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日隊伍中成長

李存良 郭柏林

我叫李存良，絳縣安峪鎮東三澗村人，今年96歲了，1940年參加革命。在革命隊伍中，我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西南剿匪。幾十年來，許多經歷早已記憶模糊，但抗戰時的情景卻常常在腦海中翻騰。我在戰斗中多次負傷，身上留有敵人的彈片，一只眼珠被取掉，換成了假眼?，F為三級殘廢軍人。

一

我的老家原在河南，荒亂年間，祖輩們擔挑肩背著僅有的家當來到絳縣東三澗村，在當地給人打短工、做長工，勉強度日。我有姐弟五個，兩個姐姐，兄弟中我排行第二。哥哥在干活中又被砸傷了身體，因沒錢找醫生，病死了。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只好將年幼的弟弟送人養活，從此失去了聯系。

1937年7月后，父母在南樊鎮上給人打工，一家五口人住在鎮上的一間破房子里。那時，大姐17歲，二姐15歲，我12歲。南樊鎮上經常有部隊駐扎通過，每到逢集時就到街上宣傳抗日，我和姐姐經常到集上去看演出，那些是犧盟會的隊伍，大力動員青年參軍抗日。我也漸漸知道了一些日本人的兇惡和抗日的道理。一天，二姐上街出去就沒回家，家里到處找不到，父母心急火燎，寢食難安。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知道二姐那時跟著犧盟會的隊伍參軍走了。

1938年，日本人來了，到村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一次，為躲避日本人，大姐藏在了一個封閉很嚴的柜子里，等日軍走后，家里人找到她時，她已停止了呼吸。家里原有的6口人就剩下父母和我3口，姐姐的死使我更加痛恨日本人了。此后，父母還是給人做雇工，我干不了地里活，就給別人家看孩子，將就有口飯吃。

二

1939年，日本人已把據點扎在了距東三澗村五里地的董封村大廟里。我也稍大些了，日本人抓苦力，村人讓我去頂差。到董封后，大廟里就是日本人的紅部，村里還有警備隊、情報班等偽軍駐扎。他們看我干不了大活，就讓我在日本人的情報班干掃地、提水、端盤子等雜活。

情報班有個大個子隊員，看樣子很兇。他有時對我很關照，時常弄些好吃的給我吃，有時又對我很嚴厲，不讓我亂說亂動。我想接近他，又有些怕他，只能默默地聽他的話。慢慢的，他讓我到董封村河西三里地的北柳村送紙條，紙條上寫的什么我也不認識。他把紙條疊好塞在我的衣服縫里，讓我送到北柳村西一個小廟后的石碑下面，用磚頭壓好，并且不能告訴任何人。就這樣送了好幾次。后來的一次，他讓我將紙條送到北柳村戲臺旁一個放垃圾的木桶里。我剛到北柳村，遠遠就看到了一個在董封紅部給日本人干活的人，還帶著槍。我趕緊把紙條拿出來吞進嘴里，嚼碎咽了下去。他來到我跟前看到我正吃東西，就問我吃的什么，我說沒什么，就是一點饃饃渣。他不信，就用刺刀撬開我的嘴巴，沒看到什么，才半信半疑地放開了我。

我回到董封，趕緊把情況告訴了大個子，他讓我趕快走。那時已是黃昏，董封村四個城門，有三個早就被日本人封了，不讓人通過。只有東門是日本人把守，讓村里干農活的人進出。我來到東門口，躲在城根一堵矮墻豁后，看到來往的人拿著良民證，還要被盤問搜身。我沒有良民證，無法出去，急得不知該怎么辦。等了很久，正好有一輛給日本人拉了高高一車木頭的大馬車進來停在城門口，接受檢查。我個子低，便蹭地一下爬過墻豁，趁日軍對趕車人盤查之機，貓著腰迅速從大車的另一側悄悄地溜了出去，鉆進了路邊的玉米地里。

天黑后，我穿過一塊塊高低不平的莊稼地，一口氣跑過董封南河，找到五里地外郇王村北門口住的一個朋友郭春云家。郭春云比我年齡大些，他聽我說了事情的經過后，又把我領到董封河岸上一個看瓜的地窖里，把上面掩蓋好，讓我躲在里面。每天晚上他給我送些吃的，待了幾天。一天夜里，他讓人領著我摸黑走了幾十里山地，爬上了磨里峪的干糧溝。在那里，我見到了抗日游擊隊的首長。后來，我知道了這位首長就是吳少康同志。那天是1940年的11月10日，那年我15歲。

天亮后，戰友們給我領來了一套粗布軍裝，讓我換掉了原來早已破舊骯臟的衣服，我穿上后，雖然因身材瘦小不太合身，卻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不久隊伍就轉移到里冊峪，在這里，我同大家一起參加學習和訓練。那時山上很艱苦，有時訓練得腰酸背疼抬不起腿，有時連玉米糊糊都吃不飽，但卻時時都能感到大家庭的關懷和溫暖。

三

眼看冬天已到，部隊的糧食早就緊缺了，首長便安排我和一個叫王泰的河北戰友下山去北柳村找些糧食。我倆換上便衣，來到北柳村，找到村長說明了來意，村長滿口答應，說白天出行不安全，要我們吃了晚飯后，他派牲口馱糧食隨我們送上山。我們信以為真，就在他家吃飯。

李存良

不料，這個村長秘密報告給了董封據點的日本人。正當我們在他家吃晚飯時，被一隊日本人帶著偽軍包圍了。我聽到動靜，向王泰使了個眼色，假裝去上廁所，只見墻外都布了崗哨，根本走不了。從廁所出來，看見王泰已被綁了起來，兩個偽軍過來又把我綁住，二話沒說就把我們押解到董封村的紅部，關進村中間大路南一座觀音殿院里的磚窯洞里。窯不大，里面已經有五六個人了。有兩個日軍在外面看守。

第二天，我倆又被捆起來，拉到院子里開始審問。兩個日軍，還有一個翻譯。問我們是不是八路，因我們提前已經暗暗約定，什么都不能承認，只說是兩人合伙找村長借口弄點糧食換錢花。見問不出什么，上來就是幾個耳光，打得我倆鼻子和嘴里都流了血。日軍把我倆拉出到院子里，弄了幾個破碗和空酒瓶子放在一塊青石板上打碎，把王泰的褲子脫下，拖著他跪在碎瓷片上，又拿來一根木椽，壓在王泰的腿彎后，兩個日軍一邊一個站在木椽頭上使勁地踩踏，讓我在一邊看。只見鮮血很快流滿了青石板，又流到了地下。王泰大喊一聲就昏過去了，日軍就弄來一桶涼水，狠狠地潑到王泰身上。王泰醒過來，日軍又問，王泰還是原話，接著又是一陣踩踏。這樣反復了多次，日軍都踩累了。王泰到底沒承認自己是八路，我心里暗暗地佩服。這時，周圍來了幾個情報班的人，那個原先讓我送紙條的大個子，也站在遠處不動聲色地看著我們。

日軍把我推進房里，問我是不是八路?？謬樛{，連打帶罵。一陣陣耳光和棍子狠狠地打在我臉上和身上。我不承認，他們就拿出在爐子里燒的紅紅的火剪子，在我雙手上猛燙，兩手立即起了一串串血泡。屋里充滿了刺鼻的死肉煙味，嗆得日軍都跑了出去。我連疼帶嗆，一個勁地喊叫著，眼淚不住地往下流。但心里暗想著，一定要像王泰一樣，咬住牙，絕不能向日軍暴露身份。

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日軍見問不出什么，就把我們又押回窯洞牢房。王泰渾身血淋淋的，我口干舌燥，直喊著要喝涼水。過了一會兒，那個大個子就弄來了一碗熱鹽水，我和王泰喝了幾口，兩個人硬硬地支撐著，忍受著渾身的疼痛。以后連續三天，我們每天受一番折磨，日軍一直沒從我們口里得到什么，就放松了審訊。這期間，那個大個子有時還給我們送來饃饃和餅干，訓斥著說是家里人送的，讓我們快吃，但表面上卻從來沒說過一句溫和的話。

一天，日軍把我們牢房的七個人都捆了起來，拉到董封村的西門外。城門根路西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泊池，我知道這里是日軍的殺人場，不知有多少無辜百姓在這里被殺害。一群野狗睜著血紅的眼睛，張著嘴，拉著長長的舌頭，直直地望著我們。日軍拉住我們在泊池旁站成一排，每個人都被蒙上了眼睛。我和王泰排在最后，心想這下完了。只聽見一聲高叫，撲哧一下，接著幾個日軍便放蕩地嘰咕著發出一陣狂笑。這時突然聽見有人在一個日軍耳邊悄悄說了些什么，稍停了一下，我和王泰的眼睛就被揭開了。當我睜開眼時，看到第一個人已經倒在血泊中，第二個人正跪在那里，眼睛還被蒙著。一個日軍站在一旁，把沾滿血的長刀插在身邊的水桶里涮了一下，用手把兩面一抹，又舉刀大吼著向前沖去，隨著聲起刀落，第二個人的頭被砍了下來，脖頸上如注的鮮血猛地噴到了泊池的對面，又灑到泊池里，泊池里的水很快就變成了紅色，那場面實在慘不忍睹，讓人心跳肉顫，憤恨不已。

1952年6月于重慶高級步校結業留影

日軍一面繼續砍人，一面把我倆又押回了觀音殿。這次把我倆關進了院子東南角的一間小南房里。窗戶堵死了，有十幾個人擠在里面，房里低矮狹窄，陰冷潮濕。白天只能出來吃兩次牙磣的稀飯，每次一小碗，肚子餓得咕咕叫。晚上就把一扇小門鎖住，放個便盆，臭氣熏天。日軍隔幾天還要審問拷打我倆一次。后來我想，也許是大個子暗中活動，也許日軍還想從我們身上獲得對他們有用的東西，或者讓我們當誘餌，可能這就是沒殺我倆的原因吧。

小南房里關的人，有鄰村的老百姓，有中央軍、決死隊的戰士，還有兩個女人，每個人身上都有被拷打折磨的傷痕。每到晚上，兩個女人就被帶出去遭受日軍的蹂躪，天亮就被送了回來。就這樣待了有十幾天，眼看著有的人出去就再也沒能回來，這肯定是被殺害了。這天晚上，一位五十多歲的人悄悄地對大家說，我們不能這樣等死，得想辦法跑，出去了就是便宜。大家一商量，覺得關我們的房子是二尺多厚的土墻，要能把墻挖開就好了。于是，第二天趁吃飯的時候我們都在院里找能挖墻的東西。我在垃圾堆看到一把破洋鐵皮茶壺，便把壺嘴使勁擰了下來，藏在腰間帶回了牢房，一位戰士帶回了一顆釘子，當晚我們就選擇在墻角行動起來。鐵皮壺嘴比較軟，很快就不能用了，大家就用一顆釘子輪著挖，挖不動的地方就用尿陰濕后再挖。白天不能挖，就用破被子蓋住口子，人坐在墻根擋住，不能讓日軍漢奸們看見，只能晚上干。緊靠小南房西就是一墻之隔的觀音殿，里面有神像，沒人住;距小南房北邊三尺寬是一排東房，看守我們的偽軍就住在里面。院子北面是大門，北房是日軍守著，距我們較遠。每天晚上，漢奸們都在東房打牌到深夜，翻牌吵鬧的響聲比我們挖墻的聲音還大，所以他們根本聽不到。就這樣，一個釘子，我們輪流挖了幾個晚上，洞口先小后大，直到能容人通過時，也快天亮了，只剩下外面的一層墻皮沒捅開。大家先不挖透，決定商量好出去怎么走，然后等晚上再通。我因為董封有幾家親戚，對村里的院落和道路都熟悉，就自報奮勇給大家帶路。有位戰士又提議大家想好出去后行走的路線，以及分散敵人的目標等需要隱蔽和注意的情況。這樣，大家就只盼著太陽快點落山了。

天終于黑下來了，當東房的漢奸們麻將玩得正歡時，我們悄悄捅開了墻洞。外面是一個南北方向的小巷，我在前面領路，大家都跟著我向南，走到小巷底，翻過兩個無人居住的荒蕪場院，跨入村南面一條東北方向的小巷。順小巷一直向西面跑去，村里的狗紛紛亂叫起來，村里有人出來黑暗中看到是我們，也沒吭氣。來到城墻的西南角，有一個大寺院，緊靠城墻。我知道從哪里能爬上城墻，從哪里下城墻最低，就帶著大家穿過城墻上的棗刺，從四五米高的矮墻上溜了下去。下面有一人多高的護城濠，我們就互相推拉著往上爬。這時，聽見村里已是高呼亂叫，腳步聲雜，當我們剛剛翻過護城壕時，敵人才追了出來，吆喝著向夜空亂放空槍。

我和王泰在黑暗的野地里朝著南面的里冊峪方向拼命狂奔，逢溝就跳，遇崖就繞，穿過亂石遍布的大河灘，黎明時，才看出我們爬到了偏西南的鄭柴坡上。渾身大汗濕透了衣服，兩條腿像灌上鉛一樣，再也拖不動了。為了安全，天亮也不能行動。那里正好有中央軍挖的戰壕，我倆就躲在里面。一夜的困頓和疲乏使我倆很快進入了夢鄉，任憑冷風亂吹，衣衫冰涼，都沒有影響我倆的昏睡。

天黑了，饑渴也毫不留情地把我們攪醒。附近沒有熟人，我倆不能隨便進村入戶，無法，只好忍著饑腸轆轆又返回兩條河灘，從溝里插到東面孫王坡上的一個朋友家，總算吃上了一頓熱飯。這家的兩位老人看我倆蓬頭垢面，衣服破爛，很容易讓人懷疑，就讓我們把外面穿的衣服換下來，刷洗了一下，連夜烤干。第二天，這位朋友就帶我倆去理發。誰知理發時又被在董封給日本人干活的一個漢奸發現，不久日軍就來了。朋友趕快領我倆拐彎抹角跑進坡上一個院子，躲進一堆麥草里。日軍帶著漢奸們進來查問，并拿著手電到樓上找人，這家主人說沒見，他們就到其他家里查，我們這才又脫離了危險。

孫王村不能多待，我們趕緊托朋友去郇王找郭春云。晚上郭春云領我倆繞到郇王坡上的介子推廟里，隨后給我倆送了飯菜。我倆在廟里的神像后面躲了一夜一天，趁天黑經嶺后、官莊、澗東、斜曲，最后到達里冊峪的洞底（音），見到了吳少康隊長。首長聽了我們的匯報，肯定了我們在敵人面前的表現，安慰、鼓勵我們好好休養，好好學習，做一個抗日的好戰士。當我說到那個大個子對我們的情況時，首長說，打是親、罵是愛嘛！我隱約感到，大個子可能是自己人，但后來一直沒見到。

四

回到部隊大概有兩個多月，吳少康隊長看我年齡小，干啥也勤快，就讓我跟著他做警衛員。原來的警衛員不久提升為排長，我就和首長住在了一個窯洞里，還有一個通信員。平時為首長做好駐地的安全防衛和日常生活等工作;行軍時為首長牽馬、挎槍、背文件包等;戰斗時，更是百倍警惕，緊跟在首長周圍，絲毫不能含糊。

我所在的部隊屬于太岳軍區晉豫游擊支隊第五大隊，主要活動在中條山東段的濟源、垣曲、絳縣、翼城、沁水，直到陽城一帶的山區中。絳縣里冊峪的東西桑池、桑坪、洞底（音）等地都曾是我們的駐地。由于日寇對八路軍根據地的封鎖，生活條件非常艱苦。部隊除了不失時機地襲擊日寇外，住下來就學習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學習毛主席的《論持久戰》，討論游擊戰法，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有關規定，并與老百姓打成一片。戰士們單獨外出執行任務時，都是自備干糧，不隨意到老百姓家吃飯，返回駐地后要向首長報告;部隊行軍，每到一地，首先為群眾掃地、打水，絕不騷擾百姓;部隊撤離時，對家戶開展“滿缸運動”等等。一有機會，我們就在山里開荒、種地、挖野菜，自力更生，充饑御寒，減輕群眾的負擔。因此，當地群眾對我們都很歡迎。

1941年初，我們部隊住在里冊峪洞底（音）兩面的山上。一天夜里，日軍一個小隊帶著一幫偽軍悄悄摸了上來，并且直奔大部隊所在地。站崗的哨兵發現后立即開槍射擊，散住在山坡兩面的戰士們聽到槍聲，迅速行動，分別從幾個方向包抄日軍，一時喊聲震天，槍聲大作。晚上一片漆黑，山路崎嶇，日軍不知我們的虛實，不敢貿然前進，只得抬著幾具尸體偷偷溜走了。這件事引起了大隊領導的注意。幾位領導表面不動聲色，但內部都暗暗加強了戒備。

那次戰斗后不久的一個夜晚，我們和吳隊長正準備休息，突然有三個小隊干部闖進了大隊部窯洞。他們要我和通信員出去。按平時習慣，我們以為他們要與吳隊長談工作，就走出了窯洞。不料剛出去，窯洞里就發出了不正常的動靜，我從窗外向里一瞅，看到他們把吳隊長捆起來了。當時院里再沒其他人，情況不妙，我心里大驚，便急中生智，大聲呼喊著說：“報告政委，你們都來了！正等著你哩！”通信員也大喊著招呼人。這一喊，院外不遠處的幾名哨兵首先快步跑了過來。窯里三個人聽見喊聲都慌了神，急忙奪門而出，從墻豁上跳走逃跑了。我們趕快進窯洞給吳隊長松了綁，吳隊長立刻召集隊伍，派人追擊，他們已趁夜色逃進了深山密林。原來他們受日軍拉攏叛變了，前次引日軍上山沒得逞，這次又企圖抓住大隊長去領賞。

1941年夏，中條山戰役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日軍加強了對山區抗日力量的搜捕。我們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敵疲我打”的游擊戰法，避實就虛，聲東擊西，開展了麻雀戰，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對抓獲的日本兵，就交送給上級部門處理;對抓獲的偽軍，經過教育愿意留下的，我們就接收;想回家的我們就放行，并警告他們不要再做壞事。那時，絳縣的里冊峪、磨里峪、翼城的大河山，還有鄰近的垣曲、濟源、沁水等山里的溝溝叉叉，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時候都是荒山野外露天宿營。行軍中，有時幾天吃不上飯，只好邊走邊采摘路邊的野果、樹上的柿子充饑，又苦又澀，咽不下去，就用冷水往肚里沖。從垣曲到濟源的路上，所見村莊被日軍燒殺搶掠得破爛不堪，不斷有被日軍吊死在樹上的中國人和被飛機大炮炸死的尸體碎塊。戰士們看了，恨得咬牙切齒。有一次行軍中，正遇到一股日偽軍在村里殘害百姓，戰士們心中的仇恨一下都噴發出來，奮不顧身勇殺日軍，不僅消滅了這股敵人，還俘虜了幾個日本兵。

1942年的一天，部隊正在絳縣磨里峪的大晉堂休整。偵查人員報告，有一支100余人的日軍和偽軍隊伍，正向翼城的十字河方向進犯。大隊首長認真聽取匯報后，安排人員繼續偵查，進一步摸透敵情，并迅速集合部隊，天黑前趕到磨里峪山頂的垣址坪村。待到偵查員再次報告日軍的行蹤后，吳隊長命令部隊趁晚間從垣址坪抄小路下到西閆村南，分頭向日軍過來的方向堵截。我們200多名戰士，急行十幾里地，越過曹公、堡子、十字河，把日軍截到了張馬村外，當日軍察覺時，我軍已占領有利地形，吳隊長一聲令下，身先士卒，沖在最前面，戰士們像猛虎一樣撲過去。黑燈瞎火，日軍地形不熟，不敢戀戰，只好留下一片尸體，向沁水的聚洼河方向逃去。我們打了一個漂亮的阻擊戰。

游擊隊轉戰時期，我們在翼城大河山一帶停留的時間較多。在大河的兜朵村，因糧食緊缺，有一個連的灶上用樹葉做飯吃，近百名戰士全都中了毒，渾身浮腫，腿腳無力，拉肚子。吳隊長查看后，立即同當地村干部侯維秀（后曾為中共絳縣縣委書記、運城地區副專員）等人聯系，采取緊急措施，全隊其他戰士和村里的群眾，一起上山，采回山草藥、山韭菜等，用大鍋熬水喝，才逐漸解了毒。后來在十字河，我得了感冒，病得很厲害，班長就給我端水、送飯，一直不見好轉，隊里就送我到后面另一個山莊的部隊簡易醫院。我每天高燒不止，晚上做惡夢，跑出來掉到樓下，被戰士們抬回，最后還是用當地的中草藥發汗，扎土針，吃了一窩當地老鄉找來的死山蜂，才慢慢好起來。

在游擊隊與群眾一起度過的艱難歲月里，吳隊長消瘦了，眼窩深陷，顴骨高聳。他帶頭勒緊褲帶，縮減口糧接濟大家，自己有時一天只吃一小碗黑豆，或者吃點榨過油的麻糝餅。一次，在垣曲行軍休息時，戰士們給他挖了些馬齒菜，他都送給了傷病員。那時候，吳隊長一有空就給我們講八路軍的優良傳統，講黨的奮斗綱領和解放勞苦大眾的目標，教我們識字讀書，啟發我們熱愛部隊、熱愛人民，加深對共產黨的感情。

一天，連長找我談話，動員我入黨。我原以為參加了八路軍就是共產黨了，就提出了自己的疑問，連長給我解釋共產黨員和普通群眾的不同，使我又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很快向組織提出入黨申請。以后就更加認真地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特別是堅持吃苦在前、享樂在后，遵守紀律，勇敢打仗，積極完成好各項任務。經過一年多的戰斗磨煉，1943年農歷大年初一，在全隊召開的黨員會議上，21名與會的共產黨員人人發表意見，肯定了我的成績，指出了缺點不足，最后全部舉手通過，我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43年前后，日軍瘋狂進山掃蕩，里冊峪發生了多起慘案。為了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這年秋天，我們100余人奉命到東華山短期駐守，觀察山下日軍的活動規律、兵力部署和軍事動向等情況，隨時向上級報告。沒幾天，日軍發現我們在山上活動，每天用大炮轟擊，隨后便糾集幾個據點的日軍和偽軍，從山前兩側的溝里向我們撲來，戰士們迅速進入陣地，架起機關槍，排好手榴彈，刺刀上膛，嚴陣以待。當日軍頂著偽軍攀爬到我們的射程以內后，我們密集的槍彈猛烈射出，敵人在下面目標不明，亂放空槍，我們居高臨下，彈無虛發，打退了日軍幾次進攻。后來，日軍又繞道從山后向上偷襲，首長早已部署在各關口的戰士嚴密把守，同樣給日軍有力的回擊。

不久，我們將在濟源俘虜的兩個日本兵帶回里冊峪，他們經過翻譯人員的耐心教育，以及在八路軍游擊隊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已經幡然悔悟，思親厭戰，成為我們隊伍中的一員。每逢夜晚，我們便不定期帶著這兩名日本兵到里冊峪口的泰山廟附近，用日語向日軍據點里的炮樓喊話，說服日軍不要與中國人民為敵，不要殘害無辜百姓。從此，日軍進山掃蕩的情況逐漸減少了，我們也撤出了東華山。那兩個日本兵后來參加了我八路軍陽城根據地的反戰同盟。

五

1944年，抗日戰爭的局勢開始向對我們有利的方向轉變。由于戰線太長，日軍首尾難顧，為抗日根據地軍民轉入對日局部反攻形成有利條件。中共中央確定1944年的斗爭方針是：繼續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擊日偽軍，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由于敵強我弱的形勢還沒有發生根本轉變，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適當的兵力作戰，并與分散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相結合，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相結合進行的。我太岳區軍民奮勇出擊垣曲和王屋山地區的日偽軍，并控制了兩地之間的部分黃河渡口，開始改變根據地被分割的局面。

在這種形勢下，晉豫邊區部隊被編入八路軍129師。游擊五大隊從太岳軍區基干2團又編為獨立1團，吳少康隊長成為團長。我軍多次向垣曲和王屋山一帶的日軍據點發起攻擊。有一次偵查得知，一支日軍隊伍從濟源開來，我們400多名戰士，晚上11時趕到日軍必經之路的山溝地帶，前后布好了“口袋”。大家埋伏在一二尺深的雪地里，冒著刺骨的寒風，嚴陣以待。直到第二天上午，日軍當官的騎著馬帶著近200人的隊伍，走進了我們的伏擊圈。團長一聲令下，我們向日軍突然發起進攻，日軍拼命抵抗。這時當地民兵100多人也及時趕來緊密配合作戰，共同把日軍分割包圍，各個擊破，打得日軍人仰馬翻。經過近兩個小時的戰斗，全殲了這伙日軍。我們乘勝追擊，連破了王屋山一帶的幾個日軍據點，日軍沒有藏身之地，整日不得安寧，躲在縣城的炮樓里不敢輕易出來。

1945年前后，我太岳軍區按照八路軍總部命令，集中兵力，先后發動了兩次豫北戰役。

在一次戰斗中，大隊長命令我擔任臨時機槍班班長。這天清晨，我們趁天亮前摸上了山腰，包圍了山上的日軍。我軍戰士的槍聲一響，日軍倉皇組織應戰，機槍瘋狂向我們掃射，戰士們在掩體中前進困難。我指揮機槍班戰士針鋒相對地向敵人的機槍點反擊，不料日軍一陣子彈掃來，我機槍手被打中頭部，當場犧牲。我怒火驟升，立即端起機槍向日軍射擊，連長跑過來，開導我別著急，沉住氣，瞄準了再打。我發現有個不時露頭的日軍在舉旗指揮，日本旗朝哪動，機槍就朝哪打。于是，當這個日軍剛一露頭的瞬間，我一梭子彈狠狠地打去。日軍旗倒了，機槍也一時成了啞巴，戰士們一躍而上，向日軍陣地撲去。冒著炮火硝煙，我們突破了日軍的陣地，把殘余的日軍逼進了一個小山坳，對負隅頑抗的日軍，我們給予了堅決痛擊。沖鋒中，我被一塊炮彈皮炸壞了牙根，打掃戰場時，才感到下巴流血，陣陣巨疼。部隊領導看到我負了傷，命令我帶著一隊傷員，趕往下面村莊的部隊醫院。我在醫院治療了一段時間，傷口痊愈后又回到部隊，被任命為警衛班長。

豫北戰役，我軍橫掃了王屋、濟源境內的日偽據點，殲滅了這里的日偽軍。有一次，為了抓住戰機殲滅敵軍，部隊一夜急行軍170多里，一路上戰士們口渴難耐，就抓起路邊的濕土，邊走邊吸濕潤嘴。在這樣嚴酷的條件下，我們與其他部隊協同作戰，先后攻克了濟源、沁陽等縣城，收復了國土，不僅擴大了太岳抗日根據地，而且為進軍中原打開了通道。毛主席早在幾年前提出的關于建立王屋山戰略樞紐的計劃終于勝利實現，在日后的戰略反攻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了，國民黨又企圖發動內戰。為了迎接新的戰斗，太岳軍區升編為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第15縱隊，我們這支地方武裝改編為44旅130團，投入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1946年后，我被提升為營長，和戰友們先后參加了解放垣曲、絳縣、翼城、曲沃、聞喜，以及運城、臨汾、晉中、太原等戰役。以后又進軍大西北、大西南，直到完成西康剿匪。我所在的部隊按照中央軍委全國統一序列的決定，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兵團62軍185師553團。吳少康調任62軍獨立1師副師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四川省溫江軍分區司令員。我從一個不懂事的窮孩子，在抗日部隊中逐漸鍛煉成長為隊長、連長、營長、擬任炮兵團參謀長，多次受到表彰獎勵，并被選拔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高級步校學習結業。

在數不清的戰斗中，我曾多次負傷，九死一生，全身留下十幾處傷疤，脖子、大腿傷勢嚴重，右眼珠被摘除。解放太原戰役中，敵機發現了我們指揮部設在雙塔寺不遠的位置，對準目標反復轟炸，我正向一隊戰士下達任務，敵機投下1200磅的炮彈，我們全部被埋入深坑，戰友們無一生還，部隊誤以為我也犧牲了，已為我開了追悼會，而我又僥幸地活了下來，從此少了一只眼睛。黨和人民給了我很多榮譽和關懷，先后為我頒發了多項勛章，專門送我到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手術治療，三次安排我在榆次、重慶、雅安療養院療養。1954年底，因父親逝世，母親一人年邁體弱，生活難以自理，經劉忠軍長批準，我轉業回地方工作，2004年離休。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在各有關部門和同志們的照顧下，我現在樂享著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