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服務和城鎮化之間的空間關系研究

陳萬旭,劉志玲，李江風,冉 端,曾 杰

1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地理與信息工程學院, 武漢 430078 2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公共管理學院, 武漢 430074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以及全球范圍競爭的不斷加劇,城市群日益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新空間單元[1-3]。全球范圍內,城市群地區是區域經濟、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地區,同樣也是社會問題、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和土地利用問題等一系列矛盾最為突出的地方[4-6]。城市群的發展不僅對區域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社會進步以及提高國家國際影響力也十分重要[2]。另外當前中國政府將城市群建設作為政策工具在全球和地區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并且在未來十年中制定了數十個國家級、地區和地方級城市群計劃,但是對于城市群的研究中空間視角往往被忽略[3],城市群地區快速的城鎮化發展帶來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仍然不全面,以單一城市群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區域生態問題,無法制定城市圈集聚區地區合理的生態環境和土地利用政策[6]。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城市群集聚地區城鎮化發展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這對于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城市群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土地利用方式、格局和程度的變化,對區域生態系統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對城市群地區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進行建模分析就顯得十分必要[7]?？焖俪擎偦M程中的土地利用變化及其生態環境效應已成為生態系統服務共同國際分類(Comm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CICES)、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EA)、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TEEB)、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和國際土地變化科學(Land Change Science,LCS)及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ICSU)最新大型科學計劃“未來地球”(Future Earth)等組織和倡議的重點關注內容和研究主題[7-8]。在此背景下,探尋城市群集聚區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的生態環境效應的空間溢出特征對于跨區域土地利用規劃和生態保護協同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生態系統服務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從生態系統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供給服務(如提供食物和原材料)、調節服務(如水調節和氣候調節)、文化服務(如娛樂和休閑文化)以及支持服務(如維持生物多樣性和保持土壤)[8-9]。生態系統服務關乎人類福祉,是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9-10]。生態系統服務長期以服務流的形式出現,能夠帶來這些服務流的是自然資本,這種服務流可以增進人類的福祉[9]。城市群地區快速的城鎮化和工業化導致了土地利用的快速轉型[11-13],嚴重的干擾了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14-15]。據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研究結果,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世界上大約60%的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在退化,未來還將要持續惡化[10]。全球范圍對于快速城鎮化下生態系統服務進行了廣泛的評估[14, 16-19],目前生態系統服務主要通過價值量[9, 20]、能值[21]和物質量[22-25]等三方面進行評估。三種評估方法各有優缺,但是都能為決策者和管理者進行決策和規劃提供關鍵和有效信息。其中價值量評估方法在評估過程中往往存在主觀性強、結果具有不確定性的問題,但是價值量評估法便于各項生態系統服務之間比較,評估結果可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進而為生態環境保護、生態功能區劃、環境經濟核算和生態補償決策提供重要依據和基礎[26]；另外價值量評估可以有效體現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稀缺性,為國際合作和政府決策提供科學參考[9, 27]。

城市群是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最高空間組織形式,城市群逐漸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載體,探索城市群地區城鎮化與生態系統服務的空間關系對于城市群地區生態保護和土地可持續利用提供科學的借鑒。以往研究對城市群地區開展了大量的生態系統服務評估、生態系統服務權衡、生態系統服務影響因素、生態系統服務供需分析[28-30],但是仍存在很多不足,包括尺度效應、空間相互作用、空間依賴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這限制了生態保護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的有效制定和實施?，F有研究大都基于行政單元的統計數據,往往掩蓋生態系統內部空間異質性特征以及人口分布和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本研究使用空間化數據可以開展格網尺度上的定量研究,更能凸顯其現實意義。

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從三方面進行了創新：(1)研究尺度方面,本文選擇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作為研究區,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一個城市簇,對于城市群集聚區研究可以更好地為跨區域的協同治理提供科學指導。另外本文采用ArcGIS 10.3中Fishnet工具生成5 km×5 km和10 km×10 km的格網,作為測度生態系統服務和城鎮化的水平基本單元,探測生態系統服務和城鎮化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2)本研究從格網尺度評估了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的城鎮化發展水平,打破以行政單元為評價單元的傳統。(3)借助雙變量空間自相關模型(Bivariate Moran′s I)、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和加入空間滯后項的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with Lag Dependence,SEMLD)模型對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城鎮化水平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空間依賴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進行了測度。

1 研究區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國的國家城市群之一,位于其他4個國家城市群的中心(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漢城市群、宜荊荊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和環鄱陽湖城市群(26°07′05″—30°23′N,110°15′—118°28′58″E)(圖1)。長江中游城市群屬于亞熱帶季風性氣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地處長江中游,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陽湖平原分布其間,土壤肥沃,是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地。隨著中部崛起戰略和長江中游經濟帶戰略的實施,長江中游城市群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增長極。另外,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中西部新型城鎮化先行區、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先行區、內陸開放合作示范區和"兩型"社會建設引領區,在城鎮化建設以及生態環境保護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焖俚某擎偦l展背景下,長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發生了深刻轉型,帶來了顯著的生態環境變化。鑒于此,選擇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研究區,探索長江中游地區土地利用變化生態環境效應與城鎮化水平之間的空間關系,對于城市群集聚地區土地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圖1 長江中游城市群區位圖

1.2 數據來源

研究涉及1995年、2005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數據來源于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空間分辨率為30 m×30 m[31-32]。借助ArcGIS 10.3工具,將二級地類重分類為耕地、建設用地、林地、草地、水體、濕地和未利用地等7種土地利用類型。1995年、2005年和2015年1 km分辨率人口和GDP柵格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糧食單產數據來源于1996—2016年份《湖北省統計年鑒》、《湖南省統計年鑒》和《江西省統計年鑒》,糧食價格數據來源于2016年《中國農產品價格調查年鑒》等統計資料?；A地理數據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系統全國1∶400萬數據庫(http://nfgis.nsdi.gov.cn)。

2 研究方法

2.1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測度

Costanza等提出的生態系統服務分類方法以及當量表不適于直接用于中國生態系統服務評價,可能會低估或忽視某些類型生態系統服務[9,20]。謝高地等基于700多位生態學者的意見,對中國生態系統服務分類和當量表等進行了修正[20]。1個標準單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因子定義為1 hm2農田每年平均糧食產量的經濟價值的1/7。其他生態系統類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確定依據該類生態系統相對于農田生態系統的重要性。由于土地利用類型不能和生態系統類型一一對應,本研究選擇最接近的土地利用類型進行當量賦值。本研究參考陳萬旭等[29]對長江中游地區的研究結果,計算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因子為2148.35元 hm-2a-1。公式如下：

(1)

(2)

式中,ESV代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AESV代表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LUCi代表i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VCij是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j類的生態系統服務當量值。m是生態系統服務類型數量(m=9),n是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

2.2 城鎮化水平測度

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主要包括人口城鎮化子系統、經濟城鎮化子系統、社會城鎮化子系統和土地城鎮化子系統等四方面,任何一方面的偏頗都將降低城鎮化綜合效益[33-35]。其中人口城鎮化是城鎮化的核心,經濟城鎮化是動力,土地城鎮化是保障[33]。人口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為城鎮化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奠定基礎,社會城鎮化和土地利城鎮化分別是社會和空間的表現形式[15, 36]。由于社會城鎮化社會經濟數據獲取比較困難,本文不與討論。本文選擇人口密度、經濟密度和建設用地面積比重格網數據來量化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由于這3個指標的高度相關性,本文采用極差標準化方法對這3個指標進行標準化,然后進行等權重加權計算得到城鎮化發展水平。

2.3 空間自相關分析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的核心內容是探索某一屬性值是否在空間上表現出分布的聚集性和空間異常等特征,一般通過全局Moran′sI指數和局域Moran′sI指數(LISA)對空間關聯模式(趨同或異質)進行度量和檢驗,進而揭示對象的空間分布特征[37]。全局空間自相關用來驗證區域某種屬性值在整個區域空間分布的集聚態勢,常用Global Moran′sI指數來測度[38]。公式如下：

(3)

本文基于Anselin和Rey[37]提出了基于雙變量的區域空間自相關探索城鎮化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之間的空間關系。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所產生的Moran′sI值是用所有相鄰位置的加權平均值評估一個位置變量值與其他變量的相關程度[38-39]。公式如下：

(4)

2.4 空間回歸分析

以往研究中很少考慮到生態系統服務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具有很強的空間溢出效應[8, 40],空間生態系統服務空間無關聯性及均質性的假設會導致研究結果的不完整和不科學[41]。本文引入空間經濟計量模型來解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之間的復雜空間相互作用與空間依賴性問題[42-43]。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從整體上探測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之間的關系,而不考慮鄰近區域的空間影響。然后再采用適用于截面數據的空間常系數回歸模型,包括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誤差模型和加入空間滯后項的空間誤差模型三種空間回歸模型探索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水平之間的空間關系[30,44-46]。OLS模型和空間回歸模型均在GeoDa 095i中實現。

3 結果與分析

3.1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時空特征

研究表明1995—2015年間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總體呈現降低趨勢,由1995年的13505.82億元降低到2015年的13513.86億元(表1),其中1995—2005年增加了0.40%,2005—2015年降低了0.33%。研究期間耕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不斷降低,研究期間降低了93.14億元；林地和草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同樣呈現持續降低趨勢,而且降低幅度持續增加；1995—2000和2000—2005年間林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分別降低了0.20%和0.82%,草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分別降低了2.53%和4.61%。1995—2015年間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水體和濕地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增加。未利用地對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貢獻最低。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功能結構中水文調節功能占比最大(18%左右),其次是維持生物多樣性功能(14%左右),食物生產功能占比最小(3%以下)(表2)。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林地比重較大,為水文調節提供了可能,另外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地形復雜,水體和濕地資源豐富,為生物資源多樣性提供了可能?？焖俚某擎偦加昧舜罅康母厥鞘澄锷a功能降低的主要原因。研究期間其中食物生產功能、原材料生產功能、氣體調節功能和保持土壤功能持續降低,1995—2015年間分別降低了2.90%、1.24%、1.20%和1.68%。提供美學景觀、廢物處理和水文調節功能在研究期間有顯著的增加。

表1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及其變化

表2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結構變化

從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空間分布來看,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高值區主要集中在長江沿線地區,在鄱陽湖和洞庭湖地區尤為顯著,另外在中部的幕阜山、羅霄山區以及周邊山區也是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高值區；低值區主要分布在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陽湖平原地區以及以武漢市、長沙市、南昌市以及宜昌市等地級市以及周邊格網。從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率來看,主要的交通道路沿線地區是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惡化的主要區域,另外主要的地級市以及周邊格網同樣是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降低較為顯著的地區(圖2、圖3)。主要是由于這些區域是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同時對生態系統的干擾也較為強烈。就不同尺度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來說,1995—2005和2005—2015年間5 km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降低格網數量比重分別為45.64%和55.62%,10 km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降低格網數量比重分別為44.27%和59.08%?？梢钥闯錾鷳B系統服務價值具有顯著的尺度效應,另外長江中游地區生態系統服務惡化面積在逐漸增加。

圖2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5 km尺度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空間分布特征

圖3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10 km尺度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空間分布特征

3.2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鎮化水平時空特征分析

總體來說,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山區城鎮化水平低于平原地區,具體來說城鎮化水平以武漢市、長沙市、南昌市和宜昌市等地級市為核心向周邊逐漸減弱。就城鎮化水平的變化而言,1995—2005年和2005—2015年間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城鎮化水平顯著增加區域呈現面狀和線狀分布,大城市周邊呈現面狀分布,主要的道路交通沿線地區呈現線狀分布(圖4、圖5)。對比不同尺度的城鎮化水平變化來說,1995—2005年和2005—2015年間5 km尺度城鎮化水平增加格網面積比重分別為81.76%和97.34%,10 km尺度城鎮化水平增加格網面積比重分別為81.69%和98.69%；同樣可以看出城鎮化水平具有顯著的尺度效應,長江中游地區城鎮化水平增加格網面積總體上在逐漸增加。

圖4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5 km尺度城鎮化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圖5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10 km尺度城鎮化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3.3 長江中游城市群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與城鎮化之間的空間相關性特征

基于GeoDa 095i軟件,測度了1995年、2005年和2015年間不同格網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與城鎮化水平之間的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Moran′sI指數。1995年、2005年和2015年5 km格網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與城鎮化水平之間的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Moran′sI指數分別為-0.274、-0.264和-0.275,10 km格網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與城鎮化水平之間的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Moran′sI指數分別為-0.293、-0.271和-0.263,而且通過了0.0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研究期間城鎮化水平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之間具有顯著的空間負相關,表明城鎮化的發展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惡化。對比不同格網尺度,1995年和2005年5 km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和城鎮化水平變化之間全局Moran′sI指數顯著低于10 km尺度,而2015年則高于10 km尺度。雙變量空間自相關檢驗表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之間具有顯著的空間依賴效應,研究期間產生了顯著負向的外部性。主要是由于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期建設用地迅速擴張,對生態系統服務造成強烈的干擾?？臻g溢出效應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相鄰區域之間的流動而形成。另外自然過程(例如,大氣循環、氣溫、降水)和人類活動(例如,城鎮化、經濟發展、人口遷移)同樣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空間溢出。因此生態系統的保護以及治理不能局限于一個單元,跨區域以及不同等級政府部門的協同治理是生態系統保護的有效手段。

圖6和圖7是1995年、2005年和2015年間長江中游城市群5 km和10 km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水平之間的雙變量局部空間自相關LISA聚集圖。對比不同時間點5 km 和10 km 尺度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水平之間的雙變量局部空間自相關LISA 聚集圖(圖6、圖7)可以發現一些類似的空間特征。研究期間,H-L類型(高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低城鎮化水平類型區)和L-H類型(低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高城鎮化水平類型區)是主要的關系類型。其中H-L類型主要分布在周邊山區以及中部地區的幕阜山、羅霄山區,而L-H類型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區的大城市周邊地區(例如,武漢市、長沙市和南昌市)。H-H類型(高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高城鎮化水平類型區)和L-L類型(低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低城鎮化水平類型區)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也有出現,但是數量不多。城鎮化過程中人口和經濟的集聚必然會帶來建設用地的擴張,城市中建設用地的擴張會帶來生態系統服務的顯著降低,但是城市中水體、濕地以及綠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御外界對生態系統的干擾,城鎮化和生態系統保護的協調發展,可以顯著降低城鎮化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干擾。

圖6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5 km格網尺度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均生態服務價值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空間LISA聚類圖

圖7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10km格網尺度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均生態服務價值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空間LISA聚類圖

3.4 長江中游城市群城鎮化水平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影響分析

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與城鎮化水平之間的雙變量全局空間自相關性分析可以看出生態系統服務和城鎮化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空間依賴性。為了進一步研究二者的關系,本研究采用了一系列的回歸模型來研究城鎮化水平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首先在不考慮空間相互作用的情況下,進行OLS分析。OLS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和城鎮化水平變化之間存在顯著的空間依賴性,因此采用OLS回歸模型會導致得出的結果不能完整、科學的解釋兩者之間的關系。另外加入城鎮化水平平方項的模型表現優于不加入平方項的模型,因此加入城鎮化水平的平方項能更好的揭示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表3)?？臻g回歸結果表明空間回歸模型顯著地提高了模型解釋能力,本研究應該采用空間回歸模型。對比SEM、SLM和SEMLD三種空間回歸模型,可以發現SEMLD模型具有更大的Log likelihood值,更小的SC和AIC值,能夠更好地解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水平之間的空間關系(表4和表5)。從回歸結果來在所有的模型中都可以發現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都在0.001水平上顯著?？梢钥闯龀擎偦皆黾訉ι鷳B系統服務價值具有負向的影響,即城鎮化水平的增加會帶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降低。用SEMLD模型來解釋說明,1995年、2005年和2015年5 km尺度城鎮化水平每增加1%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降低0.481%、0.351%和0.363%,10 km尺度城鎮化水平每增加1%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降低0.547%、0.475%和0.445%。另外可以發現,本研究中所有的城鎮化平方項都在0.001水平上顯著,表明城鎮化和生態系統服務之間存在U型曲線曲線,也就是說在城鎮化的初期,城鎮化的增加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降低,而在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的閾值后,城鎮化的增加會促進生態系統服務的增加。對比不同格網尺度的回歸系數可以看出,5 km格網尺度的回歸系數顯著低于10 km格網尺度回歸系數。所有的模型中的Spatial lag term都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不僅受到自身格網要素的影響,而且受到相鄰或者更遠格網單元的要素的影響。1995年、2005年和2015年5 km格網尺度周邊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平均每增加1%會導致自身格網單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增加1.034%、1.044%和1.033%,10 km尺度周邊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平均每增加1%會導致自身格網單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增加1.030%、1.032%和1.021%。另外,所有模型中Spatial error term同樣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也受到其他非城鎮化因素(地形、氣候、交通等)的影響。

表3 OLS模型回歸結果

表4 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回歸結果

表5 SEMLD模型回歸結果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基于長江中游城市群1995年、2005年和2015年3期土地利用遙感監測數據,借助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法、雙變量空間自相關分析以及空間回歸分析模型等技術分析手段,分析并揭示了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之間的空間關系。研究結果如下：

(1)研究期間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從由1995年的13505.82億元降低到2015年的13513.86億元。長江沿線水域以及中部的幕阜山、羅霄山區以及周邊山區是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高值區,江漢平原、鄱陽湖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以及主要的地級市周邊地區是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低值區。

(2)研究期間80%以上的格網城鎮化水平在增加,山區城鎮化水平遠低于平原地區,城鎮化水平以武漢市、長沙市、南昌市和宜昌市等地級市為核心向周邊逐漸擴散。

(3)研究期間地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水平之間具有顯著的空間依賴性,總體上來說城鎮化的發展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降低。但是城鎮化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存在閾值,城鎮化達到閾值之前城鎮化的發展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降低,而在城鎮化發展水平超過閾值以后,城鎮化的發展會促進生態系統服務的改善。

(4)空間回歸模型對城鎮化和生態系統服務之間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回歸結果顯示城鎮化水平的增加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降低,5 km格網尺度的回歸系數顯著低于10 km格網尺度回歸系數。

4.2 討論

(1)本研究從5 km和10 km格網尺度來測度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發展水平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打破了以往以行政區為研究單元的傳統。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城鎮化空間分布特征以及二者之間的空間關系具有顯著尺度效應。

(2)城鎮化過程伴隨著人口和經濟的集聚以及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張，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張必然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降低，但是人口和經濟的集聚不一定會導致生態服務的退化。這主要是由于人口和經濟的集聚不能直接對生態服務產生干擾，而是通過促進建設用地的擴張影響生態系統服務。城市建設用地擴張會降低生態服務，但是城市內部水域、濕地和綠地會在一定程度緩解生態系統功能的退化。

(3)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不僅受到自身格網單元要素的影響,而且受到鄰近格網單元或者是更遠格網單元要素的影響。因此在未來土地利用規劃和生態系統保護規劃過程中,需要綜合考慮自身網單元要素以及鄰近格網單元或者是更遠格網單元要素的影響,跨區域的協同治理會提高土地利用規劃和生態保護規劃的實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