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
——來自廢水國控重點監測企業的證據

尹建華，張玲玲，弓麗棟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國際商學院，北京 100029）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日益凸顯。2012年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①騰訊網.廣西龍江河鎘污染事件.（2012-01-15）.https://news.qq.com/zt2012/ljge/。、2013年新鄉造紙廠污水灌溉麥田事件②人民網.河南新鄉造紙廢水灌溉麥田 農民收糧只賣不敢吃.（2013-03-20）.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320/c1004-20846824.html。、2018年福建碳九泄露事件③搜狐網.福建泉州6.97噸碳九泄露.（2018-11-08）.https://www.sohu.com/a/274010296_161795。等一系列環保事件頻發，暴露出企業在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日益惡化的環境狀況對企業的發展戰略，尤其是環境戰略提出了更高的挑戰。研究如何降低重污染企業的末端污染，進而實現綠色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污染型企業而言，技術創新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末端污染物的產生。事實上，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還受到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制定相容互補的激勵政策，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研發部門正向流動，提高企業創新效率[1]；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環境不完善，政策的不連續性也將加劇地方政策的不確定性，提高企業研發的外部風險和制度成本，抑制企業創新[2]112。特別地，由地方官員更替所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是否會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影響？進一步，這一影響又是否會因企業和地區差異而產生顯著不同？則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

本文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758家廢水國控重點監測企業為研究對象，考察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從以下方面豐富了既有文獻：第一，不同于一般企業，重污染企業的創新活動具有更加顯著的正外部性[3]，且更容易受地方環境政策影響，考察政策不確定性下的重污染企業創新，有助于解釋中國經濟從高速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第二，在環境形勢日益嚴峻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承擔著重要的環保職責，豐富了政策不確定性的相關經濟后果，為理解新時期地方政府環境治理與重污染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微觀證據；第三，本文關于企業和地區發展差異對重污染企業創新影響的新發現，進一步驗證了國有企業和地區工業化發展水平在中國地方環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學術界關于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之間關系的相關文獻為數不多。有研究表明，官員更替使得企業所處環境發生變化，進而對企業創新產生不利影響。陳德球等[4]27選擇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分析官員變更帶來的政策不確定性如何影響企業的創新行為，而這一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企業的融資環境的改變上，使得企業創新所獲的資源減少。陳毛林等[5]提出政治環境的穩定會減少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風險，從而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意愿；與此同時也會加強市場競爭，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追趕速度。遲冬梅等[6]以山東省小微企業為調查對象，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地方官員更替導致的環境不穩定性會抑制企業的創新效率和投入。王礫等[2]119從官員晉升這一視角考察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發現新任官員所帶來政策環境的變化會使得企業的創新數量和質量顯著降低，同時發現官員晉升前期會通過慈善捐贈的方式擠出企業創新。也有個別研究認為，官員更替會促進企業創新。丁云潔[7]認為，政治環境的改善會降低組織冗余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王文忠等[8]的研究將政治沖擊、制度效率與企業創新一起考慮，發現在制度效率較高的地區，官員更替帶來的政治沖擊對企業創新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

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來自于企業所能獲取到的資源以及企業的創新意愿兩個方面：

首先，從企業所能獲取到的資源角度來看，企業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企業發展需要外部的經濟資源與政策支持，而地方官員更替會影響到企業以往的政策支持以及所依賴的其他外部環境[9]。企業在短期內沒有穩定的政策環境時，會減少風險較高的創新活動。此外，企業的經營狀況也關系到地方經濟水平的發展，而政府工作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這些都會驅使政府與企業雙方形成關聯，良好穩定的政企關系可以實現雙贏。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講，“關系”可以幫助組織獲取資源且便利地配置資源[10]。地方政府行為會影響到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政策環境不確定性會使得企業創新所需要的各項資源面臨重新安排，打破原有政企關系的平衡。一旦發生政策改變，原有穩定的政企關系也會隨之弱化，從而帶來企業的行為決策發生變化[11]38。由于官員的個體差異，上任后會對現有的政策實施不同程度的改革[12]。這就改變了企業原來所處的政策環境，如融資便利[13]、稅收優惠、政府補貼[14]以及市場特權[15]等。因此，企業創新活動所能獲得的外部資源減少，需要更多地依靠企業的內部資源，企業的創新成本變高，從而降低企業創新。

其次，從企業的創新意愿角度，財政分權理論認為中央政府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權，地方可以與中央共享財政收入[16]。王賢彬等[17]認為，地方官員更替會影響到短期的經濟增長。周黎安[18]46認為，在晉升錦標賽的制度背景下，新任官員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會優先考慮促進經濟增長，可能會導致對環境問題監管相對不足。新任官員去引導企業注重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企業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19]。在政績考核與晉升壓力影響下，地方官員甚至會賦予企業一定的社會功能，從而影響到企業的發展方向[20]。為應對官員更替帶來的政策環境不確定性，建立新的政企關系，企業也會一定程度上遵循地方政府政策的風向標，關注短期產能水平的提升，導致企業的創新投入不足[21]。此外，官員更替也會使企業面臨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外部風險；加之創新活動本身的風險性較高[22]，從而進一步降低企業的創新意愿。綜合上述分析，得出以下假設：

假設1.政策不確定性會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

由于產權性質的特殊性，國有企業不僅承擔著生產服務等基本職能，還被賦予了一定的行政職能。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載體，國有企業是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23]。政治庇護理論認為，主政官員可以通過影響國有企業的經營，增加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從而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等多方面的功能。為彌補政策性負擔的影響，地方政府會在政策上對國有企業給予更多的支持[11]40。新任官員一般會優先與國有企業頻繁接觸構建關系，使得國有企業可以獲取到更多的來自于政府方面的政策支持[24]137。因而，當發生官員更替時，地區政策環境雖然發生變化，但對國有企業創新環境的沖擊相對較小。而對于非國有企業，政策不確定性會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處于弱勢地位，一方面會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需要投入一定的資源來重新構建政企關系[25]；另一方面所能獲得的外部環境可能會發生變化，如稅收優惠以及信貸資金等[26]?；谏鲜龇治?，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政策不確定性對不同產權性質的重污染企業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與非國有企業相比，政策不確定性對國有企業創新的抑制作用較弱。

大量立足于國內工業化發展水平的研究表明，工業化發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在生產率上存在差異[27]。一般工業化發展水平高的城市的生產率高，其產業集聚程度相對也較高[28]，規模優勢的存在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創新的正外部性。這些地區的企業多屬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更多地依靠技術創新來突破資源的約束，減少污染物的排放[29]。反之，工業化發展水平低的城市的生產率較低，其產業聚集程度相對也較低，這些地區的企業多屬于勞動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技術創新能力較弱，更加依賴自然資源的消耗[30]63。此外，在工業化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地方財政對工業發展的依賴性更大，有動機去影響地方企業的發展方向從而推動短期內的經濟增長。由于工業化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對創新的依賴性更強，而創新活動本身具有的高風險特點，官員更替導致工業化發展水平高的城市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更大的變化，進一步增加了所面臨的風險，從而企業減少其創新活動。根據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假設：

假設3.政策不確定性對不同工業化發展水平的企業所產生的影響不同。與工業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相比，工業化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發生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負面影響更加顯著。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5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廢水國控重點監測企業①具體名單為《國家重點監控污染源名單2015》。為研究對象，主要出于以下考慮：首先，選取樣本符合本文研究主題，可以探究在環境治理背景下，重污染企業創新如何受官員更替的影響；其次，考慮到樣本的可得性以及研究的一般意義，70%以上的企業集中在這三個地區，名單中的廢水國控重點監測企業相比其他污染物監測企業更為全面、更具代表性。2015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地區廢水國控重點監測企業的數量分別為173家、450家、139家，對數據不完全的樣本進行剔除之后，剩余有效觀測值共有758家企業。既包括上市公司，又包括非上市公司；既包括國有企業，又包括非國有企業。主營業務涉及到造紙、鋼鐵、食品加工、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等多方面。三個地區2013—2015年數據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新華網、新浪網和天眼查等網站搜集手工整理而得。

（二）模型設定

參照現有關于企業創新的文獻，本文構建如下的回歸模型

其中，ln Patenti，c表示第i個城市第c個污染企業創新；Unceri表示第i市的政策不確定性的代理變量；Ctrls代表其他控制變量；ε為隨機擾動項。本文通過構建該模型來檢驗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三）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企業創新：采用專利授權數（ln Patent）并對其取自然對數，企業的專利數據通過在天眼查網站手動搜集獲得。

2.解釋變量

政策不確定性（Uncer）：本文采用官員更替作為政策不確定性的代理變量[4]30[31]。文中官員更替數據借助新華網、新浪網等門戶網站，通過手動搜集進行，完成了2013—2015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共48個地級市的地方官員數據收集整理工作，共搜集了上任時間、籍貫、年齡等幾個指標。其中上任時間用來研究是否存在政策不確定性，通過構建虛擬變量來進行測度。參照曹春方[32]對“省委書記更替”的做法，本文將6月30日以前發生官員更替的，當年記為1；6月30日以后發生更替的，下一年記為1，其他記為0。此外，籍貫和年齡在穩健性檢驗中作為工具變量使用。

3.調節變量

企業所有權性質和城市工業化發展水平。其中，根據企業的所有權性質，把企業區分為國有企業（SOE），該變量為啞變量，如果企業是國有企業，記為1；如果是非國有企業，記為0。城市工業化水平的高低則采用第二產業比值占GDP比重來進行衡量[33]。

4.控制變量

為了排除其他因素對企業創新可能產生的影響，參照已有文獻，本文依次控制了以下變量：企業的所有權性質（State Own）、媒體曝光度（Media Exposure）[34]、企業的自愿信息披露（Infor Disclosure）、企業年齡（Age）[35]、企業規模（Size）[36]以及重污染企業（Industry）[37]。 變量具體說明如表 1 所示。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為剔除異常數據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的極端值完成上下1%水平的Winsorize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可以發現，企業專利數的自然對數 （ln Patent）均值為1.91，而中位數為0.69，最大值為8.01，最小值為0，說明不同企業的專利數存在較大差異性。政策不確定性的均值為 0.55，標準差為 0.5，說明不同地區的政策不確定性存在一定的差異。

表1 主要變量及其定義

（二）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

為驗證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對模型進行了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 3 中第（1）、第（3）和第（5）列是單獨驗證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影響；第（2）、第（4）和第（6）列則是在第（1）、第（3）和第（5）列的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第（1）列結果顯示，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影響顯著為負 （β=-1.181，p＜0.01）；第（2）列加入控制變量后，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但有所降低 （β=-0.425，p＜0.01），說明控制變量有效。究其原因可能是發生官員更替后，企業面臨政策環境的改變[38]，使重污染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所需要的外部資源配置重新洗牌[39]，進一步增加企業創新的風險性，進而影響到企業創新。這與陳德球等[4]31研究官員變更對企業創新效率影響的研究結論一致。進一步地，本文區分了地方主政官員更替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Uncer MPC）與環保部門官員更替相關的政策不確定性（Uncer EPA）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第（3）、第（4）列的結果同樣支持該研究結論。第（5）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第（6）列中加入控制變量后，結果顯示依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環保部門屬于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雖然負責當地的環保事宜，但其職責有限[40]，不足以引發較大的政策不確定性，因而沒有對企業創新產生顯著影響。假設1部分得到驗證。

不同控制變量對政策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性基本穩定。具體地，國有企業、自愿信息披露、企業規模均對政策不確定性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是否為重污染行業產生負面影響但不顯著；企業年齡產生正面影響但不顯著；媒體曝光度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顯著為負，這是因為媒體一般會報道能夠引起大眾注意力的信息[41]，而相比于正面信息，公眾對負面報道的反應更為強烈[42]，因此媒體多會報道企業的負面信息，從而不利于企業的創新。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3 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

（三）企業所有權性質分析

表4中進一步分析企業產權性質的調節效應，第（1）、第（2）和第（3）列分別表示當企業為非國有企業時，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的關系。第（4）、第（5）和第（6）列表示當企業為國有企業時，二者之間的關系。第（1）列的結果表明，政策不確定性對非國有企業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β=-0.336，p＜0.01），表明非國有企業受政策不確定性的沖擊較大。第（2）、第（3）列的結果同樣支持該結論。第（4）列中，政策不確定性對國有企業并沒有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β=0.002），可見政策不確定性對國有企業的影響較小。該結論同樣被第（5）、第（6）列的實證結果所支持。這是因為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新任官員往往會更加支持國有企業[24]140。雖然國有企業面臨的政策環境發生了變化，但其同時承擔了一定的社會職能，政府為彌補對其政策性負擔的影響，甚至于對企業經營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這就使得國有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所需要的資源不會發生較大變化，從而使得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沒有產生顯著的不利影響[43]。以上結果表明假設2得到驗證。

表4 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調節效應

（四）城市工業化發展水平分析

表5考慮了城市工業化發展水平的調節效應，第（1）、第（2）、第（3）列表示在低工業化發展水平下的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影響；第（4）、第（5）、第（6）列表示在高工業化發展水平下二者之間的關系。第（1）、第（2）、第（3）列回歸結果表明，在低工業化發展水平下，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之間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高工業化發展水平下，第（4）列結果顯示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在5%的水平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β=-0.824，p＜0.05）；第（5）、第（6）列中政策環境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均產生負向影響。這表明，在工業化發展水平高的城市，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更多的不利影響，與本文的主模型研究結果基本一致。相比較而言，工業化發展水平高的城市重污染企業的發展對技術創新的依賴程度較高，而工業化發展水平低的城市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較弱，更多的依靠自然資源的消耗[30]63。政策不確定性會進一步增加重污染企業創新活動的風險，從而抑制重污染企業創新。以上結論支持了本文的假設3。

表5 城市工業化發展水平的調節效應

四、穩健性檢驗

（一）考慮地方官員更替的內生性

本研究可能受到內生性問題的影響。一方面，重污染企業創新不僅會受到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還可能存在其他變量被遺漏問題，比如地方官員更替可能會引發當地人才管理的變化、當地發展規劃等。另一方面，地方官員面臨發展經濟的壓力，重污染企業創新會影響到企業績效，重污染企業績效又密切關系到地區的經濟建設，從而可能導致官員更替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此時存在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相互解釋現象。

為解決研究中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處理。根據目前所獲取數據，在工具變量法的使用中對官員更替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進行處理。在工具變量的選擇中，本文引入官員年齡和是否為本地人（虛擬變量）兩個變量。在中國，年齡是官員晉升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年齡并不能由自己決定，只受到父母的影響，年齡并不會對企業創新產生直接影響。同樣的，出生地取決于父母，是否為本地人也無法由官員自行選擇，不會影響到企業創新。因此，本文認為，官員年齡和是否為本地人這兩個工具變量均滿足外生性。

表 6 中，本文以年齡（Age）和家鄉（Home）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回歸[44]。第（1）、第（2）列中，第一階段顯示官員年齡對政策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年齡對政策不確定性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第二階段顯示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政策不確定性會顯著降低重污染企業創新。第（3）、第（4）列中，第一階段顯示官員是否為本地人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官員的家鄉所在地會正向影響到政策不確定性；第二階段結果表明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政策不確定性會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以上發現表明，在考慮政策不確定性的內生性之后，本文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表6 市委書記更替對企業創新的影響（2sls回歸）

（二）考慮樣本的組內相關性

鑒于研究樣本可能存在組間相關性的問題，本文采用省級層面聚類標準誤來進行驗證，以期能夠獲得更為穩健的結果。表7為標準誤聚類到省級層面的回歸結果，第（1）列表明政策不確定性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β=-0.362，p＜0.05），雖然回歸系數與顯著性均弱于表3的主回歸結果中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系數（β=-0.425，p＜0.01），仍然可以驗證假設1。第（2）列的回歸系數為-0.48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政策不確定性會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回歸系數接近于表3中的回歸系數-0.478，仍然支持原假設。第（3）列的結果表明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不具有顯著影響，與表3中的結果一致。以上檢驗證明，在考慮樣本的組內相關性的基礎上，本文的研究結論依然穩健。

（三）考慮官員更替頻率導致的政策不確定性

進一步，為研究地方官員變更頻率導致的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影響，將地方官員更替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替換為地方官員更替頻率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Uncer F）。官員更替頻率越高，政策不確定性就越大。參照已有文獻的做法，官員更替頻率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為觀察期內更替次數除以觀察期[45-46]，因此，本研究的頻率指標采用三年內發生的更替次數除以3來進行衡量。表8中的回歸結果顯示，第（1）列中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并沒有顯著影響。而在前文中的回歸結果為地方官員更替相關的政策不確定性會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顯著影響，這是由于官員更替采用0～1啞變量衡量，而官員更替頻率的衡量方式為連續變量，變量數據特征不同導致了回歸結果的差異。第（2）列中政策不確定性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此時的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這是因為主政官員的變動會使得重污染企業外部政策環境發生變化。當官員更替頻率越高時，重污染企業所面臨的政策環境不確定性越高，進行創新活動的風險也越高。這與本文的基本回歸結果一致。第（3）列的回歸系數顯示，環保部門的官員更替頻率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并不具有顯著影響，說明此時的政策不確定性并不會影響到企業創新。以上發現與本文的基本回歸結果相一致。

表7 使用更穩健標準誤

表8 地方官員更替頻率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

（四）替換被解釋變量

以廢水國控重點監測企業的專利授權數（ln Patent）來衡量企業創新，為使研究結果更加穩健，采用企業知識產權（ln Intell）替代專利授權數（ln Patent）來衡量重污染企業創新。這一指標涵蓋了企業商標權、著作權、軟件著作權以及資質認證等。表9給出了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第（1）列中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在5%的水平顯著為負，說明政策不確定性會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不利影響。同樣，第（2）列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負向顯著，說明此時政策不確定性使得重污染企業的創新會受到抑制；第（3）列的回歸結果表明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產生了負向影響?？梢园l現，將被解釋變量由企業專利授權數（ln Patent）替換為企業知識產權（ln Intell）后，回歸結果與表3的保持一致，說明本文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9 替換被解釋變量

五、結論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結論

地方政府對企業行為的影響近年來備受學術界關注，而關于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尚不充分。多數研究結果表明，政策不確定性不利于企業創新[2]119[4]27，個別研究則得到了相反的研究結論。然而，已有研究對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創新影響的機制并沒有進行深入探討，特別缺乏對于由企業產權性質和工業化發展水平導致的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不同影響的識別，并且忽視了對重污染企業的特異性考察。本文以廢水國控重點監測企業為研究對象，從政策不確定性視角出發，利用地方官員更替為準自然實驗，考察了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初步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首先，政策不確定性會顯著降低重污染企業創新。官員更替意味著地方政策不確定性的變動，這會導致企業創新成本和風險增加，從而使得企業減少其創新活動。其次，國有企業正向調節政策不確定性與重污染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這或許在于，國有企業作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支柱，具有較強的抵御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此外，在高工業化發展水平下，政策不確定性對重污染企業創新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在低工業化發展水平下，這一影響并不顯著。

（二）研究啟示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從政府與企業兩個維度得出如下啟示：

1.政府政策的連續型不僅可以降低重污染企業在技術創新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而且有助于淡化官員變動對當地政策的個人影響力。新任官員，除了上任后積極推行新政外，還要考慮這些新政可能會給企業傳達了什么樣的信號，進而對企業創新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企業創新是區域乃至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成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政府政策的制定要循序漸進，盡量避免政策的重大變動給企業創新帶來的不利影響，確保政策變化的順利銜接。進一步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相關政策，充分考慮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高工業化發展水平與低工業化發展水平的差異性，避免政策的“一刀切”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新任官員不僅要減少其行為給企業帶來的外部環境不穩定性，還應考慮采取積極的舉措來支持企業的創新活動，通過創新來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實現經濟繁榮與綠色發展的雙贏。

2.重污染行業的企業管理者要認識到政策不確定性可能對企業創新活動帶來的影響。一般地，政策不確定性為重污染企業帶來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積極效應體現在重污染企業在政策變化中發現了新的商機并推動其商業化，進而轉化為收益。然而，政策不確定性還會為重污染企業的創新活動帶來消極影響，這些影響不僅會演化為創新風險，還會導致與預期目標相偏高等種種不利后果?；诖?，重污染企業應將對創新活動的管理提升到戰略高度，根據企業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以及政策不確定性可能的影響，制定靈活且有彈性的技術創新戰略，以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夠提高企業對外界環境變化的抵抗力，真正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