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經濟對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的貢獻

繆平均

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屬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它包括公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三種形式。合作社經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各種形式的合作社把廣大農民、手工業者，以及部隊、機關、學校人員組織起來，開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組織商品流通，調劑有無，這對于發展邊區經濟，戰勝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實現豐衣足食，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今天邊區在發展生產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群眾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并大大發展了生產”。研究合作社經濟在邊區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發展經驗，對于目前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仍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

邊區合作社發展概況

土地革命時期，在陜北、陜甘革命根據地就有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和消費合作社?？谷諔馉帟r期，隨著邊區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迫切地要求組織與調劑人力畜力，許多地方民間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又自發組織起來。1939年以后，有些地區黨的組織在生產運動中根據農民群眾的覺悟與要求，利用民間舊有的形式組織勞動互助。如延安縣1942年組織了487個扎工隊，4939個全勞力參加，在20多天中就開荒46442畝，顯示了組織勞動互助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作用。1942年邊區高干會總結了延安的經驗，指出發展農業生產是邊區的首要工作，而組織勞動互助又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1943年，毛澤東同志作了《論合作社》《組織起來》等報告，進一步闡明了發展農業勞動互助合作的重要意義，引起了黨內外的普遍重視。從此，邊區的農業互助運動走上了新的、自覺的發展階段。到1944年，全邊區338700多個全勞動力已有81100個組織到各種類型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之中，占全勞力總數的24%，個別縣達70%以上。在消費和其他的合作方面：早在1934年，清澗一帶群眾就自發地組織了臨時性的“合伙生意”，運出土產換回日用品，這是一種具有萌芽狀態的消費合作社。1935年，在陜北先后辦起了三個消費合作社和一個粉坊合作社，吸收農民和小商人入股，各有股金200元左右。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中華蘇維埃中央國民經濟部于1936年召開了省、縣兩級國民經濟部部長聯席會議，詳細討論了組織合作社的辦法;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還頒發了《合作社發展大綱》，成立了合作指導委員會和合作總社，具體領導和籌劃邊區的合作事業。截至1937年上半年，據陜北16個縣的統計，共有區消費合作社62個，社員57518人，股金64992元。這一年上半年，合作社共向外購貨216次，總值94422元;推銷農、副產品17730元。兩項共盈利13000多元，合作社通過自己的業務活動，維護了蘇票（即蘇區發行的貨幣）在人民中的威信，并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邊區軍民必需品的供應。

抗日戰爭時期，為適應邊區經濟建設發展的要求，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制定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一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的指導下，合作社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特別是1942年12月，邊區高干會總結推廣了延安南區合作社的經驗以后，各類合作社在陜甘寧邊區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茁壯成長，顯示了它們的優越性，成為大生產運動高潮的主要標志之一。邊區的合作社經濟是從消費事業開始的。1939年，經過邊區政府的提倡和中國工業生產合作社西北辦事處的幫助，開始建立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繼之，一些規模較大資金較多的消費合作社也兼營生產合作社的業務。隨著邊區經濟建設發展的要求，運輸合作社也很快地發展了起來。1942年后，以延安南區合作社為榜樣，邊區合作社即向著綜合性方面發展，既經營消費，又從事生產、運輸、信用等業務，被稱之為“一攬子合作社”，據1944年的統計，全邊區除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外，共有手工業生產合作社375個，消費合作社3699個，信用合作社86個，醫藥合作社51個，此外，還有一個教育合作社。參加各類合作社的共245800多戶，占邊區總戶數的80%左右;共有股金13.88多億元，資金21億元，成為邊區的一支重要經濟力量。與此同時，部隊、機關、學校的各類合作社也有新的發展，其中楊家嶺的中央機關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三五九旅的軍人合作社、延安婦女合作社成績最為顯著。

合作社經濟在邊區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陜甘寧邊區的合作社經濟，在邊區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雖缺乏完整的統計數字，但其發揮的作用確實是巨大的，在邊區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現在：

第一，合作社經濟是邊區人民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

陜甘寧邊區地廣人稀，經濟落后，廣大的個體農民經過土地革命和減租減息，生產熱忱提高了，迫切需要組織起來，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邊區的農業勞動互助的主要形式是扎工隊、唐將班子和勞動互助組。扎工隊或互助組是由幾個勞動力或十幾個勞動力組成的，多數帶有季節性。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少數規模較大和長期性的互助組織。有些大的互助組織把一個自然村或整個行政村的男勞力都組織在一起，且常年不散。農業勞動互助組織的發展充分說明了，“無論是在農業勞動上以及水利、消費、運輸、信用、手工業（包括婦女紡織）上，當他們分散為個體經營時，就顯得軟弱無力，沒有前途，而一經適當地組織起來，合作起來，就得到空前發展，有了廣大的前途”。這里舉出一些因組織起來而發展了生產，增加了收入，農民生活得以改善的例子：延安吳家棗園，全村1942年產糧l41.5石，1943年增加為259.7石，增加80%。安塞馬家溝村，1942年產糧83.7石，l943年增加為160石，增產86%。淳耀縣白塬村1943年比1942年增產糧食200石，畝產比沒有實行勞動互助的鄰村高出0.7斗到1斗。組織起來促進了生產發展，既擴大了耕種面積，又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赤水縣勞動英雄陳建白說：“變工的好處是可以多種多鋤多上糞，所以別人的地打三斗，我們的地能打五斗?！睋影材肭f變工隊的統計：一個勞動力不變工時種地11坰零9畝（每坰3畝），收糧6.45石，變工之后種地17坰零13畝，收糧10.45石。1939年以后邊區耕地面積逐年擴大。糧食產量逐年提高，牲畜頭數逐年上升，實行勞動互助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由于實行勞動互助，既提高了農業產量，又增加了副業收入。例如，米脂七里營村共51戶，有全勞力40個、半勞力4個，驢21頭，耕地512坰，每個勞動力平均耕地12坰。1943年，全村49戶參加了變工隊，共42個勞動力，18頭驢，479坰地。因為實行變工提高了勞動效率，不僅土地耕種比較細，而且騰出9頭驢馱炭到米脂城內賣，半年就馱了320次，獲利48000元;騰出10個人在變工之余外出做工290天，得工資27000元。連同其他副業收入，這個變工隊半年除農業收入外共賺了9萬多元，折小米33石，每戶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經過變工隊與合作社，這是我們為實現邊區建設，亦即邊區民主政治的新任務、新目標所必須經過的道路和辦法?！边@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由之路。

第二，合作社經濟是溝通政府與人民經濟聯系的橋梁

陜甘寧邊區的合作社是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各階層人民廣泛參加的民營經濟組織。它既同各階層人民有著密切的聯系，又在方針政策上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因此，它成為溝通政府與人民經濟的橋梁。邊區的許多合作社以公私兩利的方針，通過自己的業務活動，一方面貫徹邊區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另一方面又調劑人民的負擔使其更加合理化，并組織人民生產，增加人民收入，激發人民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1941年，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造成邊區財政經濟的極大困難。為了渡過難關，邊區政府從這一年開始向人民提出了馱運公鹽的任務，以增加財政收入。1941年6萬馱（每馱150斤），1942年即增加為12萬馱，為完成政府提出的馱運公鹽的任務，由延安南區合作社開創，后來為邊區多數合作社所采用：由人民將應交公鹽折成代金交給合作社，合作社以這批資金購買牲口組織運輸隊，鹽交給政府，人民所交的公鹽代金在合作社還有自己的一份。這樣不僅歷年都完成了公鹽任務，而且免去了人民運鹽負擔。合作社增加了資產，社員分得了紅利。這種利公利私的做法，深為群眾所擁護。

1939年以前，為了休養民力，邊區政府向農民所征收的公糧是很少的，每年只有1萬石，后來由于國民黨政府背信棄義，停發八路軍軍餉，邊區的征糧任務不得不增加。1941年增加到20萬石（包括夏季借的5萬石）。征糧數字的增加，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為了穩定群眾情緒，激發他們的生產熱忱，一些合作社在政府征收公糧之前，即動員農民按照上年所交公糧數交給合作社，合作社在征糧時替他們繳納公糧，并將該戶預交的糧食作為加入合作社的股金，并按股分得紅利。合作社在收得農民所預交的糧食之后，代政府保管，在政府來支付之前用以周轉盈利。在當時糧食自由買賣的條件下，這樣做也是公私兩利的，余糧多的農民甚至愿預交兩年的公糧給合作社。如在延安南區合作社就有40多戶是這樣做的。此外，許多合作社將政府向人民征收的教育經費、自衛軍放哨費也從自己的盈利中替人民代為支付了。凡此種種，使政府、合作社和人民三者的利益密切地聯系了起來。隨著合作社的不斷發展，它經營的業務范圍也日益擴大，成為邊區政府發動群眾，實行政府經濟政策的橋梁，成為邊區人民生產、交換、分配的紐帶。實踐證明：“在地廣人稀幾乎全部屬于小農經濟的邊區，要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組織、倡導人民發展經濟，就必須依靠真正群眾化的合作社起紐帶作用?！?/p>

第三，合作社經濟成為邊區農村經濟的中心

陜甘寧邊區的合作社和變工隊等合作組織在初創時期，作用并不顯著，多數合作還帶有“官辦”的性質，經營機關化，群眾甚至把向合作社入股看成是“負擔”。1942年推廣延安南區合作社實行“民辦官助”的方針和在經濟上真正給人民以利益之后，合作社和變工隊面貌一新，涌現出一大批真正為群眾謀利益、處處為群眾著想的模范的綜合性合作社和變工隊。這些社、隊一般都是以勞動英雄或模范工作者為骨干，群眾自己經營的經濟、文化、衛生、公益事業的組織。合作社已經不是單純從事一項業務，而是把生產、供銷、運輸、信用等結合了起來，并進而擴大到文化、衛生和社會公益等各個方面，成為一個村、一個鄉甚至一個區的各種活動中心。合作社最小的有社員150戶以上，最多的有3400多戶;股金最少的有350萬元，最多的有2900萬元。合作社經營業務的出發點不只是為了自身圖利，而是照顧到社員群眾的要求;不是單純經營商業，而是著眼于組織群眾發展生產。如延安南區合作社，1942年即發展為1個總社4個分社，總社附設有4個營業部、1個藥房、1個運輸隊、兩個草料店、2個飯店，1個過載行、10個工廠和作坊;社員達1232戶，股金總數為2100萬元，這一年，該社銷貨總額為1700萬元;為群眾推銷土產價值60萬元;組織農村婦女紡紗800人，收入近40萬元;運輸隊100頭騾子替人民包運公鹽1250馱。此外，還向邊區外輸出食鹽20萬斤，毛氈、絨氈等2000余條，羊絨8020斤，換回布匹、火柴、織襪機等大量必需品，由于合作社照本供給社員犁鏵、食鹽等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使社員免受中間剝削，節省了128200元?！芭e凡衣、食、住、行，經濟文化，衛生保健，社會公益，合作社都替群眾打算，都為群眾服務，把合作社利益和群眾利益真正結合起來了?！毖影材蠀^合作社式的綜合性合作社，1943到1944年在關中、靖邊、綏德、安塞等地都有了發展。這種合作社在手工業、婦女紡紗、農民各種消費、農村信用貸款、運輸、出入口貿易，甚至公糧負擔上，都組織了廣大的農民群眾，替群眾謀到了極大的利益，取得了他們全體的愛戴，而成為當地農村的核心?！?/p>

第四，合作社經濟是公營工業的有力助手

陜甘寧邊區工業非常落后。1938年開始辦工業，到1944年，全邊區共有公營工廠101家，職工6354人。公營工廠是邊區工業的骨干，產品主要是供給部隊和機關。邊區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是從1937年開始組織的。到1941年上半年，全邊區已有手工業生產合作社31個，其中紡織類20個，服裝類5個，食品類5個，化學類1個。共有股金61317元，資金150萬元，參加生產的社員300人，只入股而不參加生產的社員約20萬戶以上。到1945年7月，各種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增加到253個，參加生產的社員2920人，股金45000萬元，月產值43750萬元，成為邊區工業生產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陜甘寧邊區生活必需品和辦公用品中的布匹、紙張，1939年以前主要依靠外地買進。由于經濟封鎖，紗、布不僅進口困難，而且價格昂貴，絕大多數農民深感穿衣困難。因此，邊區政府陸續興辦了一些紡織工業，并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家庭紡織。1943年，邊區共有公營紡織廠21個，職工1357人，織機449架，年產大布（長1.4丈，寬2.5尺）32969匹;紡織合作社38個，織機176架，年產大布6000多匹;另外，各消費合作社比較普遍地組織了農村婦女紡織，參加織布的共42242人，織大布65334匹。上述兩項合計為公營工廠所產布的一倍以上，充分顯示了合作社在發展邊區手工業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五，合作社經濟是邊區運輸戰線上的一支動脈

發展邊區經濟，最大困難是交通運輸的落后。邊區主要運輸任務首先是運鹽，鹽是邊區的最大經濟收入之一，是出口的大宗，是發展邊區經濟，增加財政收入，平衡出入口貿易，穩定金融物價的主要因素之一。邊區每年產鹽40—60萬馱，除自己食用外，主要是向外出口，共需馱運25—40萬馱。其次是調運糧食，每年約為15萬馱。第三是出入口及內地其他貨物的運輸。三項合計每年運輸任務當在百萬馱以上。據1943年統計：公家共有運輸牲口7386頭，大車125輛，2輛汽車。公家每年能夠擔負的運輸任務為：運鹽64250馱，運糧33125馱，另外擔負延安各機關、部隊、學校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運輸，其他運輸任務主要還是依賴于發展民間運輸來完成，1941年統計，邊區民間共有馱運牲口約9萬頭，是一支重要的運輸力量。

邊區民間運輸在1941年以前大部分是自流的，主要基礎是個體腳戶。他們的缺點是無計劃、效率低、發展慢。1942年底，邊區高干會檢查了歷年的運鹽政策，決定對食鹽實行督產、督運、統銷政策，以擴大對外出口。分散的個體腳戶無法滿足這一要求。所以毛澤東同志在邊區高干會上指出： “運鹽的組織，要采用運輸合作社及運輸隊的方式，宣傳群眾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特殊情況的人則許其不出;而以趕過長腳富有經驗的人及必要的牲口組成運輸隊?！痹谶厖^政府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支持下，1942年以后，運輸合作社在各地普遍地組織起來，成為邊區運輸戰線上的一支主力 。邊區的運輸合作分民間合作和公私合作兩類，民間合作除舊的形式“捎牲口”“伙運”“朋幫”之外，1943年以后建立了許多新式的運輸合作社（隊）。經過幾年的大力發展，到1944年6月，參加各種類型民間運輸合作組織的牲口已有61000頭。其中參加新式運輸合作社（隊）的有6848頭。據1943年的統計，全年共運出食鹽387603萬馱，其中由合作社和民間舊有的運輸合作組織馱運的占80%以上，機關、部隊運出的占4%，外來腳戶運出的占11%，由此可見運輸合作在邊區經濟建設中所處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了。

除上述五個方面外，信用合作的發展在吸收民間游資、組織借貸、抵制高利貸、扶助生產、發展農村經濟等方面，則是邊區銀行的有力助手。僅以存款為例，1945年上半年，全邊區信用合作社就吸收存款15億元，還吸收了3萬多塊銀元和若干首飾。這對發展邊區經濟起了不小的作用?？傊?，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p>

邊區發展合作社經濟的幾點經驗

陜甘寧邊區合作社經濟之所以能夠迅速而又健康地發展起來，并獲得顯著的成就，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它符合邊區經濟建設發展的客觀規律。具體來說，有以下幾條值得重視的經驗：

第一，反對教條主義，堅持從實際出發，是辦好合作社經濟的一條重要原則

1942年邊區整財會議曾明確指出：“邊區合作社的問題，要打破一切合作社的公式，實事求是，適合邊區人民的需要，才能發展真正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集體經濟組織?！蔽鞅本衷凇蛾P于貫徹合作社聯席會決議的決定》中又進一步強調了“各地黨領導合作社進行各種任務時，必須從實際出發，必須堅決反對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和只要表面的形式主義做法”。1942年以前，邊區的合作社雖有發展，但那時領導思想上存在著不少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叭缯労献魃鐨v史，就必定要從倫敦或蘇聯講起，一起草條例、草案或編印講義，就是從蘇維埃時代的條例、文獻或‘工會的條例、章則中東拉西扯湊合一起，仿佛這樣就能推進合作運動了。因之，誰也沒想到要下去好好調查研究”。由于從教條出發便不切實際地強調合作社在邊區“抵制私人資本主義”的作用;為了“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便制定一些條條框框，如“禁止自由退股和每人入股以十股為限”（后改為二十股）、“盈利應有百分之二十留作公積金、百分之十留作公益金，其余轉為股金”以及合作社不準同小商合作等，這就限制了合作社的發展，使其脫離群眾。

合作社中的這種教條主義，首先是在延安南區合作社被打破的。早在1937年，南區社就發生過一場爭論，當時會計劉建章鑒于合作社資金太少，不能替群眾辦事，提出要取消這些限制，但卻遭到了主任王天經的反對，他認為這“是個人發財，實行資本主義”;因而堅持“只能平均入股，多不得的”，并說：“這是上面的指示，怎好更改呢？”劉沒有屈服于這種指責，官司打到了縣國民經濟部，經過爭論，縣上同意了劉的主張，南區社取消了對入股的限制。劉建章不久被提為南區社的主任。擔任主任后，堅持從南區的實際出發辦好合作社。在盈利的分配上，他不拘泥于公積金、公益金的百分比，在開始發展的時侯盡量多分給社員，以樹立合作社的信譽;對要求入股的人，他不限制資格，各階層的人都可以加入，還主動同一戶小商合伙;社員入股也不限現金，允許用公債券、儲蓄票入股;群眾入股無錢時，可用糧食、牲畜、雞蛋、柴草及其他等實物入股;合作社的業務也不死死規定為一種，而是視群眾需要確定，盡量給人民以“便利”。這樣做的結果，使南區合作社得到了迅速發展。1942年邊區整財會議肯定了南區合作社的經驗，指出：“南區合作社的經驗告訴我們，合作社要辦得成功，第一、‘便利二字，要處處替人民打算，在經濟生活上真正能給人民以‘便，給人民以‘利;第二、就要適合當地人民的情況和需要，否則就不能給他們以便利;第三、組織形式與工作方式不要被束于一定的成規，要靈活地適合農民，便利的就干;第四、要真正調查邊區的經濟情況，了解政府的經濟設施，掌握時機，才能及時給人民以便利?！蓖?，毛澤東同志也表彰了南區合作社的模范事跡，指出：“沖破了合作社的教條主義、公式主義，不拘泥成規”是它的優良特點之一。之后更多的人懂得了發展合作社必須從邊區的實際情況出發的道理，因而合作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許多合作社從單純經營消費業務，逐步發展到人民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

第二，反對包辦代替，堅持群眾路線，合作社實行“民辦”政策

黨和政府加強對合作社的領導是絕對重要的，但是，領導絕不是包辦代替，強迫命令。邊區政府明文規定：“從直接工作的合作社干部到上面的指導機關，都必須在思想上、行動上樹立群眾觀念、群眾路線，群眾愿辦就辦，不愿辦則從典型示范著手，使其感到實際利益自愿辦理，其有不自愿的則予以糾正，解散壞的合作社，退還攤派股金?！标兏蕦庍厖^合作事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官辦”到“民辦”，“從強迫攤派” 到“自愿入股”這樣一個過程。1939年以前，各地合作社一般都帶有“官辦”性質，以公家資金為基礎，再從群眾中派攤一些股金，由政府派人經營?？h、區政府也把它當成自己的公營商店或供給機關。合作社的一切活動都由政府包辦，結果合作社機關化、干部公家化，群眾說他們是“照廟的和尚”，認為這樣的合作社“沒有更好”。1939年以后，提出“合作社群眾化”的口號，這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但在實際行動中還沒有真正丟掉“官辦”和機關化的經營作風。直到1942年建設廳提出“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公助”的方針后，各地才取消攤派股金的做法，摸索到聯系群眾，依靠群眾辦社的經驗。直到這個時侯，合作事業才開始走上正軌，生氣勃勃，日新月異，在組織和發展人民經濟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貫徹面向群眾、為人民謀利益的方針，開展合作社的業務活動

合作社是民營組織，只有貫徹面向群眾的方針，才能有所發展，這是辦好合作社的關鍵。陜甘寧邊區合作社在業務經營上也曾有過幾次變化。土地革命時期，由于戰爭和經濟封鎖，群眾和部隊、機關最大的困難是物資的供給。這一時期，合作社在流通蘇票、向外采購貨物、廉價供給必需品等方面，同群眾需要相結合，雖然帶官辦性質，但因有適合當時的戰爭環境，并為群眾解決了一定的困難，因而仍為群眾所擁護?？箲鸨l后，統一戰線建立，邊區商業逐漸恢復，群眾對合作社在供應必需品方面的要求已不像前一時期那樣迫切，而合作社的業務范圍和經營方式卻未隨情況的變化及時地加以轉變，主動考慮根據群眾發展生產的需要來改進業務。因此，合作社不為群眾所歡迎。就在這個時侯，延安南區合作社則堅持了為群眾謀利益的方針，從南區人民的生產生活的實際要求出發，開展業務活動。群眾生產需要鏵，市場買不到，合作社就集股到韓城買了2000頁，以低于市價30%賣給社員，解決了群眾的困難，還為他們節省了600元;為了發展副業，增加人民收入，合作社就開辦油坊、粉坊，群眾運鹽有困難，合作社就組織運輸隊幫助群眾馱鹽;群眾生產無資金，合作社就辦理信用業務，組織借貸。所有這一切，都得到群眾擁護，因而業務迅速發展，合作社的規模也日益擴大。1942年以后，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指引下，邊區合作社以延安南區合作社為榜樣，走上了扶助生產、發展經濟的正確軌道。這一時期，合作社在供應必需品、推銷土產、建立集市、發展婦紡和運輸、提供醫藥等許多方面，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把自己的業務活動同群眾的經濟利益緊密地聯系起來。因此，合作社業務興隆，財源巨增，最高時全邊區合作社資金積累達到了21億多元，為邊區的建設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邊區合作社的經驗還告訴人們，要貫徹從群眾利益出發開展業務活動的方針，還要正確解決為群眾服務同分紅的關系，邊區合作社在經營過程中曾發生過為群眾服務同保證社員分紅之間的矛盾。土地革命時期，合作社一般不分紅，而為群眾服務也只表現為入股者能買到必需品，且有優先的權利。社員對不分紅有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入股的積極性?？谷諔馉幊跗?，合作社一度只限于辦理消費業務，加之物價高漲，蘇票貶值，要保持紅利則相當困難，因此也多不分紅，群眾意見更大。為群眾服務和保證社員分得一定的紅利兩者是辯證統一的。1943年和1944年上半年許多合作社根據群眾需要發展業務，并堅持分紅利給社員，受到群眾歡迎。但是，1944年下半年以后邊區不少的合作社發生了單純追逐紅利的偏向，甚至出現了分紅比賽。為了片面追求紅利，造成了業務上的鋪張、貪大、貪多、求全，甚至投機違法，而不注意去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上的困難，為了單純追求紅利，在吸收股金方面，看不起小額股金，而無計劃地吸收大額資金入股。這樣，增加了股金的流動性，削弱了合作社的群眾基礎。有的地方竟利用物價波動來提高分紅以刺激入股，結果使一部分生產資金也轉到了合作社里來，以圖分得高額紅利，甚至有的農民賣牛入股，影響生產。這種偏向很快被糾正了。這些經驗教訓使領導思想進一步明確：在邊區的條件下“組織生產，發展邊區經濟，就是合作社為群眾服務的基本方向”，應該在為群眾服務的前提下保證社員分得一定紅利。毛澤東同志說：“合作社的性質，就是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p>

陜甘寧邊區合作社經濟的發展，在邊區新民主主義經濟中顯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發揚了黨的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僅在我黨抗日戰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建國后在我國發展合作社經濟上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并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從事合作事業的專業人才。這是它不可磨滅的功績，在中國現代經濟史上是應該給予一定的肯定及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