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重慶疏建委員會及疏建范圍簡述

蘇健紅 吳廣

摘 ? 要：重慶疏建委員會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院，為主持重慶市疏散人口及減少空襲損害，組織成立的一個特別行政機構。它的主要職責是承行政院之命，兼受軍事委員會之指揮，執行重慶的疏建事宜。該會于 1939年4月10日成立，1939年10月7日奉令撤銷，存在時間六個月。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后，重慶市僅是一個隸屬于四川省政府的省級市。1939年2月，重慶行營結束，此時與國民政府戰時首都相匹配的重慶市政府機構還未完全建立起來，重慶市的行政權力處于一個短暫的真空期。重慶疏建委員會的成立，即擔負著戰時首都的一部分行政職責，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本文擬對重慶疏建委員會成立背景、疏建區范圍、環渝各縣與重慶市關系等方面進行初步探討。

關鍵詞：疏建;疏建范圍;環渝各縣

一、重慶疏建委員會成立歷史背景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隨著戰事蔓延，華北、上海、南京等國土相繼淪陷，國民政府決定西遷，以四川、重慶為抗日民族復興的根據地，用空間換取時間，堅持長期抗戰。

早在1935年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入川整頓川政時，即認定四川為民族抗戰復興基地，因四川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足以支援長期作戰;且四川深處內陸，不致遭敵人直接威脅。1937年7月，川、康軍事整理完成，為抗戰復興基地奠立了堅實的基礎。1937年11月9日，四川省主席劉湘曾專程赴南京，力促國民政府西遷四川。1937年11月17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文官處、主計處部分職員啟程赴渝，國民黨中央黨部同時決定移駐重慶。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在途經漢口時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

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月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更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抗戰?！舜螄朴?，隨主席同來者約十余人。文官、參軍、主計三處職員，定在二十九、三十兩日，分乘民政、民貴輪到渝。國府預定十二月一日開始辦公。至各院、部在渝開始辦公之日期，則視到達之早遲而定。[1]

1937年12月1日，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辦公。同日，行政院通電知照各單位：“各省市政府、西康省委員會、威海衛管理公署：本院依照中央決議，茲經移渝辦公，特電知照，并飭屬知照?！盵2]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重慶行政地位提高，市區人口激增。盡管如此，重慶市的實際行政地位僅是一個隸屬于四川省政府的省轄市，重慶市的行政權力掌握在強大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手中，與國民政府戰時首都地位不相匹配。

1938年至1939年期間，國民政府對重慶市政府從機構設置到人事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和改組。

重慶市的政府機構改組應該始于1938年國民參政員胡景伊等21人在武漢國民參政會期間提交改重慶為甲種市，直隸行政院的提案。該提議案經國民參政會決議，陳準國防最高委員會交行政院審議。

1938年9月，行政院第三八四次會議在重慶召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提出改重慶為行政院直屬市的提案：“查重慶市位于揚子、嘉陵二江合流之口，當水陸交通總匯之沖，經濟上原屬西南之重要商埠，近更成為后方政治中心，戶口劇增，事務繁重，殊有充實其機構，以次應付特殊情形之必要。參政員胡景伊等二十一人建議改重慶市為甲種市一案，經參政會議決陳由國防最高委員會交院參考，尤屬切合現實需用。惟該市隸屬，可仍照舊，毋庸改變。但其組織、擬暫準援照直屬市之組織，將所屬局長改為簡任待遇，并除原有警察局外，增設社會、財政、工務、衛生四局。市組織法第九條列舉各款，除營業稅外，均劃為市財政收入，并由中央酌予補助，但會計獨立，會計主任由國民政府主計處派員充任。該市仍隸屬于四川省政府，惟為增加行政效率，以赴緊要事功起見，該市政府遇必要時，得經函本院秘書處轉呈核示，同時呈報四川省政府。當否，應請公決?！盵3]

重慶市政府奉令后，即于1939年1月起按照甲種市即特別市之規格擴大市政府組織，將原有教育、社會兩科合并改為社會局，財政、工務兩科擴大為財政、工務兩局，警察局保留并擴充其內部組織，另增設衛生局及會計室，保留秘書處，財政獨立收支，未設立教育局。

1939年4月2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五次常務會議提議并獲得通過：“查重慶向為西南重要商埠，現已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該市政府組織雖援照直隸市組織，因事務日繁，其行政系統及政權，亟須明確規定，以資運用，茲為促進行政效率，適應實際需要，擬即將該市改為直隸行政院之市?！盵4]“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五次常務會議記錄……討論事項（四）、委員兼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提議：重慶市現已蔚然成政治文化中心，為適應實際需要，擬請將該市改為直隸行政院之市。決議，通過?！盵5]

1939年5月5日，國民政府在日軍對重慶實施“五三”“五四”嚴酷大轟炸的次日，發布改重慶為行政院直屬之甲種市的明令：“查重慶市現經改為直隸于行政院之市，應即通行飭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此令！”

在人事方面，1938年8月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四川省政府改組人事案”， 系抗戰爆發后首次對重慶市政府人事進行調整，“四川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張群呈請辭職，張群將免本兼各職。此令。四川重慶市市長李宏錕另候任用，李宏錕應免本職。四川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蔣志澄另有任用，蔣志澄應免本兼各職。任命蔣志澄為四川重慶市長?！?/p>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另候任用，顧祝同應免本職。此令。特派張群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主任。此令?！盵1]

重慶升級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后，國民政府再次調整重慶市政府人事。1939年5月9日，國民政府免去蔣志澄原重慶市市長職務，另任命原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賀國光為重慶市市長，5月15日賀國光正式履職。

1939年12月2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二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國民政府關于重慶市市長賀國光另有任用，應予免職，遺缺以吳國禎繼任”[5]的任免案。至此，重慶市真正進入抗戰時期，也是近代以來重慶市現代城市管理的黃金時代。

1938年12月8日，蔣介石在南岳軍事會議以后，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從桂林抵達重慶，在原重慶鎮守使署舊址辦公。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移駐重慶后，主持西南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交通長達三年之久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于1939年1月31日奉令撤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移駐重慶與重慶行營奉令結束，而此時與國民政府戰時首都相匹配的重慶市政府機構還未完全建立起來，重慶市的行政級別與戰時首都地位嚴重不相稱，重慶市的行政權力處于積弱的重慶市政府和強大的重慶行營結束之后的一個短暫的行政真空期。與此同時，日軍對戰時首都重慶及西南大后方的空中威脅日益加劇。

國民政府重組重慶市政府，以使其行政地位與戰時首都相稱，成立拱衛戰時首都的軍事機構重慶衛戍司令部，同時還成立了一個特殊的、過渡性的、隸屬于國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機構重慶疏建委員會，專門指揮重慶及統制重慶市及周邊區縣人口疏建事宜，即重慶疏建委員會。

二、重慶疏建委員會成立經過簡述

重慶疏建委員會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為主持重慶市疏散人口及減少空襲對重慶的損害，組織成立的一個專門行政機構。該會的主要職責是承行政院之命，兼受軍事委員會之指揮，執行疏建事宜，對于地方軍警機關及其他有關各縣縣政府，得以命令行之。該會于1939年4月10日成立，1939年10月7日奉國民政府行政院令結束，存在時間6個月。

1939年3月2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通過了《重慶疏建委員會組織規程》和《防空疏散區域房屋建筑規則》，決定設置重慶疏建委員會，作為主持重慶疏散人口及減少損害的臨時最高機關。

1939年3月30日《中央日報》公布了《重慶疏建委員會組織規程》，1939年4月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發布《重慶疏建委員會組織規程》公告，規定了重慶疏建委員會的人員、機構組成、運行、職責等。

《疏建委員會組織規程及防空疏散區域建筑規程》[4]如下：

1.行政院為主持重慶市疏散人口及減少空襲損害，設重慶疏建委員會;

2.該會的主要職責是承行政院之命，兼受軍事委員會之指揮，執行疏建事宜，對于地方軍警機關及其他有關各縣縣政府，得以命令行之;

3.該會設主任委員一人，以重慶衛戍司令兼之，副主任委員設三人，以重慶市市長、重慶警備司令、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兼之，委員若干人，由會就有關各縣縣長暨其他機關人員中選聘之;

4.該會內設總務、警備、交通、工程、經濟調查等六組，每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或二人，組員若干人，分別辦理有關疏散的各項事宜。

1939年4月10日，重慶疏建委員會正式成立。重慶衛戍總司令劉峙兼任主任委員，以重慶市市長蔣志澄（5月9日后調整為賀國光）、重慶警備司令李根固、重慶市黨部主任洪蘭友分別兼副主任委員。會內下設總務、警備、交通、工程、經濟、調查、宣傳組，每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或二人?？倓战M長王遵五，副組長楊學淵、朱育萬;警備組長戚文烈，副組長袁家佩、王金淦;交通組長莊達，副組長許行成、汪積之;工程組長吳華甫，副組長潘廷梓;經濟組長刁培然，副組長何福元、段鵬程;調查組長徐中齊，副組長王克全、吳光韶;宣傳組長郭一予，副組長吳云峰、侯裁葡[6]。

重慶疏建委員會同時遴聘當時社會名流擔任委員會員，包括溫少鶴、康心如、鄭壁成、馮一飛、潘益民、葉琢場、陳行、徐維明、蒲心雅、何廉、吳國禎、羅貢華、端木愷、汪云松、朱叔癡、文化成、趙資生、肖同茲、王光、林繼庸、陳介生、吳人初、薛次莘等50余人[6]。

重慶疏建委員會與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及重慶市政府等機構一樣，是抗戰時期重慶重要的疏散機構，是重慶戰時消極防空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9年4月16日，重慶疏建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確立了疏建工作的三項原則：“（1）保障人民安全、減少空襲損害;（2）維持重慶市內必要之繁榮;（3）開拓農業生產，促進鄉鎮之發展?！盵6]

重慶疏建委員會成立后，即遵循疏建工作的三原則，主持重慶市區及各疏建區的火巷開辟、市民疏散、防空洞建設等工作，最重要的是制定重慶疏建方案。

1939年5月8日，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慘案發生的第五天，重慶疏建委員會令重慶市政府轉令市工務局擬具《重慶疏建委員會疏建方案》：

重慶疏建委員會關于審查本會擬具疏建方案給工務局的訓令

案查本會第二次委員會議交議事項，據總務組擬具本會疏建方案請推定委員會審查一案，業經決議原則通過，交有關各組斟酌實際情況辦理等主紀錄在卷。除分令外，合行檢發原方案令仰該組即便查照辦理，據報為要。

此令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八日

主任委員 劉峙

副主任委員 蔣志澄、李根固、洪蘭友 ?[7]

1939年6月14日，重慶疏建委員會對外公布《重慶疏建委員會疏建方案》[8]。如下：

重慶疏建委員會疏建方案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拾四日）

第一 方針

一、本會遵奉委員長蔣迭次命令，以使重慶市人口、物資避免空襲損害之目的，依重慶現有五十余萬人之總數，以百分之二十，向重慶近郊三十里以內地區;以百分之三十乃至百分之三十五，向揚子江、嘉陵江兩岸;以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三十，向成渝、川黔兩公路兩側及疏建區域內之長壽、巴縣、江北、合川、銅梁、璧山、永川、江津、綦江等縣境內較大鄉鎮，限于五月卅一日以前，分別陸續實行疏散。

二、為達成疏建目的，一面由政府出資獎勵投資之方法，從速擇地建造新村，一面令疏建各區縣于縣城附近及各重要鄉鎮設法讓出相當房屋，以利容納。

第二 疏建地區

一、基于上述方針，選定疏建地區如下：

甲、主要疏建地點

（1）重慶近郊（三十里以內）

（長江以南）

大佛寺、盤龍山、龍譚鎮、雞冠石、清水溪、大興場、新鋪子、雞頂項、迎龍場、□□□、土地埡、長生場、云家橋、金沙埡、馬家店、青龍崗、土橋場等處。

（嘉陵江以北）

頭塘、回龍場、萬峰寺、仁和場、鴛鴦場、觀音橋、九龍場等處。

重慶市以西

浮圖關、紅巖嘴、土沱、小[龍]坎、歇臺子、草墊子、石橋鋪、上橋場等處。

（2）水道

（揚子江兩岸）

藺市、石家沱、長壽、洛磧、木洞、唐家沱、漁洞溪、仁沱場、江津、龍門灘、雙河場、德興場、油溪、白沙等處。

（嘉陵江兩岸）

瓷器口、悅來場、水土沱、黃桷樹、北碚、草街子、合川等處。

（3）公路

川黔路

鹿角場、界石、龍崗場、綦江、橋壩河等處。

成渝路

接龍場、璧山、來鳳驛、永川、及大廟場 、虎峰場、銅梁等處

乙、次要疏建地點

江北、巴縣、合川、璧山、銅梁、永川、江津、綦江、長壽等縣境內，除指定之主要疏建地點外，交通便利之各較大鄉鎮。

……

第三 部署及任務

其一、警衛配置

……

廿一、警衛區域之劃分，依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衛戍配置之所定，其兵力依左列規定，統于五月十日以前，配備完畢。

1.渝市警備司令于重慶近郊派出所要兵力，擔任治安之維護。

2.渝北警備司令，于長壽、木洞場、瓷器口、北碚、合川、青木關、璧山、大廟場、銅梁等處，派出所要兵力，擔任附近零匪之清剿與維護水上公路之安全。

3.渝南警備司令，于南溫泉、界石、綦江、來鳳驛、永川、漁洞溪、江津、白沙等處，派出所要兵力，擔任附近零匪之清剿與維護公路水上之安全。

4.長壽、江北、巴縣、綦江、江津、永川、璧山、銅梁、合川各縣長于所警境內交通便利各重要鄉鎮酌派保安隊，或自衛隊，協助軍隊清剿匪患，并負嚴格緝盜竊之責。凡交通要道及縣境接壤之區，應實行聯防會哨與巡邏。

5.川江航務管理總處對疏建區內之水上治安，應派隊游弋。負責維護。

……

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具有指導意義的疏建方案，它比1938年10月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公布的《渝市人口疏散方案》更為具體詳盡。在重慶市區人口疏散、機關團體、學校、金融機構等的疏散、疏建地點、疏建地房屋的建造辦法和規則，疏散程序、疏建區的治安維護、衛生設備、教育設施、交通通訊、郵政、合作社及人民貸款等方面作了十分詳盡的規定。

重慶疏建委員會成立后，遵循疏建工作的三個原則，指導、監督重慶市及各疏建區開辟火巷、疏散市民、防空洞建設，是戰時首都消極防空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慶疏建委員會的成立，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它作為一個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臨時機構，幾乎與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前后成立，直隸國民政府行政院，主任委員由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劉峙兼任，擔負并履行著重慶市政府的一部分行政職責，在重慶抗戰時期的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過渡性質，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三、重慶疏建范圍及環渝各縣簡述

重慶疏建委員會根據《重慶疏建委員會疏建方案》部署及任務第五條第33、34款規定，部署環渝各縣的疏建工作。

1939年5月30日，重慶疏建委員會頒布訓令，在巴縣等九縣（巴縣、江北、長壽、合川、璧山、江津、綦江、永川、銅梁等縣，后文將專門敘述）分設駐各縣區辦事處，并頒發辦事處組織綱要。根據重慶疏建委員會訓令，駐縣區辦事處處長由各縣長兼任，辦事處歸重慶疏建委員會指揮，主要維持地方治安，保甲編查、人口疏散指導、保護交通通訊、區域規劃、建設材料、糧食、燃料征集運輸、平衡物價、祠堂、寺觀、民間公房統計、款項計劃分配、宣傳等事項。根據情況需要，可以召集當地黨政軍各界各團體聯席會議商討有關事宜。重慶疏建委員會由重慶市到環渝各縣的整個疏建區組織系統部署完畢。

重慶疏建委員會所劃分的疏建范圍，大大超過了當時重慶市行政區劃范圍，依國民政府的市組織法相關規定，重慶疏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重慶市市長賀國光并不能統制整個疏建區的疏建工作，重慶市的行政權力并不能執行到除重慶市管轄范圍之外的區域，為了解決這個尷尬狀況，國民政府曾先擬任命重慶市市長賀國光擔任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督察專員，后覺不妥，改派賀國光兼任衛戍副總司令并指揮環渝各縣編制疏散工作。

重慶市政府賀市長元靖兄勛鑒：

臺端五月十九日報告，為市長兼任專員不無窒礙，可否改以市長兼任衛戍副總司令名義指揮環渝各縣編制疏散事宜，批乞核示，等由。一件。經由廳簽奉批示“如擬”，等因。除由會令飭四川省政府及有關各區行政專員知照各縣縣政府遵照暨分行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外，相應電達，即希查照。張群，三十一，國文。[9]

1939年5月31日，1939年6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以國防最高委員會名義發布訓令，任命重慶市市長賀國光兼任重慶衛戍副總司令并指揮環渝各縣辦理編制疏散事宜：

令重慶市市長兼衛戍副總司令賀國光：

查重慶疏散事宜亟應切實上緊辦理，茲為統一事權，督飭進行，所有環渝之巴縣、江北、長壽、合川、璧山、江津、綦江各縣有關統制疏散工作，著受受該市長兼衛戍副司令指揮，俾衛迅赴事機。除令各該縣政府遵照暨分行四川省政府及有關專員知照外，合行令仰遵照。此令。

委員長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10]

1939年6月2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訓令：

令重慶市市長兼衛戍副總司令賀國光：

關于環渝之巴縣、江北、長壽、合川、璧山、江津、綦江各縣統制疏散工作應受該市長兼衛戍副司令指揮，經以國文字第一九七二號訓令遵照在案。茲查尚有永川、銅梁兩縣亦在環渝各縣之列，所有該兩縣統制疏散事宜著并受該市長兼衛戍副司令指揮，以便督促除令各該縣政府遵照暨分行四川省政府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知照外，合行令仰遵照。

此令。

委員長蔣中正[10]

1939年6月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也發布“呂字5983號”訓令：

準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公函，奉委員長諭，重慶疏散事宜，亟應切實上緊辦理，茲為統一事權，督促進行起見，所有環渝各縣有關統制疏散工作，著受重慶市市長兼衛戍副總司令賀國光之指揮，俾衛迅赴事權。等因，奉此。除分行重慶疏建委員會及重慶市政府外，合行令仰知照。

此令

院長孔祥熙

內政部長何鍵[11]

1939年6月7日，重慶市政府建議補充永川、銅梁兩縣編制疏散工作事宜歸重慶市市長指揮：

重慶衛戍總司令劉鈞鑒：

四川省政府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

重慶疏建委員會、重慶空襲救濟聯合會、

永川、銅梁縣政府

巴縣、江北、長壽、合川、璧山、江津、綦江縣政府

本市各局局長鑒：

案奉國防最高委員會二十八年六月二日國文字第二零一七號訓令開：關于環渝……等因，奉此。除呈復暨分電外，理合電請特電奉達，相應電達，特電知舉、俯賜指示，即希查照為荷。重慶市市長兼衛戍副總司令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11]

自此，重慶疏建委員會所稱環渝各縣為巴縣、江北、長壽、合川、璧山、江津、綦江、永川、銅梁九縣。

結合上述檔案里所指環渝各縣和作者根據《重慶疏建地區一覽表》查閱20世紀80年代以后重慶各區縣編纂的相關縣志整理出的《抗戰時期重慶疏建委員會疏建區地名表》相對照，發現重慶疏建委員會的疏建范圍，基本上都在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所轄縣（局）范圍內，因此可以基本斷定，國民政府與重慶市政府往來公文檔案里所稱環渝各縣是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所轄各縣的別稱，除距離重慶市稍遠的榮昌縣不在環渝各縣范圍外，另有長江上游與長壽相鄰的涪陵藺市等場鎮在重慶疏建區范圍內。

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的設立，要追溯到國民政府統一川政。

眾所周知，20世紀初至30年代早期，四川省很長一段時間里陷于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之中。1934年底，國民政府以整頓川政、清剿紅軍為名，派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團入川。1935年11月1日，國民政府將入川參謀團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蔣介石親自主持，顧祝同為主任，賀國光為參謀長，楊永泰為秘書長，提出 “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頓四川的軍隊、開發四川的交通、統一四川的幣制、轉移四川的風氣”等主張。國民政府在整頓川政時的兩個主要措施，其一是成立四川省政府，1935年2月，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6月，省政府西遷成都。其二是廢除防區制，在四川省全面推行行政督察區制度。1935年4月，國民政府按照行政院所頒布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暫行條例》，將四川省劃置為18個行政督察區，每區設專員公署，作為省政府派出機構;同時改川邊特別行政區為西康行政督察區，以此將四川省的行政體制納入國民政府統一的行政制度管理體系中。

與重慶緊密相關的行政區劃，即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轄10縣一區，即永川縣、巴縣、江津縣、綦江縣、璧山縣、銅梁縣、長壽縣、江北縣、合川縣、榮昌縣及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12]劃分和設置的理由是“第三區亦為成渝交通要道，政治、建設應與二區同為各區冠冕。區內永川、榮昌、銅梁、大足、璧山等縣境接東、西山，匪風素熾，關于地方治安，應有通力合作的必要。江北、巴縣為長江與嘉陵江合流總匯;江津、綦江為入黔孔道，實與永川、巴縣兩縣接壤;合川當三江之口，毗連銅梁、大足、江北、璧山，故劃分一區。永川在本區為要沖，故設專員公署” [13]。

1939年3月，北碚被劃定為國民政府中央黨政機關遷區;同年6月，重慶疏建委員會劃定北碚及北碚所屬黃桷樹等地為主要疏建區。1942年3月，四川省政府報經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撤銷嘉陵江三峽鄉村實驗區，設立北碚管理局，享縣級待遇，隸屬四川省政府，受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所督察。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增加到九縣一局。

其實從歷史上看，至少明清時期到民國初年，重慶市行政區劃與環渝各縣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

譬如明代重慶府時期（1371—1644），重慶府直轄11縣[14]：巴縣、江津、璧山、永川、榮昌、大足、安居（今銅梁）、綦江、長壽、（南川、黔江）;轄3州：合州、（涪州、忠州）。除南川、黔江、涪州、忠州外，其余各縣州均屬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范圍。

清（1644—1911）重慶府直轄一廳即江北廳;轄11縣[14]：巴縣、江津、長壽、綦江、永川、璧山、銅梁、大足、榮昌、（南川、定遠）;轄二州：合州、（涪州）。也是除南川、定遠、涪州外，屬于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范圍。

民國三年（1914），改川東道為東川道，東川道轄36縣[14]：巴縣、江津、綦江、永川、榮昌、大足、璧山、江北、合川、銅梁、南川、涪陵、奉節、巫山、巫溪、云陽、萬縣、忠縣、豐都、墊江、梁山（今梁平縣）、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石柱、城口、（以下的縣其治地不在今重慶市轄區內）武勝、開縣、達縣、東鄉、開江、渠縣、大竹、萬源，更是囊括了今天重慶直轄市全部范圍。

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所轄九縣一局，即指環渝各縣，在抗戰期間，是重慶衛戍司令部拱衛重慶的重要外圍區域和主要疏散區域，也是重慶疏建委員會規定的次要疏散區。

環渝各縣在行政上歸四川省政府管轄，國民政府行政院令重慶市市長兼任衛戍總司令，指揮環渝各縣疏建工作，給重慶市長一個臨時指揮環渝各縣疏建事宜權力平臺，指揮權限也僅僅局限在疏建范圍和重慶疏建委員會期間。1938年10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制定并頒布的第一份重慶市人口疏散辦法《渝市人口疏散辦法》，第六條規定：

（重慶）疏散人口暫指定分向長江、嘉陵江上下游及成渝、川黔兩公路旁各縣縣城及附城地帶暨重慶市各防護區遷移，并令飭各該縣限期將該縣能容遷移人口數量調查明確，迅速具報。[15]

相比，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重慶行營公布的這個范圍，大體就是本文中的環渝各縣范圍，即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所轄范圍，也與重慶疏建委員會公布的范圍大體一致，只是前者比較籠統，后者細化到具體的縣和場鎮。

重慶疏建委員會所規定的重慶疏建范圍一存在到抗戰結束。

重慶疏建委員會將環渝各縣（即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除榮昌縣外其余各縣）劃分為疏建范圍的設置，是國民政府設計的拱衛戰時首都重慶重要的一環，這個范圍從歷史上就和重慶有悠久的淵源，環渝各縣及其場鎮由于環繞重慶周遭，在地理位置、交通運輸、糧食供應、人員疏散安置及軍事捍衛重慶安全等方面有天然的地理、交通和物產優勢，使戰時首都重慶的戰時反轟炸方面的行政管理較為合理和科學，我們也可藉此延伸考察國民政府行政督察制度在戰時首都的實踐，它的運行狀況、行政效率及1949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制度對此的借鑒和影響，最終形成今天重慶直轄市行政區劃的格局的前因。

四、 重慶疏建委員會結束

1939年10月9日，重慶疏建委員會完成其歷史使命，宣布結束。

1939年9月16日，重慶疏建委員會向國民政府行政院第十五次委員會議決議提交結束該會及該會結束后工作移交事宜并呈報國民政府行政院核準，獲得通過。

1939年9月1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簽署給重慶市政府的訓令，討論重慶疏建委員會結束事宜。經國民政府行政院院第433次會議決議：

（一）該會結束會務照準。（二）居住證及水陸檢查哨事宜，請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接辦，所需經費在該會節余經費下開支，據實報銷。（三）調查組事宜，由重慶市政府接管，該市政府接收疏散工作，不得增加人員與經費，其每月所需經費，亦不得再向本院請領。（四）所有出力人員及部隊，應由該會查明報院嘉獎。（五）余照所擬結束辦法辦理。除分報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政府備案，并分函軍事委員會、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及分令內政部、財政部暨指令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

院長 孔祥熙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1939年10月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宣布重慶疏建委員會將于1939年10月9日結束：

令重慶市政府：

據重慶疏建委員會奉令四月十日成立，所有工作計劃，策定疏散建設，同時并舉。不意五月三、四兩日，遭敵機之慘炸，不得不應時勢之需求，作緊急之措置，遂改疏散應先于建設，秉此實施，歷五閱月，其于疏散部分，雖未能如所預期，而自五四以后，歷次空襲死傷人數，均見遞減，不無微效。至于建設部分，曾經六月三日本會第三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推國光擬定詳細計劃，以便核議次第施行在案。嗣于九月七日奉鈞院呂字第一零二五零號訓令開：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組織規程案，經交付審查，應準照審查意見辦理，除分行各審查機關外，合行抄發審查紀錄，令仰知照。此令。等因。計抄發審查紀錄一件，奉此，自應遵辦，從此本會之建設任務，當可解除。而疏散任務，又多由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與重慶市政府分別執行。本會似可不必再負監督之責。且本會經費預算原定為六個月，應至十月九日即行終止，擬在節省支出原則之下，不再追加預算，實行裁撤，將事務集中于主管機關統籌辦理，以一事權。惟念建設部分，雖已確定辦法進行，而疏散部分尚有未完工作，如居住證之有效期間，僅規定為六個月，并未確定統一之起迄月日。本會依據法令之執行，六個月有效期間，自應以填發之日起算，最初核發者為本年六月，其失效期應在十二月，故填發有先后，失效自無整一之定時，且六個月屆滿之后，是否即行廢止或另行換發尚未規定，依其重要性言之，其效力應于抗戰期相終始。蓋因此次舉辦疏散，原為減少空襲損害，抗戰一日不結束，行都之空襲顧慮，即一日不能消除，市內人口之統制亦不能中途放棄，否則已被疏散者均無限制的紛紛重返市區，以狡黠之暴敵，恐將來再于市內逞殘酷之獸性，難免重演五三、五四之慘劇，如此則數月來消耗許多人力、財力所獲得之疏散成效，與鈞座愛護人民之苦心，均等浪費，所以居住證之有效期間，并有延長之必要，即不例外延長，亦不能與本會結束之日同時失效。不過此項工作之繁與經費之巨，非某機關可以無條件可能接收兼辦者，必須酌增人員與經費乃于事有濟，謹擬具結束辦法如左：

一、援用中央最近規定黨政軍機關不必要之事業費及駢枝機關應嚴格裁減，將其事務集中于各主管機關統籌辦理之例，本會擬于十月九日實行結束撤銷之。

二、本會主管事務，除建設部分另有規定外，疏散部分，大部工作系由重慶市政府所屬之各局執行。擬即交由該市政府接收（酌增人員與經費）繼續辦理，以竟全功，其每月所需經費，仍向行政院請領。

三、本會撤銷后，關于本會原定各種章則，未經接辦機關呈準修正以前，仍應繼續發生效力。

四、關于警衛、交通兩組主管事宜，移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接辦。

五、關于工程、經濟兩組，原為重慶市政府工務、財政兩局兼辦，其主管事宜仍著秉承市政府命令辦理。

六、關于調查組主管事宜及由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所辦之居住證與水陸檢查哨，如不即時撤銷，在重慶市政府對于辦理此項工作人員經費未增加以前，暫由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指揮辦理，但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在暫辦期間，所需之經費，得在本會節余經費項下開支，據實報銷。

七、新組營建機構未成立以前，本會結束后關于建設部分事宜，除市區內由重慶市政府辦理外，其屬于各縣區者，暫由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督飭各縣辦理。

以上各項曾于九月十六日提交本會第十五次委員會議決議，呈報行政院核示等語紀錄在卷，所請結束本會務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鑒核示遵。等情;據此。經提出本院第四三三次會議決議：（一）該會結束會務照準。（二）居住證及水陸檢查哨事宜，請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接辦，所需經費在該會節余經費下開支，據實報銷。（三）調查組事宜，由重慶市政府接管，該市政府接收疏散工作，不得增加人員與經費，其每月所需經費，亦不得再向本院請領。（四）所有出力人員及部隊，應由該會查明報院嘉獎。（五）余照所擬結束辦法辦理。除分報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政府備案，并分函軍事委員會、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及分令內政部、財政部暨指令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

院長 孔祥熙[7]

1939年10月7日，重慶市政府分別給重慶市政府下屬各局（除警察局外）發布市政府奉行政院令結束重慶疏建委員會的訓令，另專門給重慶市警察局發布同樣的訓令，并專門申明重慶疏建委員會結束以后的移交和調查事宜由重慶市警察局接辦。存在6個月時間和重慶疏建委員會完成其歷史使命，宣布結束。

重慶市政府關于奉行政院令結束疏建委員會事宜

給所屬各局的訓令

1939年10月7日

令本市各局（警察局不發）：

案奉行政院廿八年九月廿九日呂字第一一八零號訓令開：“據重慶疏建委員會……知照?！钡纫?，奉此，自應遵辦。關于調查組事宜，除飭由警察局接辦，并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

此令

令本市警察局：

案奉行政院廿八年九月廿九日呂字第一一八零號訓令開：“據重慶疏建委員會……知照?！钡纫?，奉此，自應遵辦。關于調查組事宜，著由該局接辦，除俟該會移交，再行飭遵并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

此令[7]

1939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專門就環渝各縣疏建事宜致函重慶市政府，根據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公函，環渝各縣疏建事宜，由四川省政府督飭進行一案，奉院長諭，交四川省政府及重慶市政府遵照辦理。

行政院關于調查環渝各縣疏建事宜

致重慶市政府函

1939年10月14日

呂第12716號

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公函，環渝各縣疏建事宜，仍由四川省政府督飭進行一案，奉院長諭：“交四川省政府及重慶市政府遵照辦理”等因，除分函外，相應抄同原件函達查照。

此致

重慶市政府

計抄送原函一件

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十四日[16]

抄原函：

前奉委員長諭，以重慶疏散事宜，亟應切實上加緊辦理，所有環渝各縣有關統制疏散工作著受重慶市賀市長兼衛戍副總司令之指揮，當經由會分令，并以國文字第一九七二號函達各在案?，F重慶市疏散工作已至相當階段，重慶市疏建委員會，亦告結束，而關于四川全省各大縣市疏散事宜，復奉令加緊辦理，以后關于環渝各縣，除有關重慶市疏建事宜仍照前案辦理外，其純屬各該縣辦理本身疏建事宜，自應仍由四川省政府督飭辦理，以清權責而利事成。除代電四川省政府暨分行重慶市衛戍總司令部、市政府并軍事委員會查照外，奉諭函達，即請查照為荷。

此致

行政院[16]

重慶疏建委員會結束后，遵照國民政府行政院指令，環渝各縣即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除榮昌縣外）包括涪陵的藺市等各縣的疏建事宜歸四川省政府管轄，呈奉四川省政府和重慶衛戍司令部備案，并由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署督飭。環渝各縣在軍事和疏散人口事宜受重慶衛戍司令部指揮直到抗戰結束。重慶疏建委員會劃定的疏建區疏建范圍，一直存在到抗戰結束，無重大變化。

重慶疏建委員會結束后，重慶市的疏建工作，按照行政院規定，疏散部分歸重慶衛戍司令部和重慶市政府管轄;重慶市的建設部分，則先由重慶市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主持辦理，后移交給重慶市政府歌樂山（黃桷椏、唐家沱）郊區辦公處。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宣布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四川省政府與重慶市政府開始進行省市劃界，1940年—1941年，四川省陸續將巴縣新豐、高店、石橋、崇文（即后來的黃桷埡）、大興五鄉及龍隱鎮劃歸重慶市;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江北縣先后將石馬河、貓兒石、觀音橋、寸灘及恒興鎮（唐家沱）、人和鎮等劃歸重慶市。重慶疏建委員會時期，曾于1939年6月2日重慶疏建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明確指定時任重慶市市長兼重慶疏建委員會副主任賀國光詳細擬定《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規程》，將新劃歸重慶的部分納入重慶市的重點規劃和建設?！啊劣诮ㄔO部分，曾經六月三日本會第三次委員會會議決議，推國光擬定詳細計劃，以便核議次第施行在案。嗣于九月七日奉鈞院呂字第一零二五零號訓令開：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組織規程案，經交付審查……”[7]

1939年7月，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成立著手籌建，1939年8月1日，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在重慶城區大陽溝依仁學校舊址正式成立，主任由重慶市市長賀國光兼任。該會隸屬重慶市政府，主要任務為疏散城市人口，在重慶郊外選址規劃、查勘設計、修筑建造市場、商場、住宅、工廠等。

1939年8月24日。重慶市市長兼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主任賀國光致函重慶衛戍司令部匯報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成立情形：

重慶衛戍部劉總司令勛鑒 ：

查本市為通商巨埠，地密人稠?？箲疖娕d，來者益眾。為減輕空襲損害起見，雖迭奉上峰明令積極疏散人口，無如四鄉房屋或建筑未臻完善，或設備過于簡單，更就需要數量言之尤感供求不能適應。謹遵市府及疏建委員會轉奉委員長蔣手令于本市郊外添建市場，以供需要，藉助繁榮，當組織“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選聘有關機關長官、公私閥團領袖暨地方紳耆十八人為委員，由國光兼任主任，于七月一日著手準備，八月一日在大陽溝依仁學校舊址正式成立會所開始辦公，并奉市政府刊發木質關防一顆，文曰“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關防”，即于當日啟用。除呈報和分行外，特為電達，敬希時賜南針，俾資循率，至為感企。兼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主任賀國光，叩敬。[17]

重慶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成立后，即開始對新劃入重慶市的黃桷埡新市場、唐家沱新市場進行選址規劃、查勘設計、土地征用等前期籌備工作（歌樂山屬于國民政府中央機關遷建區，另有建設規劃，不在本文討論范圍）。

1940年11月13日，在重慶市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基礎上，為加強對新劃入重慶市區的行政管理，重慶市政府第七十次市政會議通過《重慶市政府各郊區辦公處簡章》：

第一條 ?重慶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進郊區市政設施起見，得于各重要郊區設立辦公處。

第二條 各郊區辦公處之管轄范圍，以其所在警察區域為范圍，但本府認為必要時，得另行劃定。

……

擬分別設立重慶政府市歌樂山郊區辦公處、重慶政府市黃桷埡郊區辦公處、重慶政府市唐家沱郊區辦公處三個市設機構。

1941年1月，重慶市警察局開始接收歌樂山、沙坪壩、黃桷埡、唐家沱等新市區，并分別設立警察分局。

重慶市政府為于近郊新設警察分局及管轄界址布告

查本市幅員遼闊，人口增多，為監護周密起見，關于新市區內，應即分區成立分局，以資管理，前經令飭本市警察局速將新市區接收后，參酌區內實際情形，分別組織規劃，籌設分局在案;茲據該局呈稱：奉令接收新市區增設分局一案，業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接收完畢，劃定歌樂山、沙坪壩、黃桷埡、唐家沱四處，應設分局。按分局番號，以歌樂山、沙坪壩、黃桷椏、唐家沱、寸灘分別為十三、四、五、六分局，并已委定袁復本、蕭焰文、葛潤身、鄒隱樵為第十三、四、五、六分局分局長，于廿九年十二月一日成立。茲將各分局該管轄區域界址劃定，分陳如次：

一、石橋鋪鎮全部劃歸第八分局管轄。

二、劃原屬第十分局之廖家臺與簡家臺間溝，起自東北迄至五里店，歸九分局管轄。

劃第九分局原溉瀾溪派出所管轄地段全部，歸第十六分局管轄。

四、第十分局應管轄江北香國寺、觀音橋（音溪鎮）、貓兒石、石子山、石馬河等地區。

五、第十三分局應管轄新橋、山洞、上橋、歌樂山（高店子）等地區。

六、第十四分局應管轄磁器口（龍隱鎮）、沙坪壩、小龍坎、紅槽房等地區。

七、第十五分局應管轄黃桷埡（崇文場）、清水溪、大興場、雞冠石等地區。

八、第十六分局應管轄寸灘、頭塘、溉瀾溪等地區（恒興鎮街及唐家沱暫不接收）。

以上各交界處及各新設分駐所、派出所地址，除飭各該新分局，會同毗連分局，勘定界址，繪其圖說，并查酌當地實際情形，分別設置，另案呈報外，理合具文先將背后設分局管轄地區情形，報請鑒核備查令尊。據此，除函令外，合行布告本市民眾一體周知！此告！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廿日

市長吳國楨[18]

1941年底，負責黃桷埡新市場、唐家沱新市場營建的重慶市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奉令撤銷。重慶市政府在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警察分局的基礎上分別成立重慶市第十三（歌樂山）、十四（沙坪壩）、十五（黃桷埡）、十六（唐家沱）行政區。

到1942年，重慶市行政區劃由1939年的12個增加到17個，重慶市的行政區劃面積由1936年的178平方公里，增加到近300平方公里，面積擴大近一倍。重慶市行政范圍東至大興場、西北至嘉陵江岸之堆金石、西至歌樂山、南至二塘以北。

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后，重慶市的建設思路經歷了疏散、建設并舉的理想規劃，到先疏散、后建設、重點規劃建設新市區的現實轉變過程。新市區的建設也經歷了從重慶疏建委員會指定重慶市市長擬定重慶市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規程并成立重慶市政府各郊區（歌樂山、黃桷埡、唐家沱）辦公處接手并最終正式納入重慶市行政區劃版圖的變遷。

五 、重慶疏建委員會及其范圍評價

抗戰時期重慶的疏散機構中，重慶疏建委員會是存在時間最短的一個，僅存在短短的六個月。但重慶疏建委員會作為一個上升到保衛國家戰時首都安全戰略的高級別臨時行政機構，它秉承國民政府旨意，履行著重慶市政府的職責，是國民政府啟動戰時應急機制，在行政管理模式上的突破和嘗試。

重慶疏建委員會的設置，是國民政府針對中國戰時首都在應對日機轟炸和保障重慶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疏散重慶市人口采取的重要行政措施，也是重慶正式確立戰時首都地位演進中的重要一環。在重慶市政府完成從四川省省轄市向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轉換的過程中，它履行著重慶市政府的一部分行政職責，并在此基礎上改組和完善重慶市政府組織系統，使之與國民政府戰時首都地位匹配，使重慶地方行政管理較為合理和科學，并對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行政范圍及其邊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事實證明，重慶疏建委員會的成立，為國民政府組建一個能夠高效運轉的戰時首都政府、為減少重慶遭受日機轟炸的損失贏得了時間。它的設立，既有保衛戰時首都安全的軍事意義，也有理順重慶戰時行政體制的迫切的行政意義。

在重慶行政空間拓展及疏建范圍這兩個方面，重慶市政府對重慶市的經營與建設，是按照重慶疏建委員會的規劃有序進行，在重慶疏建委員會階段，其主要工作為開辟火巷、防空洞工程及疏散區建設的調查與指導;在重慶市郊外市場營建委員會階段則致力于新劃入重慶市區的歌樂山、唐家沱、黃桷埡等地的建設事宜，最后在重慶市郊外市場營建基礎上，設立重慶市政府郊區歌樂山、唐家沱、黃桷埡辦公處。行政層次漸次遞進非常清晰，充分體現了國民政府戰時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為戰時首都的正常運轉提供了行政制度的支持，戰時首都的行政效率穩中有序。到1939年底，國民政府免去賀國光重慶市市長職務，另任命曾擔任武漢市市長、具有特別市管理經驗的吳國禎擔任重慶市市長，重慶市政府管理完全步入正軌，重慶市市政管理進入現代管理的黃金時代。此前，無論李宏錕、蔣志澄、賀國光等市長，都兼具過渡性質。

重慶疏建委員會劃定的疏建范圍，也是本文的環渝各縣（與重慶市水路、陸路均較遠的榮昌縣和藺市等涪陵所轄幾個場鎮除外，藺市等場鎮處于長江上游航道體系，以歷史上特別是明清以降重慶與周邊鄰縣的行政隸屬關系看，仍屬合理范疇），基本屬于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范圍。據此，可以考察國民政府行政督察區制度抗戰時期在重慶及四川省的實踐。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所轄環渝各縣1949年后陸續劃歸重慶市管轄，也是國民政府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影響的結果。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重慶疏建委員會規定的疏建區不是重慶市市轄區，抗戰時期除將巴縣的歌樂山、黃桷埡、江北縣的唐家沱等地劃歸重慶外，重慶的行政范圍并無更多擴展。即使1939年被劃定為國民政府中央機關遷建區的北碚，于1942年正式成立北碚管理局，行政上仍屬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管轄。1949年后，四川省政府將北碚管理局劃歸重慶市以后，又陸續將整個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劃歸重慶市，1997年重慶設為直轄市后將整個萬縣、涪陵、黔江等專區劃歸重慶市，形成了今天重慶直轄市的行政格局，這種劃分追根溯源都有其歷史依據。

盡管重慶疏建委員會存在僅短短六個月的時間，它在抗戰時期對保衛戰時首都重慶的安全、對捍衛重慶市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對大轟炸下重慶人口疏散的方案的制定與執行、重慶市市政規劃與建設以及國民政府重慶時期行政制度的遵守及突破等方面擁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和作用。重慶疏建委員會所開啟的疏建工作和疏建范圍的規定，一直有承續和延展，成為抗戰時期重慶反空襲、反轟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政府對中國行政區劃史方面的貢獻，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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