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與綠地空間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土地使用方式的轉型

王琰，王慶明

（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計算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50）

城市土地空間的規劃和使用方式塑造了城市中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對人們的生產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作為人造空間中的自然生態系統，綠地不但可以改善城市生態環境，還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促進社區和諧，在城市社會、經濟、生態的整合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綠地建設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仍然存在著綠地總量不足、分布不均等諸多問題[1-2]?，F有研究大多從生態學或環境科學的角度，運用地理信息系統等技術手段對城市綠地面積和分布進行細致的描述。遺憾的是較少有研究從社會科學角度，深入挖掘現存問題的社會結構性原因，對社會經濟因素與城市綠地的關系仍然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解。綠地研究的復雜性在于，一方面，城市綠地雖然具有較高的生態效益，但相比于空氣污染、河流污染等常常涉及到多個城市和地區的環境問題，綠地的利益外溢性和全局性特征較低，屬于比較典型的地區性公共產品[3]，主要由地方政府供給，是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提升城市吸引力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在分稅制背景下，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綠地空間往往要讓位于其他能夠帶來更多經濟利益的土地使用方式。因此，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間規劃上的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綠地空間的生產。

在分析地方政府行為時，研究者提出“地方法團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和“政府即廠商”（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等經典理論模型[4-7]。在這些理論模型引導下，既往研究多強調地方政府行動選擇的趨同性，其中隱含的假設是，地方政府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統一性的“逐利型廠商”。對應性判斷是，以城市綠地為重要內涵的城市生態環境的維系和改善并不作為政府政績考核的關鍵指標，多數地方將環境保護和公共服務讓位于經濟發展。

在協調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同時，分稅制帶來的集權效應也導致地方政府行為的一系列變化[8]101。分稅制改革將稅種中規模最大的企業增值稅劃分為共享稅，其中中央占75%，地方占25%。地方政府開始積極尋求將預算外和非預算資金作為重要的財政增長點，尤其是土地開發和土地轉讓收入。因此，相比分稅制之前，雖然招商引資仍然是地方政府的關注點，但此時發展企業的目的不是直接從企業稅收和利潤中得益，而是從伴隨工業化展開的城市化取得收入，地方政府的工作側重點從“工業化”轉移到“城市化”[8]113[9]55。

相比傳統工業化單一的經濟增長邏輯，現階段以土地開發為動力的城市化蘊含著更多的可能性。在城市化成為地方政府工作重心的背景下，將政府行為視作一體化的“逐利型廠商”的理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地方政府行動邏輯的差異性，其中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和城鄉結構性差距是造成這種差異的重要原因。經由擴大城市綠地來提升城市生態環境，不單是政府社會服務和公共職責所在，也是影響投資環境以及城市綜合吸引力的重要指標。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方政府組織在對待城市綠地的態度上，會因發展目標的長短、地方財政的多寡、績效考核的差異等而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

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環境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將城市土地使用視作地方政府對社會環境效用與經濟效用權衡決策的結果，分析經濟增長和城鄉差距對城市綠地空間的系統影響，探討社會發展和環境友好實現共贏的可能性。筆者希冀通過對綠地空間的分析，深入理解綠色社會發展理念，同時將土地使用納入研究范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中國環境社會學經驗研究的邊界。

一、文獻回顧與解釋框架

（一）城市綠地空間：社會效用與土地使用的權衡決策

綠地空間（Green Space）研究一直是城市生態學的重要主題。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平衡問題上，雖然不直接產生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價值，但是綠地作為城市這一人造空間中的自然系統，既為城市生活中人和自然的接觸和互動提供了寶貴的活動空間，同時也發揮著重要的環境效用和社會效用[10]。環境效用方面，研究者發現城市中的綠地可以有效改善局部氣候、緩解城市熱島效應、凈化空氣、保持水土、降低噪聲水平、提高生態多樣性[11-13]。社會效用方面，對于個體來說，接觸和使用綠地對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刂颇挲g、性別、婚姻狀況和社會經濟地位等人口學和社會學重要指標后，研究發現，接觸和使用綠地空間通過提高環境質量、增加戶外運動頻率和社會互動等方式降低血液循環系統疾病發病率、矯正行為問題、降低肥胖率、降低孤獨感，進而在整體上提升自我匯報的健康水平和降低死亡率[14]213[17]170[19]。實驗室研究還發現，即便只是非主動性地看到自然環境也可以降低血壓和肌肉緊張、緩解焦慮和不安情緒，提升主觀幸福感[14]215[17]171[20]。在社會層面，布局合理的綠地空間為居住在周邊社區的居民提供了公共空間和社會交往場所，有助于減輕城市中的暴力行為，提高安全水平，提升社區內的社會資本[21-23]。由于綠地在城市中重要的環境、健康和社會作用，研究者甚至將綠地比作人體不可缺少的營養元素，稱之為“維他命G”（G表示Green Space）[24]。

盡管對人和社會的積極作用已經被廣泛證實，然而就使用功能而言，綠地仍然屬于非生產性用地，城市規劃者需要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在綜合衡量投入產出效益后才能確定城市中綠地面積的大小。研究者對土地規劃過程中如何維系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爭論已久。世界著名的可持續發展專家Foley等[25]曾與合作者在《科學》雜志上撰文指出，土地使用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人類發展和生態系統的平衡，即如何在滿足人類需要的同時盡可能地保護生態系統的承載力。在全球化時代，人類對土地的使用不僅僅具有地方性意義，甚至可能對整個區域乃至全球的生態狀況產生潛在影響。類似的，De Fries等[26]也提出土地使用時在發展和環境之間的權衡問題（trade-off），具體的策略選擇取決于當地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并指出在城市化大規模推進的過程中這一問題尤其值得重視。

（二）社會經濟結構對綠地面積的影響

城市空間社會學的代表學者列斐伏爾（Lefebver）[27]認為人類發展將經歷農業、工業和城市三個主要階段，其中農業社會的核心在于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工業社會的運行邏輯是“工作”，成熟的城市社會則圍繞“娛樂”展開。娛樂和消費取代生產，成為城市生活的重要面向。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城市也從最初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逐步過渡到目標更為多元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28-29]。對土地空間的使用方式也從以往工業用地比重偏高的用地結構轉變為道路廣場用地、市政公用設施用地和綠地比例逐漸提高、更為復雜多樣的用地結構[30]。作為城市公共產品供給和市政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綠地的建設和管理需要大量資金支持[31]98。Zhao等[32]461通過對中國286個城市的分析發現，社會經濟因素對城市綠地覆蓋率的影響遠超過溫度和降水量等自然因素，表明城市綠地建設確實受到較強的人為因素的推動。具體來看，在GDP總量、人均GDP、城市總人口、城市人口比重等多個變量中，人均GDP的作用最強，解釋力平均超出其他變量三倍以上。對澳大利亞東部六個城市的研究也發現，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越高的城市，城市林木的密度越高[33]。

地方經濟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為綠地建設提供了財政支持，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使地方政府、市場和民眾等多方主體能夠有余力關注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公共設施，更加高屋建瓴地理解綠地帶來的綜合社會效益，將綠地等生態環境建設的意義和重要性建構并編織到城市發展綱領中，充分發揮其“錦上添花”的作用。以英格蘭西北部地區為例，Horwood[34]分析了綠地是如何被融入到城市發展政策中的。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政策制定者開始強調綠地超越于環境本身的多重價值，如對于健康和民眾福利的促進，對土地和房產的增值，對生產率的提高，對旅游業的推動等等。很多西方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在進行區域規劃時將綠地定義為“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強調其生態學意義（而非單純的娛樂和休閑作用）及其對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與傳統的交通、能源等“灰色”基礎設施相對應。同時聯合其他行動者，將綠地納入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話語體系中，使其成為現代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35]。中國從1992年開始“國家園林城市”的評比，致力于完善基礎設施，美化城市生態，打造舒適宜居的城市環境，正式將園林綠化水平納入到城市發展評價體系中。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在經濟建設取得較好成效后，發展理念上更注重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塑造人地關系和諧的城市新形象，研究表明這些地區園林城市區位熵較高，城市綠地建設狀況更好[31]99。因此，我們認為，經濟發展與綠地面積呈正相關關系，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綠地面積越大。

除了經濟發展水平外，城鄉收入差距也是影響綠地面積的重要社會動力。在中國，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往往出現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36]，已有研究大多將其歸結于結構性原因[37]。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吸引了周邊地區大量剩余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也帶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民收入中非農活動所得所占的比重較高，農民人均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城鄉收入差距下降。但是在內陸等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非農經濟的密度和發展水平都比較低，導致農村人口參與非農業經濟活動的搜尋成本和遷移成本較高，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在對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差距的關系進行檢驗時，基于不同國家地區和時間點的數據往往提供了不同的經驗證據[38-39]。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基于中國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差距存在負相關關系。Sicular等[40]基于中國橫截面數據的研究表明，控制家庭因素后，被訪者居住地區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影響因素，表現為經濟落后的西部城鄉差距最大，中部次之，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城鄉差距最小。陳斌開和林毅夫[41]對中國1978—2008年面板數據的分析發現，在人均GDP低于4.85萬元/年時，隨著經濟增長，城市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農村人均土地面積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增加，進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下降。本研究中2014年全國人均GDP為4.7萬元，因此一定程度上該規律仍然適用，即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較低。類似的，陸銘等[42]的研究也發現經濟增長有助于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從城鄉消費水平上來看，在經濟發達地區，城鄉消費水平的差距也更小[43]。

中國在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有效地提高了國家稅收占GDP的比重和宏觀調控能力，但也在相當程度上造成地方稅收占比下降、地方債務突出的問題[44]。中央政府在財政分權的同時有效地保持了政治集中和對地方官員的獎懲機制[45]。在擴大地方財政收入的需求和官員考核的雙重刺激下，預算外收入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激勵的主要來源，這種情況極大地改變了公共品供給結構：地區間的競爭會提高公路建設等吸引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公共支出，降低在公共服務上的公共支出[9]51。分稅制在平衡地區收入差距上的作用較為有限，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地方財政能力差距，客觀上更有利于富裕發達地區[8]114[46]。貧困地區的政府財政負擔更重，發展經濟擴大財政來源的壓力遠超過環境保護的動力，導致這些地區忽視環境規制，不惜以犧牲環境和社會公共服務為代價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地方政府尋求產業升級和綜合性發展的意愿更強，相應地提升生態環境質量的動力也更強。實證研究發現，在壓力型體制下，地方政府為拉動GDP而放松環境管理的現象在貧困地區更為突出。孫曉偉[47]通過對中國1979—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發現財政分權對沿海富裕地區環境規制的負面影響低于中西部落后地區，說明財政分權引發地區間經濟增長的競爭，貧困地區對環境污染治理等相關環境公共產品投資顯著減少。也有研究發現，相比具有競爭優勢的東部地區，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仍然將價格較低的土地資源作為招商引資的重要砝碼[48]。

可見，由于存在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鄉收入差距的負相關關系，二者可能會對城市綠地發展共同造成影響。如果說經濟發展水平體現了城市可支配的資源總量，城鄉收入差距則更直觀地反映了資源在城市和農村的分配情況。具體來看，在中國，各級人民政府負責將綠地規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將建設和維護資金列入政府公共財政預算，各級綠化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綠化管理工作。盡管目前部分城市引入了市場和社會參與機制，但絕大多數城市的綠化工作仍以政府投資為主，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政府規劃和財政影響。同時，帶有公益性質的綠地還受到當地土地資源的制約。近年來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城市土地成為稀缺資源，土地規劃過程中經濟功能和環境功能的矛盾在這種背景下更為突出。在分析財政支出時，發展階段增長論提出在經濟發展初期，社會各項基礎設施不完備，財政支出主要投入到交通、通訊、水利等部門，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財政支出結構中公共積累支出增加。當經濟發展進入成熟期后，人們對提高生活層次的消費需要增加，對生活環境質量的要求更高，財政支出結構中公共消費支出增加[49]。在中國的實證研究也發現不同發展階段時財政支出結構存在差異性?；谥袊?007—2015年數據，李超和商玉萍[50]將財政支出分為與民生相關的保障性支出和與經濟建設相關的投資性支出，發現在經濟落后、城鄉差距大的地區，財政資源有限，在政績考核壓力和城市偏向性政策導向下，地方政府只能將有限的財政收入優先投入到城市基建發展和城市居民的保障性財政支出，同時，這些地區農村勞動力技能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都較低，為了提高效率，投資性財政支出也會優先考慮城市。在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城鄉差距小的地區，財政資源相對充足，政績考核壓力較小，投資機會較多，城市和農村地區都可以獲得更高的保障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還有研究發現，在滿足基本的剛性支出、民生支出、“三農”支出等必需項目后，地方政府才會優先考慮城市公園綠地、公共圖書館等需求較大的公共休閑服務支出[51]?；谏厦娴睦碚摵蛯嵶C研究發現，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意味著資源集中到城市后，相比于無法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城市景觀等公共服務建設，經濟發展和扶貧等剛性需求更為突出，因此投入到綠地等公共產品的支出較少，綠地面積較小。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同樣導致資源向城市的集中，但由于這些地區城鄉收入差距水平總體相對較低，發展的優先級不再是單純的經濟目標，而是調整為進一步提升城市整體競爭力，在此發展目標的指導下，綠地等公共產品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

二、數據處理與分析方法

為了更精確地展現社會經濟結構對各地綠地空間的影響，本研究選擇城市作為分析單位。所有數據來源于統計年鑒，目前2014年數據最為完整，因此選取了2014年數據進行分析。部分城市沒有公布相關的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綠地面積和城鎮人口比重等數據，排除缺失值后，共有336個城市進入分析樣本。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綠地空間，為了對綠地空間進行綜合考察，主要選取了三個變量作為其操作化指標，數據均來自2015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由于每年年鑒實際匯報的是上一年的數據，因此2015年年鑒中的統計數據均為2014年數據。第一個變量是建成區綠地率（%），指建成區內綠地面積與建成區面積的比率，其中綠地面積指用作園林和綠化的各種綠地面積，包括公園綠地、生產綠地、防護綠地、附屬綠地和其他綠地的面積。第二個變量是建成區綠化覆蓋率（%），指建成區內綠化覆蓋面積與建成區面積的比率，其中綠化覆蓋面積是指城市中的喬木、灌木、草坪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積，包括公園綠地、防護綠地、生產綠地、附屬綠地、其他綠地的綠化種植覆蓋面積、屋頂綠化覆蓋面積以及零散樹木的覆蓋面積[52]。上面兩個變量主要用于衡量空間范圍內綠地覆蓋情況，考慮到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還加入了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這一變量，該變量測量了城區內常住人口（包括城區人口和城區暫住人口）平均每人擁有的公園綠地面積，單位為平方米。

本研究的核心自變量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不平等。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進行衡量；借鑒中國學者的經典研究[53-54]，城鄉不平等用城鄉居民收入比測量，即樣本中各城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數據來源于各省市統計年鑒。需要注意的是，2012年開始，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一部署，各省市陸續啟動城鄉住戶調查一體化改革工作，從2014年開始正式發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再使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指標衡量農村居民的收入狀況，使城鄉居民的收入狀況更具有可比性，因此本研究使用的全部數據均采取了新的統計口徑。

控制變量主要選取了可能影響核心自變量與因變量關系的重要變量，包括城市化水平、城區人口密度、三大產業占GDP比重和地理區位。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主要用來衡量城市發展水平和人口情況，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與城市綠地發展息息相關，平均來看，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綠地面積越大[32]455[55]。三大產業比重主要用于衡量城市經濟結構。前人研究發現，氣候和地理等自然因素對中國綠地面積雖然存在一定影響，但實際作用效果極為有限[32]461，因此本研究沒有控制海拔、濕度、溫度等具體自然因素，而是將各城市所在地理大區納入模型加以控制。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發展和城鄉差距對綠地空間的作用，這些相關的變量將在模型中加以控制。表1展示了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值。

分析模型的選擇上，首先，考慮到相鄰城市之間可能存在空間聚集模式，相鄰地區綠地面積相關度可能較高，因此在前期探索性研究時，筆者對所有因變量結合描述城市位置的空間矩陣進行了Moran’s I檢驗，觀察是否存在這種空間模式。研究結果發現，針對建成區綠地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三個因變量，其對應的Moran’s I值依次為-0.027（P＞0.1），0.043（P＞0.1），-0.101（P＞0.1），均沒有發現顯著的空間效應，不需要使用空間模型建模，因此在分析時采用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參數估計方法為最小二乘法。其次，本研究采用了環境社會科學研究中廣泛使用的可拓展的隨機性環境影響評估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STIRPAT）[56-57]，對除虛擬變量外的所有變量均進行了對數處理。STIRPAT模型在IPAT模型的基礎上加入隨機變量，允許對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可以更好地理解環境問題背后的社會驅動力量。由于變量都以對數形式進入模型，對STIRPAT模型計算出的回歸系數的解釋類似于彈性系數，即控制其他變量后，自變量每提升1%對應因變量變化的百分比。因為不包含單位，各變量之間對因變量的作用情況可以進行直接比較。最后，對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收入差距的共同檢驗需要加入交互項，鑒于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不平等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將兩個變量進行居中處理，因為涉及到的是線性變換，居中處理的結果不影響線性模型的回歸系數。

表1 描述性統計值（N=336）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表2檢驗了經濟發展水平對綠地的影響。其中，模型1～模型3分別估計了所有控制變量對建成區綠地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三個因變量的回歸模型，模型4～模型6加入了考察的核心自變量，觀察經濟發展水平對綠地情況的影響。

模型1～模型3中，在所有連續的控制變量中，城市化水平對三個因變量均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平均來看，城市化水平每提升一倍，建成區綠地率、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平均增加6%、7%和8%。人口密度對綠地率和綠化覆蓋率沒有影響，但較高的人口密度會顯著減少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城市產業結構對綠地的影響相對較小。地理區位方面，相對于東北地區的城市，西北地區城市整體綠化水平相對較低，華東地區的城市整體綠化水平相對較高，其他地區沒有顯著差異。

模型4～模型5加入了經濟發展水平，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基礎上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進行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對綠地水平具有較為明顯的促進作用，經濟發展水平每提升一倍，建成區綠地率、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平均增加9%、10%和15%（P＜0.001）。同時，城市化水平的作用量有所下降，說明前面模型中城市化的影響部分是通過經濟發展水平起到作用的。地理位置的影響基本不變。加入人均GDP變量之后，產業結構的影響發生變化，相比第一產業所占比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城市綠化水平。最后，三個模型的R2水平顯著提高，此時模型中能夠解釋的因變量的方差分別為33%、31.3%和17.6%，相比于前面的對應模型，分別提高了22%、22%和42%，再次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確實對綠地面積有較好的解釋力。

表3展示了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不平等對綠地共同作用的回歸模型。模型7～模型9預測了兩個變量對三個因變量的影響，模型10～模型12在主效應之外加入了交互效應。前面三個模型中，城鄉差距變量的引入基本沒有改變表2中模型4～模型6中各變量對因變量的作用效果，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值略有下降，方向仍然保持不變。城鄉不平等對城市綠化水平存在負相關關系，意味著城鄉不平等情況越惡劣，綠地面積越小。因為連續變量均進行了對數處理可以直接比較，可以發現在所有變量中，城鄉差距對應的回歸系數值遠高于其他變量的系數，對綠地情況的作用程度最強。然而城鄉差距只在模型8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模型7和模型9中的標準誤較大，說明樣本分布較為離散，集中程度不強，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干擾了對城鄉差異效果的檢驗。

表2 檢驗經濟發展水平對綠地影響的線性回歸模型結果

表3 檢驗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不平等對綠地影響的線性回歸模型結果

模型10～模型12進一步揭示了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加入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差距的交互項之后，城鄉差距對應的回歸系數值明顯下降，交互項呈現較強的正相關關系 （P＜0.001），說明前面模型中之所以沒有揭示出城鄉差距的作用，是因為城鄉差距對于綠地水平的影響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為了更好地闡釋兩個變量的影響，根據模型10～模型12繪制了相關的示意圖。圖1～圖3分別展示了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差距對三個因變量的影響。在圖1～圖3中，橫坐標是用人均GDP表示的經濟發展水平，縱坐標是城鄉收入差距，每個點表示一個城市，根據模型結果，筆者將所有預測值按照四分位數分為四組值（對應圖形中Q1～Q4，其中Q1表示第一四分位數，Q2表示第二四分位數，以此類推），所有點的顏色深淺表示對應因變量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后的預測值大小，點的顏色越深表示值越大，綠地發展水平越高。與前人研究一致，圖1～圖3中都可以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比較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即人均GDP值越高的城市城鄉收入差距越小。具體到對每個綠地變量的影響上，以圖1為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中（圖中左側區域），同等的經濟水平下，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左上角區域），綠地率越低，城鄉收入差距越?。ㄗ笙陆菂^域），綠地率越高；類似的，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中 （右側區域），此時整體收入差距較小，在同等經濟條件下，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右側偏上區域），綠地率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ㄓ覀绕聟^域），綠地率越低。圖2和圖3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最后，三個模型的R2明顯高于前面的其他模型，從側面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差距的交互效應對綠地水平的影響。

四、結論與討論

城市生態學早已發現，綠地空間對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個體來說，綠地可以有效增加戶外活動時間、緩解壓力，促進人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對于社會來說，綠地空間有助于增強社區整合、提升社會資本，創建更加和諧融洽的社會環境。齊美爾[58]在討論社會的空間問題時，就強調空間的社會屬性要高于自然屬性。大量實證研究也發現，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綠地的規劃和發展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深刻影響，體現了地方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和經濟發展上的平衡。在新的歷史時期，“綠色發展”構成了中國五大發展理念的重要內涵。環境治理構成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內涵。與之相契合的是，以擴充城市綠地為重要手段的生態環境改善不單單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點，而且直接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和社會意涵。本研究以不能產生直接經濟價值、但具有重要環境和社會意義的綠地空間為切入點，分析了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差距兩個重要結構性因素對城市綠地的影響。這兩個要素在相當程度上刻畫出中國地方政府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時的行為差異，呈現出從經濟至上到多目標綜合發展觀念的轉變。

具體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為綠地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建構了綠地多重價值，而城鄉不平等影響了資源的分配，與經濟水平共同影響了綠地在城市中的分布。對中國336個城市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是綠地面積提升的重要原因，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建成區綠地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越高。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較大的城鄉差距意味著扶貧等剛性需求較為突出，投入到綠地等公共產品的資源減少，綠地面積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整體城鄉差距較小，但此時一定程度的城鄉差距會導致城市資源相對豐富，在經濟發展得到滿足后，有余力投入到不直接產生經濟價值的綠地中，綠地面積提高。

研究結果也從一個側面論證了社會發展和環境友好共同實現的可能性。在2015年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黨中央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為更好地建設生態文明指明了正確方向?；诰G色發展理念，五中全會上進一步提出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也是環境社會學研究中一直關注的主題，研究者發現環境破壞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因素，相反，環境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帶來地區經濟的繁榮[59]。本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城鄉差距適度的地區，綠地空間的覆蓋率和人均占有面積均比較高，同時提升了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可以看出，和諧社會和綠色社會并行不悖，二者之間存在著共通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

學術界也越來越注意城市土地使用的社會和環境功能，在這一趨勢下，強調土地同時兼具經濟、社會和環境功能的“三角模型”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60]。該模型將土地視為公共產品，認為對土地的使用應當最大程度地實現三種目標的平衡。傳統觀點往往強調三種功能存在根本性沖突，如經濟增長需要占用自然界大量的資源和生態空間，對社會空間的規劃可能損害商業地產的發展等等。新的三角模型吸收了環境社會學的觀點，避免從物質主義角度將自然單純地視作可供增值的財產或人類活動的對立面，而是將其理解為可以與人類共生的建構物，將自然的社會性融入土地規劃過程，由此衍生出共同實現三種目標的可能性。這也意味著城市規劃者不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面對工業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高密度不適宜人居的城市，西方社會從19世紀末就提出了“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構想，希冀通過在城市中留出大量的公共綠地空間，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人們的居住環境[61]。在中國，生態城市和綠色城市的理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秶倚滦统擎偦巹潱?014—2020年）》將綠色生態作為未來城市化發展的基本原則。這些方針政策都將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視作不可分離的整體，強調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應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問題，推進綠色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模式。在中國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應遵循綠色發展理念，逐漸淡化單純關注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在地方政府實踐中兼顧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共同發展，締造更加舒適宜人的生態文明城市。

本文通過中國城市數據的分析，探討了經濟社會動力對城市綠地空間的影響。在未來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對土地使用背后的社會結構性原因展開進一步分析。首先，深入挖掘城市發展戰略對綠地分布情況的影響。本文主要關注了綠地面積的問題，沒有考察綠地分布情況。綠地分布體現了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環境公正問題，城市發展戰略選擇可能在作用于各地綠地總量的同時對綠地分布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加入時間序列數據，在較長時間段內分析城市發展理念對用地情況的影響。中國近年來提出用綠色GDP等指標替代傳統唯GDP論英雄的官員考核方式，然而由于執政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問題和制衡問題[62]，新的戰略方針從制定到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日常實踐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對長時性數據的分析可以較好地揭示出變化的趨勢和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