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榆林紅石峽石窟石刻的文化價值

王建波 劉益德

摘要：紅石峽石窟石刻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價值，主要體現在書法、民族關系、宗教、文學四個方面。首先，石刻中楷、行、草、篆等各種書體畢具;部分石刻為陰陽刻，這在全國各地的石刻中較為少見。其次，這些石窟石刻體現出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的發展變化，充分展現了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碰撞與交融。再次，石窟造像與摩崖題刻都蘊含著佛道兩教的宗教文化，從中能看出各個時代佛道兩教造像的特點，以及榆林地區宗教信仰的發展。最后，紅石峽石刻內容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歷代詠嘆紅石峽的詩文對研究當地明清時期的文學創作具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紅石峽;宗教石窟;摩崖題刻;文化價值

中圖分類號：G127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18-0063-03

紅石峽，又稱“雄石峽”，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榆陽區城北3公里的紅山之下，是當地代表性文化旅游景區。紅石峽素有“塞上碑林”之稱，具有豐富的石窟石刻文化資源，東西兩崖的百余幅摩崖石刻，34處石窟中的佛道兩教造像、造像記與造殿記碑等都具有較高的文化價值。對紅石峽石窟石刻文化旅游資源加以詳細梳理，有助于引導民眾更加關注紅石峽的文化價值，促進當地文化旅游事業的發展。

一、書法價值

素有“塞上碑林”之稱的紅石峽題刻頗多，目前可主要分為摩崖石刻、寺廟碑刻與館藏碑刻三類。據史料記載，紅石峽原有明成化年以來大小摩崖石刻170余塊，現存118塊。字幅大者達丈余，小者不盈寸，雕刻技法多種多樣。寺廟碑刻共有外額石匾8塊、內額石匾4塊、殿內碑刻32塊，撰書者多非名家且部分姓名不詳。又由于“文革”時期人為破壞等緣故，許多碑刻字跡不清，無從考察。9塊藏于紅石峽或榆陽區文管辦予以保護，多為題聯或題詩碑。紅石峽石刻書法價值主要體現在摩崖石刻與館藏碑刻中，尤以摩崖石刻的書法價值為最高。具體來看，其書法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紅石峽石刻篆、楷、草、行俱有，書體豐富，尤以楷書居多。篆體石刻代表為摩崖石刻“橫云”與榆陽區文管辦藏“吳大澂篆書四條屏”，賀菊芳評后者“以均衡美為基調，表現了秀麗清逸、流轉沉著的氣度，尤是光娟的線條，寄予了豐富的內在情感”[1]50?？w石刻如“山水奇觀”“鞏固山河”“功在名山”“威震九邊”“蒙漢一家”等，渾樸溫厚，寬博勻美，與巍峨壯闊的紅石峽十分相稱。行書與草書石刻作品多為摩崖題詩或題記，王廷檻“癸未游雄石峽”、杭棟“庚辰秋日同友人游山寺率爾題壁”等如行云流水。

第二，于紅石峽題刻紀念者多為當時名官或書法家，名聲頗盛。這一類代表性的石刻有清康熙、雍正年間榆林書法家陳璋所書“三山拱翠”、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題“榆溪勝地”與“白云初晴如月之曙，黃唐在獨與古為新”題聯等。陳璋書法風格不落俗套，瀟灑豪爽，其題刻“三山拱翠”中“山”字最后一筆隨勢而出，使四字體態“顧盼生姿，含蓄嬌美，韻味悠長”[1]44。左宗棠不僅于晚清擔當重任，于書法藝術也有建樹?！坝芟獎俚亍彼淖殖林鴱娜?，字如其人，盡顯名臣風范，可謂當地題刻一絕。除此之外，馬占山“還我河山”等題刻也具有一定的書法藝術價值。

第三，紅石峽摩崖石刻尺幅巨大，書寫、雕刻均極為不易，如此巨幅石刻仍能做到勻稱流美，可謂石刻典范。據《榆林市志》記載：“刻字大者4.5米見方，小者0.03米見方，字幅長寬有達44.8平方米，……布滿東西懸崖，琳瑯滿目，幾無空隙?！盵2]693實地觀賞紅石峽尤其是紅石峽西崖石刻，巨幅石刻赫然顯于石壁之上，氣勢雄渾，十分震撼。東崖石刻中最長石刻“龍盤虎踞”長達1187厘米，高達395厘米;西崖石刻中最長石刻“華夷天塹”長達1586厘米，高達420厘米;東西兩崖長度超過1000厘米的摩崖題刻多達13幅，令人嘆為觀止。

第四，紅石峽摩崖石刻雕刻技法多樣，除常見陰刻、陽刻應用自如外，還有其他摩崖題刻中十分少見的陰陽刻技法。陰陽刻，又稱“飛白體”，是指在雕刻中將陰刻與陽刻運用于一字的雕刻中，武則天掌權時期開始流行，明清時期十分盛行，極具藝術欣賞價值。陰陽刻石刻作品亦多見于西崖，“巖居川觀”“巖壑金湯”“巖赫具瞻”“長天鐵垛”“襟山帶河”“列屏云塞”等都具有代表性。

書體豐富、題者顯赫、尺幅巨大、技法多樣，這些方面都使紅石峽摩崖題刻具有較高的書法價值，值得后世對其盡心保護，不斷發掘。

二、民族價值

如果說紅石峽石窟石刻的歷史價值和書法價值代表著陜北地域相對于整個中華文明中特殊的、自在的方面，其反映的民族價值與華夏民族精神的普遍性相契合。石刻文化是思想的載體，誠然是作者主體獨立的感性表達，但卻在理性層面上將自己置于普遍的時代原則之下。因而，通過不同歷史時期的石刻文化，可以很好把握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發展與夷夏關系演變的背景以及過程。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與南方華夏農耕民族的抵御和反抗，是貫穿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個基本矛盾。陜北地區作為夷夏沖突的前線，成為各民族之間斗爭和融合之地。從整體來說，紅石峽石刻反映的民族關系變化，是明代以來中國蒙漢、滿漢關系由激烈對抗到統一融合，再到合流同化的過程。中國民族精神的完成經歷了由封建民族國家（明代）——封建多元民族國家（清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晚清以后）這一過程。紅石峽石刻中涉及政治、軍事的部分，集中反映了這種變化。

明初修筑萬里長城，設九邊，今榆林即明代延綏鎮所在之所。明朝前期，漢蒙關系尚屬和諧，曾在九邊各鎮設市易馬，發展貿易（今榆林紅石峽以西尚有易馬城遺址）。自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大同之戰后，明王朝與瓦剌（蒙古）多次交戰，明王朝整體上處于被動狀態。西起甘肅河西，東到河北宣化府的邊防線上，戰事尤為頻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漢族士大夫和貴族對瓦剌人抱有刻骨仇恨，兩民族之間的斗爭取代融合，成為了主要的交流形式。明末期萬歷、天啟年間東北女真作亂，更是給明王朝統治帶來了極大危機。紅石峽萬歷、天啟年間的石刻，普遍表達了士大夫階層剿除“蠻族”的愿望和對滿蒙少數民族亂黨的刻骨仇恨。如明萬歷年間刻于紅石峽西崖的“巖壑金湯”，天啟年間的“中華天柱”“榆塞雄關”等石刻，都表達鞏固邊防、抵御外侮的意愿。而明萬歷四十一年刻“華夷天塹”四字，更是充分顯示出了蒙漢民族沖突的尖銳和“夷夏之辨”觀念的深入人心。

清初年以后，滿族貴族在統治中國各民族人民中出現了明顯的漢化傾向，但中華政權的單一民族性削弱，中國成為一個大一統的多元帝國。一方面，蒙漢、滿漢民族矛盾淡出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長期和平的社會環境下，民族仇恨也逐漸趨向了自然消解。因而，這一時期，“歌頌”取代了“煽動”成為石刻內容的核心，民族性弱化。至清末民初，更是出現了“中外一統”“漢蒙一家”等題刻，其中原文化整合草原文化，乃至強勢文化輸出的傾向十分明顯。這充分反映了占有優勢的漢民族文化主導民族融合的進程，中華民族的概念進一步擴大為華夏民族和各少數民族的集合概念。

民國期間的題刻已看不出陜北地方特色，基本都集中于抵抗殖民侵略者（特別是日寇）、挽救民族危亡等方面，代表作如馬占山手書的兩幅“還我河山”等。

三、宗教價值

紅石峽留存的大量石窟是一個巨大的宗教寶庫。據統計，紅石峽遺址現有石窟留存34孔，其中絕大多數為明中期開鑿，清代多次重修。近半石窟之內所供為佛教諸佛、菩薩、羅漢泥身彩繪塑像，其余少量石窟，有禪洞兩孔、禪房一孔、僧舍一孔、供有石佛一尊的睡佛殿一孔、供有佛教石龕而無塑像的石窟一孔、供有泥塑三教人物的三教殿一孔、供道教真武祖師但無像的沅心殿一孔、供道教三霄娘娘的娘娘殿一孔、廟會期間辦理事務的會窯一孔，有原塑像已毀無考的石窟十三孔。在所供為泥身神像的諸殿內，原塑像已悉數損毀，只有殿名、碑記等文字內容留存，近年來又依舊樣重起塑像。

石窟本是一種佛教建筑形式，而紅石峽石窟所供神靈卻佛道兼有，同時還有專供管理廟會的場所，可見此處在明代時宗教信仰就已經很發達，而且這種宗教信仰是屬于民間而非官方的。從現有石窟來看，此處所信神靈較為原始，與民眾所關心的禍福生老病死密切相關而不注重不同宗教間的分別，比如娘娘殿、沅心殿、觀音閣、觀音堂、地藏十王殿所供神靈等。此處專設管理廟會之所，也說明了明清時此處宗教活動是由民間自發舉辦。紅石峽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同時有定期的廟會，這就使虔誠的宗教信仰帶上了很強的民俗色彩。

據相關資料記載，整個榆林地區在明清之際民間宗教就很發達，而且往往也是與廟會結合。榆林地區歷史上多個民族在此活動，其民俗與宗教信仰因此帶著鮮明的多樣性，民間宗教信仰中的多神并存也就不奇怪了。這種相似啟發我們，時代與區域文化很可能是影響紅石峽石窟的重要因素?？梢酝茰y，紅石峽里十三孔用途無考的石窟，極有可能是老君殿、山神廟、關帝廟這樣在榆林其他區縣很普遍的供奉。

紅石峽石窟有專供僧人修行的僧舍、禪洞、禪房，同時其他可考的石窟大部分也屬佛教性質，說明該地區在明代中期佛教信仰占主流，也說明了當時此處就已經是一個專門的有規模的佛教僧院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紅石峽石窟中，供奉的羅漢皆為十六羅漢而非十八羅漢。根據相關資料，十六羅漢盛行于唐，在十八羅漢于宋代開始興起后逐漸被后者代替，但在民間依然受著廣泛的供奉，這也是一個證明當地明清民間信仰較為古老甚至原始的一個明證。

紅石峽石窟中的佛道造像大部分毀于“文革”，近年來陸續依舊樣重建，使我們可以了解此處的造像藝術。此處石制造像極少，且石質與當地砂巖不同，應是從外地運輸而來，可能正是因為交通原因，紅石峽造像以泥塑為主。紅石峽泥塑盡為彩塑，據了解，這種工藝是以黏土、秸稈、木頭、礦物質顏料為主要材料，制作時秸稈敷木，形成主體，再外敷黏土，待干燥后再施丹彩。這種彩塑制作自然淳樸，將虛擬的神具體化、世俗化，同時注重人物形體、結構的把握，注重整體氣勢、形態的表達，在整體風貌上顯得簡潔雄渾。造像既塑且繪，有威嚴與和藹之態，無恐嚇或媚俗之姿，在美學風格上呈現出莊嚴、優美、自然的特征，顯示出明清當地民間信仰虔誠、世俗但不恐懼的集體心理。

以上種種，從佛教占主流到彩塑的美學風格，實際都是與榆林地區同時期的宗教造像相差無幾的。故而可以說紅石峽石窟是在陜北榆林地區民間宗教信仰中具有典型性的存在。但是，紅石峽石窟也有著自身明顯的特殊性，這又是由當時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結果所賦予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紅石峽石窟中的三教殿，供奉著儒、道、佛三家的主要人物孔子、太上老君、釋迦牟尼，這清晰地證明了當時民間意識形態對理學、道教、佛教的接受與糅合。另外，紅石峽題刻與題詩中反映的文化內核雖然隨著時代演進有著不同的側重與流變，但依然是達觀、道義、愛國這樣的儒家精神。在紅石峽，題刻、題詩與佛道造像相映成趣，民間虔誠及娛樂與文人官僚的雅趣相包舉，三教精神合流于民間的世俗性之中，這種現象在榆林其他區縣很難見到，可謂是紅石峽石刻與造像的特殊所在。

四、文學價值

紅石峽除了有民族、書法、宗教價值外，還具有文學價值。從廣義上來看，民族、書法、宗教和文學價值是相互關聯的、相互滲透的，且都基于其特定的時代和歷史。民族是其文學的一種內在精神體現，書法是文學的形式或者外在表現，宗教是文學的內容之一。歷史與時代推動了文學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文學的“裝飾品”。

紅石峽的地理位置直接影響到它的“身份”——九邊重鎮，這個身份本身就具有張力。首先它具有民族的張力，進而具有時代的張力，這些張力與個人的情感高度契合，碰撞出一篇篇妙文。紅石峽本身的石刻其實就具有這種張力，如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巡撫陳性學題刻的“雄石封關”、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巡撫劉敏寬題刻的“華夷天塹”、1941年馬占山題寫的兩幅“還我河山”等。當然，此地山水清音，風景雄奇秀美，文人墨客泛舟河上，舉杯共飲，醉心于此“蓬萊”之地，如“天成雄秀”“競秀爭流”“別有洞天”“榆溪勝地”等。

除其本身的石刻之外，與紅石峽有關的詩詞文、游記在內容上也是將地理張力與民族張力、歷史與時代張力、自身雄秀張力充分融合。詩詞與游記都集中于明、清與民國時期，作者大多為文官武將，官職一般為巡撫、總兵，知府等。據不完全統計，以紅石峽為主題的詩詞與游記多達近百篇。地理與民族張力，如明代胡志夔《夏日游紅石峽》“折俎壯猷迴殺氣，倚天長劍截危關”、清代郝?！队渭t石峽》“烽火邊城熄，西風入畫樓”等;歷史與時代張力，如明代萬世純《招游紅石峽》“草樹欲低秦日月，烽火爭識漢樓臺”、清代楊蘊《游紅石峽二首》“登臨獨醉陶潛酒，寥落空憐慧遠詩”;作者們用絕妙詩詞給半個多世紀后的我們傳遞了這一份未及見面的畫景，如明代鄭汝璧《重游紅石峽》“夾岸云旗開細柳，當關天塹鎖清流”、清代譚吉聰《康熙壬子三月三日招同榆林諸子集紅石峽翠然閣集飲分韻二首》（其一）“沙鳥依新柳，出橋入遠汀”等[2]852，這些詩詞體現了其自身雄秀的張力。我們可以說紅石峽的文學價值恰恰是將這地理張力與民族張力、歷史與時代張力、自身雄秀張力極盡細致地展現出來。

由此可見，紅石峽的石窟石刻在書法、民族關系、宗教和文學四方面的價值非常。四者緊密聯系，相互滲透，形成了獨特的人文景觀。四者之外，紅石峽還具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價值，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的挖掘、研究。讓紅石峽獲得理應獲得的重視，既能更好地審視當地的地域文化，又能使其成為文化名片，助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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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建波（1998—），男，漢族，山東濰坊人，單位為西北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地方文化。

劉益德（1997—），男，漢族，山東聊城人，單位為西北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

（責任編輯：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