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與TFP提升

程紅雨 盧霄山

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提高全要素生產力是一國政府亟待解決的重要命題。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從東道國的視角出發，探究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促進本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這一方案的可行性，可能的影響渠道以及未來的投資方向和政策建議，以期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1引言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由高速增長進入了中高速增長階段，GDP增長呈現明顯的L型走勢。然而在這新舊產業更替和發展動換的關鍵時期，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放緩，作為一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它如何提高成為中國政府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國際方面，當前部分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暗潮涌動，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中國為助力全球經濟增長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分別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簡稱“一帶一路”倡議）。

近些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投資呈穩步上升趨勢。2019年，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0.4億美元。相關研究表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對東道國TFP的提升有促進作用。但是，作為東道國，想要從對“一帶一路”的投資中提高TFP也存在一些現實題。第一，傳統的投資對象是西方發達國家，而投資形式以學習型、技術導向型為主，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大多是戰略型、資源合作型的。第二，“一帶一路”國家在經濟發展、科技水平、制度環境、宗教信仰、文化風俗等特征上均存在較大差異，這為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提供了機遇，又帶來潛在的沖突和風險。母國的制度環境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有重要影響，在母國制度環境存在較多約束的情況下，企業會選擇以對外直接投資為“跳板”，從母國制度環境中“逃逸”。因此，深刻揭示“一帶一路”倡議東道國逆向創新溢出的政策效應，理解“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2文獻綜述

國外研究層面，基于邊際擴張理論，Hiliey（1999）對日本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影響做了分析，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將日本國內處于比較劣勢的紡織業與機械業轉移至其他東盟國家，釋放國內劣勢產業占用的資本要素，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可以緩解日本國內的要素錯配現狀。類似的，Blolstrom（2000）分別利用日本、愛爾蘭經驗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均能夠促進母國產業資本由價值鏈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配置，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產業結構優化有助于引導資本向高成長性行業流動，從而有助于資本配置效率的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國內要素錯配現象的緩解，但二者并不能簡單等同?；谥袊奶厥鈬?，國內學者也進行了大量研究。謝喬昕（2014）發現OFDI規模的擴大通過減少政府干預、改善企業運營效率以及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等作用路徑對國內資本配置效率產生提升效應，改善了中國的要素錯配。倫曉波等（2018）基于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修正的現金——現金流敏感度模型，考察了OFDI的融資約束緩解效應，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糾正民營企業的要素錯配現象。

對“一帶一路”國家OFDI可以通過何種渠道促進中國企業創新呢？李延喜等（2020）研究發現一是研發成本分攤，即通過沿線國家政府支持政策或市場規模分攤一部分研發成本。二是外圍技術剝離，即通過對“一帶一路”國家 OFDI 將外圍研發技術轉移到沿線國家，提高創新資源配置效率，使母國企業將核心資源用于本國的技術創新。三是境外企業也可能在東道國市場競爭、消費者需求、生產經營環境等因素的推動下，采取本土化經營戰略，通過技術本土化變革與本土化適應，實現技術創新和反饋。

3政策建議

首先，在“走出去”和“一帶一路”的倡導下，我國應該鼓勵企業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戰略規劃，為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清晰的戰略定位，加強對投資區域和投資產業的謹慎抉擇，鞏固和擴大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有針對性、有區別的對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打造全方位、多層次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格局。

其次，要進一步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積極尋求與沿線國家進行產業對接，鼓勵輕紡、鋼鐵、水泥、平板玻璃、輪胎、電子信息、通信、輕工機械等優勢產能行業的企業到沿線國家投資，帶動先進設備、技術、服務“走出去”，利用當地的資源、勞動力成本等優勢實現互補，完善供應鏈條，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最后，要進一步完善境外投資服務體系。企業在海外投資經營的過程中普遍遇到不熟悉東道國法律環境和市場環境、風險防范意識和手段不足、與當地政府溝通不暢以及缺乏國際化人才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