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史研究“中國化”的新進展

堯育飛

【摘要】本文指出孫修?！稙榭潭鴮懀和砥谥腥A帝國的出版與文本權威的塑造》一書重視精英文獻，由此切入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史研究，有力地回應了書籍史研究能否適應中國古代歷史情境的質疑;充分肯定了孫修暎解讀《虞初新志》遭禁原因的創新性，并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虞初新志》這樣的連續出版物遭到嚴格的出版審查，不能僅從其促成文人圈更加團結、威脅晚期中華帝國國家管制的角度來考察。

【關鍵詞】書籍史 張潮 王晫 《虞初新志》 精英文獻

在通俗書籍之外，文化精英的書籍生產、流通與接受情況如何？作為晚期中華帝國重要而富有意義的文化轉折現象，刻本相對寫本取得壓倒性優勢，是印刷術進步的必然結果，還是文人有意選擇而促成的？標準化和固定化的刻本是否終結了寫本的歷史進程，阻斷書籍的生產和流通的循環？在晚期中華帝國乃至整個東亞，文本權威究竟被哪些力量所左右？考察張潮（1650—1707？）和王晫（1636—1707）在17世紀的一系列書籍編纂事跡，使更為適應中國歷史情境的書籍史研究成果得以呈現。這些便是孫修?！稙榭潭鴮懀和砥谥腥A帝國的出版與文本權威的制造》所涉及的主要問題。

本書雖然題為《為刻而寫：晚期中華帝國的出版與文本權威的制造》，實際主要討論張潮和王晫的出版事業及其在18世紀的中國及朝鮮的影響。全書分為兩部分，書末還附錄張潮的著述簡介。

第一部分名為“17世紀作家的出版實踐”，分為三章，主要討論張潮和王晫的出版實踐以及17世紀寫本和印刷文化的交融。第一章“刻本的制作”，論述清代文學家張潮如何運作龐大的文人網絡群體，開放而靈活地完成他的出版事業。其中著重以《幽夢影》為例加以討論。第二章“為名而刻”，則討論杭州出版家王晫如何通過刊刻書籍來獲取名聲，從而左右文本權威的過程。細致的分析案例則是黃周星《惜花報》對王晫《看花述異記》的改寫。第三章“刻書的經濟考量”則關注精英出版如何回應經濟上的挑戰，并論述《檀幾叢書》及《昭代叢書》的編刊從精英文人的“好名”逐步轉向商業市場的“為利”的不同面相，最終調適至“名利雙收”的復雜歷程。

第二部分題為“18世紀的跨國影響”，主要圍繞《虞初新志》一書在中國及朝鮮的影響，探討中國及朝鮮的審查制度如何應對17世紀的文人出版。這部分內容分為兩章：第四章“清代對連續出版物的審查制度”以《虞初新志》為中心，考察此書在18世紀遭遇的審查境況，認為該書被禁并非受違礙言論影響，而是清政府對無法掌控文人群體性發聲的焦慮所致;第五章“《檀幾叢書》的跨國傳播及朝鮮審查”，認為該書雖然通過貢使貿易傳入朝鮮，廣受歡迎，然而也在朝鮮正祖大王（1752—1800）時代經歷國家層面的審查。

集中考察張潮和王晫的出版實踐，并非僅僅為了勾勒17世紀中華帝國的作家如何參與出版以及他們如何影響文本的生成和流通。作者還試圖質疑當代對文本穩定性和作者權威性的刻板觀念，故而不吝筆墨對《幽夢影》《虞初新志》《昭代叢書》等一系列文本進行詳細考察，試圖促使讀者重新思考文本、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書中融合書籍史、文學批評、書志學和文本研究等諸多研究視角和方法，散發著鮮明的海外書籍史研究趣味，看來也在有限度地回應書籍史如何適應中國古代歷史情境的質疑。

一、為什么是張潮和王晫：回應“中國的”書籍史質疑

書籍史研究已成為當下中國學界關注的熱點。這一自20世紀中葉興起于西方的專門研究，在海外漢學的帶動之下，也逐步受到中國學界的密切關注。費夫賀《印刷書的誕生》、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羅杰·夏蒂?！稌闹刃颉?、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等一系列書籍史著作的譯介，在給國內學者帶來新視角的同時，也面臨不同程度的批評。尤其是當這些嶄新的視角和方法應用到中國書籍史研究中，其局限性也逐步暴露出來。批評者認為，中國文獻傳統悠久，有別于西方;刻本相對寫本的優勢在明末才出現，抄寫在清代仍是書籍獲得的重要途徑;印刷書籍對中國社會的推動遠不如《百科全書》之于西方;刻書之于明清中國人而言，與資本主義的市場行為區別甚大，更多受“不朽”的道德觀念左右;西方學者關注中國書籍貿易，注重通俗書籍，對于精英文獻的重視關注不足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隨著書籍史研究的深入，海外漢學界在研究中國書籍史或許同樣意識到這些問題。近年來的研究似已作出調整。其中一條思路是沿著書籍史轉向閱讀史研究的道路前進，這方面有王宇根《萬卷：黃庭堅和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等;另一條思路則是由精英書籍切入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史研究，《為刻而寫：晚期中華帝國的出版與文本權威的制造》鮮明的立足點可能正來源于此。

原籍徽州的張潮（1650—1707？）以《幽夢影》一書至今仍享有大名，他主要生活在揚州。而杭州的王晫（1636—1707）則以《今世說》留名后世。兩人的生活具備一些共性。他們都生活在江南地區，是清初廣受歡迎的作家和最成功的出版商。他們的人生軌跡也大體相似，早年投身科舉，但久困場屋，甚至未能達到舉人這一層級。仕途無路可走的他們，選擇搜集、寫作并刊刻書籍，以此維護文化品位，獲取經濟資本，并發揮社會影響。這兩位成功的文人出版家，有別于賈晉珠《為利而?。菏恢潦呤兰o福建建陽的商業化出版者》一書中描繪的建陽書坊主，也有別于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中活躍在東南、華南的四堡書商。張潮和王晫作為精英文化圈的成員，所刊刻的書籍傳統上被歸為私刻本，而有別于已往研究較多關注的坊刻本。但隨著刊刻活動的增多，張潮和王晫不得不考慮經濟因素，從而誘發更多的商業出版行為，如與書坊主人合作等。如此一來，坊刻本和私刻本的界限就難以清晰區分了。

來自家族的、親密的文人圈為張潮提供了大量的稿源。張漸、張淳、張迂等家族成員為其提供出版意見，且參與整個編輯及刊刻流程。借著父親張習孔的聲望，張潮也得以同周亮工、吳偉業等人往來親密。他自身樂善好施、喜好交友，由此也與張竹坡、龔賢、冒襄、孔尚任、余懷等人交往。以揚州為中心，張潮建立起超過百人的文人交游圈，外加王晫在杭州的文人圈的支援，張潮得以靈活調動江南地區的文化精英服務其出版事業。

張潮的出版事業一開始便是一個群體性的工程Suyoung Son， Writing for Print：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V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p.33.下凡引用該書，僅注頁碼。。從書籍的選目、書稿的傳遞、書稿的確定與版式設計、刻板、征求序跋評語、修訂書版，一直到刷印、裝幀和分銷。孫修暎都做了詳盡的分析。通過循環往復的出版，張潮所維系的文人圈日益擴展，而其名聲也與日俱增p.32.。張潮創設的開放性的書籍生產過程，使讀者全程參與其中，書籍刻印之后，又繼續循環增補，往復再三。這種17世紀“文人共同體”的文本生產和流通模式，促使研究者重新審視現代的作者觀念。以《幽夢影》為例，書籍刊刻之后，張潮分贈友人，不斷邀請朋友加以評論。這些評論在后續的刻本中得以呈現。譬如在“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這一句之后，倪永清、龐天池、曹秋岳、崔蓮峰、尤侗、尤慧珠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崔蓮峰云：“釀酒可以邀我?！庇榷痹疲骸鞍驳么速t主人？”尤慧珠云：“賢主人非心齋而誰?！边@一系列類似彈幕式的評論，令這一文本充滿后現代趣味。在17世紀的一些作品中，作者的中心位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卻在事實上造就了一種新的文體形態，這不能不令研究者重新思考17世紀中國書籍的作者問題。

然而，張潮及其文人圈印刷書籍，并非為了使作品固定下來，使書籍形態保持穩定。相反，張潮及其文人圈刻印書籍，事實上仍是按照抄本流傳的模式運作，最早是在朋友圈中免費贈送。換言之，刊刻書籍在提高其個人聲名的同時，無非使作品流通更加頻繁和廣泛。在這一過程中，張潮成功“通過刻印書籍使其圈子區別與其他文人圈”p.54.?？逃?，于是成為一種被文人主動選擇，而非技術本身推動的產物。

刻印書籍能夠帶來巨大的聲譽和社會符號資本，這是張岱和王晫兩人刻書的重要緣起。王晫的刻書經歷與張潮驚人相似，不過他的活動范圍主要在杭州。在介紹王晫刻書經歷時，孫修?；ㄙM更多筆墨描繪王晫如何經營自身，通過出版《蘭言集》邀請眾多名士揄揚，出版《今世說》則直接或間接書寫自我，從而使其自身名實相副。對名聲的追逐，也是導致張潮和王晫由合作最終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張潮與王晫合作出版《檀幾叢書》時十分成功，但很快遇到署名問題。署名為“武林王晫丹麓輯、天都張潮山來?！?，并不能令王晫滿意，而張潮對此也頗有怨言p.105.。這也直接導致兩人在合作《檀幾叢書》第一輯之后就分道揚鑣了。而這一時期的作家對作品由誰刊刻似乎并不在意，他們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從而為自己帶來良好的名聲。譬如康熙朝重臣張英（1637—1708）就因為張潮主編的《昭代叢書》選刊其文章而獲得聲譽，故而贈送張潮絲帛和硯臺表示感謝。

張潮和王晫的書籍印刷盡管屬于私刻的范疇，初衷是在小范圍的文人圈中傳播，但他們大規模的書籍印刷，顯然與明末清初毛晉家族有一些相似之處，自然不能不考慮經濟因素。盡管晚明刻書也蓬勃發展，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刻書仍是困難的事情。尋求資助、縮減刻書成本、與書坊合作，就成為私人刻書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張潮的大規?？虝顒?，最終也不得不為經濟因素而妥協。尤其是在1699年，張潮被牽扯進一樁訴訟案件以后，遭遇極其嚴重的資金困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贈書活動難以為繼。一方面，除極為親密的文人圈之外，張潮已要求索書者支付書價。另一方面，張潮將書版出租或者售賣給揚州書坊如岱寶樓、寶翰樓等，以維持出版的正常運作。同時，選刻書籍也不再一味維護精英趣味，而是呼應市場和大眾需求。在《檀幾叢書》和《昭代叢書》中，既包含政治類，如介紹康熙皇帝相關信息的《恩賜御書紀》等，又有文人群體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結社、科考、逸事、游戲，還有硯石、賞菊、繪畫、造園等各類清供或其他小品。凡此種種，都迎合著當時文人圈的閱讀需求，而文人圈的“精英品味和社會聲望又賦予大眾化的市場價值”p.124.，從而進一步提升這些書籍的市場價值。認清這一點后，張潮不諱言自己也渴望寫作書商樂意刊刻和售賣的書籍。由此可見，張潮試圖通過刻書，讓自己獲得社會聲望，同時也在圖書市場上取得成功，以此獲得最大限度的“象征資本”和“經濟資本”p.124.。

張潮和王晫的出版經歷并不足以反映17世紀中國書籍印刷的全貌，但孫修暎的論述卻令人將目光回歸精英文人圈的出版，并對文人圈如何通過出版獲得名聲，將文人趣味下沉并擴張到整個出版市場做出精彩描繪。這種重視私刻本的研究，與戴思哲《帝制中國的地方志編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等關注官方刻本的書籍史研究并行，使書籍史研究更為立體地呈現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狀況。同時，通過詳盡剖析此期文人刻書歷程，揭示刻本與稿本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刻本僅僅是因技術進步而取得勝過稿本的優勢地位嗎？文本權威由誰制造？在此，孫修暎不局限于書籍史研究，而是將研究深入文學內部，取得更為細膩而精彩的成果。

二、從書籍史研究到文學研究：王晫的文人化改寫

對文學研究者而言，書籍史研究從社會文化史方面揭示書籍方方面面的歷史固然極為有趣，但這種外部研究仍稍顯“隔靴搔癢”，進取的研究者不免試圖更進一步。受接受美學影響的閱讀史研究為此做出有益的嘗試，如前述及王宇根的《萬卷》。而探討書籍物質形態對文學的影響，也有諸多成果，如田曉菲的《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倪健《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甲斐雄一《南宋的文人與出版文化：圍繞王十朋與陸游的研究》等書。孫修暎所研究的張潮和王晫為學界提供了十分特殊的研究案例，使研究者既能在閱讀史范圍內探討17世紀文人共時性的閱讀狀況，又能將其和文學文本的修改、個體名聲的維系等內容結合起來，從而將研究蔓延到文學內部，有效地將文學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貫穿起來。

在關于王晫利用出版獲取名聲的論述中，孫修?；ㄙM大量筆墨記載王晫與黃周星的交往。黃周星曾因明亡而投水，生還之后的他，在士林享有很高的聲望。通過各種渠道，王晫與黃周星建立聯系，并請求黃周星改編其作品。黃周星最終選擇將王晫的《看花述異記》一文改編為戲曲《惜花報》，并改變原作中一切都是夢幻的痛苦結局。盡管《惜花報》可能僅是案頭劇，但通過黃周星的塑造，王晫的才華得到更多的贊譽。由此，人們逐步“認可王晫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人，而他的作品也值得出版”p.83.。

文本的修改、形變也是近年明清文學研究值得關注的領域。對自我形象的書寫，在對張岱、黃周星等人的研究中都已為研究者所熟知。然而從《看花述異記》到戲曲《惜花報》，中間夾雜著士人的聲望、古老的幻境、花仙故事等諸多元素，仍具有廣闊的闡釋空間。而其文本的最初改造動力來自王晫的主動要求，而改編后的文本又被王晫收入其編纂的《蘭言集》中，且因王晫力薦而被納入張潮主編的《昭代叢書》之中。由此，這一文本改寫和出版事實得以揭示，即作者以獲取名聲而制造文本開始，文本制造之后成功提升作者的聲望，從而進一步推動作者的刻書事業。這種由刻書而文學創作、由文學創作而刻書的書籍史與文學史研究的循環，令人印象深刻。

在這部分的研究中，孫修暎對中國古典文學資料的熟練運用同樣值得稱道。譬如談論名聲和刻書之間關系時，她利用《儒林外史》中蘧公孫與馬二先生關于刻書的故事加以說明。在講述《惜花報》時，她將這個故事引申到唐傳奇《周秦行紀》，并把同時代毛際可等人不同意見的評論予以呈現，為這一文本生成與流傳締造出一個完整的循環。

三、對清代審查制度的質疑

張潮和王晫合作出版的《檀幾叢書》和《昭代叢書》都陸續推出許多輯，而張潮的《幽夢影》也以存留眾多的版本展現它曾經連續出版的歷史。文人們參與這一系列書籍的刊刻、再版、增補等出版循環，這種類似現代雜志的連續出版物模式究竟意味著什么？盡管張慎玉和趙益在《張潮〈幽夢影〉之成書及其同朋小品叢書略論》張慎玉、趙益：《張潮〈幽夢影〉之成書及其同朋小品叢書略論》，《安徽文獻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已詳盡討論這種分期出版書籍的編撰及刊刻模式，然而承接晚明的這股連續刊刻風潮為何并未在商業出版上擁有更多的追隨者，也并未令中國的雜志出版提前出現？以張潮的《幽夢影》而言，其連續不斷的評論被納入新版刻本的歷程，為何在張潮死后不久就宣告終結？由此看來，刻本與稿本的流通上似仍有著較為明確的區分?！稙榭潭鴮懀和砥谥腥A帝國的出版與文本權威的制造》沒有對張潮和王晫所編的《檀幾叢書》《昭代叢書》與晚明及此后刊刻的眾多叢書作歷時性的比較，是令人遺憾的地方。

為更進一步介紹17世紀出版的書籍的影響，孫修暎還著重對張潮《虞初新志》在中國及《檀幾叢書》在朝鮮接受的審查情況做了詳細分析。在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虞初新志》被列為違礙書籍，遭到禁毀。孫修暎認為，盡管其中錢謙益等人的作品被抽換，但《虞初新志》最終被禁并非與反滿觀念有關，而是緣于清朝的文化審查官員對《虞初新志》這樣連續出版物感到束手無策。畢竟，連續出版物整合文人圈，標榜聲氣，有隱隱然回復到晚明之勢。孫修暎認為，連續出版物在這方面的影響，才是《虞初新志》遭禁的原因。在朝鮮，《檀幾叢書》從最初受朝鮮正祖大王欣賞到后來遭禁，也主要因圍繞《檀幾叢書》等明末清初中國輸入書籍而形成的文人圈規模日益擴大，最高領導者忌憚于此。

認為18世紀《虞初新志》遭禁并非與反滿意識有關，而是與連續出版物導致文人圈標榜風氣彌漫、逐步失控有關，這一觀點堪稱新穎，然而對《虞初新志》抽換掉錢謙益《徐霞客傳》關于《虞初新志》版本最新研究進展，詳見李小龍《〈虞初新志〉版本考》（《文獻》2018年第1期）。等文章的行為似重視不足。孫修暎還謹慎地認為，張潮并未表現出忠于明朝的思想，其所編著的書籍也未流露這種觀點p.147，因而認為張潮的書籍被禁實際“原因不明”p.148。然而如果考慮《檀幾叢書》《昭代叢書》《幽夢影》等書大量收集錢謙益、冒襄、黃周星、余懷、朱耷、戴名世等人的作品或評語，以及張潮與明遺民的密切交往來看，則并不能排除張潮心向明朝的思想傾向?？滴跄觊g盡管也數度興起文字獄，但整體文化氛圍較乾隆時期實際上更為寬松。故而，對張潮所編書籍遭禁的影響仍不能過低估量。孫修暎引用《四庫全書總目》批評陳鼎《留溪外傳》所云“然征選詩文，標榜聲氣之風，未可據為實錄”，認為《虞初新志》等分期出版物之所以遭禁，與其沿襲晚明文人標榜聲氣有關。標榜聲氣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晚明復社、幾社等文人結社，對政府的管控的確是較大的威脅。然而文人圈之間的標榜、征詩征評的風氣，在《虞初新志》等分期出版物誕生之前已大量存在，在此之后的雍正、乾隆等朝仍然風氣不絕，存在大量序跋和時人評語的書籍在乾隆朝也并不罕見。由此看來，盡管清代對結社有嚴格的限制，但《虞初新志》這樣的連續出版物遭到嚴格的出版審查，不應僅從其促成文人圈更加團結、威脅晚期中華帝國國家管制的角度來考察。

四、結 語

更為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書籍史研究，是中國學界十分向往的。海外漢學界在此似乎又領先一步，從早期關注晚明的商業出版，到《帝制中國的地方志編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這樣關注官方出版的著作，再到孫修暎探討私人出版的著作，中國化的書籍史研究正在穩步而有序地推進。同時，一些還原歷史真實圖景的著作也陸續推出，如何予明《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就試圖揭示真正的晚明閱讀世界本書中譯本已由中華書局出版于2019年9月。。孫修暎集中探討張潮和王晫的私人出版行為，揭示文人圈內的出版及書籍流傳全過程，為研究清初文人交往提供新的視角。同時，該書論述文本權威塑造的歷程也給局限于外部的書籍史研究提供深入文學研究內部的示范。對16世紀至18世紀書籍史的研究，國內尚未有專著出現，孫修暎的著作可望進一步激發國內研究成果的涌現。不該忽視的是，孫修暎將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史探討延伸到朝鮮，且其在探討《虞初新志》版本問題時已經合理利用了日本的刻本材料。這也提示研究者注意，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史研究不應再局限于中國，而應當將視野投射到整個東亞乃是更廣闊的世界。

必須指出的是，對中國學界而言，書籍史早已不是陌生的研究領地，更為適宜中國歷史語境的書籍史研究仍在進一步探尋中。早在2013年，南京大學文學院的學者們已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基于文獻（書籍僅是其中一部分）的文化史研究維度，去重構中國古典文獻的歷史和文化歷程。2019年7月，相關成果陸續公布。針對張潮編輯的書籍，趙益教授認為《幽夢影》卷次的不同，可能并非僅僅因版本差異造成的，而是在裝幀環節，各個書坊和分銷機構因拼合差異造成的。這些有可能令人重新審視分期出版書籍的不同版本形態，編者、政府和分銷書商究竟誰起著更重要的作用。同時，張潮《幽夢影》等著作在18世紀的影響也可從閱讀史的角度做更為精細的分析。根據筆者的觀測，對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史研究而言，中國學界的研究進展可能比海外漢學界所估計的走得更深遠。然而不管怎樣，基于不斷的對話和交流，在書籍史的中國化進程中，相信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史研究領域能在實踐和理論上有更多的建樹。

〔作者堯育飛，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New Progress in Placing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 Commentary on the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Suyoung Son

Yao Yufei

Abstract：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ritten by Suyoung S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choice literature， and on this basis studie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learing the doubt that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history cannot accommodat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ancient China. The paper fully recognizes Son’s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why Yu Chu Xinzhi was banned， particularly her viewpoint that the strict censorship of serial publications like Yu Chu Xinzhi should not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tting the literati community more united and threatening the governance of late imperial China only.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book， Zhang Chao， Wang Zhuo， Yu Chu xinzhi， choic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