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岑寂迷霧中指引的路

簡奕

1942年10月18日，山城讀者打開當日的《新華日報》，赫然看到第四版《新華副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怎樣打破岑寂》。作者署名劉光，發在“青年生活”欄目里。

時人盡知，《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黨報，在國民黨的高壓態勢之下，作者卻向青年們分析“怎樣打破岑寂”，這是怎么回事呢？

在壓抑中反抗

1942年10月的中國，充滿希望，卻又令人壓抑。

希望在于，抗戰形勢日益向好，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中國不再孤獨地與日本侵略者苦戰，而是與國際社會共同抗擊法西斯國家;國際方面，蘇軍已贏得莫斯科保衛戰，正與德國鏖戰于斯大林格勒，美軍在中途島戰役取得大捷，正在反攻瓜達爾卡納爾島，二戰戰事雖酣，但德日意法西斯末路可期。因此，10月18日《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社論在分析形勢后，頗有信心地指出，盟軍將“發動全面反攻，來決定我們共同的最后勝利”。

壓抑的是，中國國內的政治高壓愈演愈烈?？箲鹬?，國共攜手，救亡運動高漲。雖然日軍氣焰囂張，上海、南京、武漢等城市先后淪陷，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高揚，全國人民眾志成城，抗戰熱情空前，國內政治環境一度比較寬松。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抗戰相持階段到來之后，國民黨反共傾向日益明顯，對進步運動的打壓日甚一日。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皖南事變。

慘案發生后，蔣介石毫無反省之意，堅持獨裁高壓統治。1942年3月10日，他公開發行所著的《中國之命運》，自詡“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托，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從此世界地圖上面，亦將不見中華民國的名詞了”。

如此情景，令人痛心，青年學生們更是深感壓抑。

壓抑越深，反抗愈烈。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因為公開抨擊孔祥熙等腐敗官員大發國難財的丑惡行徑，被國民黨政府囚禁，重慶各大學師生怒不可遏，在1940年12月掀起“援馬行動”。1941年3月，進步青年學生組織的“青年勵進社”（后更名為“中國青年民主社”），公開組織廣大師生慶祝馬寅初60壽辰。同年8月，重慶大學學生掀起學潮，反對中統分子梁某擔任校長。1942年1月，昆明數千學生舉行“倒孔”大游行，波及樂山、遵義等地的大學和中學。

然而，自發的學生運動之后，就是國民黨政府的一再迫害。當局有針對性地打壓參與學潮的青年學生，以“集訓”之名把數十名活躍分子抓去關押近一年。昆明“倒孔”游行之后，蔣介石派遣康澤前去調查，以辦“夏令營”為名把部分學生帶去“集訓”。這一時期，進步青年越是試圖成立政治組織、開展活動，越容易成為打壓對象。在此形勢下，進步青年怎能不苦悶、不壓抑？于是，岑寂狀態在進步青年中廣泛存在，日益明顯。

一些進步青年主動找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在黨領導下開展轟轟烈烈的斗爭。

耐心做說服工作

南方局理解進步青年的感受，卻不能支持他們開展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

道理非常明白。國民黨既然已經調整內外政策，走上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道路，但共產黨卻不能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不顧，也不能將新局面拱手相讓，那么，只能主動調整國統區的斗爭策略。1939年6月，南方局緊急下發通知，要求“立即堅決改變我們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將黨的組織轉入地下黨的秘密形式、采取秘密工作方法、撤退已暴露的干部等。1940年5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黨在國統區內不能采取與戰爭區域、敵后區域相同的斗爭策略，而是“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

這一時期，周恩來、鄧穎超親自與青年朋友們談心，南方局青年組領導劉光、朱語今、張黎群等人向進步青年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他們勸說受到打壓的“青年勵進社”暫?；顒?，說服復旦大學等校的部分學生不要成立“全國青年聯合會”，制止從國立六中流浪至重慶的青年組織全國性讀書會的行動……一切，皆為引導進步青年根據黨在國統區的要求轉變作風，從拋頭露面的公開活動轉入踏踏實實的愛國民主活動。

不過，進步青年能理解嗎？多年后，“全國青年聯合會”發起者王晶垚回憶道，自己找到南方局時，“我滿懷希望得到鼓勵和支持”，但先后三次談話，劉光等人都明確勸阻其成立組織，建議他們努力學習，贏得同學尊重和老師信賴，“興奮的心情一下子消散了。我回到夏壩，向共同商議組織青年聯合會的朋友們傳達了在紅巖和曾家巖得到的答復，大家都覺得像潑了一頭冷水，熱氣球一下子泄了氣。我本來勁頭特別大，這一來也特別失望，覺得受拘束，不痛快”。

王晶垚的感受不僅代表著他個人，也代表著眾多進步青年。劉光作為南方局青年組負責人，當然理解進步青年的心情：為什么不能盡快打破無盡的岑寂呢？

指出一條光明的路

帶著問題，劉光根據周恩來對國統區青年工作的指導意見，撰文寫下了《怎樣打破岑寂》。

岑寂必須打破，應當引上正道，“如果熟視無睹，讓其發展下去，則民族國家之前途，將不堪設想了”。劉光開門見山，一語中的，把青年們的精神狀態與民族國家的前途緊緊聯系在一起。

身在抗戰后方，國民黨又不允許開展群眾運動，青年們怎么著手打破岑寂？劉光指出“打破岑寂”的方法：“當許多青年正處于苦悶的境地之時，應廣泛的結交道義朋友，與群眾連成一片，是今日挽救朋友推動青年進步的正確辦法?！?/p>

隨后，劉光筆鋒一轉，毫不客氣地點出了許多進步青年存在的問題，即脫離群眾、孤芳自賞，以至于“不僅在學習時找不到互助的朋友，而且在困難的時候，在自己精神煩悶的時候，也沒有一位知心的朋友，能夠去一吐自己的心情。當然更少愿意與朋友一塊，共同去討論并解決各自的問題的”。其根本原因，就是許多進步青年有“‘自命不凡‘老子天下第一的毛病”。這種毛病有兩種表現，一是“對自己的學習和工作，采取馬虎敷衍態度，把精力放在高談闊論的吹談上”，被人諷刺為“‘不務正業‘救亡專家”，二是“對人家的事情，別人發起的活動，一概不感興趣，對一定的社會所固有的習慣和手續，采取輕視的態度”。

劉光誠懇指出，許多進步青年的岑寂問題，實質是“因為這種人，脫離了改造現實的主力軍，看不見新生長著的潛伏著的最有希望的力量”，他們不了解社會進步的艱苦歷程，“因此當自己的幻想不能馬上實現的時候，就悲觀失望，當看到兩難的時候，也就茫然無所適從了”。

在剖析了“岑寂”根源后，劉光提出了熱誠的希望，今天急需成千上萬的青年干部，這些干部“沒有好高騖遠、自高自大的習氣，而能夠隨時隨地去為青年服務，獨立的去進行團結和教育青年的工作，并能夠把幫助一個人或數人（不管是什么樣的人）的進步，當成是自己的長期的任務”。要成為這樣的干部，一是言行一致，“把自己的生活、道德、修養、待人接物等與自己的立場相吻合起來”;二是耐心而廣泛地結交朋友，能“耐心的去領導那些看不清出路和前途的青年，走上正確的方向，積極的鼓舞起那些在困難面前灰心失望的朋友，并使之在新的生活方式中進取”，其目的就是，“把普通的朋友變成道義的朋友，并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鍛煉”，成為革命依靠的對象。

一篇、兩篇、三篇……《新華日報》的文章讓無數進步青年發熱的頭腦冷靜下來。西南聯大學生齊亮（曾任聯大學生自治會主席，昆明學生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后在《新華日報》工作。1949年被捕囚于渣滓洞，同年11月壯烈犧牲——編者注）和馬識途等人默默檢討昆明“倒孔”運動的得失，商量著好好讀書、交友，在“時機”真正到來之前，再也不要干政治上拋頭露面的事情。新學期就要開始了，紅巖的同志注視著各個學校特別是重慶的各個大學的新情況，精心挑選“潛伏著的最有希望的力量”，作為黨在青年中的發聲者。

在南方局的耐心工作下，國統區的青年工作看似水面無痕，實則有聲有色。最終，在抗戰后期、解放戰爭時期再掀高潮，成為毛澤東高度評價的第二條戰線。

青年是國家未來、民族希望

怎樣正確引導青年，是迎合遷就，還是站穩立場？在這方面，南方局的同志作出了表率。

青年關心政治是好事，但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政治活動天然正確。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黨組織都必須結合具體形勢，站穩立場，根據黨的政策牢牢把握住青年的正確方向。換言之，正確政治方向是青年工作的核心和靈魂。

青年希望得到黨的領導是好事。但這意味著黨組織既要從嚴要求，也要善于引導，切不可無視現實，一味鼓勵，也不可片面強調他們的弱點，大肆批評。必須推動他們認識存在的問題，著眼長遠，逐步改正。

在《怎樣打破岑寂》一文中，最令人感動的是南方局對青年們的期待與鼓舞。南方局對青年們愛之深、責之切，才提供具體可用的方法、坦率明確的觀點，給予真誠樸實的關心和引導。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何被廣大青年視為民主的象征、民主運動的核心，真心信服，主動依靠？因為共產黨始終把青年視為國家未來、民族希望，也是黨的未來和希望。中國共產黨站穩立場，著眼長遠，給予了廣大青年真正的愛護和幫助。

從遠古的墳塋

從黑暗的時代

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一邊

震驚沉睡的山脈

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

太陽向我滾來……

——艾青《向太陽》

這是齊亮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最愛的一首詩。每當他以清晰的吐字，動聽的語調，富有激情地朗誦這首詩，身邊的青年朋友總是激動不已。在大家看來，他們不都是在黑暗的時代，在沉睡山脈的這一邊，向往著另一邊正升起的太陽嗎？

編輯/韓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