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勞改農場大遷徙

楊學軍

1965年，根據戰備需要，江蘇省人民委員會決定：公安廳所屬的東直、民生、新蕩、潮河、大有農場，與省農林廳所屬的洪澤湖農場進行對調，分別組建新的洪澤農場（洪澤湖監獄）和黃海農場。

這是發生在50多年前，足以在共和國勞改史上留下重要印記的一次“大遷徙”。由于涉及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點、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方式，這一歷史事件從一開始就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紗。盡管隨著2006年5月的遷場40周年紀念活動的公開舉辦，這一事件本身已不再是秘密，但有關這一事件的系統完整的文字記載，卻鮮有見到。作為知情者（筆者曾在上述農場生活過14年），能為老一輩勞改干警代言，給這一事件留下點“以正視聽”的文字，不僅必要，而且必須。

緣起

1962年，是原蘇北新人農場（華東公安部勞改總隊）建場10周年。

10年前的1952年6月，來自華東軍政大學、華東軍區教導團，以及浙江支隊、福建支隊等單位的1900多名轉業干部，在緊靠黃海的蘇北濱?？h大有舍（現屬響水縣），帶領民工墾荒造田，創建勞改農場，首批接納罪犯。當年國慶節，直屬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的勞改總隊蘇北新人農場正式掛牌成立。這是當時國內成立最早、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勞改農場之一。1954年5月，新人農場更名為建設農場，同年7月劃歸江蘇。1956年5月，建設農場的總隊級機構撤銷，其下屬的東直、民生、新蕩、潮河四個正處級建制的分場及大有實驗場（后更名為大有農場）繼續保留，隸屬于省公安廳。至此，這五個勞改農場（俗稱“北五場”）正式取代了建設農場，共同承襲了新人農場的歷史。

據當事人回憶，新人農場選址于黃海沿岸，具有如下優勢：其一，地域廣闊。農場占地面積25萬畝，經開墾可耕作面積近15萬畝。其二，地處偏僻。這里本是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一面是波濤洶涌的大海，三面是水深且寬的界河。農場對外，除了一條防守嚴密的土路，再無其它通道。一旦發生罪犯脫逃事件，僅憑天然形成的屏障，也會使脫逃的幾率大打折扣。其三，富有潛力。特別是農業，隨著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加之以水洗堿技術的推廣，稻麥輪作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定會逐年提高。而植棉技術的引進，又將使該場成為新的棉區。建場10多年的實踐，逐步印證了創建者們的設想。

為展示成果，鼓舞士氣，凝聚人心，根據省公安廳的布置，“北五場”將舉行一系列建場10周年慶祝紀念活動。各場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慶祝聯歡晚會所需的文藝節目也已排練完成。

但是，上級的一通電話，又將原定的慶?；顒尤∠?。這無異于兜頭一盆冷水，把農場上下剛剛燃起的激情之火，無情地撲滅了！上級給出的理由合乎情理且無懈可擊：災害剛過，為勤儉節約計，不宜舉辦大規摸的慶?；顒?。其實，不為人知的重要原因是：臺海形勢嚴峻，服從戰備需要。

背景

眾所周知，國民黨在退守臺灣之初，便打出了“反攻大陸”的旗號。其針對大陸的諸如飛機偵察、特務潛入、攻心策反甚至小規模武裝襲擊等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雖然臺灣當局的“反攻”計劃是針對整個大陸的，但最吃緊的，還是與臺灣一海相隔的福建沿海地區。其他地區，即便是同樣沿海的“北五場”所在的黃海地區，雖然偶有來自臺灣的氣球攜傳單飄入，但總體工作生活秩序依舊，暫時還沒聞到很濃的“火藥味”。

進入上世紀60年代，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蔣介石于1961年7月11日召見國軍重要將領時激動不已：“目前形勢對我有利”，“如果此時不打回去，今生就沒有機會了”。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為貫徹蔣的這一“訓示”，臺灣軍方秘密制定了“以炮戰為先導，挑起局部戰斗，進而全面進攻”的“國光計劃”。一直干預臺灣事務的美國，此時也沒有閑著，悍然決定在臺灣部署兩種核武器。一是配備核彈頭的“屠牛士”地對地飛彈，另一是由戰斗轟炸機掛載執行對地炸射的核彈。據目前解密的檔案證實，執行這一涉核行動的美國空軍第24和第17戰術飛彈中隊，曾分別秘密進駐臺南空軍基地。這一情報，很快被中共高層掌握。根據美軍飛彈射程和戰機飛行半徑推算，大陸可能受攻擊的范圍已不止是福建沿海，而是整個東南沿海地區，甚至包括諸多內陸城市。因此，大陸的對臺防務，需要做根本性的變更。應該說，大陸在較短的時間內，集中人力物力搞出自己的原子彈，也與此不無關系。

一夜之間成了“黃海前哨”的“北五場”（亦被稱為“大有地區”），彼時頗有“倉促應戰”的意味。當時的場領導，雖然無從知曉“美軍在臺部署核武”這樣的核心機密，但1962年7月31日突然下發的《大有地區協作指揮部備戰方案》，則著實讓他們看到臺海形勢的嚴峻，感受到身負責任的沉重。

其實，勞改農場的責任本身就已足夠沉重了。常規說來，勞改農場承擔著改造與生產兩大職責。勞改干警們，“眼睛一睜，忙到熄燈”，都在圍著這兩大任務轉圈。兩大任務中，改造始終居于首位。正因為此，場方和上級主管部門更為關注的，是農場的自身安全和對外安全。應該說，農場的管理層經過多年歷練，已經摸索出一整套和平環境下管理犯人（勞教人員）的經驗，形成了切實可行的操作規范。然而，眼下的形勢變化，卻讓全場上下始料未及。

1962年9月30日，也就是國慶和場慶的前一天，場里下發了戰備預定方案。次日，5個農場全部進入戰備值班，其它活動（包括慶祝紀念活動）一律停止。從本月開始，在改造、生產兩項工作之后，又增加了戰備工作。開始，有人以為，加強戰備只是順應形勢，說說而已。結果發現，這項工作不僅有計劃，有口號，有安排，而且有組織，有檢查，有考核。作為加強戰備的一個重要標志，各場黨委都配備了軍人身份的黨委成員。那些對取消場慶活動耿耿于懷的普通干警并不知情，由于地處位置特殊，他們所在的這5個農場此時已被列為軍事要地。

既然是軍事要地，軍隊和軍事行動的介入在所難免。起先，這些軍事行動是悄悄進行的，以致發生了一些有趣的誤會：備戰期間，農場的幾個半大孩子，發現有陌生人使用望遠鏡和圖板，在悄悄地做繪圖作業，立即向場部作了檢舉，以為是抓到了一幫“特務”。經查，原來對方是某部的國防施工先遣測量人員。其后，大批的國防施工部隊開進了勞改隊。隨著一個個碉堡和工事拔地而起，這里的“軍事要地”之說已不再是秘密。

在“軍事要地”繼續保留勞改單位，別說有悖軍方要求，就是尋常百姓看來，也是極不合適的。1963年10月8日，10名臺灣武裝特務在距“北五場”70公里的射陽縣海岸登陸，被我軍民一舉抓獲。隨著這一事件的公開宣傳，沿海地區勞改農場的“走”與“留”的問題，終于被擺上了議事日程，也成了令有關方面乃至高層領導困惑不已的棘手問題。不是嗎？這里畢竟是已經有了10多年歷史的勞改農場，即使成了“雞肋”或“燙手山芋”，也不是想丟就丟的。一種“再等等看”的思想，一度在高層決策者那里占了上風。于是，盡管戰備工作的弦越繃越緊，農場內部的軍事設施也逐步到位，但這5個農場扎在黃海沿岸的根子并沒有動搖。

在緊張的戰備中，1963年過去了！

1964年又過去了！

到了1965年，海峽那邊又傳出驚人消息：年近八旬的蔣介石，再也不能容忍“國光計劃”的一再擱淺，斷然決定立即實施這一計劃。一時間，臺灣海峽烏云密布。海峽這邊，“北五場”“走”與“留”的問題被再度嚴肅提起。這一回，“走”的大局確定。關鍵是怎么“走”？方案有三：其一是“撤”。忍痛將這5個農場撤掉，干部和犯人調配到省內其它勞改單位去。這樣做雖然干凈利落，但經濟損失較大，人員分流困難也大，且牽涉面過寬。其二是“建”。即利用原班人馬在省內某合適場所，重新建立一個或幾個勞改單位。此方案雖然不傷筋動骨，但缺乏可操作性。起碼“省內某合適場所”，也就是足夠的空閑土地，是無法滿足的條件。其三是“換”。在省內選擇一家條件適合的國營農場，與沿海的這5家勞改農場對調。另外6個沿海農場，亦可漸次照此辦理。這樣做，既可以節約成本，又可以確保雙方工作和生產的連續性。結果，方案三被采納。接下來，是選擇置換對象。經過反復調研和勘察，地處泗洪縣的國營洪澤湖農場被選中。

決策

由于事關備戰大局，又經省委領導親自表態，加之省公安廳給出了豐厚的置換條件，洪澤湖農場的主管部門十分爽快地表示配合。

1965年6月12日，省公安廳向公安部報送了《關于沿海勞改農場與農墾洪澤農場調換的報告》。報告稱，根據中央關于加強戰備的指示精神，擬將我省沿海地區的11個勞改農場逐步內遷，首批將已劃入軍事要地的東直、新蕩、潮河、民生和大有5個農場先行遷出。文件還對調換所涉農場的基本情況作了比較，對調換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作了分析，并提出解決的辦法。此報告得到公安部的認可。

隨著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在地圖上猛擊一掌，江蘇省勞改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遷徙活動拉開了帷幕。

就遷徙雙方而言，“北五場”居主動和牽頭地位，洪澤湖農場居被動和配合地位。依照慣例，若想“交易”順利進行，“交易”發起方必須給予另一方以充分的實惠?？陀^地看，這次農場調換，是絕對的以大換小，以強換弱，以富換窮。別的不說，單說土地和房屋，其差距之大，就令人咋舌：土地面積，前者為25萬畝，后者為14.6萬畝;房屋面積，前者為33萬平方米，后者僅6萬平方米。洪澤湖農場曾于1965年6月初，組織分場以上干部25人赴“北五場”參觀，以“統一思想”?？吹秸R的房舍、溝渠路配套的條田、青青的棉苗和金黃的麥浪，參觀者禁不住心頭一喜！參觀中又聽說，為保證遷入者無縫隙地投入準機械化生產，“北五場”還超計劃留下一批農機和耕畜。最直接的實惠，莫過于5倍以上的房屋面積！回來的路上，大家預感到自己將“從糠籮跳進米籮”，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洪澤湖農場本是以知青為主的移民社會，搬家挪窩并非難事，而搬家的事務又是由對方農場一攬子負責，還有什么好愁的？

相比之下，處于主動和牽頭地位的“北五場”，所面臨的難度則大得多。不少干部認為，這次遷場得不償失。特別是“八六海戰”我軍獲勝后，他們更認為遷場沒有必要。但“未雨綢繆”，這個道理還是應該懂的。

“北五場”要求干部們懂得的道理還有：農場資產是國家的，帶什么，帶多少，不帶什么，即使是“以大換小”，全是上級說了算，小單位和個人必須服從。所謂“以大換小”，無異于“把大象裝進冰箱”——那就得“瘦身”。首先是干部總數得減少一半。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干部都面臨著走與留的選擇。想走的，只要有合理合適的去向，一般都能盡量滿足要求。想留下的，卻未必如愿。盡管許多干部一再表示“農場到哪我到哪”，但限于編制，又不得不“忍痛割愛”，將其分流到本系統其它單位去。不過，也有例外，大有農場原場長、參加過平江起義的老紅軍喻國興，已被確定留在鹽城離職休養，但他抱定“生死不離開農場”的決心，毅然放棄地委為他準備的“將軍樓”，硬是跟著老部下們來到新的農場。他不僅自己來了，還動員準備調往內蒙包頭的炊事員小郭也跟了過來。一年多后，喻國興病逝，成了第一個被安葬在新農場的干部。子承父業，隨他遷來的四個兒子，后來都成了第二代獄警;他唯一的孫子，現已成了第三代獄警。

其次，“北五場”的犯人也需要“瘦身”。其措施是：暫停接收新犯，對現有人員進行清理（釋放、解教、調出），以適應新場的規模要求。按照遷場計劃，民生農場場長谷萬江（后為洪澤農場首任場長）帶領徐杏高、裴鳳常、徐世漁、吳以謨等人組成先遣組，深入洪澤湖農場，協調關系，勘察地形，了解情況，找出癥結和解決辦法。在洪沛霖廳長召集的遷場工作交辦會上，谷萬江提出了制約遷場建場順利實施的兩大問題。一是住房緊缺。這次遷場涉及眾多犯人和800戶干部及留場人員家屬，而洪澤湖農場現有房屋只能解決四五千人住留。因此，必須立即啟動?。ūO）房建設工程，爭取在年底前，搶建出6萬平方米的房屋。建房所需的磚瓦房料等物資，需要省廳統一調配。二是遷場所需的運輸工具，如汽車船舶等，也需要省里提供幫助。對此，省廳當即拍板，指派勞改局一名副局長坐鎮，從蘇州、無錫等地的勞改單位調集船只，從所屬的第四機床廠（同時生產磚瓦）向洪澤湖農場緊急調撥磚瓦，支持建房工程。同時，為遷場提供車輛運力資源的保障。

啟動

關于此次調換遷徙的啟動時間，《洪澤湖監獄志》中記載的是1965年11月22日，江蘇省農墾公司、江蘇省公安廳勞改局《關于濱海地區五個勞改農場與洪澤湖農場調換若干問題處理意見的通知》中稱：遷場時間，“從11月份開始，到明年3月份前遷移結束”。但據谷萬江、徐世漁、閔昭宇等老同志回憶，上述的時間記述，是為了便于農場交接，統一人員調動時間而“設定”的口徑。事實上，由于充分考慮到正常工作生活需要，搬遷雙方都認為，啟動時間越早越好。所以，經雙方商定，各自秋收結束，即開始搬遷。所以，進入10月份，搬遷工作即已陸續鋪開。11月9日，雙方領導對前期搬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還進行過會辦。這恰恰證明：搬遷啟動時間應早于11月22日。

為確保搬遷順利，“北五場”領導班子臨時作了組合，兵分南北兩路：

先說南路。由谷萬江帶著先遣組在洪澤湖農場搞建設，待接收。本著“先監房、后住房”的原則，新成立的施工大隊四個中隊人員“三班倒”，按照每天4棟24間的速度搶建?。ūO）房，先期建成（改造）的一到五大隊的監房，用于臨時集中關押全體犯人。干部家屬陸續遷來后，則集中安置在場部和二、四、八大隊四個家屬區。待遷場大頭落地，再騰出手來，在六到十大隊建造監房，以平衡分布犯人。當時的要求是：“犯人保證有房住，干部住房不保證?！辈槐ＷC，不等于無住所，有個工棚、草房暫住就行。首任場黨委書記、政委范迪安一家從鹽城搬來，直到1970年離開農場，一直“暫住”在兩間茅草房里。

再說北路。由范迪安牽頭，在“北五場”負責撤場、調干和編組調運犯人以及干部家屬，做好與對方農場的交接工作。如果說，南路的工作為遷場的成功提供了物質保障，那么，北路的工作才是遷場成功的關鍵。在此撤離的節骨眼上，稍有不慎，鬧出點安全事故或群體事件來，那可是“罪”責難逃！當時，有關遷場的去向和時間安排等情況，對犯人是嚴格保密的。直到啟程當天，才通知“調動”。為確保安全，場里出臺了一系列編組運行的規范和紀律。同時，相機成立了調配、管教、運輸、聯絡、安全、衛生等組織，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農場調換，長途遷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中包含了場地勘察、物資評估作價和置換、機關撤并組合、人員物資調配和運送、新址工程建設，甚至包括小家庭的鍋碗瓢勺等等諸個環節，哪一項都不易做好。

押運犯人，對“北五場”的勞改干部來說并不陌生，但在短期內長途押運大批犯人的事，則從未經歷過。押運犯人有水陸兩條路可選。水路耗時太長，難保安全，不宜選擇，但可用于家屬和物資運輸;陸路雖有兩百公里的路程，卻能在當天來回，安全隱患較小。因此，場方決定，犯人運輸，主要采用陸路。當然，運送犯人的速度，既取決于當時的運力，也取決于洪澤湖農場不斷變化的接收能力。一般說來，南邊騰出（建成）一批房屋，北邊才能運出一批犯人。這邊做的是加法，那邊做的是減法。數字核對，除了現場清點，就靠在“搖把子”電話兩邊大聲吆喝（聲音小了聽不見）。其復雜困難程度，是當今用慣電腦手機的后生們無法想象的。好在經過磨合，到中后期，調運程序日臻成熟：以洪澤湖農場為起點，頭天晚上裝車準備，次日凌晨拉一車職工或物資運往“北五場”，下午返程再運送犯人。

運送對象的持殊性，決定了運輸任務完成的難度。一位軍人出身的駕駛員感慨地說，過去在部隊執行任務，最難的不過是運送武器彈藥，而眼下運送的犯人，其中的危險，怎么想象都不過分。如果僅運送一次，咬咬牙、瞪瞪眼就挺過去了，可這是連續幾十次，每次都背著沉沉的“炸彈”，即使身體吃得消，精神也受不了！這里，且以新蕩農場三大隊為例，展示一下“運犯”的過程：

11月27日10點。

犯人被告知“調動”，開始收拾行裝。

11點30分。

犯人集中前往食堂，吃在“北五場”的最后一頓午餐。

12點。

犯人按編號分別登車。車隊剛從200公里外的洪澤湖農場運來一批職工和物資，駕駛員稍事休息又得往回趕。在此之前，大隊中隊已定人、定車、定位，同時確定了帶車干部和車內臨時組長，確定了行車安全應急信號（當時沒有無線通信設備）。

12點20分。

車隊發車。本次車隊由12輛汽車組成，一輛軍車為先導，車上是荷槍實彈的軍人，每輛車上配備駕駛員一名，隨車干部兩名。最后一輛軍車收容壓陣，配備醫務人員一名。

沿海戰備公路上，煙塵滾滾。

13點10分。

4號車上兩名犯人因擠撞發生口角，小組長勸解無效。停車，隨車干部進行訓誡，繼續行車。

14點20分。

第二輛車被路邊群眾攔下，后續車輛亦被迫停下。原因是路邊農戶家的一只狗上午被車軋死，家主找不到肇事車輛，就上路攔車。攔車的人見第一輛車是軍車，沒敢攔，就攔了第二輛。隨車干部下車勸解，曉以利害，第一輛車的幾名戰士也奔了過來。攔車群眾一看這陣勢，再加上透過汽車蓬布的縫隙，可以依稀看到一個個“光頭”，似乎明白了什么，趕緊讓路。一場虛驚。

15點10分。

到達中途停車點。車輛開進一處高墻大院，押運部隊布好崗哨，各車按順序下車方便、喝水。

15點20分。

車隊再次出發。

16點55分。

4號車一名犯人突發“心口痛”，呻吟不止。停車，找來隨隊醫生診冶，確定是胃痛，經針刺“足三里”緩解。10分鐘后，恢復行車。

17點50分。

車隊抵達洪澤湖農場渡口，在副場長裴鳳常的指揮下依次擺渡進場。犯人在接收干部的引導下，前往關押地點。

19點10分。

大隊長縱肇華向接收干部遞交了犯人花名冊，并逐一點名驗證，完成交接。到押犯人將重新編組，干部們也將重新分配工作崗位。

至此，本日押運任務順利完成。

這次押運犯人是順利的，但它只是幾十次押運任務中的一次而已。每一次押運，都有各自的情況，都有各自的困難，也都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如果途中遇上特殊情況，抵達時間往往得延至半夜?？恐{駛人員、帶車干部和押運官兵的密切配合和艱苦努力，到1965年底，犯人押運任務全部完成，并實現了“無逃脫”“無傷亡”的既定目標。

年底，“北五場”工作機構撤銷，在“善后辦”的主持下，主要由水路保障的干部家屬和物資運輸工作繼續進行，于次年3月結束。據退休干部夏春林回憶，他和家人的1966年元旦，是在遷場途中浩瀚的洪澤湖上度過的。而據前面提到的炊事員小郭的兒子郭勝濱（如今已是監獄退休干部老郭）說，他家“直到3月16日才搬家，是倒數第二批”。

1966年1月1日，經省人民委員會批準，省地方國營洪澤農場（省第一勞動改造管教支隊，現為洪澤湖監獄）宣告成立。1月10日，國營黃海農場在“北五場”原址宣告成立。

（責任編輯：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