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赤腳醫生到大學校長

訪談整理者按 ? 楊玉良（圖1），高分子化學家。1952年生于浙江省海鹽縣，1965年考入上海格致中學，1968年作為知青返鄉務農，1969年擔任赤腳醫生，1974年作為工農兵學員入復旦大學化學系高分子專業學習，1977年畢業并留校工作。1984年，在復旦大學材料科學系獲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個高分子科學博士。1986—1988年，留學德國馬普高分子研究所，從事固體NMR和高分子科學研究。1988年回到復旦大學工作，1993年晉升教授，歷任復旦大學材料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高分子科學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開發中心主任。1999年任復旦大學副校長。200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6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2009—2014年任復旦大學校長。在訪談中，楊玉良院士主要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同時，作為老復旦人，楊玉良院士講述了印象中的復旦大學，以及擔任副校長、校長期間為復旦大學的發展所做的努力，并對他們這一代人作了歷史定位。

中圖分類號 ? N092

文獻標識碼 ? A

受 訪 人：楊玉良

訪談整理者：余智敏

訪談時間：2019年8月22日

訪談地點：復旦大學化學樓

一 ? 糧食匱乏的年代

余智敏（以下簡稱余）：楊院士，您親歷中國現代史上的多件大事，抓住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機遇，同時作為老復旦人，您也見證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復旦大學的發展歷程。我很想請您談談您的人生經歷和思考。

楊玉良（以下簡稱楊）：好的。我于1952年生于浙江省海鹽縣的一個叫澉浦的小鎮，下中農出身，家里很窮。家里沒有人受過高等教育。1958年吃大食堂的時候，我已經六歲了。所謂的吃大食堂，就是村民把家里面所有的糧食和大部分的生活用具都交給生產大隊，生產大隊辦一個食堂，大家統一在食堂吃飯，也不用付錢。以前大家都把糧食省著吃，說是“忙時干，閑時稀”，到了青黃不接的季節，還要用南瓜、蠶豆還有地瓜作為補充。但是大家放開肚子吃，我印象中最多只吃了兩三個月，交上去的糧食就都吃光了，然后就是嚴重的食品匱乏。

我父親在上海紡織廠里當工人，盡管父親生活已經很困難，但每個月還是會寄一斤餅干回來。這個餅干里面有一定的面粉成分，其余的估計都是草的粉，再加點兒糖精，吃起來很硬。我上幼兒園的時候，上學前母親總會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塞兩片餅干，從我家到大隊的幼兒園，小孩子走路大概要十分鐘，路途中我的餅干就被搶掉了，小孩子們都餓。

三年困難時期，縣里的人到我們公社來辦展覽。我們鎮上有個城隍廟，城隍廟里頭是空的，菩薩的雕像也都沒有了，但這棟房子還在，于是就作為我們生產大隊舉辦活動的場所。這個展覽的主題就是告訴大家什么東西能吃，什么東西不能吃，什么草加上什么東西要怎么弄就可以食用，主要是普及這種“知識”。凡是可以吃的“食品”就做了展品，展覽結束后，晚上把門關上，第二天打開門一看，所有的展品全都沒有了。有人晚上翻墻進去偷吃了所有的展品?？炱邭q的時候，我就來到了上海念書。

二 ? 在上海念書

余：您為何去上海讀書？

楊：我父親是上海紡織廠里的機修工。那時戶口制度剛剛建立，沒有管制得很嚴，父親、母親和我都在上海。三年困難時期要動員回鄉，我母親帶著我回了鄉，后來按政策父親可以留一個子女在身邊，這樣我就從家鄉再回到了上海讀小學，我母親和我姐姐、妹妹都還在農村。

余：三年困難時期，上海的糧食情況怎么樣？

楊：上海比其它地方好一點，但同樣是糧食嚴重缺乏。不少老家的人到上海，投親靠友。我家14平方米的房子，至少住了10個人，地上全都睡滿了。我和父親兩個戶口，沒有多少定量的糧票，到最后父親沒辦法，就在家門上貼了一張紙條——你們可以來住，但如果你們有糧票的話，最好把糧票帶來。

余：您父親是什么樣的工資水平？

楊：我父親是技術工人，工資算是比較高的，一個月大概是八九十塊錢。但是我母親、姐姐還有妹妹在農村，還有我的爺爺奶奶，一大家子人都是要靠我父親養活。父親每個月工資發下來后，留出我們在上海要用的錢外，其余的都要寄到老家去。這樣下來，一個月里我們有很多天缺錢。

父親廠里專門設有“互助基金”， ?這個是工人們自己組織起來的?！盎ブ稹本褪枪と藗児べY發下來后，交幾塊錢到“互助基金”，如果到月底有誰錢不夠用，就可以從“互助基金”里借，等到下個月發工資的時候，上個月借的錢就直接被扣掉。盡管我父親工資還可以，但我記得總歸是半個月了，我父親就要到“互助基金”去借錢。

余：那您就在上海讀了小學？

楊：對，我在家附近的延安東路第二小學讀書，它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公立小學。上課的話，每天只有半天課，剩下的半天，老師把學生分成一個個小組，大概五六個人一組，這個叫“家庭學習小組”。大家住的地方都離得不遠，五六個人中誰家稍微寬敞一點，大家就到他家去，然后弄些凳子，用塊板在地上鋪一鋪，就在他家里做作業或者復習，其實也就玩一玩。

余：您在學校的學習情況是怎樣的？

楊：我在學校是不太吭聲的，外號就叫“小女孩”，成績大概也就中上水平，到了六年級，我的成績就非常好了。到六年級，要考初中，不同的中學都可以考，格致中學離我家并不是很遠——從河南路廣東路出發，沿著廣東路一直走到接近人民廣場的地方，就是上海市格致中學。還有其它的一些中學，比如光明中學也在我家附近，在西藏路，是一所很好的中學。光明中學主要是以文科見長，而格致中學以數學見長，所以我就選擇考格致中學。

三 ? 知青返鄉，當赤腳醫生

楊：進了格致中學后，一年級上完，“文革”開始了，學校開始停課。那時出身成分好的人自然而然就是紅衛兵，我加入的紅衛兵組織屬于上海的“?；逝伞?，后來我就沒參加任何其它的了?！拔母铩遍_始后，我父親在廠里也挨斗，說他是技術權威，他其實是修紡織機的，完全自學成才。當時《人民日報》、上?！督夥湃請蟆方洺l套紅的社論，父親怕我出去參加這些運動，就讓我每天在家里把社論抄一遍。

余：那個時候復課成功了嗎？

楊：沒有，停課后還不到兩年，我就下鄉去了。下鄉前我有一個機會，就是去當兵。當兵要求體重最低得有90斤，但我只有89斤，體重不合格，我就只能下鄉。還有就是，1968屆分配的時候，經濟狀況很差，上海市不可能提供任何工作位置，這屆學生100%下農村，這叫“一片紅”。父親不放心我去其它地方，那么我就回老家去做農民了。

余：您下農村的生活是怎樣的？

楊：剛下農村的時候，一般正常的一個男性勞動力，按照“大寨式評分”，可以評到10個工分，但我只能評到6分，因為我下鄉時的身高是1米46—1米48左右，別人看我長得矮小，也沒有真正干過農活。等到我后來離開農村時，我的工分才達到9分。那時收入很低，我父親每月在上海有工資，總歸是寄點錢回來，日子還算能過得下去。

當了一年多的農民以后，生產大隊的人就叫我當赤腳醫生。我到縣里培訓了倆禮拜，得到了一本紅皮書《赤腳醫生手冊》，回來就做了赤腳醫生。當赤腳醫生比單就當農民好一點，它相當于半農半醫。農忙時，我們不僅要下地干活，還要去各個生產小隊給村民看病。我們生產大隊有七個生產小隊，我每個隊都要跑，早晨等到大家出工了，我就先到一個生產小隊去幫忙看病、配藥，弄好以后，背上藥箱，騎上自行車，再到另一個生產小隊去。我騎自行車的水平很高，背著藥箱，哪怕是很窄的羊圈的柴扉，只要車把手能過，就能穿過去; ?田埂上我也能騎，哪怕是遇到一個田里放水的豁口，騎的時候車把手一拎也就過去了。那時候我本事很大，已經18歲了。

余：您才18歲，您去給別人看病，別人信得過嗎？

楊：那時農民也沒有其它地方可以看病，而且找我們看病不用交錢。我們生產大隊有將近900號人，每人一年上交一塊錢，合起來的近900塊錢就是合作醫療站一年的經費。付掉配給的青霉素、鏈霉素、土霉素和磺胺類的藥片費用，900塊錢里的一部分還要花在買打針和針灸需要用到的東西、一些外科手術需要用到的紗布之類的醫療用品，還有生理鹽水這些東西上。一些藥需要我們到山上去采，每次大概要花兩天時間。春播或秋收結束后，農活也不是很忙，每個生產小隊的衛生員會被叫來一起去上山采藥。我們每個生產小隊有一個衛生員，總共有7個衛生員，都是由我來管理。藥采回來以后，第二天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說要把草藥曬干、切短等等，存起來備用。

余：您之前沒有學過醫學方面的知識？

楊：我去縣里培訓了兩個禮拜，而且平時也一定是要看書的。嘉興離我老家不算太遠，那里有個嘉興衛生學校（中專），正好我父親認識一個人，他已經在衛生學校上完學，通過他，我拿到了一套他們上學時的教材，它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這一套教材里有生理、病理、藥理和臨床等分冊。那時村里還沒有通電，看書就用一個煤油燈，燈上面閃著像黃豆一樣大小的一?；??！拔母铩敝幸舱也坏狡渌鼤梢钥?，只有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我印象最深的有兩本書，一本是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普及書籍——《大眾哲學》，一本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我還看了列寧的《哲學筆記》，馬克思的《數學手稿》等等，也不一定能看懂，一本書就翻來覆去地看。

我們醫療站主要是負責診治一些常見病、配中草藥、進行針灸和做一些小型手術，有點像戰地醫院，沒有手術器械，我們就自己做。消毒就是弄個茶桶，把醫療用具放到里面煮。如果有稍大一點的手術，單人蚊帳往屋頂上一掛，里面就開始動手術，做手術用的蚊帳也放在鍋里面蒸過。我在當時的赤腳醫生們中的水平算是很高的，我也救過不少人。我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快要上大學的時候，生產大隊里有人手指被手扶拖拉機暴露的三角傳動帶夾斷了一截，我們把它清理，剪齊殘骨，然后縫合，這個得把皮拉起來縫好，否則手指里面會出問題，也只有這種情況，我們會給他打青霉素，因為一年就二三十瓶青霉素，用起來非常謹慎。

余：您聽說過打雞血運動嗎，它最先從上海興起，很快傳播到了浙江。

楊：對。打雞血那時候非常風行，并且主要就是發生在鎮上的衛生所，我們鎮上也有，而且很有意思。盡管我們那時很年輕，但我們不相信這個，而且我們有一定的醫學知識。那時候還有人養紅茶菌，吃洋蟲，洋蟲用棗子飼養。打雞血都是在鎮上衛生所，我親眼看到過好些人都抱著個雞在衛生所門口排隊。打雞血的一般都是年齡比較大、40歲以上的人。

四 ?工農兵學員，畢業留校

余：您是怎樣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學員的？

楊：毛澤東有個指示，就是說大學還是要辦的，學生就從工農兵當中選拔出來①。我是被我們生產大隊（紅旗大隊）推薦的。成為工農兵學員是要考試的，我的上一年，我們大隊書記的兒子被推薦上了，考前還是我去輔導他功課的，但他基礎太差，沒考成功。等到第二年再推薦的時候，我群眾關系比較好，就把我給推薦上了。本來我也可以自主選擇進一個醫科學校，因是浙江人，我一開始是被錄取到浙江醫科大學，但那時知青下鄉已經產生問題，有一個政策，上海知青的話盡可能召回上海，所以我轉到了復旦大學。班級里的人從全國各地過來，年齡大的有40歲，年紀小的才17歲。

余：您一開始上課有困難嗎？

楊：來復旦學習，我只有初中一年級的水平。學校編了一本書，把中學的數理化知識濃縮在里頭，薄薄的一本，大概200頁。老師給我們大概補了三個月后就開始進入大學課程。學習任務很重，我學得非常認真，有那么幾個月，我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總算能夠跟得上課程進度。我們沒有考試，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都沒有。

工農兵上大學跟其他人上大學不一樣，有一句話叫“上、管、改”，工農兵不僅要“上大學”，還要“管理大學”“改造大學”。老師看到學生是很害怕的。每周六有一個“評教評學”的活動，“評學”倒是沒什么，“評教”就是學生給老師提意見，說老師教得不好、學生聽不懂之類。我是農民出身，家里的教育觀念也比較傳統。我從小就養成一個意識，要非常尊重老師。我在“評教評學”會上從來沒有發表過批判老師的言論。

有一件事情我還記得。有一門課叫物理化學，Physical Chemistry，這門課是化學的基本理論課中最難的。我自學的物理化學的教材，是通過父親的一個朋友借到的，這本教材由“文革”前南京大學的陳懿①編寫。教我們物化的鄧景發②老師上課用的是他自己編的講義，講義里的內容基礎理論偏弱，而強調聯系實際，講到工廠里的一些東西，當然這也有好處，但是作為重要的基礎理論課的教學還是有問題。有一次上課的時候，我就向鄧老師提意見，說他的講義不好。那時他還很年輕，算是學校的骨干教師，為這個事，鄧老師一開始對我還有點意見，不太高興。

鄧老師有一個科研項目，叫“電解銀催化的甲醇變甲醛”，老師要到廠里把項目產業化，我記得是到蘇州溶劑廠。我們整個班級都去了，大家都住寢室，一個寢室有四五個人，而我有一個特殊待遇，我可以一個人住一個房間，而且不像其他同學在工廠里的大洗澡房里洗澡，我洗澡是跟鄧老師一起。為什么呢？剛剛產業化時，老師讓學生每天到各個設備上去測量數據，熱量衡算是一個嚴格的化工過程計算。鄧老師知道只有我會算這些數據，于是我就有一個寢室請示：需要單獨一個房間。我晚上要計算完所有的數據，然后再交給鄧老師。那時我們的關系就很好了。后來鄧老師升了院士。國家自然基金委成立后，我們經常要一起去評自然基金項目，鄧老師身體不好，會打電話給我，我總是和他坐同一班飛機去北京。后來他因心肌梗塞去世，這對復旦是一個重大損失。

余：您畢業分配去了哪里？

楊：1976年后，大學里教授有了一定的發言權。1977年畢業分配，我是班里學習最好的，系里的老教授提出來讓我留在復旦。我除了和鄧景發老師在蘇州溶劑廠做項目外，還參與了化學系高分子教研組的另外一個項目，做一種工程塑料——聚苯醚砜。這種工程塑料耐高溫，電烙鐵可以燙，可做線路板，更重要的是，它分量輕，強度高，還可做部隊用的塑料槍托。聚苯醚砜是英國人先發明出來的①，國內當時還沒有?！伴_門辦學”是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一個教學內容，我們到上海天山塑料廠待了一個月，在那兒我負責一個4人小組，主攻聚苯醚砜的合成。

按照國外的專利和文獻，要用氫氧化鉀來成鹽，才有可能合成高分子量的聚苯醚砜。一般認為鉀的活性比較大，而鈉的活性太小，所以聚合不了，我做了非常仔細的理論研究和數學推導，發現不一定要用鉀，用氫氧化鈉或碳酸鈉照樣可以聚合得到高分子量的聚苯醚砜。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解決了系里教師們多年未解決的問題，系里的老師包括當時的黨總支書都覺得我好像很厲害。從上海天山塑料廠“開門辦學”回來后，很快就畢業分配，我就留在了復旦。

五 ?中國第一個高分子科學博士

楊：1977年以后，整個社會對工農兵學員是不接受的，他們認為我們沒有好好地上過課，不算真正的大學畢業生。工農兵學員一方面名聲很差，另一方面收入也低。原來大學畢業的人一個月的工資是60塊錢，我們的工資一個月是45塊錢。如果到人事處去查檔案，就會發現工農兵學員畢業后未考取研究生的，檔案里學歷一欄填的是“大普”②，不是“大學”，而且我們那時還沒有學位制度。

粉碎“四人幫”后，當時學校里有“兩兵學員回爐”的舉措，就是留校的工農兵學員，由各系老教師負責補課，然后去考試，考試通過即可被授予大學學歷?？偣惨?2門課，我考了4門后就放棄了。數學最先考試，我拿了滿分，是整個化學系的第一名。第二門是無機化學，我又考了系里第一名，第二名比我少了將近20分。無機化學的試題是系里老師謝高陽教授出的，他在無機化學方面造詣很高，謝高陽教授還問到考第一名的人是誰，是不是無機專業的，結果他發現是高分子專業的。多年后，我們成了忘年交。第三門是力學，我考得并不十分出色，但還是過了。我試過考第四門課，分析化學。這是我最不喜歡的一門學科，比如說，某個酸堿滴定實驗用什么指示劑，指示劑的轉變點在什么pH值等等，這些都需要自己死記硬背。結果我考了59分，沒有通過。我也算是留校教師，就去找評閱試卷的老師，看能不能在試卷里多找出一分，再多一分我就可以通過這門考試。改試卷的老師剛好是夫妻倆，都是留蘇回來的，對工農兵學員肯定也有意見，就說不行。我也很生氣，突然發現自己也很傻，研究生入學考試只要考4門課，而“兩兵學員回爐”這個要考12門，于是我決定第二年去考研究生，說實話，并不是因為我有什么遠大理想而要去考研究生，純粹是因為這樣的功利思考的偶然結果。

碩士畢業后，我們高分子專業的老教授于同隱①，勸我繼續留下來念博士。我已經不想繼續在復旦讀，想考吉林大學，做唐敖慶②或者他的弟子江元生③的博士生，唐敖慶當時穩坐中國理論化學領域的第一把交椅，現已逝世多年了。后來，我導師于同隱教授跟我說，“算了，你就別考那邊了……”，于是我就考了復旦的博士。那時候已經有學生出國讀博了。

我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高分子鏈靜態和動態行為的圖形理論》，后來還獲得了中國化學會首屆青年化學家獎，但當時不能提前答辯。那時候剛恢復學位制度④，我們研究生院也剛剛成立⑤，我已經是教師，也有孩子了。有一次在工會食堂吃飯，碰到研究生院的女院長，她告訴我最近教育部下來了文件，可以提前畢業，我趕緊準備好論文，通過了答辯，順利畢業。博士論文完成后，剛好有新學生進校，需要輔導員，學校要求研究生的輔導員最好具有博士學位，于是就讓我當研究生的輔導員，這個時候我才想起來可以出國去做博士后。兩年后，我就出國去做博士后研究。

余：當時高分子專業在國內是什么樣的？

楊：當時全國有高分子專業的地方很少。真正比較完整的搞高分子的主要就5個地方，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中科院化學研究所，還有一個是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這5個單位算是全國高分子專業中發展最好的。即使是國內最好的，跟國外相比還是差距巨大，除了中科院化學研究所搞高分子物理問題研究以外，其它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子化學領域，同時稍微涉足一點高分子力學行為的領域，基本沒有真正做高分子物理的，基本上都不懂高分子物理的相關理論。那時從事高分子科學的人員基本是學化學出身。

于同隱教授也是有機合成化學出身，搞高分子合成化學。當時，于同隱教授意識到高分子物理的重要性，鑒于我的數理基礎稍好，他給我安排了任務，去做高分子物理，而且研究方向是高分子物理的理論，我也一直做到了現在?；氐绞畮啄昵?，復旦的高分子物理還是國內最好的教學和研究單位之一?，F在，全國的高分子科學發展很快，復旦的高分子物理的基礎理論研究要在國內保持一流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余：您后來去了哪個國家留學？

楊：于同隱讓我去美國做博士后。我是中國第一個高分子博士，但美國那邊的學校對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根本不了解，也不太接受，給的工資就很低。這件事上報到學校，那時謝希德①當校長，謝校長說這不行，美國那邊怎么把我們的博士看得這么低？我自己呢，就聯系了德國那邊。德國馬普高分子研究所的所長說基于我在國際上發表過9篇文章，他們接受我的申請，只要確定好時間我就可以過去。決定去德國后，就需要把美國的推掉，正好美國那邊的教授訪問我們學校，我導師就讓我待在家里。美國教授走后，于先生跟我說那個教授說想見見我，于先生就跟他說我出了車禍，住在醫院嘍。我老師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很厚道的一個人，在做人和帶學生等方面帶給了我巨大的影響。

余：那個時候出國也要通過語言考試吧？

楊：對，我考的是EPT②。

余：到了德國馬普，您學得就更為先進了？

楊：對，這很有意思，我一輩子換過很多研究方向。我是工農兵學員的時候，做的是高分子合成，像聚苯醚砜的合成。大學畢業留校期間我做的是耐高溫高分子的合成，當時核工業上要用到的一個耐高溫的材料叫聚苯基喹噁啉（PPQ），它是核熱工上要用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材料。到了碩士，我是做光散射，研究材料受了應力后產生的銀紋和裂紋的光散射，再反過來研究材料結構性能，光散射就比較偏物理了。到了博士，我做的是圖論，研究數學里的圖論在高分子構象和粘彈性分子理論方面的應用，這個就非常偏重理論了。在德國做博士后的時候，德國老師是做固體核磁共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表征與性能。做核磁共振要用到量子力學的知識，原本學化學的人是根本不學量子力學的，但我自己學過，這對我來說并不十分困難。雖然之前沒有接觸過核磁共振，但我很快進入了這個領域。

德國的教授看我上手很快，也做出了一些重要成果，非常驚奇。他非常高興，跟我說我可以不用親自做實驗，他派兩個博士生給我，讓他們做實驗，我負責指導即可。我在馬普所小有名氣，我做博士后，又做個小老板，我每天上午到所里，像開門問診一樣跟學生談談工作安排，討論一些相關的學術問題，弄完以后我吃個午飯就回家看書了。

余：相比于國內，當時德國的科研環境和科研條件是怎樣的？

楊：當時中國和德國的生活差距是天地之差，科研條件更是天差地別，他們一個大教授課題組的科研經費比復旦大學一年的科研經費還多。

回國之后我就遇到了麻煩，當時中國還很窮，買不起核磁共振儀器，我不得不又改到做液晶。后因國家需要，又從事BOPP、PPR、PE100和碳纖維等的基礎研究和開發。我反正從化學到物理，理論到實驗，從實驗到材料，一直到先進材料，各種都做過，研究面很寬。好在我有比較好的數理基礎，也有比較強的自學能力，對任何一個新領域我都不怕，切換領域，乃至改行也比較容易。

六 ? 再回復旦

余：您回國以后就一直待在復旦？

楊：對，基本上是這樣。后來就評上副教授。那時候我開始申請自然科學基金，有了國家的經費，申請到霍英東基金等，一直做到“863”“973”的大項目。我回國后的工資也很低，1988年的時候一個月工資才一百多塊錢，但我對自己的生活要求也不高。

1999年，我當了復旦大學的副校長，主管科研和產業，復旦科技園是我著手辦起的，也算是當時位列全國前三的科技園。 2003年升了院士以后，有人開始關注我。后來我就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當主任，2009年我回到了復旦， ?當了校長。

余：您對于管理復旦大學有什么樣的想法？

楊：我有我的治學理念。我讀了好多書，可以說國內國外有關高等教育的名著，我都讀過。我在復旦也做了幾件比較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在復旦設立了人文基金，給了人文社科超乎以往的支持?？萍紝τ趪野l展很重要，但隨著國家發展，人文在某種程度上更重要，我有很多人文社科背景的朋友。第二，我理順了復旦的本部和醫學院的關系。還有，我們在北歐和美國成立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爱敶袊芯恐行摹币粋€在UCSD（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一個在哥本哈根大學。UCSD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跟美國的布魯金斯（Brookings）研究所、華盛頓的和平研究所等智庫都建立了聯系。

余：您為什么要卸任復旦大學校長職務？

楊：2013年11月份我提交了第一份辭職報告，我接連打了三次報告，2014年10月份，我正式卸任。我辭職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我年齡已經比較大了，985高校中，我是年齡最大的校長，另一個是因為對于大學治理我有我的理念，但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貫徹我所認為的理念。我覺得在堅持辦學方向的前提下，大學的充分自治是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堅持的。

我現在一直做我自己的業務，花10%的精力在古籍保護上。古籍修復和保護的任務很重，一方面是原先我國的經濟條件不夠，欠賬太多，另一方面是沒有足夠的理工科背景的人員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將現代科技引入到古籍保護與修復，這是一個新的任務。為了做好古籍保護，第一，我主要是從社會上募集資金;第二，建立了寫印材料實驗室; ?第三，啟動了復旦的第一批項目; ?第四，建立了必要的國際聯系?，F在我們研究院在國際上頗有名氣，在這個行當里頭，好一點的科學家很少，我被邀請過好幾次到國際上去作報告，我們培養的學生也多次被埃及開羅和美國加州邀請去幫助他們修復各種紙質文獻，同時也有不少國家的相關人員來我們研究院進行短期學習。

余：一個大學有一個大學的精神氣質，作為老復旦人您認為復旦的精神氣質是什么？

楊：復旦相對來說比較低調，清華比較務實，北大思想比較活躍。真正左右了中國現當代社會發展的一所大學，就是北大，因為五四運動嘛。中科大也有自己的特點，因為它聚焦在科技上，所以中科大人非常務實，很拼命，卻又并不想當部長之類的官員。復旦的人對每年發多少文章不怎么看重。復旦大學最好的一點就是氣氛自由。復旦有個民間校訓，叫“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復旦比較低調，有名的學者，無論是文科的還是理科的，基本上都不太吭聲。像復旦搞思想史的葛兆光、搞歷史地理的周振鶴、編《英漢大詞典》的陸谷孫，都非常厲害，學問做得非常好; 還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俞吾金，他可以算是著作等身，但凡他有關于馬克思研究的講座，走廊上都站滿了人，他也很低調，很遺憾，后來他去世了; 張軍、李維森、華民等都是非常好的經濟學家; 研究蒙元史的姚大力也極其優秀，研究蒙元史得懂蒙文、藏文，還要會阿拉伯語等多種語言，他寫的文章，別人怎么評價，他也不管，也不去跟別人爭辯。我們有一大批這樣的人，我當校長的時候結交了一批文科的教授，我知道他們的水平之高。很遺憾，我在任時間比較短，但在我的任期內，我盡力讓我們的文科有一個很好的研究環境。

我們這代人非常感謝鄧小平。我經常說自己是農民出身，兩腿泥還沒洗干凈，既不是生于知識分子家庭，也不是干部子弟。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開放后，我們這一代人解放了思想，打開了眼界，才得以有現在的發展。我是1977年大學（工農兵學員）畢業，接下來馬上是20世紀80年代，這是中國整個知識界思想最解放的時候。

那時候學校沒有給老師們安排上課，他們也會自己在學校里貼一個廣告，寫著哪天晚上在哪棟教學樓第幾個教室講什么內容，學生們都去聽課，講臺只有老師自己站的地方，其它地方全都擠滿了人。那時我就體會到一批大師的學術水準之高。我原先自己也學過量子力學，聽了倪光炯講了兩禮拜的量子力學后，腦子里就把知識理得非常清楚。復旦數學系的一個教授在我們老校區的一個大教室里面講線性代數，教室里和臺階上都坐滿了人，窗口前也擠滿了，我們到食堂買了飯以后就去占位置，否則聽不到老師講課。盧鶴紱老先生給我們講量子力學的哲學問題，他也是復旦的名牌教授，他作報告不用稿子，就一沓卡片放在桌上，說的過程中不時拿出一張，跟我們講關于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學派的哲學觀點等等。物理系的王兆永教授是講數學物理方程的。這些都是很難的理論課。那時候正好楊振寧又訪問復旦。那時普里戈金的耗散結構理論剛剛提出，我在化學系就把幾個青年教師組織起來學習，我主講普里戈金的耗散結構理論。20世紀80年代大學里的學習熱情非常高，晚上教室里的燈光全都是亮的，大家碰到了首先都是討論學術問題，我也非常懷念那個年代。

我們這代人很簡單，也很普通，但是在中國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我們這些人起到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上一代著名的科學家們都已經老了，我們正好接上來，但是我們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我們能做的就是接好接力棒，趕緊交給下一代。我們并不把自己看得很高，更不能把我們這一代曾經挨過的餓、吃過的苦當作一種資本去教訓下一代，我們應該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地位和責任，我們這些科學家是我們這一代人里頭幸運的幾個，正因為這樣的人很少，所以我們承擔的責任很大。比我們年輕十多歲、二十多歲的人，他們現在在科技界做出的水平就要比我們高得多。最近20年科學技術發展得很快，后面一代人就接上來，他們有他們的歷史使命。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致謝 ?感謝楊玉良院士給予的訪談機會，感謝導師熊衛民教授給予的研究支持以及訪談稿整理中給予的多次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