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筒形器的形制與功能研究

張星德 王 ?。ㄟ|寧大學歷史學院，遼寧沈陽110136）

筒形器是紅山文化具有標志性的特殊陶器器類之一，其無蓋無底，上下貫通，數量眾多且出土遺址性質明確，長期以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研究涉及筒形器的分類、分期、年代、淵源、功能等多個方面。關于分類、分期與年代，學者多從形制的角度加以分類，并結合出土層位論述分期或年代?；蚍譃閮深?，如趙賓福、白玉川的兩類說[1]、馬海玉兩型說[2]；或分為三類，如傅宗德的三型說[3]、劉國祥的三類說[4]；或分為四類，如陳星燦的四型說[5]；或分為五類，如王芬、欒豐實的五型說[6]和鄭紅五型說[7]。也有依據出土位置給筒形器分類的，如岱方、黃吉博將筒形器分為列置于一些中小型長方豎穴土坑墓的墓坑周圍的筒形器和列置于積石冢的積石基壇之上的筒形器[8]。關于筒形器淵源，有“器物底座”說[3](158)、“深腹罐演變”說[9]。關于筒形器的功用，有“陶鼓”說[5](27-29)、“宗教器具”說[10][11][12]、“標識”說[8](150-154)、“加固”說[8](150-154)、“祭器及禮器”說[13][14]，等等。以往的研究多就紅山文化筒形器本身進行研究，本文擬從形制研究入手，在研究紅山文化筒形器的同時，注重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相似性的比對，以期對紅山文化筒形器的來源與功用提出一些更具有可證性的觀點。

一、分類與年代

紅山文化筒形器見于該文化墓地及祭祀遺址，經過發掘及有較詳細資料公布的遺址主要有建平牛河梁遺址[15]、阜新胡頭溝遺址[16]、朝陽半拉山遺址[17][18]，上述遺址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對象。

根據筒形器整體造型的差異，紅山文化筒形器在類型學上可以分四大類（圖1）。其中A類、B 類筒形器多為高體筒形器，器高一般高于30 厘米；C 類、D 類筒形器為矮體筒形器，器高一般低于30 厘米。

A 類筒形器，多為泥制紅陶，極少數為夾細砂紅陶。整個筒形器由口部、腹部和底部三部分構成?？谘赝庹?，多為圓唇?？谘叵轮苯优c腹部相連。腹部微弧或者鼓腹。底沿均外折，腹部和底沿的交界處外側有凹槽，底沿內壁或斜平或有凹槽。此類筒形器器高都大于30 厘米。根據口徑與底徑的比例，A 類筒形器可以分兩個亞型。

Aa 型，上下折沿，口徑與底徑相當，一般口徑略小于底徑，腹部多作略外弧的直筒狀。標本三官甸子T3③：5，平沿外折，口微斂，沿面微內凹，尖唇。筒腹微鼓，下部略粗。底沿外撇，內口低而外沿高（圖1-1）。

Ab 型，上下折沿，口徑一般近底徑的三分之二，整體器型作覆斗狀，弧壁。標本牛河梁N2Z4M4：W5，斜折沿，口稍斂，尖圓唇，腹中部顯圓弧，底沿外敞，底內沿微凹（圖1-2）。

B 類筒形器，多為泥制紅陶，極少數為夾細砂紅陶。整個器形由口部、領部、腹部、底部四部分構成?？谘夭糠侄酁閳A唇。領部多施凹弦紋數周，個別素面，領部和腹部之間有一道凸棱，腹部微弧或者鼓腹，及底作起臺或不起臺兩種。此類筒形器器高多大于30 厘米，僅極少量低于30厘米。根據口部形制，B 類筒形器可分為三式。

Ⅰ式，敞口，外翻領，領與腹間內壁有折痕。標本牛河梁N1J3：2，方圓唇較厚，敞口外翻領，腹稍外鼓，底內沿稍起臺（圖1-3）。

Ⅱ式，敞口，領部略外翻，領與腹間內壁無折痕。標本胡頭溝筒形器11，厚圓唇，沿稍卷，敞口直領，直筒狀腹，中腹略外凸，內底緣有一圈切削痕跡（圖1-4）。

III 式，卷沿或方緣，直口或斂口，領與腹間無翻折狀處理。標本牛河梁N2Z4A：20，卷沿，圓唇，直口微斂，最大腹徑偏下腹（圖1-5）。

C 類筒形器，方圓唇直口下接弧直筒狀腹，近底部內收，底沿或起臺或不起。器高在30 厘米以下，整體近方形或扁體。標本牛河梁N2Z4B:10-1，平沿，外唇圓，內唇稍起棱，底內沿削平（圖1-6）；標本N2Z4B:13，口徑與器高近等，平沿，圓唇，底內沿微起臺（圖1-7）。

D 型筒形器，泥制紅陶，整體作覆缽狀，圓唇，展肩，底沿向內作起臺或不起臺。根據腹部形制可分為三式。

Ⅰ式，斂口，圓肩，廣肩，弧腹，底沿起臺或不起臺?？诩绺叨燃s占器高三分之一。標本牛河梁N2Z4B:L4，斂口，圓肩，微鼓腹，底沿削平臺（圖1-8）。

Ⅱ式，斂口，斜肩，廣肩，肩腹連接處出凹棱，弧腹，底沿起臺或不起臺?？诩绺叨燃s占器高三分之一。標本牛河梁N2Z1:95，斂口圓唇，肩部凸一周圓棱，微鼓腹，圈底內沿起平臺（圖1-9）。

III 式，斂口，平肩或平肩略斜，口肩部近平。肩腹連接處出凹棱，腹壁節狀弧曲，底部起臺或不起臺。標本牛河梁N2Z1:133，斂口，肩部微展，腹壁三曲，使腹面形成三道圓棱，圈底內沿起臺（圖1-10）。

在出有筒形器的紅山文化遺址中，以牛河梁第二地點地層關系最為清晰，對認識不同筒形器的年代及其相互關系最為重要。牛河梁第二地點有三組疊壓關系：

第一組，N2Z2 冢上堆積→N2Z2M1 封土，在此組關系中，BIII、DⅡ、DIII 疊壓BⅡ、C、Aa；

第二組，N2Z3 冢上堆積→N2Z3 墊土，在此組關系中，BIII 疊壓Aa、C、DⅡ、DIII；

第三組，N2Z4A→N2Z4B→N2Z4BD→N2Z4下層積石冢，在此組關系中，BIII、DⅡ、DIII 疊壓C、DⅠ、DⅡ疊壓Aa、Ab。

筒形器的上述共存關系在牛河梁其他地點或其他遺址中可以得到驗證，在胡頭溝遺址BⅡ、DⅠ筒形器共出，半拉山遺址出土的筒形器為BIII、DⅡ兩種，N16 地點Aa 筒形器不與B、C、D 類共存，BIII 與DIII 筒形器共出。

據此，排除晚期層位中出土早期遺存的情況，可知該地點各種筒形器從早至晚至少可能存在有三個組合，Aa、Ab 組，BⅡ、C、DⅠ、DⅡ組，BIII、DⅡ、DIII 組。這三組的年代，正與牛河梁紅山文化的二、四期早段、四期晚段相對應[15](467-468)[20]。還需要說明的是，BⅠ在上述三組中均未出現，但根據牛河梁遺址分期，與N2Z4BD 同期的N2Z4H1 及N1J3、N1J4 和N1H1-H3 諸單位中出土BⅠ且不與其他型式筒形器共存，所以以牛河梁為代表的紅山文化筒形器應當有四組共存關系，BⅠ組應位于Aa、Ab 組之后。即第一組Aa、Ab 組，第二組BⅠ組，第三組BⅡ、C、DⅠ、DⅡ組，第四組BIII、DⅡ、DIII 組。根據牛河梁遺址分期獲得的相對年代，Aa、Ab年代相當于西陰文化中期，BⅠ相當于西陰文化晚期，BⅡ、C、DⅠ、DⅡ組和BIII、DⅡ、DIII 組相當于半坡四期文化。

此外，從制作方法來說，紅山文化完整的筒形器數量較少，通過觀察大量破碎的筒形器，我們從底沿、口沿部分發現A 類筒形器與B、C、D類筒形器在制作上有明顯的不同。A 類筒形器的口部和底部均向外撇，口部外撇或斜或形成平沿。底部外撇，底沿外側或圓鼓或平直向外、底沿內側或有凹坑，或斜平。從殘破的口沿和底沿來看，側壁上是直接制作形成的。B 類筒形器的口部與領部相連，從破損的筒形器側壁看，未見有泥片貼附或者接連的痕跡，在這里所說的接連和貼附是排除加固時所用的泥片，而是單純以制作口沿或者底沿時用的泥片。也就說A類筒形器的口沿和底沿可見明顯的附加泥片的痕跡，即在制作時先制作一泥餅，再在口沿處附加泥片外卷，使附加的泥片包裹上部形成外卷的口沿。C、D 筒形器從口部特征來說，制法應該與A 類筒形器較相似，但底沿的制作與B 類相同。B、C、D 類筒形器的底部一般要先制作一底，將底中間部分削掉后，在底部上面疊加泥條制作腹部，底腹交界處常常抹泥片或者附加泥條，以加厚底沿厚度，形成新的底沿后再次削平，也就是說底部在制作上不像A 類筒形器那樣一步完成，而是要先做一底部，在與腹部連接時會附加泥片，有時將底部泥片向上抹，有時將腹部泥片向下抹，加厚底部后形成一個新的底部。因此A 類的制作方法與B 類、C 類、D 類基本也有所區分。

故而，無論從器型還是制作工藝上，A 類與其它類型筒形器的區別從一個側面提示了紅山文化在相當于西陰文化晚期的牛河梁紅山文化第三期階段發生過較為重大的變化。

二、來源與功用

追究一種器物的來源，包含兩個方面內容，即器物造型與使用功能。A 類筒形器的使用始見于相當于西陰文化中期的牛河梁遺址中段，擺放于紅山文化積石冢及墓葬周圍，之前在該文化中，未見有此種使用方式，但是其一經出現，器型即已十分成熟，使我們相信其應當有所借鑒。在早于A 類筒形器出現或同時的中期紅山文化早段，相似的器形并不是沒有，那就是紅山文化中期早段見于巴林右旗二道梁遺址[20]、敖漢旗西臺遺址[21]、敖漢旗四棱山遺址[22]等出土的器座。二者的關系首先表現在陶質、形制和裝飾手法的接近上，均為泥質陶，上下口外敞，上下貫通，無蓋無底，以彩陶加以裝飾。如敖漢四稜山Y2:7 上下口對稱外翻呈喇叭狀，上口徑略小于底徑，腹中部內收（圖2-3）；巴林左旗二道梁T29①:1 上下口均作卷沿外翻，上口徑略小于底徑，腹部近筒狀，施橫向長三角紋；西臺T404G 1-6 D②：46 上下口作基本對稱的平折沿，上口徑略小于底徑，腹部呈直筒狀施橫向長三角紋（圖2-4）?？梢娝鼈儾粌H時間上接續，在年代學上有演變的可能性，且與A 類筒形器二者具有類型學上演化的基礎。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器座腹壁內收或直筒狀，筒形器腹壁略外鼓。

由于紅山文化中晚期居住遺址發現的缺乏及公布資料的不足，我們無法對筒形器與紅山文化同時期器座進行比對，但是紅山文化器座是受黃河流域仰韶系統影響的結果，所以這里我們還可以通過與黃河流域器座的比較來認識筒形器與器座的關系。紅山文化器座及其后的筒形器年代相當于西陰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所以我們比對的是黃河流域同時期器座的情況。黃河流域器座的種類多樣，每一種均經歷了相當長的發展階段，以上下喇叭口中腰內收者出現早延續長，且在半坡文化、西陰文化、半坡四期文化等多種考古學文化中可見，西陰文化中期階段，出現了上下口外敞體量較高且器身略外鼓的器座，至西陰中期晚段出現了敞口筒腹底沿隨腹壁直接落地或底沿在內壁起臺的器座，一直可延續到半坡四期文化階段，而半坡四期文化時期還出現了腹部呈節狀的矮體器座。本文目的在比較紅山文化器座及筒形器與黃河流域器座的關系，故不討論后者諸文化器座的譜系和演變關系。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紅山文化無論器座還是筒形器，與黃河流域同時期器座形制上都非常相近。紅山文化中期早段西臺遺址出土器座T404G1-6D②:46，上下口均外折沿，高長方體，筒腹中腰略收（圖2-4），與半坡文化史家期的大地灣遺址大地灣遺址T307②:5 相似[23]（圖2-1）；四稜山遺址器座Y2:7（圖2-3），扁體，上下喇叭口，口沿與底沿均厚唇，中腰內收，與西陰文化廟底溝遺址H2:19特征幾乎完全一致[24]（圖2-2）；紅山文化中期中段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出土筒形器N2Z4M4:W2，整體做高長方體，口徑略小于底徑，腹部作略外弧的直筒狀（圖2-7），與西陰文化西坡遺址南區出土的器座H37:14 外形相近[25]（圖2-5）；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出土筒形器N1J3:5，敞口外翻，筒腹略外鼓，底沿隨腹壁削平（圖2-10），與西陰文化晚期泉護村遺址出土的器座H133:29 特征相似（圖2-8）；牛河梁第二地點出土的D 類矮體筒形器N2Z1:133，扁體，腹部節狀弧曲（圖2-14），與半坡四期文化大地灣遺址出土的器座大地灣T600②:14 相似（圖2-12）。通過比較不僅表現出明確的相似性，同時紅山文化中晚期的器座和筒形器的變化趨勢，與黃河流域器座的發展趨勢也是一致的，休現出筒形器與器座的內在關聯性。鑒于此，我們認為紅山文化筒形器來源于器座，源自在祭祀址和墓地舉行祭祀時放置祭品的活動，迎合曠野活動的儀式感，器座在紅山文化中期逐漸加高加大，演化成為筒形器。

我們曾討論過紅山文化中、晚期在對筒形器的使用上存在區別，至少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26]，從筒形器來源于器座，原始意義是擺放祭祀供品的角度，我們再審視這種現象，紅山文化中期以N2Z4 下層積石冢最為典型，筒形器圍繞墓葬擺放，形成由密集無底筒形器組成的筒形器圈，墓葬位于無底筒形器圈的中心，顯示著對于葬在墓地的每一個死者都有資格接受單獨的祭祀，故在他們的墓穴周圍都有筒形器圍繞。晚期筒形器則圍繞著整個冢的圍墻密集擺放，只有個別冢的中心墓葬周圍圍以無底筒形器，其他絕大多數墓葬沒有筒形器在墓葬邊伴出，在積石冢封土層之上積石之下有無底筒形器的碎片，預示著除中心大墓墓主人外的死者不能再單獨享受祭祀。這既是宗教權力集中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以筒形器象征陳設各種祭品來體現中心墓主人權力地位的禮制形成的表現，筒形器成為區別于日常生活用器的祭祀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