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電影：小國電影的成功典范

朱建新

摘要：芬蘭是世界電影生產小國，但芬蘭電影不斷從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中汲取養料，拍出來了非同凡響的電影，并為小國電影的成功樹立了榜樣。

關鍵詞：芬蘭電影;小國電影

芬蘭雖然是最早與我國建交的少數西方國家之一，但普通的中國對她的電影成就更是知之甚少。究其原因，因為芬蘭是一個電影生產小國。但芬蘭電影人憑著自我的勤奮、努力和創新，制定了完善的發展計劃，培育了健康的電影市場、擁有了自己的國際影星，造就了閃亮的電影大師、并不斷推出年輕有為的電影新人，幫助他們走向世界。這一切都表明，芬蘭電影已成為了小國電影的成功典范。

在很大程度上，芬蘭電影的成功就是芬蘭整個國家成功的縮影。芬蘭的自然條件并不理想， 歷史上一直處在異族的統治下，長期成為兩鄰國（瑞典和俄國）軍事沖突的戰場和勝利方的獎品。但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苦痛的國家歷史卻創造了芬蘭獨特的語言文化，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意識，更重要的，是孕育了自強不息、百折不撓，被稱之為“西素”的芬蘭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芬蘭逐漸擺脫了貧窮、落后、受人欺凌的形象，慢慢成為了一個發達、富足、具有先進環保理念的國家。

“西素”精神不僅改變了芬蘭的國運，也成就了芬蘭的電影。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正是芬蘭民族意識完全覺醒，民族解放運動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芬蘭電影起步的時刻。芬蘭最早的電影拍攝活動出現在（1904），第一部短故事片《釀私酒的人》和第一部長故事片《瑟爾薇》生產分別完成于1907和1913年，都早于國家取得獨立的1917年。為了激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早期的芬蘭電影人拍攝了不少記錄祖國大好河山的新聞片和紀錄片，而第一部短故事片的劇本則產生于全國電影劇本創作大賽。因此，可以這么說，芬蘭電影在誕生之時就與國家特征和民族意識緊密聯系在了一起。也正是這個原因沙俄政府在1906年公開禁止芬蘭拍攝電影。

獨立后的芬蘭電影能將愛國主義題材和藝術創新完美結合在一起的要屬1938年拍攝的《被盜的死亡》。這部驚悚片講述了1904年芬蘭人民為了抵抗沙俄侵略，秘密運送武器，試圖推翻沙皇統治的故事，反映了當時芬蘭資產階級矛盾的心態，但最終他們必須在經濟地位和國家獨立之間進行取舍。同時，在拍攝上，該片運用德國表現主義的藝術手法。

1939年爆發的芬蘭歷史上被稱之為“冬季戰爭”的蘇芬戰爭徹底打破了獨立后平靜的生活。雖然由于力量對比懸殊，芬蘭戰敗，但蘇聯為此勝利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芬蘭卻展現出了“一個獨立國家的力量?！?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稱贊道：“孤軍奮戰的芬蘭，在死亡威脅下的出類拔萃的、崇高的芬蘭，顯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币荒曛?，芬蘭為了奪回冬季戰爭失去的土地，蘇芬兩國之間再次爆發戰爭，史稱 “繼續戰爭”。雖然芬蘭再次戰敗，但繼續戰爭使芬蘭避免了像其他波羅的海國家被蘇聯吞并的命運，實現了維護國家獨立的目標。

芬蘭軍民在兩次蘇芬戰爭中頑強奮戰、保衛家園的壯舉成了戰后芬蘭文學藝術表現的重要內容。1954 年，芬蘭作家韋伊諾·林納根據自己在繼續戰爭中親身經歷創作的《無名戰士》一經發表立刻引起轟動，并在第二年由芬蘭著名導演埃德溫·拉伊內搬上銀幕。這部長達三小時的同名電影運用? 紀實和虛構交替的藝術手法，忠實地重現了小說中一機槍連的年輕士兵在三年戰爭中浴血奮戰的故事。影片上映后，人們觀影如潮，觀眾人數達280萬之多，占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成了芬蘭歷史上觀看人數最多的電影，在2007年的評選中名列芬蘭十佳電影榜首。小說和電影的成功主要應歸結于當時國家的狀況。二戰以后，作為戰敗國的芬蘭一直在夾縫中生存。他們急需一種力量能使國家擺脫陰影，國民重拾信心，民族找回尊嚴，并通過自身的努力，步入世界強國之林。 在以后的60多年的時間里，這部電影曾被重拍兩次，每次都是在國家處于重要的困難時刻。第一次的重拍發生在1985年，由芬蘭當時優秀的新浪潮導演勞尼·莫爾伯格執導。受到70年代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北歐的福利制度（包括芬蘭）經歷了嚴峻的考驗，甚至處于崩潰的邊緣。民眾之間的懷舊情緒高漲，人們希望能從歷史中找到前進的動力。2017年芬蘭再次重拍《無名戰士》，導演是芬蘭新生代導演中的杰出代表阿庫·洛希米耶斯。自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滾滾浪潮使得芬蘭這一小國再次陷入困境。由于經濟政策失誤，芬蘭出現了災難性的大規模失業。1995年芬蘭加入歐盟后更引發了有關國家特征和民族文化的危機感。但百折不撓的芬蘭人憑借“西蘇”精神，逐漸擺脫了全球化的不利影響，依然能屹立在世界強國之林。人們從最新版的《無名戰士》（2017）中似乎看到了這十幾年來國家和人民所做的不懈努力。

芬蘭電影對當今世界電影發展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全球電影生產日益好萊塢化的當下能夠繼續保持和發揚自己國家的電影傳統，并利用全球化的契機繁榮本國電影生產。自90年代以來，特別是1995年之后，為了強調芬蘭文化的獨特性，芬蘭的電影中出現了許多未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的文化共同體，試圖為國家特征遭受弱化后的芬蘭找到其它獨立的特征。在此期間，馬庫·波洛寧執導的多部以農村為背景的電影都得到了評論界好評，并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收益，如《幸福之地》、《最后的婚禮》、《河畔的夏天》，其中《婚禮》曾榮獲多項尤西大獎。有評論家指出，這些電影正是國家現階段所需要的，既富有芬蘭特色，同時能打動普通觀眾。導演本人也說，他非常欣賞芬蘭早期電影中所展現的如詩如畫的美麗景象。芬蘭人崇尚簡單的生活，享受桑拿浴房和湖泊之間那種淳樸而又美麗的狀態。人們從夏日的鄉間和戶外的探戈舞蹈中，仿佛重新回到了集體擁有美好記憶的過去，無論他們來自何方，不管他們是否有過鄉村生活的經歷。

雖然馬庫·波洛寧的電影在芬蘭國內大受歡迎，但很少能在國外找到知音。真正能在國際影壇取得巨大成功的芬蘭導演要屬同齡的阿基·考里斯馬基。他是芬蘭歷史上唯一獲得國際聲譽的藝術片導演，他的成功實現了芬蘭，這個電影生產小國，數代電影人的夢想和期盼。與馬庫·波洛寧不同的是，阿基·考里斯馬基從不認為回到天堂般的美麗鄉村是應對全球化的有效手段。那些充滿著濃濃懷舊情緒的幻想之作低估甚至忽略了全球化的復雜性。于是，他選擇了面對。他將鏡頭對準了城市中一群落魄的邊緣小人物，生活窘迫、寂寞無助的藍領工人。在影片中考里斯馬基總是不留余地展現工人階級生活的悲涼和晦暗，因為他們的處境生動反映了二戰以來芬蘭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模式與當今全球化背景下新經濟模式之間的沖突。這在《芬蘭三部曲》中尤為明顯。通過觀看電影，觀眾能真實感受到后工業化時期所出現的經濟危機，那就是個人、市場和慢慢退化的北歐福利制度之間存在的種種矛盾。但是他的主人公即使在生活的重壓、理想的破滅已經將自己推到人性忍耐力的邊緣，他們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尊嚴。片中的人們越是遭受社會或任何人的踐踏時，越能勇敢地去應對。這種不屈不饒的精神，正是芬蘭人稱之“希蘇”（Sisu）的民族特征的體現。芬蘭著名學者、影評人彼得·馮·巴赫曾說過，考里斯馬基總在城市的深處和邊緣處去呈現一個“第三世界”的芬蘭，在那塊地方，人性的力量永遠能戰勝一切困難。

綜上所述，芬蘭電影的成功不靠大投入、大明星、大導演、大制作、大場面，而是緊緊依托國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在全球化影像時代凸顯芬蘭的電影實力。這也許正是小國電影成功的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