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150周年再探討

金香蘭

摘 要：自清政府于甲午戰爭失敗后將“以日為師”定為基本方針至今，尊師重道的我國人民對明治維新的進步性過度肯定，而對其侵略性和反動性的認識則略顯不足。在日本隆重紀念明治維新150周年并高呼要學習“明治精神”之際，我們有必要全面剖析和認識明治維新及其精神。本文通過分析明治維新剖析出其中的“明治精神”，并進一步分析了這一精神復活的危險性和我們應該采取的對策。

關鍵詞：明治維新;明治精神;復活;警鐘

二戰結束后，認識和清算戰爭罪責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一大焦點問題。然而，戰后日本不僅未能正確認識和反省自身罪責，還強調自身的“受害者”身份;甚至冷戰結束后，整個日本社會走向右傾化，日本政府急于擺脫歷史包袱、推卸戰爭責任，美化侵略歷史。其實，“殖民教育有益論”只不過是日本美化和推翻整個侵略歷史的一環而已。我們不能將殖民教育問題孤立看待，應在整個日本社會右傾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右翼勢力美化侵略歷史的一系列言論和舉措中去分析。今天，日本又隆重紀念明治維新150周年并高呼要學習“明治精神”，其用意何在？“近代優越”意識也好，“明治精神”也好，日本政要們將它視為日本立國之本和今后國家強大的根源。二戰以前日本把資源匱乏的小島國變為世界強國，靠的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力量;二戰結束30年后，又把戰敗國的經濟提升至世界第二，靠的也是日本精神;今后要變為“正常國家”、強國，靠什么？還不是精神嗎？那么這個精神到底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在明治維新150周年的今天，這個精神又有什么樣的特殊含義呢？為此，我們有必要回顧和分析“明治精神”的產生、發展以及它給當今東亞社會和世界敲響的警鐘。

1 “海外雄飛”——“明治精神”之雛形

公元前7世紀，神武天皇下達“八纮一宇”詔書，使日本帶上了“神國”色彩，也為日后“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和民族對外實施侵略擴張奠定了基礎。16世紀后半葉，豐臣秀吉（1537-1598）統一日本，制定了以朝鮮為跳板占領中國、印度等國家的宏大計劃，并發動了對外侵略戰爭。江戶時代，幕府統治者和一大批思想家、知識分子繼承了豐臣的擴張遺志，將“豐臣偉業”發展成為國家戰略和學說體系。其中，學者型政治家們在日本軍國主義形成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江戶初期著名學者熊澤蕃山（1619-1691）提出了“征韓”“征華”論，山鹿素行（1622-1685）等學者則著書立說，使“武士道”理論化、體系化;而江戶中期的本居宣長（1730-1801）則大肆宣揚皇權神道思想，主張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到了江戶后期，日本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淵（1769-1850），則主張繼承和大力發展豐臣秀吉的“大陸擴張”思想，初步勾勒出“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和其實現方案。他在其所著《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一書中稱：日本兼并世界各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并表示：“皇國日本開發異邦，必先肇始自吞并支那，……在支那皇國最易攻取之地，莫過于滿洲”。他還擬定了侵略“支那”的具體方案和路線圖。佐藤的思想對日本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治維新三杰”之一、明治政府的實權派人物大久保利通（1830-1878）就是佐藤的忠實擁躉者，奉其一系列思想、方案為上上國策。另外，田中義一（1864-1929）在侵華戰爭發動之際走馬上任，擔任內閣首相，并制定了實為《宇內混同秘策》翻版的“滿蒙政策”，目的昭然若揭。除此之外，還有吉田松陰（1830-1859），作為明治維新的先驅者之一，他不僅構想出日本的“海外雄飛”計劃，還深入考慮了日本與歐美列強及亞洲鄰國的關系，提出“失于歐美，取之于鄰國”的“得失互償論”。明治時期，木戶孝允（1833-1877）、伊藤博文（1841-1909）、山縣有朋（1838-1922）等維新主要領導者均出自吉田門下。因此可以認為，吉田的思想對明治時期日本的對外侵略政策和國際關系具有重大影響。

2 “富國強兵、海外擴張”——明治政府的核心價值觀

幕末時期，在歐美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下，日本被迫開國，社會中攘夷思潮勃興，傳統的“藩民”意識中也漸漸萌發出近代早期的“國民”意識。而思想界卻迅速將軍國主義容器扣在這棵柔弱的新芽之上。此時，國際形勢風起云涌，國內狀況也不容樂觀。外有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的威脅、內有無比尖銳的社會矛盾，而亟須轉型的社會經濟和對外擴張的強烈欲望也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讓氣數將盡的幕府疲憊不堪、搖搖欲墜，明治維新也即將拉開序幕。而當時通過武裝斗爭取得政權的政治家，多為薩長二藩出身，好用武力且雄心勃勃，“海外擴張”欲望強烈。政權甫一到手，他們便開始鑄造戰車，試圖載著全體日本國民一路高歌駛向海外。而戰車的駕駛員——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田中義一、東條英機（1884-1948）等人，均繼承了“列祖偉業”，大力推行對外擴張政策。誠然，我們不能否認明治維新中也包含文明、進步等因素。然而，明治掌權者卻將“富國強兵”作為最高目標，其他因素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輔助手段，這與日本當時的國情是分不開的。

日本先天不足，通過維新“一步登天”，實現“脫亞入歐”卻仍排末位。作為一名“后起之秀”，其綜合實力與老牌列強相比仍差距懸殊，故只能通過加強武力、迅速侵占鄰國來實現其帝國之夢。因此日本的對外擴張比歐美列強更具暴力性。時代造“英雄”，一大批政治家和思想家應運而生。這一時期，桂太郎（1848-1913）、西園寺公望（1849-1940）、大隈重信（1838-1922）和福澤諭吉（1835-1901）、德富蘇峰（1863-1957）等人均在各自的主張和思想中不斷強化和完善戰爭機器。戰備結束后，日本戰車迫不及待地開往鄰國，1874年侵略中國臺灣、朝鮮、琉球，之后又在規模更大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取勝。在嘗到甜頭欲望膨脹后，更進一步制造“日韓合并”、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在侵占東南亞諸多國家后，喪失理智的日本甚至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日本戰車在亞太地區大肆碾壓，所到之處鮮血迸濺……。

3 嚴防“明治精神”之復活

俗話說，“玩劍者必亡于劍”，1945年，在中國人民的不屈努力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抗爭之下，日本政府宣布戰敗。人們本以為戰敗后的日本應會深刻反省歷史，防止悲劇重演。誰知在戰后不久，稍事休息的日本竟又開始“不老實”。時任首相岸信介（1896-1987）于1957年4月在眾議院稱：日本理應擁有自衛所需的武力，這并不違反憲法;5月又在參議院稱：日本在自衛權范圍內擁有核武器是允許的。并于6月正式制定了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起，日本右翼便蠢蠢欲動，頻頻試探各國底線。從公開美化侵略歷史、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大肆修改歷史教科書，到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令右翼標桿人物任防衛大臣，再加上甚囂塵上的“戰犯英靈論”“侵略未定論”“中國威脅論”……這一系列與和平之岸漸行漸遠的“右滿舵航向”行為不能不讓鄰國擔憂。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期望和平的今天，我們應該回顧歷史、緬懷烈士，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同時應該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余毒殘孽——右翼勢力的抬頭，更要展望未來，增進中日友好。此次抗戰勝利70周年的大規模紀念，不僅打壓了右翼的囂張氣焰、更敲響了國際社會的反戰警鐘，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活動。然而，時下日本右翼逆世界的發展潮流及和平演進的大勢而動，在這理應痛改前非、迷途知返的大考之年，日本右翼卻舉辦2018年明治維新150周年大型紀念活動，主題竟為“學習明治精神”！為有效策劃、舉辦這次紀念活動，日本右翼號召各界人士，調動“民間智慧”，選定了明治150年徽章，圖案里的紅色日出尤為耀眼。還專門設立了官方網站供國民瀏覽訪問。令人費解的是，日本人一向以細心嚴謹著稱，而舉辦這么大的活動，在官方網站和發言中卻并未找到解釋和說明“明治精神”的只言片語。不僅如此，在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以來發表的文件，以及日本眾多學術成果中均未對“明治精神”做出正式定義。日本政府高舉“學習明治精神”的大旗，卻不明示其意，意圖何在？想必日本政府的這一做法其實是“不敢說，不必說”?！安桓艺f”，是因為一旦明示“明治精神”之意，必然會有來自鄰國的“麻煩”;而“不用說”，則是因為日本人都能明白“明治精神”之意?；厥兹毡練v史，我們能看出，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對外實施過一連串的“擴張嘗試”，明治政府成立后將這些量變上升到國家意識層面上，發動了對外侵略戰爭，實現了第一次質變;而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二戰以后從日本右翼抬頭后所做的一系列“小動作”，到現在的“學習明治精神”，種種跡象表明，這次不僅僅是一個量的增加，而極有可能引發第二次質變！

因此，絕不能讓“明治精神”復活，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邁向未來。圍繞歷史認識問題，日本已和當年的被侵略國打了70多年的口水戰。但日本不僅不正視歷史，反而美化、否認，甚至試圖篡改、虛構歷史。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由來已久，為了使日本反省過去、走向正途，中韓等東亞國家已付出了長期的努力。但進入新世紀以后，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反而越來越嚴重，右翼勢力的發展空間和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在整個日本社會被右翼勢力綁架的今天，如果只依靠日本人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時間內是難以解決這個危機的。事實證明，中韓等被侵略國各自抗議的效果也不佳，反而被巧言令色的日本右翼各個擊破，最終不了了之。從現狀來看，被侵略國人民應與熱愛和平的日本人民以及世界各國人民聯合起來，向日本右翼施加應有的壓力，堅決打壓軍國主義亡魂的復活。因為未來的戰爭，不僅僅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沖突，還包含著難以想象的涉及面和破壞力。而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今天，不會再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從戰爭中獲利，也不會再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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