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具有上帝的視角

■孫建勇

當人類看見上帝管理下宇宙的莊嚴秩序時，必定會感受到一種力量，催迫自己趨向規律的生活，去履行各種道德，并可以從萬物中認出造物主上帝確是真善之源。

——［波蘭］尼古拉·哥白尼

一

陽光，今天再次到訪，不能開門，也不允許開門，只能從前窗予以迎納。于是，室內也就爽朗起來。

妻子如常，身著加厚睡衣，葛優躺式地癱在沙發里，十集連播地追著抗日神??；女兒歪在折疊躺椅上刷著手機，任一縷陽光熱捧她那雙光著的腳丫；我則直腰端坐于電腦前，把一些想說的話，通過鍵盤的敲擊，呈現于14 吋的顯示屏。

這就是2020 年3 月5 日，黃州封城整整六周之后，我們一家三口宅在家里的情形。

我一直認為，我們一家三口不只是幸運，而是非常幸運。己亥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暗流涌動時，女兒正在那廂教書，每天面對眾多學生，被感染的幾率該有多大？黃州“淪陷”時，眾皆渾然，妻子每日轉戰幾個麻將場館，人來人往，被感染的幾率又該多大？而我呢，己亥臘月十九（2020 年1 月13日），還在黃州安國禪寺參加“壽蘇會”，那是幾百人的一次聚會，其中不乏武漢來客，被感染的幾率更是不知會有多大？可是，我們都成功躲過病毒侵襲，恐怕只能歸功于幸運了。

蘇格拉底說：幸運是機會的影子。感謝上蒼讓我和家人被這個機會的影子所籠罩。不過，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 培根則又這樣說：“幸運的時機好比市場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誤，它就掉價了?！边@說的，不正是那些被感染者么？他們的幸運掉了價，是他們延誤了機會的影子嗎？

在封城之后的第43 天回看，我覺得，那延誤機會的“黑鍋”無論如何都不該由一個又一個可憐的感染者去背負。

二

在黃州封城之前，我們一家人一直盤算著要把庚子年的春節過得熱鬧，過得豐盛，過得與眾不同?？墒?，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完成出人意料。繼武漢宣布“封城”之后，從1 月24 日的0 時開始，黃州正式“封城”。

當然，漫長的閉關終究不是度假式的休閑。

魯迅先生在《秋夜》一文中寫過這樣的句子：“我的院子里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苯菘俗骷矣壤麨跛埂?伏契克在《絞刑架下的報告》中，也有類似的一個表達：“從門到窗子是七步，從窗子到門是七步?！蔽艺J為，拿這些來描述我們一家的閉關生活，倒也恰切不過。

是的，一個人，當他重復著度過每一天時，那種難受完全是從身體里面透出來的，逼得人直想把隨手可拿的東西摔碎，或是找茬對人痛罵一頓，抑或打開窗戶亂喊亂叫一陣。

不過，我是一家之主，雖然特想摔、想罵、想喊，但是得壓著，繃著，忍著，還得想著法兒地哄著妻子和女兒，避免她們去喊，去罵，去摔。我得時不時觍著臉湊去過問問這一大一小兩位女士，中午吃點啥？要不要聽個笑話？能不能分享個好玩兒的短視頻？但是，每每此時，她們都會一臉漠然地回應：“隨便?！庇彩且迅髯缘挠魫灡憩F得如此明顯和默契。

為了紓解煩悶，我們倒也不是沒有發揮過主觀能動性。我就曾拿著一只藍牙麥，自嗨了幾次，翻來覆去就是《酒醉的蝴蝶》和《一吻紅塵》，終因五音不全而難以為繼；妻子和女兒則以面團為實驗品，發饅頭，炸油條，搓麻花，也都因產品有負所望而最終作罷。

幸虧有居家遠程辦公這檔子事兒一直在挽救我。黃州封城的第三天，也就是1 月26 日（正月初二）上午10 點多，我還在被窩里刷新聞，黃岡市作協秘書長文斌先生在作協群里出通知，要作家們11 點半之前報送戰“疫”作品。此后，用“劍詠”這個筆名撰寫了一組關于全區疫情防控阻擊戰的短消息二三十篇。這些筆頭工作，或多或少地消解了我“孤島圈囿”之感，也讓我覺得這殘損之軀在這場慘烈的戰“疫”里，還有一丁點“燭照”之用。

而女兒呢，是“空中課堂”幫了她。自從教育部要求開展網上教學以來，女兒按照她所在學校的要求，每天總有那么幾個小時會盡責地給自己的學生改作業、作輔導，把直白沉悶的日子過得稍稍有點波瀾和意趣。

妻子則有個叫“抗日神劇”的東西能夠聊以解悶，否則，還不知她究竟會抑郁到什么樣子。

因為隔離，我不能確知別的家庭過得如何，但能夠肯定的是，他們也不會舒爽，不然為什么總會有那么多吐槽的小視頻在網上轉來轉去？

三

但是，真正的慘顯然不是我們，而是那些不幸被感染者，是那些破碎的家庭。

跟我們心理距離比較近的一個死亡病例，是我女兒的高中同學，同年不同班，一個蠻帥的小伙兒。黃岡中學畢業后，上了重點大學，后在南京一家不錯的單位就職，己亥年臘月放假，到武漢參加同學聚會而不幸感染，發病時正處在疫情前期武漢醫療資源被嚴重擠兌的時候，病情由輕而重，生命最終停止在23 歲。他是家中獨子，也是家族的希望，他的猝然離去，是對家庭和家族的沉重打擊。我讀過他媽媽寫下的悼念文字：“寶寶，今天是你的頭七……你走得太快了，快到我跟不上你的步伐，想抓住你，卻眼睜睜地看著你從我的眼里跑遠了……”身為人父，我禁不住潸然落淚。

幾天前，老Q 微信我，說他的兒子也不幸中了招。我一驚，忙問情況如何。老Q 說，還好，已經治愈出院，正在接受隔離觀察。長吁一口氣后，我發了三個“強”的表情。

老Q 是我的大學同學。他那寶貝兒子在武漢讀書，究竟怎樣感染的，我沒有細問。其實也不用問，在當初“有限人傳人”的誤導下，未作任何防護的人暴露在病毒肆虐的空氣里，不被感染就是奇跡。

老Q 說，那時病重的兒子躺在病床上，呼吸困難，處在半昏迷狀態，他和妻子守護在旁邊，束手無策，只能緊緊地握著兒子的手，老淚縱橫，不停呼喊：“兒子，不能睡，不能睡，千萬不能睡著??！”

看著老Q 留在微信對話框里的一段自述，我的鼻子禁不住猛地一酸。

被病毒扎根在肺部的人，忍受痛苦的絕對不止他（她）一人，那種錐心之痛會輻射到每一個與之相關的人。

四

在五十年的人生中，包括這一次，我竟然就經歷過三次疫情。

一次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時，黃州被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病毒襲擾。它讓很多天真爛漫的小兒突發高燒、肢體疼痛、四肢無力，最終落下肢體麻痹、癱瘓、萎縮、畸形等可怕后遺癥，從此改變其一生的命運。那種病毒叫Ⅰ型脊髓灰質炎病毒，那些后遺癥就是人們熟悉的小兒麻痹癥。

大約在我3 歲之時，有一天，外婆帶我去看望另一個生病的孩子。事后證明，這個善舉是百分之百的錯誤。那時，黃州城還很小，過了安國寺就算偏遠的農村。我所住的王家灣，距離安國寺大約有六七里，信息閉塞，窮困落后。我的外婆當時根本不知道還有一種叫作脊髓灰質炎的病毒正在王家灣里張牙舞爪，更不知道這個病毒已經侵入到那個生病在床的孩子，也就完全談不上有意識地讓小外孫與那病孩子保持安全的距離。

我至今還記得我被感染后發病的情景和感覺。那是個夏天的中午，陣雨將至，母親要出門去搶摘豇豆，僅穿一條短褲的我，哭鬧著要隨著前去，母親只得妥協，結果大雨傾盆，我和母親都被澆了個透心涼。下午，我即開始高燒，母親和父親忙找赤腳醫生熊大夫討了點感冒藥，但是沒有治住，還是高燒，一兩天不退。熊大夫看過，說快送醫院吧，可能是小兒麻痹癥。

黃岡地區醫院是當時唯一有能力收治的醫院。記得在一個大病房里，住滿了病人，只剩一張病床，我躺上去的時候已是傍晚時分。到了晚上，病癥徹底發作，我不僅高燒，而且渾身疼痛，不是皮開肉綻的那種火辣辣的疼，是肢體反關節拉伸時的那種無法忍耐的難受。在那種難受中，我不想說話，只想哭，扯著嗓子地哭。母親把我抱在懷里，試圖哄我入睡，但是不得法，我仍然是哭。父親怕母親胳膊支撐不住，將我接過，邊哄邊抖動臂彎。沒想到，在這種無意的抖動中，我的疼痛得到明顯緩解。我終于不哭了。于是，父親和母親輪流抱著我抖動，整整一個通宵。

在此后的歲月里，那場景總是在我腦海里呈現。很奇怪，3 歲時的事情怎么就會記得那么清晰呢？

脊髓灰質炎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的右腿肌肉90%萎縮，骨骼畸形，功能永久性喪失。我不得不與雙拐為伴，在世俗的冷遇、歧視和排斥中，掙扎著前行。當別人伸手即可摘到蘋果時，我則需要付出十倍努力，才能看見果園大門。

現在回頭去看那場疫情，我覺得自己中招實屬無辜。因為我被感染的那個時候，顧方舟教授已經是我國脊髓灰質炎防治的頂級專家，他所研發的“糖丸”也被廣泛服用，我國對脊髓灰質炎的防控已經取得顯著成效。有記載表明，1960 年我國開始為全國11 個城市的兒童接種脊髓灰質炎疫苗，1965 年向全國農村逐步推廣。據那時28 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數據顯示，1971 年脊髓灰質炎發病率為2.12/10 萬，較1959 年下降57.9%。也就是說，在我被感染的那個時期，每10 萬人中不到3 人會被感染，我恰恰就是那個小概率中招者。

而我之所以被小概率擊中，皆因我的監護人對那病毒的一無所知。為什么會“一無所知”？追根溯源，要歸咎到地方管理者們在疫情防控上的無所作為——既沒有落實疫情防控宣傳的責任，也沒有落實推廣“糖丸”服用的責任，更沒有落實疫區隔離的責任。

實際上，當時那個僅有千把人的王家灣，跟我一起發病并最后致殘的一共8 人，概率遠遠大于2.12/10 萬。我們8人，放在全國看，是小概率，放在王家灣看，就是大概率。

——這哪里是天災，分明就是人禍！

我為自己抱不平的想法，并非今天寫這些文字時才有，它產生于2003 年的非典時期。在那之前，我很認命，覺得自己就是被病魔隨便抽中的一個倒霉蛋，只怨運氣差，怪不得別人。

十七年前發生的那次疫情，不僅讓我開始反思幼年時的遭遇，也讓我看到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給普通百姓帶來的福祉。

那次非典疫情波及全球。中國的疫 情 從2002 年11 月26 日 到2003 年5 月24 日，整整持續8 個月，確診7748例，死亡率11%。那時，我所在的黃岡城區黃州，有一位醫生因與輸入性非典患者有過接觸，在2003 年4 月22 日凌晨被確診為非典，成為湖北省首例非典患者。

那時，我在一所中學教書，對黃州的疫情防控還算有所了解。盡管當時黃州只有1 例確診41 例密接者，但是因為占著了“湖北首例”這個名頭，一時間黃州成為全省的焦點，全省醫療資源都向這廂傾斜，也就倒逼著地方上著實打了一場漂亮的疫情防控阻擊戰。也就是在那時，我一根筋地想，假如在1971 年的那個夏天，黃州的基層管理者們能夠有2003 年作為的三分之一，那么我就會擁有99.99788%的可能不會感染脊髓灰質炎。

正是因為有了對非典疫情防控的良好印象，我以為我們已經擁有了完善的疫情預警和防控機制，從此以后再也不會出現非典那樣的大疫情。所以，當2019 年12 月31 日媒體報道說：“武漢市剛出現的‘不明病毒肺炎’患者被明確為病毒性肺炎，到目前為止未發現人傳人現象，且該病毒性肺炎可對癥治療?！碧幵诰嚯x武漢70 多公里之外的黃州，我全身心放松地瀏覽完這些表述。幾天后，我還對身在武漢的女兒說：“前些天叮囑你一定要戴口罩，那是我太敏感了?！?/p>

不得不說，盲目的信賴，其實就相當于一種愚蠢。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今天已是驚蟄?！拔⒂瓯娀苄?，一雷驚蟄始?！边@預示著春物萌發的時節已然來臨，也真切地呼應著封城第三天我所寫的短詩《過完這個年，必定是春天》。雖說那詩句是“正確的廢話”，但是，在那種形勢之下、那個節點之中，我覺得再沒有哪一句言語更能恰當地表達我想要的信心。

我一度幻想，疫情來襲，如果我們具有上帝的視角該多好，那么，一切錯誤都會得到及時糾正，一切苦難也都會被深刻改寫。

“我唯一擔心的，是我們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難?！?/p>

這就是此時此刻我的心愿，一個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早在1866 年就已經替我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