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經濟轉型背景下的城市化與農業勞動生產率演變

高帆 尹晨

摘 要：二元經濟理論強調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是二元結構轉化的核心機制，城市化會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并向非農產業趨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伴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絕對數的提高，但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落差未顯著縮減。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分解因素——土地一勞動比率、土地生產率、產值轉化率來看，我國經濟轉型中的城鄉戶籍、土地、金融、社會保障等制度因素，導致城市化并未持續改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狀態。中國的城市化及其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具有明顯的本土化特征。新時代，我國需要實現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實現農業和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逐步趨同，為此可基于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化功能和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給功能提出相應的政策方案。

關鍵詞：城市化;農業勞動生產率;經濟體制轉型;城鄉融合發展;政府一市場關系

作者簡介：高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尹晨，通訊作者，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現機制研究”（17AJL010）

DOI編碼：10.19667/j .cnki.cn23-1070/c.2020.04.007

1978年以來，中國開啟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在這一轉型背景下，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在世界范圍創造了“增長的奇跡”。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是，中國也發生了以工業化、城市化為顯著特征的經濟結構變遷，這種結構變遷同樣是舉世罕見的。在1978年以來的高速增長階段，“不可忽略的是，同一時期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①作為一個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特征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城鄉經濟關系以及整體的經濟績效均會產生影響。特別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它關系到農產品供給能力、國家整體的食品安全及物價穩定，關系到農村的資源配置方式、農民收入增長和城鄉收入差距，還關系到農村勞動力的流轉規模、流轉方式與勞動力城鄉配置?；诖?，探究中國城市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內在關系就極有必要，特別是，人們需要回答：中國持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究竟如何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城市化率提高是否改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狀態？城市化能否自動導致農業經濟發展？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如何才能同步發展？解答這些問題對于理解新時代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探尋城鄉融合發展道路，以及回應不平衡發展問題均具有重要作用。

一、城市化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理論推演與中國實踐

就國別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國民收入、經濟結構等方面存在著系統差別。發展中國家通常存在著農業和非農產業、農村和城鎮區域的結構對立，發展經濟學敏銳地捕捉到這種結構特征，并形成了以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為代表的二元經濟理論。①該模型蘊含的城市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關系隨即成為后續研究的“基準”。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式通過一系列的理論構件來闡述二元經濟轉化問題，即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以農村（或農業）為代表的傳統部門或“維持生計部門”，以及以城市（或非農產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或“資本主義部門”。這兩大部門間存在著要素稟賦以及生產率的落差，特別是傳統部門存在著生產率為零或極低的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轉對二元結構轉化起到關鍵作用，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并獲取勞動力產出與工資的差額，進而通過差額（利潤）資本化繼續吸納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轉可以改變城鄉勞動力供求關系、以及工資決定方式，進而在經過“短缺點”和“商業化點”之后實現城鄉經濟結構的消除。在上述結構轉化中，農村勞動力流轉是一個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一個城鄉勞動力報酬趨同，從而收入差距縮減的過程，二元結構轉化意味著“增長”和“平衡”兩個目標的同時實現。

二元經濟理論內涵著對城市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關系的基本判斷。在以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轉作為核心機制的二元結構轉化中，城市化扮演著驅動變遷的“引擎”角色。在城鄉存在資源稟賦和勞動生產率落差的情形下，農村勞動力基于收益比較從農業流向非農產業、從農村流向城市部門，即是勞動力和人口的城市化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兩個方面的變革：一是城市的勞動力獲取范圍從城市延伸到農村，其對農村勞動力的使用在剔除工資之外存在“余額”，而利潤資本化、就業崗位創造會持續吸納農村勞動力，直至城鄉勞動力均按照邊際生產力原則定價，從長期來看城市勞動力供給增加會導致其勞動生產率逐步下降。二是在農村因勞動力非農化流轉而導致資源配置優化，農村收入來源擴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流轉導致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可支配生產資料規模擴大，從而通過改變人地關系而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已有研究顯示：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村單位勞動力（人口）占有的農業資源逐漸上升，為農業產業經營的規?；蜋C械化創造條件，進而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村人均農業產出的逐漸上升。②綜合上述兩個方面，在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中，城市化是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轉這個核心機制的“另一種表達”，它在二元結構轉化進程中舉足輕重，并因改變城市兩部門的資源配置狀況而推動經濟增長，自發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城鄉經濟差距的縮減。概括地說，城市化會產生經濟增長效應，并自發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的收斂。值得強調的是，上述理論推演是在一系列隱含假設的條件下成立的，例如：城鄉之間存在完備的要素市場，城鄉要素能夠依據準確的價格信號、以及較低的交易成本進行再配置;城鄉居民面臨相對平等的社會保障資源，其城鄉間的流動主要是基于獲取更高的經濟收益;城鄉間勞動力和人口流轉是同步的，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轉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與融人。①這些隱含假設與特定國家國情的對比關系，將決定著二元經濟理論的適用性及其解釋力。

立足于城市化在二元經濟轉化的核心作用及其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已有文獻從不同視角特別是基于中國的實證數據來研究城市化的增長效應。結果發現：城市化的集聚效應會對工業和服務業競爭力產生正向效應，②并加強了產業結構變遷的生產率增長效應。③考慮到我國城市存在著規模、層次和功能的差別，則市場調節下的大城市合理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和資源合理利用，尤其是土地資源。④就影響機制而言，研究指出城市化能夠通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產業結構而影響經濟增長，⑤此外，城市化還通過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推動了經濟增長。⑥如果引入城市群和空間關聯因素，則城市群會通過提高要素集聚的外部經濟性、推動地方政府經濟行為變革等機制，對經濟增長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引擎作用。⑦上述文獻側重于分析城市化對經濟總量產生的影響，而未考察城市化對農業勞動生產率這個特定領域的作用。作為對“總量研究”視角的補充，有部分文獻聚焦于研究城市化對農業發展的影響，畢竟中國的農村問題不能簡單視為農村自身的問題，要在城鄉間的經濟社會交往中理解農村。⑧這些研究強調農業生產率，特別是勞動生產率是反映農業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⑨而城市化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并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⑩其影響的機制包括優化勞動要素配置、發展農業規?；洜I，以及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等。（11）二元經濟理論推演的城市化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并驅動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中國也得到了驗證。

然而，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揭示的不僅是城市化的總量增長效應，及其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帶動作用，而且是城鄉因勞動力配置變化而導致的生產率“趨同”，即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向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收斂，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城鄉收入差距縮減。Hayami Y.和Ruttan V.W.（ 1985）強調：農業發展問題不是把一個靜態的農業部門轉變為現代的動態部門，而是加速農業產出和生產率的增長率，以便與現代化中經濟的其他部門的增長相一致。①就此而言，理解城市化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關系，不應觀察農業勞動生產率絕對數的時序變化，而應結合其他產業辨析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數的轉變，這種相對數可稱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狀態。圖1給出了1978-2018年我國城市化率與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演變軌跡。按照常住人口計算，1978-2018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從17.92%增至59.58%，2019年則進一步提高至60.6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率年均增長超過1個百分點，城市常住人口數從1.72億攀高至8.48億，從增長速度、持續時間以及涉及人數來看，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都是舉世矚目的。在此過程中，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呈現出持續攀高態勢，1978-2018年該指標從360元/人增至31960元/人。從相對狀態來看，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即第一產業產值占比/就業人數占比）不僅沒有呈現出持續攀高態勢，反而隨時間推移而出現了下降態勢，考察期內其數值從39.26%下降至26.87%，這意味著農業產出（產值占比）與投入（就業人數占比）之間的缺口在相對拉大。產業間勞動生產率比較（即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第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也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穩定性，其數值基本在20%左右徘徊，2018年該指標為21.44%，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大致穩定在非農產業1/5的水平，農業與非農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并未呈現出持續縮減趨勢。上述數據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迅猛的城市化進程伴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產業間勞動生產率差距并未顯著縮減，農業并未表現出向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的“趨同”。城市化帶來的增長效應極為突出、但平衡效應較為有限，中國的城市化并不能自動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加速增長。

二、中國城市化緣何未能改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狀態

1978年以來，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并未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向非農業的持續收斂。城市化未改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狀態，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一個特征事實。解釋這個事實，需要細致考察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以及城市化與這些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特別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的背景下，城市化如何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同的影響因素。這種考察也暗示出中國經濟發展實踐與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模型隱含假設的差別。農業勞動生產率測度了農業這個特定產業中勞動力要素投入與經濟產出之間的關系。Hayami Y.和Ruttan V.W.（ 1985）從實物角度給出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形式化表達，高帆（2015）在借鑒該文獻的基礎上提出了價值形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分解方式。②用Y、L、A、Q分別表示特定年份的農業增加值、農業勞動力、農業土地規模及農產品產出，則農業勞動生產率?。?Y/L）決于三個因素：土地一勞動比率（AII）、土地生產率（Q/A）和產值轉化率（Y/Q）。土地一勞動比率標度了單個勞動者使用的土地規模，土地生產率標度了單位耕地形成的農業實物產出，產值轉化率則標度了農產品向貨幣價值的轉化程度。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其分解因素的關系是Y/L=A/LxQ/AxY/Q，或In（Y/L）= In（A/L） +ln（Q/A）+ln（Y/Q），依據對數形式可測算三個因素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值得強調的是，上述三個因素均與城市化的進程、速度及方式緊密相關，從而使城市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互連接起來。

利用統計資料進行測算，可以得到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分解結果，圖2給出1978-2018年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中不同因素的貢獻度?？疾炱趦任覈r業勞動生產率從360元/人提高至31 960元/人，同期三個影響因素的變化軌跡分別為：土地一勞動比率從6.39畝/人增至8.67畝/人，土地生產率從168.49公斤/畝增至374.74公斤/畝，產值轉化率從0.33元/公斤增至9.84元/公斤。顯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土地一勞動比率、土地生產率、產值轉化率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三個因素的提高并不是同步的，其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也存在差別，這種貢獻度的差異化與中國轉型背景下的城市化特征緊密相關。

就土地一勞動比率而言，1978-2018年我國農業的土地一勞動比率有所提高，但提高程度低于勞動生產率，這導致其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呈現出下降態勢。1978-2003年該因素的貢獻度從31.51%降至16.75%，之后逐漸提高至2018年的20.82%，當前其貢獻度仍顯著低于改革開放初期的情形。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土地一勞動比率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推動作用有限，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轉——或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農村勞均耕地規模并未像理論預期那樣出現顯著擴大，從而支撐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的改善。這種情形導源于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進程中，轉型進程使得中國的經濟實踐與二元經濟理論的隱含假設之間存在偏差。二元經濟理論假設城鄉之間存在完備的要素市場，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信號能夠準確反映勞動力的相對稀缺度，從而在市場機制下引致農村勞動力流向生產率和工資水平更高的城市部門。農村勞動力或人口脫離農村的過程，同時就是一個進入且融人城市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化使得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和人口不斷下降，從而通過改善勞均耕地規模而顯著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然而，對于中國這樣正處在體制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而言，這種假設以及邏輯推演的適用性值得重新思考。

中國經濟轉型背景下的農村勞動力流轉具有本土化特征。導源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戶籍制度具有兩種基本功能：就業控制功能和公共產品配置功能。1978年以來，我國市場化改革首先導致戶籍的就業控制功能被不斷減弱，農村居民獲得了城鄉、地區和產業間自發配置勞動力的自主權，以此實現職業的轉變。然而，這種職業轉變并不必然帶來身份的轉化，農村勞動力可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并獲取較高的經濟回報，但卻難以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對均等的公共產品，從而將“農民”這種身份同步轉化為“市民”?！斑M城務工人員”——職業是工人而身份是農民就是這種流轉特征的概括性表達。于是，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非農化流轉表現為城市常住人口數量的迅猛擴大或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這種城市化卻并未使進城農民充分地轉化為城市戶籍人口，并獲得與市民對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或社會保障資源。事實上，進城務工農民往往面臨著與城市戶籍人口在職業選擇、工資水平、社會保障待遇等方面的“新二元結構”，①不擁有城市當地戶籍的農村流動人口在養老保障的獲得上顯著低于本地人口，②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是形成中國鄉城流動人口、城城流動人口與本市居民之間社會距離的重要原因。③這種情形也導致中國呈現出獨特的城市化進程，即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間存在顯著落差，2019年兩種城市化率分別為60.6%和44.4%，兩者之間相差16個百分點。

正是因為存在兩種含義的城市化、以及農村勞動力職業轉化和身份轉化的不一致，于是，農村居民外出務工更多是基于獲取務工收入的考慮，而最終融人城市則面臨著轉型背景下諸多的體制約束?？紤]到進城務工的階段性以及城市融人的困難，則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仍需與農村土地保持密切聯系。農村居民除非確認可在城市安家落戶，否則不會輕易放棄農村產業和土地的“保障”功能。對農村居民而言，在現有的體制背景下，“農忙在家種地、農閑外出務工”的季節分工或“老人在家種地、子女外出務工”的代際分工就成為農民兼顧經濟收入和保障需要的理性選擇?！芭e家外出”務工類型在我國進城務工人員中的占比依然相對較低。根據CEIC提供的數據，2014年底我國進城務工人員為2.74億人，其中離開戶籍所在鄉鎮的外出進城務工人員為1.68億人，外出進城務工人員中舉家外出進城務工人員和個體外出進城務工人員分別為0.36億人和1.32億人。農村勞動力流轉中職業轉化和身份轉化的不同步，導致農村勞動力即使在進城務工背景下仍與土地之間存在著緊密關聯，其結果是抑制了土地一勞動比率的顯著提高和要素組合方式持續改善。就農業經營方式而言，我國廣大農村仍然未能從根本上脫離“小農經濟”的本質，農村土地仍然以“小農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③上述邏輯阻滯了土地一勞動比率的提高及其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驅動，而城市化率快速增長也未引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的顯著改善。

就土地生產率而言，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農村土地生產率呈現出持續增長趨勢，且始終是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首要因素，但隨著時間推移其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在相對下降，1978-2018年這個貢獻度指標從87.12%降至57. 14%。這種變化說明：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主要是土地生產率推動的，單位土地上農業產出增長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途徑。在勞均規模難以迅速擴大的條件下，農村居民主要通過提高單位土地的產出來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使農業經營具有典型的“精耕細作”特征。從根本上說，土地生產率在我國農業發展中的首要作用是由于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且其他就業領域發展緩慢。1978年之后土地生產率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支撐作用在下降，這是體制轉型進程中市場因素和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在市場維度，伴隨著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體制轉型，我國農村勞動力獲得了在城鄉、地區和產業之間進行職業轉化的自主權，即部分農村勞動力可以通過非農化流轉獲得更高的經濟回報。2015年以來，工資性收入已超越家庭經營凈收入而成為我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首要來源。2018年，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凈收入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別為41 .02%和36.66%。這使得農民對土地的“精耕細作”面臨著較高的機會成本，市場信號影響了微觀主體的農業經營行為，進而影響到土地生產率的提高態勢。在制度維度，土地生產率取決于單位土地的資本投入程度，即資本深化是影響土地生產率演變的關鍵因素，而農村資本積累又來自于農民家庭內部以及城市資本流入。1978年以來的市場化體制轉型，使得我國農村資本具有超越農業農村而進行社會化配置的特征，在土地一勞動比率攀升緩慢以及資本回報率偏低的情況下，農村資本通過多種渠道流向城鎮就是普遍狀態。1978-2012年通過財政、金融機構以及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農村向城市大約凈流人資金26.66萬億元。①城市資本流向農村則與土地經營權的穩定性、農村基礎設施以及與此相伴隨的資本回報率緊密相關?，F階段我國面臨著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還在形成，農村土地社會化配置仍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且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落差也抑制了資本回報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差距較大，其中教育發展不均衡和衛生發展不均衡是主要短板”。②這些因素導致資本流向農村總體較小，且還主要局限在大城市的近郊地區。綜上所述，1978年以來，我國快速的城市化使得農民改進土地生產率的機會成本在抬高，而農村資本流向城鎮、城市資本難以進入農村則影響了農村的資本深化。這些對土地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拖累”，進而導致土地生產率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呈現下降態勢。

就產值轉化率而言，相對于土地一勞動比率和土地生產率，產值轉化率的增長速度更快，其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增長最為突出。1978-2018年該貢獻度從-18.62%提高至22.05%，2007年以來產值轉化率的貢獻度已超過土地一勞動比率。這說明農產品實物形態向價值形態的轉化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日益增強，農民不僅要關心農產品的生產數量和規模，而且要關心農產品的類型以及市場交易后的貨幣收益。在經濟轉型背景下，產值轉化率取決于農業經營者的市場談判能力及產品供給方式。就此而言，1978年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通過產值轉化率這個“中介”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就市場談判能力而言，改革開放初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使我國農村形成了以家庭為基本單元、數以億計的微觀經濟主體。在城市化率提高的情形下，農村微觀主體可以在城鄉之間進行廣泛的商品、要素流動，這提高了農業經營者的市場參與程度、談判能力和貨幣收益。就產品供給方式而言，城市化為農業產業結構轉型提供了“市場拉力”，城市化伴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遷，特別是，食品數量等需要在相對下降，而食品品質、營養、綠色、有機等需要在相對攀高，農業的生態、環保、休閑、創意、文化等功能需求在不斷增長，這推動了農業的多功能化以及農村第一二三產業的融合。

盡管如此，導源于體制轉型及其轉型背景下的特定制度安排，城市化對我國農業產值轉化率的提高效應仍不充分，其結果是阻滯或延緩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的改善。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因資源配置方式差別而出現了農民分化，但現階段使用小規模承包土地、主要使用家庭內部勞動和資本的小農戶仍占主體。因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公共產品配置制度的影響，在我國許多地區，農村經濟組織以及農業專業合作社的作用尚不突出，未能充分發揮聯結分散農民、以集體方式參與市場談判的重要功能。部分農民主要依靠外出務工來獲得家庭收入，而將農業經營以及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視為“保障”或“風險防范”機制。這些因素影響了農業經營者的市場參與動力和能力，農業經營者在參與市場時仍面臨“小生產一大市場”的不對稱格局，其在生產資料獲取、農產品銷售中的定價權相對較小，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防范和應對能力仍不充分。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對農業的多功能化、農村的產業融合提出了市場需求，但提高產值轉化率必須同時考慮“供給”因素，即農村經營者能否回應這種需求變化來供給適銷對路、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在經濟轉型背景下，我國要素市場化改革相對遲緩以及城鄉公共產品二元結構，對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了不利影響。例如：農村具有較高人力資本含量、較高經營能力和技能的年輕勞動力大規模外流，農村留守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力資本結構等均出現明顯變化。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交易成本較高，土地使用范圍受到較大限制，而城市資本流人農村并與其他要素結合仍面臨著較多體制約束，這些因素均在供給端抑制了農村產業結構變遷和農業產值轉化率提高。

三、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改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思路和政策選擇

二元經濟理論強調：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轉對城鄉關系轉變具有關鍵作用，這里的非農化是非農業化、非農民化、非農村化三者同步的過程。城市化會因勞動力再配置而導致城鄉產業勞動生產率趨同。1978年以來，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轉和快速的城市化率提高，這伴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絕對數的提高，但未帶來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收斂，城市化并未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的改善。這種特征事實的出現，在根本上導源于中國正處在經濟體制轉型進程中，城鄉要素市場化以及社會保障配置的體制改革“仍在路上”。就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分解而言，在土地一勞動比率方面，城鄉戶籍制度連帶的社會保障配置落差使農村勞動力的職業轉化一身份轉化不一致，農村勞動力“非農業化”并未同步伴隨“非農民化”，進而導致土地一勞動比率的提高有限，農村單個經營者使用的土地規模仍相對偏小。在土地生產率方面，城鄉公共產品配置以及要素回報率的差異，使得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農村資本外流、以及城市資本流人農村困難，其結果是抑制了農業的資本深化和土地生產率提高。在產值轉化率方面，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正在進行，而城鄉公共產品配置存在落差，這導致農業經營者的市場談判能力有限，且產品供給方式與居民消費結構之間存在落差，這影響了農業產出實物形態向價值形態的充分轉化。土地一勞動比率、土地生產率、產值轉化率均因體制或制度因素而提高程度受限，在經濟體制轉型背景下，我國存在著較為獨特的城市化道路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發展軌跡，城市化不是像發展經濟學理論推演的那樣能夠自發帶來農業發展。

改革開放40多年的現代化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實現城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同步發展既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也具有相對改革開放初期，甚至本世紀初期的有利條件。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城鄉二元結構、城鄉社會結構是當前我國不平衡發展的重要體現。已有研究顯示：城鄉收入差距占整體不均等的份額在50%以上，是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組成部分，①不同產業之間勞動生產率的顯著落差，以及落差的相對固化則是二元結構的重要體現。我國要解決不平衡發展這個“瓶頸”問題必須著力改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狀態，在城市化和農業發展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狀態，實現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同時，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城鄉居民對農產品數量的生存型需要，逐步過渡到農產品品質、農業生態和文化等發展型需要，這種市場需求特征需要依靠農業現代化來予以回應，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改進則是農業現代化的前置條件。從支撐條件的角度看，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已經從一個典型的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上等收入國家，且當前正處在向高收入國家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總量的持續高速增長、國家財政能力的顯著提高為解決城鄉發展失衡問題提供了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經濟總量增長是和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緊密關聯在一起的，1978年以來，我國以政府一市場關系調整為主線，持續推進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進程。特別是，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即將政府一市場關系理解為相互嵌入和相互促進，而不是板塊結合或彼此替代。經濟體制改革深化這種制度變遷因素，會為新時代的城鄉融合發展、特別是農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形成驅動力量。

新時代背景下，我國要實現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其核心是切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促使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逐步收斂。由此出發，我國必須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改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的基本路徑。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農村經營者在特定制度條件下變革要素配置方式、開展生產經營活動而形成的產物，這里存在著經濟主體、制度環境、行為方式、目標取向四個環節形成的邏輯關系，可依據這種邏輯提出改善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的思路。就經濟主體而言，新時代背景下農村經濟主體不僅指以家庭為基本單元、以小規模經營土地為特征的小農戶，而且包括大規模經營土地或強調農戶間經濟聯合體的新型經營主體，例如：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經濟合作社、公司+基地+農戶等。新型經營主體在提高市場談判能力、推動農村產業融合、改善土地一勞動比率等方面具有優勢。就制度環境而言，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僅需要促使城鄉勞動、土地、資本等要素的流動性增強，使各類要素以相對準確的價格信號實現優化配置，而且需要政府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獲取中的制度差異，并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供給來提高農村要素回報率。就行為方式而言，農業勞動生產率取決于土地一勞動比率、土地產出率、產值轉化率三個因素，當前我國農業土地產出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極小，但土地一勞動比率卻遠低于農業發達國家及世界平均水平。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業產值轉化率關聯著農產品的價值實現，其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作用不斷凸顯。據此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應主要依靠土地一勞動比率、產值轉化率這兩大因素來實現。就目標取向而言，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狀態改進不是通過降低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而是通過以更快的速度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達成的。農業經營者只有敏銳捕捉城市化的市場需求變化，才能通過產業、產品、模式創新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這意味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目標不在于割裂城鄉發展關系，而是在形成雙向要素流動的背景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和經濟差距縮減。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因素導致城市化和農業發展兩者的失衡，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改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狀態，就必須有針對性地變革和完善經濟體制，將制度變遷視為實現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主要動力。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出發，可以提出新時代我國改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相應政策：

一是立足于本土化實踐來理解城市化和農業發展的相關關系。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的實踐顯示：城市化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它不能自發導致農業發展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這與發展經濟學基于要素市場完善、城鄉社會保障資源均衡等隱含假設，得出城市化自發推動農業發展的結論很不一樣。在未來很長時期，我國城市化率仍將保持持續提高態勢，但應將城市化的關注焦點從常住人口城市化轉為戶籍人口城市化，在城市對農村戶籍人口充分吸收的意義上理解城市化，依靠城市化和鄉村振興戰略兩個“車輪”來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二是著力推動農業經營主體、組織方式和產業形態的轉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取決于農業經營者能否提供市場需求的、高附加值的產品。為此，我國農村應從小規模家庭經營轉向小規模家庭經營、適度規模經營、小規模農戶專業合作以及企業化農業經營等多種方式，依靠產業鏈、供應鏈形成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依靠規?；洜I提高農業經營者的市場談判能力。在經營主體多元化的基礎上，通過農業+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實現產業融合發展，充分挖掘農業的生態、文化等非食品功能，以此提高農業的土地一勞動比率、土地生產率和產值轉化率。

三是深化城鄉要素市場化改革，為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和社會化配置提供制度基石。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除超大城市之外其余類型城市的落戶條件，探索城鄉和地區社會保障資源轉接方式，著力縮減城市內部的“新二元結構”，使更多進城務工人員能夠真正融人城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堅持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為農民耕地承包權、宅基地資格權提供更明確的預期，加快農村土地的流動性和再配置效率，使農村土地配置到最具有經營能力的農業生產者。深化城鄉金融體制改革，在農業規?；洜I和產業融合發展的基礎上，提高農業農村經濟的資本回報率，依靠財稅金融制度改革，加快形成農村合作性金融、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三位一體”的格局，在激活土地社會化配置的基礎上，為城市資本進入農村并改進要素配置效率提供拉力。

四是凸現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持續解決城鄉公共產品配置的失衡問題。在充分考慮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空間特征的前提下，繼續加大對農村水利、道路、橋梁、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提高農業生產能力，降低農業經營者參與市場的交易成本。借助大數據和信息化手段，加快城鄉勞動力供求信息發布，增強針對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城鄉勞動、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的交易效率?；诠蚕戆l展理念和基本公共產品的普惠準則，加快農村基本醫療、基本養老、基本教育等生活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逐步縮小城鄉社會保障資源配置差距，使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逐步回歸到“職業”特性，不因社會保障落差而具有“身份”標識功能。各級政府增強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能夠使城鄉居民更為均等地分享增長的成果，能夠推動農村現代要素集聚、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和產業融合發展，從而通過土地一勞動比率、土地生產率和產值轉化率等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最終縮減農業與非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的落差水平。

[責任編輯 國勝鐵]

①萬廣華：《城鎮化與不均等：分析方法和中國案例》，《經濟研究》2013年第5期，第85頁;孫華臣、焦勇：《制度扭曲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一個綜合分解框架》，《財貿經濟》2019年第3期，第130頁;張延群、萬海遠：《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決定因素和趨勢預測》，《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年第3期，第60頁。

①周振、伍振軍、孔祥智：《中國農村資金凈流出的機理、規模與趨勢：1978-2012年》，《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第63頁。

②張海鵬：《中國城鄉關系演變70年：從分割到融合》，《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3期，第14頁。

①顧海英等：《現階段“新二元結構”問題緩解的制度與政策——基于上海外來進城務工人員的調研》，《管理世界》2011年第11期.第57頁。曹清峰：《房價上漲與中國城市“新二元結構”的加劇》，《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9年第6期，第4頁。

②曲玥、都陽、賈明：《城市本地家庭和農村流動家庭的消費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對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調查數據的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8期，第51頁。

③王桂新、胡?。骸冻青l一區域雙重分割下的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距離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18年第6期，第44頁。

④葉敬忠、豆書龍、張明皓：《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如何有機銜接》，《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11期，第65頁。

① Hayami Y.，Ruttan V.W.，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②高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國際經驗與中國的選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118頁。

①高帆：《從割裂到融合：中國城鄉經濟關系演變的政治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5-56頁。

②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城市化、產業效率與經濟增長》，《經濟研究》2009年第10期，第4頁。

③唐代盛、盛偉：《人口城市化、結構紅利與時空效應研究——以勞動力市場效率為視角》，《中國人口科學》2019年第5期，第29頁。

④王小魯：《中國城市化路徑與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2010年第10期，第20頁。

⑤沈坤榮、蔣銳：《中國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實證研究》，《統計研究》2007年第6期，第9頁。

⑥程開明：《城市化、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基于創新中介效應的實證研究》，《統計研究》2009年第5期，第40頁。

⑦吳福象、劉志彪：《城市化群落驅動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來自長三角16個城市的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08年第11期，第126頁。

⑧張兆曙、王建：《城鄉關系、空間差序與農戶增收——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分析》，《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4期，第46頁。

⑨汪小平：《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特點與路徑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頁;[15]高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國際經驗與中國的選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116頁;徐建國、張勛：《農業生產率進步、勞動力轉移與工農業聯動發展》，《管理世界》2016年第7期，第86頁。

⑩李賓、孔祥智：《工業化、城鎮化對農業現代化的拉動作用研究》，《經濟學家》2016年第8期，第55頁;衛龍寶、伍駿騫、王恒彥：《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發展——基于171個國家1961-2011年的面板數據分析》，《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9期，第48頁。

（11）方師樂、衛龍寶、伍駿騫：《非農就業視角下城鎮化對農業機械化的影響》，《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8年第11期，第81頁。

① Lewis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in 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V01.22，No.2，pp.139-191;Fei，J.C.H，Ranis，C.，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Richard D.Irwin，Home -wood.IL.1965.

②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a Dual Economy”，The Economic Journal. 1961，71（282），pp.309-334;李恩平：《不一致的城鄉利益分享與不同步的城鎮化進程》，《中國人口科學》2019年第4期，第68頁。

①蔡昉：《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