下，有1條是從下往上，背面全部被石片疤覆蓋，侵入程度可達100%；幾乎未遭受磨蝕和風化；重量2.8克。

THA00012標本，是一件Ⅰ1-2型石片，即自然臺面和部分自然與部分石片疤石片；從帶淺紅的淺灰色石英巖礫石石核上錘擊剝片的產品；長、寬和厚分別為20.8、21.7和5.0毫米，也屬于小型；長寬指數和寬厚指數分別為104.3和23.0，屬于寬薄型；臺面為破壞狀態，形狀不規則，臺面角約為90°；背面為Ⅰ1型，即只有1條從上往下剝離的石片疤，石片疤短淺，侵入程度未達50%，應該屬于不成功的剝片疤；幾乎未遭受磨蝕和風化；重量2.1克。這件石片曾經被帶到法國，但筆者對布日耶的判定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其“凹缺”是石片疤的中遠端部分，其凹緣后面有3個可見的微小疤痕，但分布散漫，并且略有磨蝕，因此，與其看作人工修理痕跡，不如視為人或動物踐踏的結果較為合理。

山重水復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9年3月14日，P7611石核觀測完畢，在進入最后一道工序照相的時候，突然發生令人錯愕的意外，從石核上莫名其妙地脫落一件石片，而且這件石片在第二天又斷裂成兩件石片。在驚魂未定之余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外得來天賜的驚喜，發現原來這件標本是3件石制品的拼合體！

P7611標本是由1件Ⅲ型石核、1件Ⅱ2-2型石片（中間斷片）和1件Ⅱ2-3型石片（遠端斷片）組成。Ⅱ2-2型石片的長、寬和厚分別為38.5、37.6和13.2毫米，重16.1克。Ⅱ2-3型的石片長、寬和厚分別為28.3、21.7和7.7毫米，重3.5克。這兩件石片組合成缺失近端部分的斷片，其長、寬和厚分別為38.5、59.1和14.3毫米，重19.6克，背面為雙向多片疤型（Ⅰ4Ⅱ2），其遠端保留長17.5毫米寬32.8毫米的礫石面，尾端呈刃狀，Ⅱ2-3型石片屬于其石片的遠端右側部分。

從其石片的特征觀察，它的形成曾經受到過兩次不同方向的錘擊，主要的一次打擊是從上到下，破裂面的半椎體表現明顯，其近端部分旋即崩裂；在其左端似有打擊痕跡，致使石片右側尾端形成一個較長尾巴，但兩次著力后其石片竟然還不會脫落，這不能不是一個特例。

筆者把它看作是從上到下剝離的石片，如果是從左到右剝離的石片，其Ⅱ2-2型和Ⅱ2-3型石片的合體應該屬于Ⅰ1-2型石片，而且是從其石核6個臺面之外的另外一個臺面上剝落的。其Ⅱ2-2型石片或者連帶其Ⅱ2-3型石片，如果單獨觀察，很可能會誤判為完整石片的Ⅰ2-2型石片，但其近端缺失部分長6毫米，斷口呈正扇形，長和寬分別為17.9和5.9毫米。石片的破裂面，特征較為顯著，只是由于巖性的原因，斷面顯得粗糙。在破裂面和斷裂面上貼有黃色物質，龜裂呈薄片狀，可能是水膠，這是過去農村木匠常用的粘合劑。P7611標本拼合體原先457.5克，現在總共為457.2克，已經損耗0.3克，系粘合物脫落所致。

現在，我們面前出現一個新問題：標本是什么時候拼合的？如果是桑志華當時拼合的，依據他工作的嚴謹作風，應該有其詳細的記錄。莫非另有緣故？難道是在民工手里被搞得分離而背著桑志華粘合的？不過，也許受100年前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局限，把3件標本粘合到一起考慮委實也很正常，顯然石片的近端部分不見，因為它太小了。由此推測，標本發現時有三種可能情況：（1）石片已經形成，沒有脫落仍然停留在石核的原先位置上；（2）石片脫落石核，但分布在同一個水平層面不同的位置；（3）石片和石核分離后，埋藏在不同的水平位置，甚至彼此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存在一定距離。權衡考慮，后兩種情況幾乎不大可能，第一種情況可能性較大，很有可能標本是在民工手里分離并將其粘合的，而桑志華被瞞在鼓里一直不知情。事實上，石制品的拼合研究對于遺物的埋藏學提供了有力證據，如果彼此的垂直分布位置有所不同，可以說明人類在這個地點活動有一定的時間或者石制品在埋藏過程中有過人或動物的踐踏甚至地質營力作用的改造。不過還有一種可能，這件標本在桑志華手中一直保持為一個整體，其石片尚未脫落。如果是這樣，標本的彼此粘合必定是后人所為，那就只有裴文中清楚了。其拼合的粘合劑是什么物質，究竟是水膠？還是硝基清漆？如果是前者，其拼合基本可以排除裴文中或其他后人所為，因為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傳統粘合劑是硝基清漆，而桑志華發現時的作為就增加了可能，因為農村過去木匠用的粘合劑就是水膠。這種粘合劑，在石片右側背面也有殘跡，風化呈白色，與拼合面上的黃色不同。這是一個懸案，盡管筆者傾向于發現當時民工所為。

承古爍今奏賀曲 繼本創新越蓬蒿

楊鐘健指出，桑志華發現的甘肅慶陽、河北泥河灣、山西榆社和內蒙古薩拉烏蘇河化石地點是北疆博物院的“四出拿手好戲”。其實，這幾個地點在中國乃至世界也是名聲在望的，而且，沿著桑志華的足跡，后人的繼往開來更上一層樓是相當顯著的，不論是在化石哺乳動物學方面，還是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方面。

桑志華開創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他為后人奠定了堅實基礎。泥河灣盆地眾多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正是踏著他的足跡得來的豐碩收獲，十分惋惜的是桑志華未能在那里繼續堅持調查，倘若當時在桑干河右岸（南岸）泥河灣陡坎（Nihewan Cliff）上找到現在發現的任何一處早更新世舊石器遺址，當時泥河灣就會冠以人類的起源地，這樣一個黃金機遇就這么輕輕擦肩而過，非?？上?。薩拉烏蘇河在其后的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都取得了相當大進展，目前的研究成果《薩拉烏蘇河晚第四紀地質與古人類綜合研究》（董光榮和李保生等主編）應該說在當下已經相當完美。榆社盆地的晚新生代地層與化石哺乳動物，邱占祥等做出的科學貢獻是巨大的，而且也是高水平的，令人遺憾的是在相關的地層里至今尚未發現任何有關的人類遺跡。目前僅僅是在河流低階地和晚更新世黃土中找到了1萬多年前的不少細石器。慶陽地區的舊石器時代考古也獲得了巨大發展，已經發現一些晚更新世的舊石器遺址，但是，筆者堅信，在甘肅隴東地區和陜北，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具有適合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如果認真調查，發現更早時期的舊石器不是毫無期望的。幸家溝地點，從桑志華的記錄不難發現其地層與晚更新世的“馬蘭黃土”大相徑庭，從谷歌高清晰衛星地圖上判讀，其沖溝谷坡上的河流階地不甚發育，古人類生存的必要環境較為遜色，顯而易見，進一步考察是非常必要的。德日進在1926年曾經啟程前往慶陽發現石器的地點考察，但在旅途中遭到西安軍事當局拒絕放行，不得不改弦更張，繞道山西前往桑干河盆地視察桑志華發現的“泥河灣動物群”化石地點，由此，甘肅慶陽失去了舊石器時代進一步科學開拓的可能是令人遺憾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袁效奇等《高校地質學報》1999年第5卷第1期報道慶陽一帶發現大約25290年前的陶片，如果得以證實，那就是華北陶器目前最早的發現，其考古學意義絕不亞于發現200多萬年前的舊石器。

P7611標本系3件石制品拼合而成

筆者沿著桑志華的足跡，在泥河灣盆地連續調查研究已經49年，幾乎一生的科學生涯都撲在了泥河灣。薩拉烏蘇河舊石器遺址跟隨黃慰文進行過調查和發掘。在榆社盆地與陳哲英一同進行過舊石器考古調查和發掘。甘肅慶陽雖然跟隨賈蘭坡走馬看花參觀過，但沒有做有意義的科學考察，我很關切那里是否有早更新世甚至上新世的人類遺跡，希望后人在那里能有所發現。2020年，正值中國發現舊石器100周年，作文紀念，謹以此獻給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揭幕人桑志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