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價值的矛盾的起源與結構

奧利維耶·阿蘇利（Olivier Assouly）/著 強東紅/譯

奢侈觀超越了功利主義和市場價值，調動了聲望、禮品饋贈和慷慨的價值（這類價值難以歸入經濟范疇），還帶來一些其他后果。奢侈的市場形式是否因為與貿易體系的緊密聯系而不可否認地受到質疑？難道我們必須反對更過分意義上的奢侈品嗎？鮑德里亞（Baudrillard）采取了類似立場：支配消費（包括今天的奢侈品消費，或者所有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的消費）的交換價值要么服從于市場等價定理（它與奢侈的純粹鋪張浪費相沖突），要么服從于社會區分規則，后者忽略了會導致慷慨和禮品饋贈的純粹真正的奢侈的象征維度。

這意味著，更過分意義的奢侈只能存在于市場邊緣和社會觀念的邊緣。它也可能意味著，必然與過度花費相伴的奢侈會挑戰傳統的經濟范疇和功用標準。本文力求強調的就是社會學觀念與經濟學觀念之間的這種沖突。

直到最近，奢侈話題都以必要性和多余性之間的區分為基礎。需求和欲望的二分法已被用來攻擊奢侈：堅持認為其應受譴責的特性是由于虛榮心或過度占有的欲望。補救措施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節制行為，抑制欲望，實行自我控制，把一切對我們機體的恢復并非必需的東西都當作非必要之物加以摒棄。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奢侈犯下了違背自然生理秩序的罪惡，因此導致了一系列問題：不平等、不公正、放縱、戰爭和貪婪等。作為必要之物與多余之物之間可以確認的界限，蘇格拉底使用這個標準把受生命需要所支配的真正城市與被奢華所支配的荒淫無度的城市區分開來。這種反對奢侈的經典論點在18世紀的盧梭等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痕跡，但無論是在反對還是支持奢侈的人中間，對需求和適度消費的道德的關注都不再那么重要。當然，需求和欲望之間的二分法仍被提及，但是當時和隨后的思想家，都拒絕把這種區分作為討論奢侈的基礎;而且，提到它只是為了強調這種微妙修辭不能說明什么。在試圖確定必要與多余之間的界限時，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承認他們無法嚴格地恪守這種區分。

因為奢侈已不再被明確為它是否存在于至關重要的生命需求的范圍之外的問題和在多大程度上應該被容忍的問題，那么現在還能根據它生產經濟、道德或社會的價值的能力來判斷它嗎？根據定義，任何價值都意味著與振蕩、崩塌和增值技術相伴，意味著會產生很大的變化。商品的功用性與價值的理想性有共同之處，都不能被化約為客觀形式和自然的秩序與需要;相反，它們都意味著短暫的關系和狀態。

鑒于邊界線本身就是問題重重的話題，因此不再堅持自然的必要性、生理實體和必要需求還是有益的。一方面，因為大多數食物都要烹調，一切華麗裝飾都取決于選擇一種形式或顏色，所以把必要的與多余的劃分開來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換句話說，需求本身被開發、裝飾和塑造，以至于強加在它們身上的形式改變了它們的本質，并將它們重新包裹起來。另一方面，加布里埃爾·塔爾德（Gabriel Tarde）在《模仿的世界》一書中指出，奢侈品與日常需求之間的界限存在可滲透的區域。對于塔爾德來說，奢侈品只是暫時的例外，因為人類模仿行為和工業批量復制手段的結合會使它在大眾中間廣泛傳播開來。因此，在公民平等和物質繁榮的名義下，奢侈品逐漸變成被視為相對普通的物品，而不是至關重要的生命必需品。同步地，許多—實際上幾乎所有的—消費品都具有上升為多余商品行列的某種不必要維度。這種對奢侈邊界的擴展，以把多余之物不斷轉化為需要為代價，損害了奢侈的物質性。

我們的時代似乎滿足于一種相當程度上建立在某種觀念和偏見之上的奢侈話語。如果人們只看到奢侈的主要形式（基本上是商業化的，由各種可銷售的產品組成），這種傾向就是可以理解的。這并不是說我們的時代是錯誤的，對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相反，它感興趣的是用某種賦予奢侈積極品質的觀念來確認奢侈。這些品質中最突出和最明顯的包括專門技能、傳統、優質材料、稀有和工藝技術。品質的清單不需要詳盡無遺。為了滿足奢侈品公司的增值和增長需求，所有這些品質都是合乎邏輯地形成的。

然而，當我們在理論層面而不是在實踐層面審視“奢侈品”是如何被對待的時候，就會發現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中，這些品質幾乎未被提及，通常在討論中也是缺席的。如果我們把意見和科學之間的反對觀點置之不理—除非在美化奢侈品的管理行話中經濟辯護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發起的分析調查之間存在利益沖突—這難道不是對奢侈價值的兩種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不相容的話）的看法—一種源于功利主義理性，另一種源于社會—之間的對峙嗎？

就其本身而言，社會學事實上忽略了奢侈品的真正或想象的品質，而更傾向于關注奢侈的功能：為什么社會會從事違背一切經濟理性的毫不必要的耗費和浪費的行為？但是，過度耗費的問題似乎表明了所謂的奢侈超出的需求限制。如果花費完全沒有意義，那么這是相對于合理的、有用的、與需求成比例的花費，還是相對于資源的花費來說的？ 盡管假定傳統的需求和欲望的二分法已經被拋在了后面，但我們不是還在以一種非常隱秘的方式把這種區別應用到奢侈上嗎？

奢侈與“非生產性消費”

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在對待奢侈品上令人驚奇地顯得非常謹慎。為什么要剝奪可以帶來豐厚回報的經濟呢？由于消費是不連續的，因此奢侈品不能產生巨大的利潤。這些商品的價格取決于“荒謬的時尚指令”，如果價格高于那些對實際需求有更大功用的普通商品，那么它們就不是可以在必要時最容易被淘汰的精美衣服和其他奢侈品。這種生產和消費的部門表現出太多的經濟不確定性。

相反，政治經濟更應該促進任何可以直接用來滿足需要的生產和消費。需求的穩定是貿易流動穩定的保證。重要的是要支持食物消費，這是必要的和長期穩定的，會帶來不斷流動的食物生產。只要涉及到需求，就不會出現導致消費曲線過度變化的時尚潮流。因此，如果必須做出選擇，“便利的奢華”應該優先于“炫耀的奢華”。事實上，界定奢侈的與其說是這種多余之物（一個不能被精確界定的相對概念），不如說是由價格來確定的癥狀性的產品存在，這種癥狀性存在被人類的炫耀欲望驅使得超出了限度。非奢侈品的使用和享受在個人層面上是顯然是為人認可的，但由于個人與消費行為之間的排他性聯系，奢侈為了可恨的虛榮心和社交展示行為不斷地犧牲功用層面—不依賴于時空的需求變化。在這種意義上，奢侈超越并挑戰了效用和利益的經濟公理。

薩伊所說的“非生產性消費”只與實際需求有關。奢侈給經濟帶來了一個可怕的問題：價值在沒有滿足任何實際需求的情況下就被摧毀了，因此只會產生一種“除了消費本身之外沒有其他目的”的費用。財富的毀滅沒有客觀的經濟目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

事實上，在奢侈批評中，道德方面是次要的考慮因素。更重要的是奢侈的影響動搖了經濟理性。例如，當奢侈浪費財富以滿足虛榮心和贏得崇拜時，可能需要節約的資本積累就會受到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沒有至少同等的補償的浪費性耗費。從這個角度來看，有點自相矛盾，薩伊譴責奢侈的原因，與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贊美奢侈的原因大致相同：在評估奢侈時，首要考量的是利潤積累的金融標準，而不是對奢侈及其后果的道德分析。

奢侈通過消耗財富，犧牲了資本積累所必需的再生產性消費，從而破壞了價值。此外，非生產性消費（品嘗精美的菜肴，穿著最新時裝或佩戴昂貴珠寶）不需要才能，這與再生產性消費相反，后者促使人類能力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如果沒有“理性勞動”（“工業”的同義詞），人類就不知道如何“再生產性”地消費一種價值。財富應該進入經濟價值生成的良性循環，即再生產性消費，與之相對，奢侈在毫無意義的花費中把財富消耗掉，而不讓它作為資本積累起來。在鋪張浪費的背后隱藏著獸性，因為就像動物一樣，它消耗它所擁有的一切，卻沒有絲毫超前思考和運用理性的傾向。相反，經濟的本質在于功利性理性，即“在消費中運用判斷。它知道自己的資源，知道如何最佳地使用它們?！边@就相當于把價值的范圍化約為只有經濟功用。由此觀之，奢侈和消費的社會、宗教或象征的價值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在經濟學中沒有什么地位。

再生產消費的目的是在滿足基本需要的開支之外積累資本：“這種剩余數量就構成了個人和社會的財富”。非生產性花費越小和越穩定，迅速增加再生產消費的機會就越大。根據定義，經濟學是一門再生產消費的科學，旨在最佳化此類消費的剩余價值。由于奢侈導致不顧實際需要而揮霍財富，因此它阻礙了經濟的正常運轉，并不斷地破壞了財富積累和資本積累的緩慢過程。由此觀之，奢侈是經濟的敵人：它帶來混亂，而經濟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需要節制和控制才能獲得利潤。因此，做一個資本家需要的是節約，而不是盲目肆意的鋪張浪費。

對奢侈品的分析間接地表明了經濟和經濟學會是什么樣子的。如果經濟科學的對象不遵循規律，它就不可能存在，因為規律要想有效，自然地就必須具有普遍性，適用于更多的情況，并且是可以預測的，從而盡可能地滿足科學理性的要求。由此觀之，沒有任何經濟上的理由可以判斷優先購買奢侈品是合理的，因為這超出了《政治經濟學》所制定和承認的唯一的認識論框架。因此，就沒有任何理由（無論是道德上的還是認識論上的）讓經濟學考慮一個阻礙財富積累的對象。因為經濟判斷以功用和資本積累手段為基礎，所以奢侈品在經濟中沒有地位。對奢侈的置疑表明，經濟理性不允許被認為是任意的、與經濟人的特權相悖的花費。

如今，在薩伊《政治經濟學》問世很久之后，已經不會再有人置疑奢侈貿易創造財富的說法。然而，經濟學雖然把奢侈作為一個消費部門和一個行業來進行研究，卻很少只研究奢侈本身。就好像功用原則使研究多余變得毫無意義一樣，勤勉的財富積累和理性計算的必要性使經濟學家無法考慮瘋狂的、非理性的花費。那么，作為對經濟思維的回應，是否需要由社會學來為奢侈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概念框架呢？ 難道不是因為聲望、炫耀、虛榮和對崇拜的需要遵從經濟領域之外的機制，會反對功利主義范式和經濟人的教條嗎？

奢侈的社會力量

在1911年的一次演講中，涂爾干（Durkheim）問道：如何判斷價值，它似乎是個體的私人欲望的正常結果，然而卻但表達了一種商品的客觀價值。這個問題與個人認為把奢侈品當作什么有關，也與奢侈的社會客觀現實有關。例如，除了我們自己的價值判斷之外，社會還強加給珠寶更高的價值。我們自己遠不能完全選擇這些價值判斷;公眾意識迫使我們接受比我們自己的判斷更穩定的價值實體。那么，奢侈品的價值是取決于它們的效用，還是取決于它們的價格？

涂爾干拋棄了價值可以用“社會功用的程度”來衡量的觀點。如果有必要，奢侈品的價值應該被重新考慮，因為它們中的許多像審美價值一樣，并沒有任何社會功用。如果我們假定這個價值體系的根源在于功利主義關系，“奢侈價值”在那個體系中就沒有什么位置。這一判斷與薩伊的推理及其道德內涵相似，正因為它沒有功用性而使奢侈名譽掃地。在這里，涂爾干反對經濟學的化約論及其功利主義模型，提出了獨立于個體的社會理性觀念。

涂爾干間接地回憶了為什么奢侈品的價值受到譴責或忽視：因為從定義上來說，多余之物是無用的或者沒有必需品有用，因此，沒有奢侈品決不會影響“生命機能的運作”。這是在奢侈史和奢侈觀念史的不同階段對奢侈進行指控的基礎，從而導致排斥奢侈。奢侈品被認為是鋪張浪費和不受認可的，詆毀它們的人想把它們化約為經濟中無足輕重的一部分，甚至采用完全拋棄它們的社會道德模式。

然而，這種對奢侈品的排斥與人類對多余的、藝術的和審美的物品的依戀形成明顯沖突。為什么他們會把如此重要和有價值的東西歸于一種幻覺呢？而且，我們必須接受這些事實，并解釋說，與經濟領域的功利主義目標相比，這些額外活動、智力思辨、藝術和美學具有更高的價值。許多人類活動的奢華本質所具有的價值，是無法用功利主義的標準來衡量的。涂爾干認為把一切評估基于效用、基于對生物的必要功能的考慮或強化維持社會平穩運行的市場規則，而不顧多余性是錯誤的。實際上，社會或經濟秩序與從這些活動中所獲得的滿足感相比，其價值更低一些，盡管這些活動被認為是可笑的、冒險的和不符合個人利益的。奢侈表征了個人和社會眼中不可或缺的這種更高的價值范疇。它往往與社會的安全、經濟和道德利益背道而馳。奢侈所帶來的鋪張浪費和過度花費甚至會擾亂經濟或社會的平衡。奢侈的價值恰恰在于它與功能性考量背道而馳的事實。只有它違背了經濟利益理性和社會秩序才具有價值。因此，“經濟人”的假設不能解釋奢侈的存在及其價值的獨特本質。奢侈激發了人類行為的潛在動機。一個社會不能化約為只防范破壞和混亂的危險的角色。這種社會將會完全有序化和軍事化，能夠確保其成員的安全，并提供他們的必需之物，但是它會忽略另一個完全無用的人類生命的維度：“活著首先就是行動，不考慮成本只為了獲得行動快樂的行動。雖然顯然沒有經濟就不能行動，必須為了消費而積累財富，但我們的目標是花費;花費就是行動?！蓖繝柛芍赋隽酥豢紤]財富積累（薩伊稱為“非生產性消費”）的經濟理性的片面的殘缺的本質。非生產性花費是經濟學的盲點。

因此，刺激人們對奢侈品的需求并解釋它們價格高的原因，并非如一些經濟學家所想象的那樣是由于它們在市場上的稀缺性，而是由于個別持有者對它們的推崇。這種分析導致經濟學關于稀有性論證的失敗。價格是由社會價值決定的，而不是由（與材料的稀缺或精細工藝的不同程度有關的）自然特性決定的。稀缺性遠遠不是在生產和分配之前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種社會建構，是用社會關系來評價的。因此，“物品的屬性和賦予它的價值”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關系：“顯而易見，不是珍珠或鉆石、毛皮或飾帶的內在屬性使這些物品的價值隨著時尚的變化而變化?！钡?，如果價值與商品的物質屬性無關，那么如何解釋奢侈被公眾客觀地承認所具有的強大影響力呢？”

這種解釋是，奢侈的價值源于個人意識的社會結合。當人類相互接觸時，個體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一種“新的精神生活”。個人都完全致力于追求共同目標。個人欲望被更為巨大強烈的社會欲望所取代。它屈服于難以控制的力量，“就像一場沒有目標的游戲，采用了肆意的破壞性的暴力或英勇的愚蠢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奢侈的活動，因為它是一種非常富足的活動。由于所有這些原因，它與日?？嗖钍菍α⒌?，正如更高的與較低的或理想的與現實的是對立的一樣?！痹谶@里，驅除了個人和功利主義的生存顧慮的更高理想得以形成。這些理想會暫時與現實融為一體：奢侈給人的感覺是物品中所有的一種內在品質。但是這種興奮感逐漸減弱和消失，“情緒”活動又跌落到正常水平。從長遠來看，所做的努力不足以阻止不可逆轉的理想枯竭，而附著于某些奢侈品的價值就會下降，同時新物品的價值又會上升。

如果人類有理想，那只是因為他們是社會的存在。一個沒有理想的孤獨者，就不擁有奢侈品從實物到奢侈理想的社會蛻變所需要的動力。任何社會的誕生，都離不開人類通過藝術、愛國主義或宗教等更高層次的活動來制造奢侈品：“一塊抹布可能呈現出神圣的光暈”。涂爾干所說的奢侈并沒有僅僅局限于奢侈品。相反，它是由所有的社會的活動和價值組成的，并通過形成集體理想的社會過程呈現出來：我們“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取代了我們的感官所揭示的世界，這個新世界正是由社會所構成的理想所投射的陰影”。

結論

價值和奢侈品的社會發展過程的一個后果是，在這些理想化的社會重構中犧牲了物品的真實的和有形的可觸摸屬性。這種非常重要的關鍵決定了自涂爾干以來的社會學思考奢侈的方式，即貶低奢侈品的真實的自然本質。

超越了功利主義和市場價值的奢侈觀念，調動了聲望、贈送禮物和慷慨的價值（這些價值不能歸入經濟范疇），還有一些后果。因為奢侈與貿易系統的密切關系，它的市場形式無可置疑地被名譽掃地了，正如喬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在《被詛咒的部分》所指出的，其時他反對更為過分的奢華，例如對于追求時尚的資產階級的精細奢侈來說的中世紀大教堂的無用奢侈，因為他們的花費不應該使自己的資源捉襟見肘。鮑德里亞也采取了類似立場：支配消費結構的交換價值—包括今天的奢侈品消費，或所有沒有使用價值的消費品—要么服從市場等價定律（這與奢侈的純粹鋪張浪費相沖突），要么服從社會區分規則（這也忽略了導致慷慨和贈送禮物的純粹的真正的奢侈的象征維度）。

這意味著，在更強烈的意義上，奢侈只能存在于市場和社會觀念的邊緣。也意味著必然伴隨著過度消費的奢侈，會打破傳統的經濟范疇和功用準則。這相應地也意味著，它既不能通過滿足基本需求，也不能通過遵守功利主義的貿易規則—包括目前支配全球奢侈品牌的生產和消費的規則—來得到發展。

簡而言之，這意味著重新引入傳統奢侈思維的周期性特征和主要常量：1.巴塔耶（Bataille）和鮑德里亞認為，在強烈的意義上，絕對的奢侈發揮著調節社會政治生活的更高和更基本的功能：鋪張浪費、節日、和公共花費將人們聯系在一起，這種更高形式的交流與以市場為基礎的、個人主義的和消費主義奢侈的利己主義形成強烈反差。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重新創造性地區分真實奢侈和虛假奢侈，即一方面是有益于一種關切社會的張力生活的奢侈，另一方面是破壞性的奢侈，它被局限制于狹隘的預算觀和消費主義的維度。2.另一個后果是，以新的代價重新劃分必要之物和多余之物?？涓谎纾≒otlatch）2奢侈（也是沒有回報的花費），需要從實際需求中完全無條件地解放出來，不論實際需求是生命的、動物的和基本的，還是從最初是奢侈后來轉變為不可或缺的商品（如汽車和香料）而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范式給人類帶來的危險是剝奪了人所擁有的東西，即，沒有實際或理性的理由，僅僅通過欲望和他們的人性，就能形成的“迷戀客體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因為奢侈是人類特有的，所以對自由奢侈的揮霍才會如此令人不安。由于社會學是在與經濟學的功利主義霸權相對的奢侈的基礎上構建和組織其思維的，因此它似乎注定只能與以市場為基礎的奢侈行業保持一種敵對和指責的關系。

• 奧利維耶·阿蘇利（Olivier Assouly），哲學教授，法國時尚學院科研主任。主要著作有《審美資本主義：品位的工業化》《神圣的食物—論飲食的禁忌》《懷舊的食物—論土地的神話》，曾主編《出售的品位—論審美欺詐》和《奢侈品—論炫耀的生產》。譯者：強東紅，咸陽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教授，文學博士。本文為浙江大學和愛爾蘭科克大學在2019年7月在科克大學聯合舉辦的以時尚文化研究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的會議論文。
• Potlatch，冬季贈禮節（美洲印第安人冬季的一個節日）—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