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童年、迷霧號角與蝴蝶碎痕

杜梨

奔波這些年，我總想著一句話，當你離開故鄉，你才真正擁有了它。我常常想，我在什么時候最愛北京呢？也許是當我坐上離開北京的飛機，起飛前飛機猛沖升空，我的心隨著飛行角度傾斜之時;當我坐火車，火車馳入偌大的河北，我望向蒼黃的華北平原和收了半茬的玉米田之時;當我在萊斯特的中國超市里看到冰凍的糖葫蘆，又冰又酸地咬下來，甜甜乖乖，同時不忘倒抽幾口冷氣之時。

只有當我肉身離開，靈魂即箭歸北海，北京方能擺脫一切政治、文化和歷史意義，斬除一切攀附其上的話語符號，重新回歸我心目中那個單純美好的北京：永遠轉不靈的西直門立交橋，四平八穩的東西城胡同兒，北海上蕩起的雙槳，可以隨意攀跑的西山。正如老舍所說，北平城是不朽的城市。北京于我亦擁有不朽的魅力，只有遠離心愛的城市，才能將透視（“Perspclre”）關系看得清楚。最好的例子莫過于張北海長居美國時寫的《俠隱》，故都一別多年，下筆仍是故鄉地圖。2018年，我買了十幅民國北平地圖，按照主人公李天然的路線走過東城西城，順帶吃遍書中所提北京小吃，甚解其中味。

愛一個人也許很短暫，但愛一座城卻可永生永世，有時候不由琢磨，為什么人對人的興趣總是那么短淺，但一座城池卻能讓你永生不厭地愛著它。崇明島之于栗鹿，便似北京之于我。

崇明予栗鹿霧中花朵的美貌、斑鹿的體態以及陶然的白皙，小鎮的好客和天然又與上海迥異，許多絢爛迤邐附于紙邊觀照，已是身外身，做盡夢中夢。即使崇明早已被劃歸上海市，每每與新人相見，栗鹿必對人強調她是崇明人，與上海人的身份割席。

大學時，每周她都要從上海坐船回崇明，戀人為了給她制造驚喜，會突然出現在輪渡上，送她回家。而她的閨蜜會坐在碼頭上，看著集訓的男友坐著輪船從遠處經過，兩人隔著大海揮手，相視微笑。輪渡、港口和海洋，可能性時刻伴隨著恐慌，短暫的蝴蝶翅影，在霧的號角中揮動，青春美好的事情發生在類似崇明的小鎮，進入上海這個繁華世界后，也許會發生吃驚的轉折。

如今崇明到上海有了高速公路，栗鹿也早已搬到上海，但有空必坐車回到崇明，與家人敘舊。有時臺風天暴雨，無人愿意接單，她的家人會給她叫輛貨拉拉，栗鹿坐在七座的小面包車里，一路向著島嶼前進，殷切地對我說，“我在車上，不能看手機，下車跟你說?！?/p>

栗鹿的旅程大多滯澀，遭遇堵車，走走停停，在這個強調效率的年代，若非出于對崇明、爸媽和奶奶的眷感，誰愿意花將近一下午的時間，每周奔波往復。我奶奶和我們住了幾年后，搬回了燕郊，我事務駁雜，難以脫身，想起以前日日相對，委實想她得緊。栗鹿有這樣的時間去探望阿奶，又有無比幸運的閑暇，以無數往復的公路和海島旅行，跳出上海的包圍，吹吹海島的風。

是的，我與鹿有同樣深愛的奶奶，她們在相同的年代，經歷不同的時代話語，很快就縮水，被年輪吐出，成為小小的果核。我奶奶在隱秘的山川中勞作，裝載著核廢料的軍車從她身邊呼嘯而過;而她奶奶在海島建起機場，在云霧繚繞中獨自美麗。無論是鹿的奶奶常寵她的愛稱“囡囡（拗拗）”，還是我奶奶給我起的俄語美名“妮娜（Нина）”，總是愛得密不透風。隔輩之愛的稱謂與表達形式如此直烈，以至于想起來總有熱淚。情感的連接和交互，需要親人幾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如培育幼苗，避暑擋寒，向八個方向祭禱，令人困惑的是，它竟毫無倦怠期。

崇明往事在栗鹿的筆下以歌舞伎的形式出現，變幻出多種名姓：霧島，海邊村落，圓圓沙，瀛島，乃至被主人公誤解的嵊泗列島……你能看出她太想賦予崇明以多聲部的詩意，幾種的名稱轉換和島嶼變形里，只有氣候、飛鳥、浪潮和霧氣不改顏色。在崇明的歌舞伎中，風喑霧涌的布景，精巧設計的獸類，干凈優雅的男女，登島時的浪腥，退島時的風塵以及夜夜笙歌的何日君再來，常想到李金發所寫，“你望晴和之風再吹你向故枝，我望雪鵝把全身吞在肚里”，北京冬日起微微的寒風，吹落枝梢的垂雪，小雪霧撲面清涼，寒蟬尚在土中安眠，亦有此種靜殊之味。

在對故島的反復書寫中，栗鹿已然構建起屬于自己的故園坐標，崇明島作為她的創作母題不斷被虛構、闡釋、解構、吐納，主題于愛與恨，生與死，背叛與和解中纏繞上升，在人物的你來我往中，她擅用一種輕盈的手段去打碎現實的沉重、滯澀與封閉。在我看來，她小說的呼吸感足夠好，扯出大片的風與云，霧中亦看見山色或明或暗，像八音盒中的金屬音符，粒粒間隔精巧雅致，在濃烈處集中煙火，痛吃葡萄痛飲酒，人共葡萄一色，兒童奔于竹林的快樂，成年人暴雨中的親吻，短暫相接后，結尾又羽化成日暮和不斷回旋的尾音，成為問號，成為追憶，成為圓舞曲。

這無疑讓我想到開車去東海音樂節，夜晚浙江小鎮的山，又遠又深又近，朦朧地站立在道路的盡頭，激起我明亮的興奮與害怕。濃重的霧從海上蒸起，白日里微潤的土地都變成了泥漿，跳也跳不起。恰逢竇唯的琴聲響起，暮色與燈光交織，那一刻，甘愿陷進泥中，做一只地瓜。

栗鹿的霧島風味在北方難覓，北方甚少有海邊水霧，正如北京周邊的張北、迷笛和草莓音樂節，白天的土地被一搖一滾后，只會爆起漫天碎草的土霧。南方是達達唱：“那里總是很潮濕/那里總是很松軟/那里總有許多瑣碎事/那里總是紅和藍?！北狈绞侵x天笑唱：“向陽花/如果你生長在黑暗下/向陽花/你會不會害怕?！?/p>

平日，栗鹿在閑聊間常常提及崇明之日常風物，說起回小鎮吃面是多美味，失蹤的初戀又怎樣古怪，深愛的奶奶騎著小車去做按摩。我記得，栗鹿有一次在群聊中發了一盆橘黃的蟹湯，內趴一只蟹，看上去很是美味，她說又去吃面拖蟹了，我好奇地問：“什么是棉拖鞋？”

僅僅在面拖蟹和“棉拖鞋”上，我就看到了南北相異的風景，北京小食總是貼地飛行，豆汁兒，驢打滾兒和芥末墩兒樣樣古怪，一般人初品，難以駕馭;而面拖蟹相較北方的米面，宛若異域奇葩，自有獨特趣味，透過照片亦知香甜，引人垂涎。

好好，崇明島的酒釀、烤子魚、桂花糕和面拖蟹吃罷，風味吊足，接下來大幕拉開，栗鹿搬出她的小望遠鏡、星空、家人、朋友和清醒夢，剪輯成可愛的一幀幀畫面。她在小說集中擬出的女人，大多成雙，不僅神情體貌相似，對話也相互補充，“蘇夜”與“拗拗”，“類”與“阿休”，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踏出幽靈的舞步，總在人物的漫步里相互挑逗，孤寂的靈魂擁抱愛撫。畫面閃現，我大學時，愛在小白電腦上聽果味兒VC的《雙重生命》，那是一種永恒的、可以像果凍般凝固的青春，是17歲才能賜予的迷人凝望，是少女高貴而暗涌的荷爾蒙，它是如此圣潔，摒棄一切雄性特質的粗野、汗津和葷，它穿過云霧直抵天國，穿毛毛披肩，戴琉璃翡翠，擁有快樂王子的藍寶石雙眼和小王子唯一的玫瑰。

當我們近距離觀察栗鹿的女主角群像，會發現一個奇異的命題：“我為何要在小說里創造一個‘我，又復制一個‘我？”

我似乎觸摸到了栗鹿的隱隱擔憂，好似阿休用手去觸碰“類”的乳房時的顫栗。熱愛結交朋友的栗鹿在小說中似乎也怕孤獨，因此，她須求得一個隨身行走的影子，一個有絲分裂的朋友，一只臺風中的義眼，以隨時伴隨臺風眼中的“我”，時刻證實“我”的存在和合理性，以預防濃霧中隨時可能迷失的方向。這種方向行駛的迷惑性，是臺風和暴雨中，那輛從上海駛向崇明島小面包車所認真思考的不確定。

自我觀照自我，便如葛史密斯在《旅游者》中所說，“行行復行行，能覓原為己?！薄拔摇笔恰拔摇卑踩泻托腋８械奈ㄒ粊碓?，在叔本華和?？驴磥?，這就是“愛自己”，只有無限澆灌和豐沛其內在的生命，“我”才有可能在敘事中得到“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快樂。

雙重生命在文本中呈現出醉打金枝的嬌俏，“蘇夜”與“拗拗”的勉勵，互為人生的春秋，平分海天的秋色?！稗洲帧庇^察“蘇夜”對阿奶的眷戀，亦是剝離自身濃烈的情感，寄生于一個更為冷靜的自我，克制疏遠的自我表達，也是一種作者對自我情緒的保護方式?！稗洲帧痹谟^察“蘇夜”的失落中諒解了自己的慵慵，“拗拗”在探尋“我”的平和中解圍了自身的痛苦，“我”和“我”完成了自證的圓滿，而迷霧中的號角是如此憂傷和漫長。

來自潺緣的“類”為了避免重復自我的無趣感，它反復變成多種形態給阿休看，有時甚至不按阿休的要求來，自作主張。我也寫過一只可以變成很多女人的養殖場的皮毛狐貍，她只要輕輕吹一口氣，就能把人的皮剝下來，用完再還回去。蒲松齡的《聊齋》里曾寫過一個男人喜逛青樓，愛他的狐妖便無數次地變幻成他喜愛的女子模樣，最后狐妖累了，便離開了他。

在阿休的極度疲憊和心衰中，“類”變幻為迷夢中那張憂愁的臉，野生的“類”在城市里感覺不到任何快樂，它依戀著故土潺緣，可由于沒有名字，它回不去。這也像時刻惦念著崇明島的栗鹿，她將自我的焦慮一分為二，一面給了想家的“類”，一面給了想夏嶼的“阿休”，甚至我們在“嶼”中也能瞥見崇明島那遙遠的輪廓。

在類想離開阿休時，它念念說：“給我一個名字吧?！卑⑿菰诿詨糁谢卮鸬?，“那你就叫阿休吧?！敝?，阿休將自己的名字平移給了“類”，阿休和“阿休”完成了雙重生命的有絲分裂，阿休孤獨地留在城市的夢境中，“阿休”則回歸了潺緣故土?！拔摇卑衙纸贿€給“我”，我和“我”各自回歸了家園，潺緣（霧島）似乎成了張棗的鏡子，永遠等候在那里，看見少年，看見杉木小船，看見她坐船歸來。小說中的女人終將分離，小說外的栗鹿卻因此完整。

“兩生花”們交替出現，沒有《閃靈》的恐怖和鮮血，沒有政治的音墻和事業的絕境，更沒有什么劇烈的起伏，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沮喪、離別、迷糊和竹林的暗罪。這些失望與別離均來自于那些“太空浪子”：拍假照片的K，遠在非洲的夏嶼和四處游蕩的張酒臣，都給女人以熟悉的怠惰和疲憊，浪子總是收不回心，同樣的蛀洞以不同的借口出現，即使是野生動物“類”，也能察覺出阿休被夏嶼冷落的寂寞。

至此，我突然想到，人們在信息社會中所遭遇的斷聯黑洞，于個人而言，不亞于一次北極的冰架崩塌，小說里人物的不告而別和最后的大海雀蛋被人踩碎，你實際也說不出哪個心更痛。在現實中，我和十年的朋友決裂，鹿突遭家中變故，我們似乎被掐滅了長明燈，彼此摸索著對方的臂膀，惶惶然走向若有光的未來。這時再看栗鹿的小說，那些突如其來的告別和葬禮，彷佛是可怖的預言，我們面前似有無數的黑洞、白洞和蟲洞，不知道下一次踏進的是哪個洞。

說來好笑，我和栗鹿的預言和通感一向準確，因此，與栗鹿對葬禮的書寫相背，我從未寫過葬禮，我選擇了列夫·托爾斯泰式的復活。在這種無法割裂的親情、友情和愛情中，栗鹿選擇多次的闡釋與書寫，也許我們去打磨那最纖細的利刃，再用它來剖開島嶼的心臟，大爆炸般的痛苦將在反復切割中被鈍化。

三年級時，我們班每人五塊錢，集資批發了一批高級手搖轉筆刀。我的轉筆刀擁有嶄新的深粉的身體，身上畫著一個大眼睛的卷發小男孩兒，頭頂四個金字“金色童年”，每次我用那個小轉筆刀削鉛筆，心底都會涌現出無敵的幸福。栗鹿無疑一直擁有這種“金色童年”的幸福，她自稱煉夢師，將部分嬌憨的意象放大至長夜，崇明島的童年因而散發出金色的光芒，并在迷蒙霧靄中愈久彌亮，逐漸幻化為午夜港口的一只暖色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