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民主黨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與建構

摘 要：民主黨派作為新時代的參政黨，其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內容。各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經歷了從排斥到互動、從互動到共識、從共識到認同的歷史進程。新時代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面臨諸多挑戰，既有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威脅，也有社會轉型升級的影響，還有民主黨派自身思想建設困境，這些都沖擊著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新時代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建構，可從構建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制度基礎、強化民主黨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整合民主黨派成員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資源等路徑來進行。

關鍵詞：民主黨派;參政黨;意識形態認同

中圖分類號：D66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0）07-0067-07

作者簡介：黃祖軍（1978-），男，四川岳池人，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西華師范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研究方向：政治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

新時代加強民主黨派意識形態建設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關乎國家政治安全，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內容，緊迫且必要。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是民主黨派意識形態建設的核心。伴隨新時代社會矛盾的變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如何應對民主黨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出現的挑戰，增強新時代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是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我們強調民主黨派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向和同行，但如何真正做到“三同”更多是從行動與做法上強調，缺乏從意識形態這樣的層面來思考，民主黨派的思想建設雖然一直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將之提升到意識形態認同的高度來思考還不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需要進一步加強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與建構。

一、民主黨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歷史進程

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經歷了從排斥到互動、從互動到共識、從共識到認同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是伴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關系的發展而推進的，也是民主黨派逐步接受和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一）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排斥

中國大多數民主黨派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孕育、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在抗日反蔣斗爭中形成的”[1]。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及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早期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和主張是相當排斥的。

早期民主黨派不認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綱領，他們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也排斥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打出“反蔣排共”的旗號。如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三黨），其政治綱領既主張代表農工利益反對資本家階級，但又否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地位[2]27。第三黨甚至公開說：“我們認為共產黨現實所采取的手段……不過是代表極端情感的爆裂，而不是革命的正當手段?！盵3]并認為，中國共產黨主張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府”、推翻三民主義、實行馬列主義的理想，不符合中國客觀實際。當時，以鄉村建設派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右翼力量對中國共產黨直接采取否定態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策和共產主義綱領;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左翼力量對中國共產黨采取排斥態度，不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最高理想等綱領和政策。

（二）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互動及政治共識

抗日戰爭時期，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從排斥走向政治互動，并肩抗戰。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呼吁“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4]。對于當時國民黨的消極抗日政策，各民主黨派深感失望，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呼吁。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修改的黨的總方針中指出，要“響應中共‘八一宣言，同共產黨合作，實行聯共抗日反蔣的總方針”[5]。各民主黨派通過實際行動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緊密配合，或者直接參加武裝斗爭，或者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廣泛宣傳全民抗戰，或者盡其所能給予抗戰各方面的支持與援助。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在共同抗日的政治互動過程中展開了初步合作，形成了淺層的“救亡圖存”政治共識，這為解放戰爭時期深層政治合作與共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后，民主建國成為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共識。在重慶談判過程中，民主黨派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民主化、和平建國等政治主張，為“雙十協定”的簽訂作出了重要貢獻。雙十協定被國民黨單方面撕毀后，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從反內戰、反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共同信念出發，通力合作，為共同的政治目標——建立新中國而奮斗。

解放戰爭時期，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形成了深層的“和平建國”政治共識，開始接受和認同馬克思主義。1948年，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五一口號”，徹底拋棄對蔣介石的幻想，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轉而支持新民主主義，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之后，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承認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三）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與認同

新中國成立后，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學習與思想改造、改革開放后的思想解放等階段。

第一，新中國成立之初民主黨派的政治思想建構。新中國成立之初，民主黨派在承認和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礎上，主動學習，不斷改造思想。一方面學習《共同綱領》，另一方面也加強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6]。中國共產黨也高度重視民主黨派的政治思想學習問題，提出“團結、建設、進步”口號，設立專門學習小組，幫助各民主黨派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盁崆榈貛椭裰鼽h派團結、進步和發展，提高他們為實現《共同綱領》奮斗的水平，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建設中同他們真誠合作，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盵2]131

在政治理論學習的基礎上，各民主黨派在維護社會秩序、助力經濟建設、發揮知識專長、參政議政等實踐過程中，不斷建構其政治思想，從而深化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反革命勢力、特務、土匪、反動黨團骨干、惡霸以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四處流竄，大搞破壞活動，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穩定。各民主黨派團結所在階層，不斷提高思想覺悟，始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孤立反革命勢力，為新中國之初恢復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貢獻力量。面對新中國一窮二白、沒有完整工業體系的現狀，民主黨派利用自己的優勢和影響，引導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助力國家經濟建設。各民主黨派發揮自己的知識專長，為新中國經濟、科學和文化建設服務。新中國成立后，各民主黨派成員知識分子所占比例較高。據1955年的統計，民主黨派成員中的（副）教授占全國總數的28%，在高校擔任領導職務的比例更達1/3[7]。他們利用自身知識專長，積極為新中國科學、教育、文化和經濟建設服務。此外，民主黨派人士通過自身的影響，吸引一大批人才歸國貢獻力量。民主黨派也積極通過人大、政協等渠道，就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以及涉及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問題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和民主監督。如1954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各民主黨派積極參與憲法草案的討論。各民主黨派向自己的地方組織發出通知，組織全體成員參加對憲法草案的討論與宣傳[8]。1954年9月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民主黨派與會代表積極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并建言獻策[9]。

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參與新中國建設過程中，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特別是“三大改造”完成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后，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變化，作為一個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已經消亡，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也隨之變化，“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盵10]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進一步表現為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

第二，改革開放后民主黨派的思想解放。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斷完善，各民主黨派在改革開放實踐中，不斷解放思想，學習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在新的歷史階段認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文化大革命”期間，民主黨派各級組織遭到破壞，多黨合作制度也形同虛設。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斷完善，民主黨派從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變為參政黨，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進入歷史新階段。1982年1月中共十二大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合作的16字方針，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11]。1989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首次明確民主黨派是參政黨，賦予參政黨“一個參加三個參與”的重大職責和使命，并將這一制度確定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3月，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修改憲法，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使這一基本政治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得到憲法的保障，進一步在憲法最高層面保障民主黨派參政黨的地位。

民主黨派在改革開放的新歷史階段，參政議政、政治協商與民主監督積極性增強，也增加了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上的共識，增強了民主黨派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

二、新時代民主黨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面臨的挑戰

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社會矛盾發生變化、民主黨派自身發展以及世界形勢的變化，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面臨諸多挑戰。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威脅、社會轉型的升級以及新時代民主黨派思想建設困境，都影響著各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

（一）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威脅著民主黨派的意識形態認同

當前西方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滲透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變本加厲，對民主黨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帶來挑戰。新媒體作為一種新型的大眾傳播工具，處于影響意識形態安全的最前沿，其影響不可低估，“那么我們就能看到大眾傳播的發展對于意識形態現象的性質與范圍具有巨大的后果……大眾傳播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中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媒介?！盵12]

當前西方國家利用新媒體強化了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滲透，呈現出滲透對象全員化、滲透途徑更加隱蔽、滲透領域廣、滲透主題多、滲透立體化等新特點。西方國家通過占領意識形態滲透平臺、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以文化輸出和全員滲透等方式進行全方位立體滲透[13]。這增加了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阻力：一是一些民主黨派成員在西方意識形態滲透面前可能失去辨別力和判斷力。西方國家以新媒體為陣地，通過所謂揭秘歷史、熱炒問題、揭露“真相”、傳播謠言等來混淆是非，讓民主黨派成員在大數據時代多而雜的信息沖擊中，易被西方意識形態吸引和誘導，失去辨別力與判斷力。二是一些民主黨派成員在西方文化滲透面前易失去政治警惕性。西方國家不斷輸出其文化產品、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通過大量的流行文化產品，包括電影、電視節目、音樂、書籍和電腦軟件、互聯網等，宣揚其“普世價值”與意識形態，甚至通過評優評獎來誘使人們用西方標準評判中國文化。這些易使民主黨派成員在各種文化產品消費和交流中被誘導，失去政治警惕性。三是一些民主黨派成員在西方精英培植滲透方式面前易被利用。長期以來，西方國家通過實施“精英培植”策略來培植其代言人，延展其意識形態滲透范圍，新媒體時代，“精英培植”涉及的領域更廣，不斷滲透到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培植方式多樣，如拉攏、收買、課題資助等。在新媒體時代，一些被培植的“西方代言人”以“伸張正義”“維護公平”“愛國”或“道德”的名義鼓動人們搞“街頭政治”或“民主動亂”[13]，一些民主黨派成員可能會被誤導、利用。

（二）社會轉型升級弱化了民主黨派成員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

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階層不斷分化，經濟利益不斷調整，這對人們思想、觀念、心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巨大。人們思想呈現出多元、獨立且易變的特點，加之互聯網、手機、數字媒體等新媒體發展迅速和普及，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弱化，出現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這些也影響了民主黨派成員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

首先，民主黨派成員多元政治觀念影響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在社會轉型期，社會階層不斷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主體，各利益主體因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及對社會資源的占有程度等存在一定差異，會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訴求，導致政治觀念的差異。各民主黨派由社會不同階層群體構成，代表不同群體的利益，會形成多元的政治觀念。多元的政治觀念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帶來深刻影響，特別是對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指導思想產生重要影響，導致對其認同弱化。

其次，民主黨派成員價值取向個性化影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轉型期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選擇性增強，民主黨派成員也不例外，其政治價值取向個性化，不同成員都用符合自身利益的態度看待社會，看待意識形態，這會影響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認同。民主黨派成員政治價值取向個性化如不及時正確引導，會嚴重影響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削弱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

最后，新媒體時代社會“泛娛樂化”威脅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轉型期社會世俗化，人們生活方式泛娛樂化，“‘娛樂道德觀取代了強調干涉沖動的‘向善道德觀”[14]，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這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權威構成威脅。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是權威嚴肅的，而社會轉型期人們生活方式的泛娛樂化，加之新媒體時代信息的碎片化、渠道多元化，必然使受眾對權威嚴肅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產生距離，這就弱化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作為社會一員的各民主黨派成員在新媒體時代也難免會受“泛娛樂化”社會環境影響，疏離嚴肅權威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三）新時代民主黨派思想建設困境影響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

民主黨派思想建設是民主黨派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增強民主黨派成員思想認同和堅定理想信念的需要，也是更好提升其政治認識能力、提高多黨合作能力和水平的需要。但新時代民主黨派思想建設面臨困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轉型期民主黨派組織權威減弱。從各民主黨派的組織結構來看，較為松散，組織權威和約束力較弱。民主黨派的組織權威無法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權威相比，其組織管理比較松散，對成員的約束主要建立在成員自覺認同基礎上?？茽柭赋?，“如果權威關系的建立不是以行動者自愿轉讓控制行動的權利為基礎，權威的施行就必須依靠強制力量?！盵15]這表明權威關系的展開要么建立在自覺自愿基礎上，要么離不開一定強制力量。民主黨派對其成員的管理更多依靠成員的自覺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黨派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和影響力。當前民主黨派成員對黨派的自覺認同減弱，黨派領導的影響力也不如其老一輩領導人，民主黨派組織權威更加弱化。民主黨派這種松散、權威弱化的現狀減弱了對其成員的思想政治約束力，因此依靠民主黨派組織對其成員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轉型期民主黨派成員思想更加復雜。隨著社會的發展，各民主黨派的成員構成更加復雜，使黨派組成界別的邊界一步步模糊。民主黨派成員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增多，成員更加分散。這些新社會階層人士，主要來自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或技術人員、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和新媒體從業人員等，他們處于“體制外”，職業流動性強，群體分布相對零散、組織困難。新社會階層人士的政治心理具有多重性和復雜性，思想比較復雜，在社會組織參與的活躍程度上，往往低于體制內群體。當前，各民主黨派的成員來源于不同工作單位、不同職業和階層，成員差異較大，加之受社會轉型和新媒體的影響，民主黨派成員的思想呈現出多元、獨立且易變的復雜特點。這些都不利于民主黨派開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工作，降低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的效果。

最后，民主黨派思想建設還比較薄弱。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缺少專業專職思想建設工作人員。要開展思想建設工作，離不開專業專職的政工人員。然而絕大多數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缺少專業專職的政工人員，甚至兼職的政工人員也缺乏。這種現狀，不利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工作，也極大地限制了民主黨派對其成員日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從經費保障來看，民主黨派也缺少經費來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盡管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可能不需要多少經費，但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離不開經費的保障。因為集中的意識形態教育培訓往往需要租場地、聘請專業方面的專家作報告，這些教育培訓活動如果沒有經費的保障，則很難開展。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民主黨派基本上沒有專門的經費來支持開展思想政治和意識形態教育工作。

三、新時代民主黨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建構路徑

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既有優良的歷史傳統，在新時代也面臨諸多挑戰。新時代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建構，可從三個方面來思考。

（一）建構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制度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從中國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新型政黨制度”[16]，是各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一同創建的，是提升民主黨派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制度基礎。在建設新中國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各民主黨派深化了對多黨合作制的認同。新時代應在推進多黨合作制度法制化建設和增強民主黨派參政黨角色認同的過程中，強化民主黨派對多黨合作制的認同，不斷提升其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同。

其一，推進多黨合作制度法制化建設。推進多黨合作制度的法制化建設，是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從創立至今已70多年，1993年3月召開的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將多黨合作制度載入憲法，開啟了多黨合作制度的法制化進程。2015年頒布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指出：“堅持依法有序、積極穩妥，確保協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7]4;“支持人大、政府、政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依照法律法規和各自章程開展協商”[17]16。這為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法制化建設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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