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院同學曹多勇

武歆，天津人。1983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著有長篇小說《歸故鄉》《陜北紅事》《密語者》《樹語》《延安愛情》等九部，另有小說集、散文集多部。在《人民文學》《當代》等發表中短篇小說數十篇。有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F為天津作協副主席、文學院院長。

2004年，在北京八里莊認識了來自安徽的小說家曹多勇。后來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52名寫作者，在寫作道路上也就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魯三屆”。正是因為這個共有的身份，讓我們這些“魯三”同學十多年來互相關注，只要見面必定興高采烈，只要到了某個同學所在的城市，不管什么事情，一個電話打過去，肯定會受到同學的熱情招待。

我一直喊他多勇。過去是，現在也是。

在我持久的印象中，多勇是不事張揚的實力派。幾十年來，他始終專注地寫作，很少顧及、經營寫作以外的事情，堅定地用作品彰顯自己的存在。他是一個遵從自己內心感受的誠實的人。我從心里喜歡誠實的人，與這樣的人交往，心里特別踏實。

16年前認識多勇的時候，他已經創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說，還有書寫淮南風情的長篇小說，在全國文壇有一定的影響，同時也是重要文學刊物上的?？?。我雖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發表作品，但因為整個九十年代完全中斷創作，2000年才又開始重新寫作小說，所以在心里非常羨慕多勇。那時候即使在“魯院”學習期間，他也是埋頭創作。那時候，我就特別佩服他旺盛的創作力。

我不想談他的創作，讓評論家去談吧，那是他們的責任。我只想說說十多年來與他交往的點滴往事。

我們都屬于性格內向的人，因為我還喝點酒，所以經常呈現性格外向的假象。不喝酒的多勇，偶爾舉杯，也是點到而已，非常理智。因此我們在八里莊四個半月學習期間，一起“玩”的時間并不多。那時與我經常在一起“玩”的同學，基本上都是有些酒量的。記得那幾個月里只要與他見面，無論樓道里還是院子里，他第一句話就是“昨晚你又喝酒了吧”，搞得我特別不好意思。

在“魯院”時與曹多勇交流不多，但卻留下很好印象，剛才說過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但也有性格，有時也會對看不慣的社會現象說出自己的意見。

我記得，那時候經常與他在一起的有同樣來自安徽的潘小平，還有身在北京同樣也是安徽人的徐迅。由此我在內心推定，曹多勇喜歡與非常熟悉的人在一起，不輕易、不主動去結識新朋友。

非常有意思的是，雖然“魯院”學習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之后卻是來往頻繁，或電話，或相見，都很愉快。多勇的特點是開門見山，接聽他的電話，基本上沒有寒暄，上來說事，說完就放下電話，干脆利落。與這樣性格的人打交道，非常輕松，沒有任何壓力。

我們曾經在天津見過面，也在合肥見過面，還在外地文學活動中相遇。每次相遇都會熱烈交談，談創作倒是不太多，談的都是對生活的看法，也有對歷史的認真分析。

我和安徽作家朋友都很熟悉，說起來有意思，只要見面，立刻就能成為好朋友。譬如前作協主席、敦厚善良的老大哥季宇;現在的作協主席、曾經一起出訪過的許春樵。還有做大生意、創作和酒量都不錯的錢玉貴，再加上之前的“魯三”同學潘小平、徐迅，以及當年《清明》編輯部的眾多編輯……因為有那么多的朋友相識，所以從心里感覺對安徽有著特別的親切感。

還有最主要一點，天津與安徽之間有歷史淵源。這個話題說起來，那就太長了，在這里不說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閱歷史，非常容易了解天津與安徽的關系。正是因為這些淵源，天津、安徽作家之間交流沒有任何障礙。至今“天津話”和“安徽話”之間還有許多共同之處，特別是一句話的尾音兒，有著極大的相似。2004年是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之前的2003年我們天津作家還曾經到安徽固鎮去尋訪，記得聽一位八十多歲固鎮老人說話，那就是純正的“天津話”。

如今仔細回味我和多勇離開“魯院”后的諸多聯系，每一次都是充滿美好記憶的。

大約是2009年，曹多勇接到湖南《文學界》雜志邀請，要做三個作家作品合輯，于是他邀請我，還有我們共同的“魯三”同學胡學文，做了一期圖文并茂的作品專輯。我和胡學文比較輕松，把作品、評論、印象記等一并交給曹多勇處理，之后什么都不管了，多勇則是任勞任怨地來回溝通，仔細核對，也不知道他電話打了多少遍。那期《文學界》雜志封面，我們三個“魯院”同學的頭像赫然并列，感覺特別好。

前年、去年，因為在合肥、太原召開全國文學院院長聯席會議，所以兩次與多勇見面。一次多勇是東道主，一次是他跟許春樵共同赴會。

記得前年我去合肥，因為報到那天中午我才從國外回來，回到家里簡單收拾后，立刻乘坐傍晚時分“高鐵”前往合肥，我是最后一個報到的參會人員，到賓館時已經晚上十二點多了?？墒亲鳛闁|道主的多勇，還在大廳靜靜等候，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必須等我同學呀，多晚都要等”，這讓我非常感動，我們倆當即來了一個大大的熊抱。接下來的幾天，我們經常湊在一起聊天。很多年之后的這次相見，感覺他除了依舊勤奮創作之外，還有著對歷史的深層次思考。那一天，參觀完一處歷史遺跡，我們倆站在外面聊天，談中國歷史，后來不知道哪個話題，說到了楚國歷史。多勇說他正在研究這段歷史。他說了好多研究感受，其中有一句話，大致意思是，楚國后來衰敗，整個國家的女人都生不出男孩子。他感慨道，當一個國家進入衰敗期的時候，一切都走下坡路，甚至與生育相關聯。

我始終認為，一個寫作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開始停下來思考歷史。這會通常意味著他的創作將會邁上一個更高的臺階。我從心里欣賞這種“可怕”。

去年在太原又一次見面。那幾天，我和多勇、許春樵，經常湊在一起聊天，總有說不完的話。

假如說見面也有遺憾的話，那就是那年多勇、潘小平來天津，正好趕上我重感冒。本來我想帶著他倆多走走、看看，但是吃過一頓飯后，實在支持不下去了，難受得起不來床，也就沒有好好陪伴他們，至今還過意不去，總是惦記著這件事。我記得給多勇、潘小平打電話，他們說還有見面的機會。

是的，有的是機會。

畢竟我們擁有共同的身份證明——魯三屆。這個共同的身份，將會永遠伴隨我們成為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