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T、ADA、CEA在鑒別結核性與惡性胸腔積液中的應用價值

陳虹 高鴻美 范立雪

[摘要] 目的 分析胸腔積液和血清中癌胚抗原（CEA）、腺苷脫氨酶（ADA）、降鈣素原（PCT）聯合診斷胸腔積液的價值。方法 收集2017年1月～2019年5月沈陽市第十人民醫院收治的120例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為對照組;120例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為觀察組。檢測血清和胸腔積液中PCT、ADA、CEA水平，分析其鑒別診斷結核性與惡性胸腔積液的效能。繪制ROC曲線觀察血清三項指標聯合診斷的效能和胸腔積液三項指標聯合診斷的效能。 結果 與對照組相比，觀察組血清CEA和胸腔積液PCT、CEA較高，胸腔積液ADA較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單項指標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特異度最高為胸腔積液CEA（92.50%），其次為血清CEA（85.83%）;靈敏度最高為胸腔積液CEA（85.83%），其次為血清CEA（69.17%）。血清+胸腔積液三項聯合將特異度、靈敏度提高至95.83%、90.00%。結論 血清+胸腔積液PCT、ADA、CEA能更有效鑒別結核性與惡性胸腔積液。

[關鍵詞] 血清癌胚抗原（CEA）;腺苷脫氨酶（ADA）;降鈣素原（PCT）;結核性胸腔積液;惡性胸腔積液

[中圖分類號] R446.1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1673-9701（2020）15-0014-04

The value of PCT， ADA and CEA in differentiating tuberculous and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CHEN Hong1 ? GAO Hongmei1 ? FAN Lixue2 ? LI Ting1 ? LI Wei1

1.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yang City， Shenyang ? 110044， China;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yang City， Shenyang ? 11004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EA， ADA and PCT of pleural effusion and serum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leural effusion.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tuberculous pleural effusion in Shenyang Tenth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May 2019 were collected as control group and 120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as observation group. The levels of PCT， ADA and CEA in serum and pleural effusion were measur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iation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CEA and pleural effusion CEA， PC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and pleural effusion ADA were lower，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of single index in the diagnosis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was pleural effusion CEA（92.50%）， followed by serum CEA（85.83%），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was pleural effusion CEA （85.83%）， followed by serum CEA（69.17%）.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three combinations of serum plus pleural effusion were increased to 95.83% and 90.00%. Conclusion Serum plus pleural effusion PCT， ADA and CEA are more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tuberculous and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Key words] Serum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denosine deaminase （ADA）; Procalcitonin （PCT）; Tuberculous pleural effusion;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胸腔積液是由結核、惡性腫瘤、肺炎、心衰等多種疾病引起的臨床常見表現。結核性胸腔積液與惡性胸腔積液是臨床最常見的兩種胸腔積液類型，因為發病機制不同，臨床治療方案和預后差異很大，早期精準診斷是指導臨床治療的關鍵。胸腔積液中找到抗酸桿菌或病理檢查提示結核性肉芽腫是診斷結核性胸腔積液的金標準，但在早期胸腔積液中抗酸桿菌檢出陽性率較低，胸膜活檢有創傷，可重復性差，因此應用局限[1]。細胞學檢查是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的金標準，但陽性率僅40%～60%[2]。近年來，通過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腺苷脫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等生物標志物鑒別診斷良、惡性胸腔積液的研究不斷發展，但關于CEA、ADA、PCT血清和胸腔積液檢測聯合診斷的研究甚少，因此本文旨在分析胸腔積液和血清中癌胚抗原（CEA）、腺苷脫氨酶（ADA）、降鈣素原（PCT）聯合診斷胸腔積液的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7年1月～2019年5月沈陽市第十人民醫院收治的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120例為對照組，同期納入120例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為觀察組。納入標準[3-4]：18～80歲;根據胸部X線、CT、彩超等影像學檢查，胸膜活檢，胸腔積液常規和生化檢查、胸腔積液和痰查抗酸桿菌等實驗室檢查確診結核性胸腔積液;根據病理結果確診惡性胸腔積液;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均行胸腔積液和血清CEA、ADA、PCT檢測。排除標準[5]：臨床觀察及詳細檢查未確診;合并可導致PCT濃度上升的疾?。毙院粑狡日?、化學性肺炎、機械損傷等）。

觀察組：男69例，女51例;平均（51.15±9.12）歲;體重指數（BMI）為（22.73±2.21）kg/m2;疾病類型：腺癌28例，鱗癌58例，惡性胸膜間皮瘤14例，淋巴管肌瘤13例，浸潤性小葉癌4例，腎上腺瘤3例。

對照組：男67例，女53例;平均（50.89±7.64）歲;體重指數（BMI）為（23.02±2.15）kg/m2。120例患者均是結核性胸膜炎患者。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體重指數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次日采集3 mL空腹靜脈血，不做抗凝處理;常規穿刺獲取10 mL胸腔積液，用肝素鈉抗凝管收集。標本均以3000 r/min離心處理10 min后取上清液待測。ADA水平使用全自動化學分析儀（Olympus-AU2700）和人腺苷脫氨酶（ADA）試劑盒（廣州科方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粵械注準20172400243），采用速率法檢測。PCT、CEA使用羅氏E601電化學發光儀和配套試劑盒檢查，采用電化學免疫發光法。

1.3 觀察指標

對比兩組血清和胸腔積液CEA、ADA、PCT指標水平，分析血清三項指標和胸腔積液三項指標，評價其檢測惡性胸腔積液的特異度和靈敏度。特異度=真陰例數/（真陰例數+假陽例數）×100%;靈敏度=真陽例數/（真陽例數+假陰例數）×100%。

1.4 統計學方法

使用統計學軟件SPSS 19.0進行數據處理，繪制ROC曲線，觀察血清三項指標聯合診斷的效能和胸腔積液三項指標聯合診斷的效能，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血清、胸腔積液三項指標比較

觀察組血清CEA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血清ADA、PCT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胸腔積液CEA、PCT高于對照組，ADA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血清、胸腔積液三項指標各單獨用于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的效能比較

血清及胸腔積液三項指標分別單獨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特異度最高為胸腔積液CEA，其次為血清CEA;靈敏度最高為胸腔積液CEA，其次為血清CEA。見表2。

2.3 聯合診斷效能比較

血清三項聯合診斷惡性胸腔積液靈敏度低于胸腔積液三項聯合或血清+胸腔積液三項聯合，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胸腔積液三項聯合與血清+胸腔積液三項聯合診斷惡性胸腔積液在靈敏度、特異度上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血清三項聯合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特異度與其他兩種方法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ROC曲線見圖1。

3 討論

惡性胸腔積液是晚期癌癥常見的臨床表現之一，約45%～65%的胸腔積液見于惡性腫瘤患者。發生惡性胸腔積液的疾病與其他疾病相比預后情況差，部分患者治療3個月內病死率達65%，治療6個月內病死率高達83%[1]。大量胸腔積液導致患者出現呼吸性循環功能障礙，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故臨床中準確、有效的診斷對于此癥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近年來一些研究顯示，胸腔積液和血清的CEA、PCT、ADA在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診斷中具有一定輔助作用[6-7]。本研究通過比較結核性胸腔積液與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血清和胸腔積液中CEA、ADA和PCT的水平，分析三項指標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的效能，提示血清+胸腔積液三項聯合的檢測靈敏度為90.00%（108/120），特異度95.83%（115/120）。

PCT是降鈣素前肽物質，是急性時相反應蛋白，廣泛用于感染性、非感染性疾病的輔助診斷;PCT對判斷腹水及腦脊液性質具有重要價值[8]。ADA在人體組織中廣泛分布，是重要的T淋巴細胞酶，免疫細胞尤其是淋巴細胞被刺激時，細胞漿中的ADA被激活[9]。結核性胸腔積液導致淋巴細胞增殖，胸腔積液中淋巴細胞增多，淋巴細胞ADA含量增加，引起胸腔積液ADA升高[10]。惡性胸腔積液中由于T淋巴細胞增殖被抑制，ADA含量降低，故胸腔積液ADA水平不高[11]。本研究中，觀察組胸腔積液ADA水平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EA是臨床常用惡性腫瘤標記物，而胸膜惡性細胞大量分泌的CEA可進入到胸腔積液中，一部分進入血清中[12-14]。本研究中觀察組不僅血清CEA高于對照組，胸腔積液CEA也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血清和胸腔積液CEA分別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高于其他兩項指標。李銳成等[15]將確診的82例TPE患者與120例LC-MPE患者的胸腔積液和血液進行多項指標檢測，并以ROC曲線分析其聯合檢測與單項檢測的性能，結果顯示LC-MPE組的P-CEA、CA50、CA125及S-CEA水平均高于TPE組，而TPE組的WBC、ADA及T-SPOT、TB水平均高于LC-MPE組，各組數據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聯合檢測的診斷性能（AUC=0.980）高于各單項指標檢測（AUC=0.883，AUC=0.932，AUC=0.890），具有更高的診斷價值。本研究結果提示，血清三項聯合診斷惡性胸腔積液的靈敏度不如胸腔積液，考慮是因為胸膜惡性細胞分泌的ADA、PCT尤其是CEA因為分子量較大，在閉合的胸腔中產生后，首先在胸腔積液中積累，很難或少量的進入血液循環，因此首先出現胸腔積液CEA、PCT、ADA升高，與李銳成等[15]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故臨床中建議聯合血清和胸腔積液的PCT、CEA和ADA水平進行診斷。

綜上，在鑒別結核性胸腔積液與惡性胸腔積液時，不僅要結合臨床表現、影像學分析及其他相關檢查，還需要檢測血清聯合胸腔積液PCT、ADA、CEA的水平，減少假陽性和假陰性結果，提高診斷靈敏度和特異度。

[參考文獻]

[1] 解春林，黃韜，滕兆偉，等.胸水中降鈣素原對結核性胸腔積液診斷價值的Meta分析[J].昆明醫科大學學報，2019，40（4）：91-96.

[2] 李麗萍，孫偉，王瑞濤.CRP、PCT和IL-8對治療兒童肺炎支原體肺炎并發胸腔積液的指導價值[J].中國醫學前沿雜志（電子版），2019，11（8）：46-49.

[3] 孫婧，李琳，華秀芝，等.胸腔積液中超敏C反應蛋白和降鈣素原檢測的臨床意義[J].實用癌癥雜志，2017，32（9）：1441-1443.

[4] 歷海清，劉衛，唐郡，等.甘油三酯、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對高脂血癥性急性胰腺炎病情嚴重程度及預后評估價值[J].臨床軍醫雜志，2019，47（9）：923-925.

[5] 呂宇克，陳銀巧，徐象威，等.癌胚抗原、降鈣素原與D-二聚體聯合檢測對惡性胸腔積液的診斷價值[J].浙江醫學，2019，41（2）：136-139.

[6] 王娟，陳穎，呂彥天，等.血清CEA、胸腔積液/血清CEA比值、血清TC檢測在肺癌合并惡性胸腔積液中的診斷價值[J].醫學綜述，2019，25（12）：2468-2472.

[7] 楊銳群，柯步舉，江經正.腺苷脫氨酶及其腫瘤標志物聯合檢測對胸腔積液良惡性的鑒別診斷價值[J].海南醫學，2019，30（18）：2338-2341.

[8] 朱新程，王炯.內科胸腔鏡對不明原因胸腔積液診斷價值及惡性胸腔積液鏡下表型特征[J].臨床肺科雜志，2019，24（3）：491-494.

[9] 李安平，李艷華，劉洪梅，等.CEA和HE4對良、惡性胸腔積液的鑒別診斷價值[J].檢驗醫學，2018，33（8）：768-769.

[10] 王敏，江子豐，方浩徽.血清CEA聯合胸腔積液CEA對惡性胸腔積液的診斷意義[J].臨床肺科雜志，2017，22（11）：2068-2071.

[11] 韓廳蓄，周南南，孫彬，等.腺苷脫氨酶診斷結核性胸腔積液的性能驗證[J].臨床檢驗雜志，2019，37（6）：413-417.

[12] 張莉，白永鳳，蔣峻梅，等.胸腔積液肝素結合蛋白檢測對肺炎旁胸腔積液鑒別診斷的臨床價值[J].中華檢驗醫學雜志，2018，41（11）：853-857.

[13] 李芳，張堅，郝雪琦，等.胸腔積液中IL-27和IFN-γ檢測對結核性胸膜炎的診斷價值[J].吉林大學學報（醫學版），2019，45（2）：353-358.

[14] 黃華，姜欣，王衛華.外周血T-SPOT.TB與胸腔積液ADA活性檢測對結核性胸腔積液的診斷價值[J].山東醫藥，2017，57（37）：42-44.

[15] 李銳成，郜趙偉，董軻，等.多指標聯合檢測對結核性與肺癌性胸腔積液的鑒別診斷價值[J].中國實驗診斷學，2018，22（11）：1869-1874.

（收稿日期：2019-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