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淵源錄》與《先哲叢談》
——中日學者傳記比較初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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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

一、前言

人物傳記體是典型人物或人物資料的有效記錄形式，其通過對人物的生平、生活和思想等系統地描述和介紹，在“真”、“信”、“活”的準則下，達到對人物形象特征的生動刻畫與精神的深刻表達，進呈對其時代背景的側面反映。學者傳記則是略顯特殊的領域，主要因它對人物的選取和記錄皆以“學者”、“大師”或“鴻儒”為主體，記錄了他們的思想與言行，故兼顧有史學和哲學價值，可謂是有傳記體例特征的學術思想史。

朱熹所作《伊洛淵源錄》作在中國一本標志性學者傳記著作，不僅記述了北宋理學的傳承淵源，還為后世提供了一種寫作范式，其體例發展淵源與后世演進之文、史、哲之價值不待言表。日本江戶儒者原善(1774-1820)所著《先哲叢談》(1816年刊)作為在中日學術文化交流與日本傳統自我結合調整的背景下，誕生的一部日本德川幕府儒者傳記著作，因其諸方面已近完善，終成日本后世學者傳記典范。兩者同為“漢文化”下兩國儒者傳記的發凡起例之作，其中差異表面為學者國籍身份不同，實則為兩國儒學發展兩種脈絡。今則比較其體例，以文體見思意。

二、編纂目的：“祖述道統”與“備考于史氏”

《伊洛淵源錄》與《先哲叢談》因兩國儒學發展階段與儒者境遇不同，分持“祖述道統”與“備考于史氏”不同編纂目的。朱熹雖未直明其創作目的，亦未撰寫凡例以供后人考查，然通過分析當時歷史環境與引證相關資料，便能窺知其“祖述道統”的立場?！断日軈舱劇分幾肽康膭t有跡可循。通過考查《先哲叢談》的序文與凡例，“備考于史氏”的意圖。

朱熹撰寫《伊洛淵源錄》基于南宋“理學”遭遇兩次“學禁”的嚴酷背景。兩次“學禁”一直將“二程”所倡學說排斥出“孔孟正學”，特別否定其正宗地位?！兑谅鍦Y源錄》顧名思義則是要為二程“伊洛”之學正本清源。因此他以周惇頤開卷，力主周敦頤與二程之間的師承關系進而為“理學”確立一個上承孔孟之學的歷史道統。元人李世安作《伊洛淵源錄·后序》中明確指出：

“昔孔子纘述群圣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后，至二程夫子始克紹其緒。程子之學得于周子而益闡之……蓋《伊洛淵源》一書，周、程、張、邵及其門人之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圣賢相傳之道，炳 然見于其中，如五維之麗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于世教大矣?！?/p>

朱熹在南宋的歷史背景下，擔起重塑道統的重任，就必然要祖述理學淵源。相對于此，原善則正處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二次修史熱潮中，官學昌平黌此時正組織修編《寬政重修家譜》《徳川實紀》《朝野舊聞裒稿》，為凸顯自己史學追求，進而寫作《先哲叢談》。佐藤坦撰《先哲叢談 序》載：

“……友人原君公道有憾于此，嘗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將，暨名一技一藝者，行狀碑志、家乘譜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備考》，以俟他日修史者采掇焉。別撮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曰《先哲叢談》?！?/p>

《先哲叢談》正是為準備正史修撰而編纂，而《伊洛淵源錄》為發揚理學力爭正統地位而作，兩者初衷即不同，是傳主排列、史料編排等體例亦呈現不同的根本原因。

三、傳主排序：“學脈傳承”與“時間排列”

儒者傳記的編纂體例中傳主排序，是其思想的重要標識?！兑谅鍦Y源錄》依“先本后末”的原則排列46位傳主，而《先哲叢談》則嚴守“年齒先后”的原則。前者相較于后者，更側重于表達其學術淵源的一脈相承；后者相較于前者，更突出史家以時間為主軸的撰寫立場。

朱熹在南宋的歷史背景下，擔起重塑道統的重任，就必然要祖述理學淵源，因此他在選取《淵源錄》之編輯體例時，大體表現為“先本后末”。據四庫全書影印本《伊洛淵源錄》所載，其第一個傳主為周敦頤，其為理學之開山鼻祖，就像一棵大樹的根，故將其列在卷一；第二和第三個傳主為程顥和程頤，他們兩人作為伊洛之學的核心人物，就像大樹最粗的干的部分，故將其列于第二、三和四卷；第四個和第五個傳主為張載和邵雍，作為伊洛之學的扛鼎人物，就像大樹中部的干，故將其列在第五卷；而后又有程門杰出弟子，如謝良佐、游酢和楊時等，就如一棵大樹的枝條，故將他們列于較后的卷中。到了第十四卷，則為一些不重要的弟子，就像一棵大樹的葉子，故將他們綜合略錄于第十四卷。

《先哲叢談》據《凡例》云：“次序率從其年齒先后，不分以門流?！奔匆罁髦鞒錾群鬄榕帕袀髦?。據筆者考，《先哲叢談》確實恪守“年齒先后”，然其中也并非全無學脈因素。例如，林羅山因為是藤原惺窩的嫡傳弟子，又是惺窩推薦給德川家康，進而使朱子學進入政治核心的關鍵人物，所以雖年歲稍小于菅玄同，卻仍緊列于惺窩之后。又如，林春齋、林鳳岡二人作為林羅山兒孫，雖年歲更小，卻因家學原因亦得以列于菅玄同之前。另外，《先哲叢談》撰錄每位傳主，必要澄清其師承與弟子，于交游也往往多有記錄，足見原善并非不注目學術傳承與脈絡。然而全書撰寫呈現出以“時間”為主軸。原善于《凡例》中明言：“此編專以知先儒之性性履歷為主，而未及其識見者以其人皆有成書布于世也。間有略舉識見者，以其未著見者也?！眲t正在于其重在修史，略學術的創作意圖。

四、史料編輯：“排錄”式與“融合”式特征

《伊洛淵源錄》與《先哲叢談》在撰寫前都廣泛地收集大量傳主基礎史料，朱熹作《答呂伯恭書》云：“(伊洛淵源錄)須目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彼^“不住尋訪”者，足以見朱子搜集編錄所需要的材料是著實下了一番苦工的。細考《伊洛淵源錄》朱熹所搜集的材料種類有近百種之多。其中主要包括行狀、年譜、墓志銘、語錄、文集、事略、奏狀、哀詞、祭文、銘誄、遺書、國史、雜史、實錄、筆記、以及一些蠅頭小楷記敘的細小史料(如家傳)等諸多體裁資料。據《凡例》所言，《先哲叢談》的史料來源一方面“掇取其要于《備考》中及諸家集”一方面“言行之跡，別存稗官或口碑者亦多，因更收錄之”。所謂《備考》則是“自室町氏季至近世，有人物足傳者，則求其傳若行狀、墓文裒輯之。凡一百卷，命曰《史氏備考》”據此，《先哲叢談》的史料文獻逾百卷之巨。

兩者雖皆準備充分，然編輯如此廣博史料方式卻大有不同?！兑谅鍦Y源錄》以史料的直接編用為主，以自己撰寫為輔；而原念齋《先哲叢談》以文本的撰寫創作為主，以材料引用為輔。即《淵源錄》側重于前期材料的搜集遴選和排錄，而《先哲叢談》則側重于在廣泛搜集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后期的加工寫作。

《淵源錄·卷二》記明道先生，編錄了其弟程頤所撰的《明道先生行狀》和《門人朋友途述》；于卷三，則編錄了游酢所撰之《書行狀后》、呂大臨所之撰《哀詞》、文彥博所撰之《墓表》和陳恬所撰之《贊詞》，這屬于程顥之個人生平部分；另外，卷三收錄了從十幾種資料中遴選出的二十七條遺事，這屬于程顥之軼事與學術授受部分。

《先哲叢談》不僅撰錄每一位傳主的名、字、號、家族、出仕，亦有典型大事和有代表性的細節逸事，其間穿插著其他人物的語錄和評價，用以側面烘托、互相印證。特別是將各類行狀、墓銘、書簡、贊等摘錄穿插行文之中。如日本巨儒荻生徂徠傳文末：

徂徠歿為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臨終謂人曰：“海內第一流人物茂卿將殞命，天為使此世界銀?！贬迯撇「∧[而終?！蹲现P》曰：“徂徠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茍可以傷生者。斷弗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書為事，年過六十，舊疾數復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敝x在杭云：“思慮之害人，甚于酒色，誠矣?！敝裆健斗钦鳌吩唬骸坝鄧L聞之，徂徠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有靈怪，今當有紫云覆舍，若等出睹之?！安「镙氜D呼號，紫云不絕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輩深恥之。絕不通外人，故一時或繆傳以為非良死”云。此竹山傳聞妄語也。徂徠起于關東。而風靡海內。西人動造為莠言。以非駁之，要皆出于娼妬之心。(《先哲叢談》卷六)

為述荻生徂徠之死，同時引錄《紫芝國漫筆》《非征》兩篇著作。述藤東野向荻生徂徠借錢卻產生誤會之事，則摘引往復四封書信?！断日軈舱劇酚诿课粋髦鹘匀绱藢⑹妨瞎濅浫诤系叫形闹?，大別于《伊洛淵源錄》以“排錄”方式編輯史料。

朱熹于《伊洛淵源錄》并非無撰寫之功，“周敦頤的《事狀》)、程頤的《年譜》、呂希哲的《家傳略》、范祖禹事略、朱光庭的《墓志銘》、呂大忠、呂大鈞的《形狀略》(同時范育寫的《墓表銘》)、呂大臨的《祭文》(同時有程額的《雍行錄》中有關呂大臨俠事)、王蘋的《墓志略》、胡安國的《行狀略》”2皆為朱熹親自撰寫。然以諸多史料“排列”式編輯，實則為諸位傳主學脈師承做出很好記錄與表現。

《先哲叢談》在廣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融合加工，亦呈史家修史風貌；《伊洛淵源錄》“排錄”史料保全學脈師承，則重在學術思想。此差別亦源于編纂目的之差異。

《先哲叢談》作者原念齋身為修史者，使此書本身就具有正史體例性質，其對史書寫作體例模仿，則源于秦漢至南北朝時期《史記》、《漢書》等。因此，首先《先哲叢談》從根本上是直接繼承《史記》、《漢書》等正史中附屬儒學傳記的體例，特為日本德川幕府修史所備。此書也是德川幕府時期，儒學經歷朱子學、古學派，而進入考據學派興起的產物。故其意圖、傳主排序及處理史料的方式都與身處南宋“學禁”背景下的《伊洛淵源錄》大異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