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林
體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其強大的號召力,吸引著眾多愛好者,形成了特有的“體育迷”亞文化群體。國內關于體育迷的學術研究,自徐群、雷宏[1]發表《體育迷暴力行為之心理初探》肇始,其后中斷近10 年。郭晴[2]翻譯了勞倫斯·文內爾的《媒介體育、性別、體育迷與消費者文化:主要議題與策略》,使之回歸國內學者的視野,隨后有了體育賽事消費[3]、身份認同[4]、觀賽動機[5]、女性體育迷[6]、體育迷網絡媒介使用[7]等研究。不過,國內現有成果寥若晨星,且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待提升。國外早在20 世紀70 年代,就有學者撰文探討體育迷現象,經過近50 年的發展,業已產生了一些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學者,累積了一批經典文獻,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究范式,對我國的體育迷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軟件,以圖形的方式直觀顯示學科知識群之間的網絡結構、交叉互動、衍生變化等復雜關系,幫助科研人員發現學科領域的知識基礎、結構以及研究前沿[8]。
本研究選用權威引文索引數據庫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該庫收錄文獻范圍廣、數量多、歷時長、影響大,能夠全面反映各學科的研究概況與最新動態。為保證數據的準確、完整,正式檢索前進行了試驗性檢索,首先把“sports fan”作為主題進行檢索,發現查準率很低;又將其在關鍵詞中檢索,發現査全率很低。通過比較發現,將“sports fan”放置于標題字段進行檢索,效果最佳。同時,鑒于文獻中探討體育迷的相關英文詞匯還有fandom、fanship、fanaticism、fanatics等詞語,遂將“sport* fan*”作為檢索詞,其中的“*”為通配符,不限定檢索時間范圍。檢索結果為452 篇文獻,經篩查,剔除含有fantasy、Fanny、Fandi 等詞的不相關文獻,余352 篇文獻。另外,本研究將所選文獻限定在學術論文(article)、會議論文(proceedings paper)和綜述(review)三種學術價值相對較高的類型,最終得到257 篇相關文獻,時間跨度為1975 年至2019 年。
根據WOS核心集合數據統計(見圖1),國外體育迷研究早期的年均發文量較低。在2008 年以前,每年的發文量都沒有超過10 篇,甚至有11 年時間,每年僅1 篇文章。自2009 年始,發文量開始上升,突破了10 篇。之后,除2010 年外,基本保持逐年增長的態勢。這與社交媒體及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時間節點比較吻合。社交媒體使分散于不同地方和文化場景的體育迷在虛擬空間中因為共享的觀念而彼此連接,形成不斷壯大的群體,對體育產業發展的影響日益增大。同時,網絡賦權促成了體育迷群體從消費者向生產性消費者的身份轉換,打破了俱樂部和體育迷之間的話語權分配格局,隨之而來的各種文化、社會問題自然引起了更多學界的關注。
圖1 國外體育迷研究各年度發文數量變化趨勢統計Figure 1 Statistics of annual publications of sports fan literature
圖2 國外體育迷研究文獻共被引時間線圖譜Figure 2 Timeline view of the co-citation networks of sports fan literature
利用Citespace繪制文獻共被引知識圖譜(見圖2),該圖以時間線視圖方式呈現,展示了國外體育迷研究的總體趨勢。結果顯示,體育迷研究自21 世紀起開始聚焦,共被引文獻主題有五個較大聚類,分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粉絲融入(fan engagement)、女性體育迷(female sport fan)、休閑參與(leisure involvement)和體育迷身份認同(fan identification)。從時間分布來看,體育迷身份認同研究是學者們較早關注的聚類主題,從2001 始共持續了10 余年時間;女性體育迷研究是學者們比較關注的另一個聚類主題,持續時間亦有10 余年之久,但這些聚類近年來開始趨冷,關注度降低。近年來的移動互聯網發展迅猛,各大社交媒體強勢崛起,Twitter等社交媒體成為體育迷亞文化群體球場外的聚集地,社交媒體成為了體育迷研究最新的熱門聚類主題。
學科發展動向和研究熱點在一定程度上可通過分析文獻關鍵詞獲得。圖3 是利用Citespace 繪制的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圖中每一個節點代表一個關鍵詞,而關鍵詞在數據庫中出現的頻次則通過節點大小反映;關鍵詞之間的共現關系通過節點間的連線表示,連線越粗表明其共現頻次越高。為清晰呈現國外體育迷研究的熱點聚類,表1 列出了數據庫中體育迷研究的高頻關鍵詞(詞頻≥10)以及它們的重要共現關鍵詞。結合圖3 中關鍵詞節點大小以及表1 中關鍵詞頻率可以發現,國外體育迷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情感與動機(emotion & intention)、行為(behavior)三個方面,分別從文化學、心理學、社會學三個維度展開。
表1 國外體育迷研究高頻關鍵詞(詞頻≥10)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of sports fan literature(frequency≥10)
續表1
圖3 國外體育迷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Figure 3 Keyword networks of sports fan literature
2.2.1 文化層面:性別、身份與媒介使用
文化層面的體育迷研究,由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球隊身份認同(team identification)、忠誠(loyalty)、性別(gender)、女性(women)、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等關鍵詞聚類而成;聚焦體育迷的球隊身份認同、男權社會中女性體育迷的抗爭、體育迷社交媒體使用等話題。
Branscombe和Wann[9]將體育迷的球隊身份認同定義為體育迷所感知到的自己與喜愛的球隊之間的心理聯系,這種心理聯系緩解了人們因地理上的流動性、工業化加劇等原因帶來的沮喪和疏離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基于家庭和社區的認同感。早期體育迷的球隊身份認同研究集中于體育迷消費行為和認同度的測量[10]。隨著研究的深入,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身份理論(identity theory)逐漸成為研究的重要理論框架。身份理論關注體育迷身份如何影響其行為,社會認同理論則探索體育迷群體成員身份對粉絲個體行為的同質影響[11]。Hirt 等[12]發現,身份認同讓體育迷把球隊看作自我的延伸,當球隊獲勝時,他們對球隊及自己的未來更有信心,個人自尊也顯著增強;身份認同決定了體育迷對球隊的忠誠度,影響他們的觀賽頻次、購買球隊商品數量、關注媒體報道時長等行為[13]。這種認同一方面能促進體育迷的親社會行為(pro-social activity),如親密人際關系,降低孤獨感和疏遠感,提高生活滿意度等[14];另一方面也會引發不良行為,如敵視對方球隊和球迷,甚至采取犯罪行為[15]。
體育迷研究一直將女性邊緣化,認為女性不具備相關體育知識,算不上真正的體育迷,僅僅是體育消費者[16]。她們要么是受家庭影響,要么是被性感球星吸引才觀看體育比賽[17]。在男性主宰的體育迷世界,女性需要男性的引領和認可,才能成為真正的體育迷[18]。Esmonde 等[19]的研究挑戰了傳統男性霸權的體育迷定義,認為男女體育迷二元對立劃分導致了女性價值被弱化,成為“他者”。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女性特色的體育迷,女性也并沒有形成一個具有共同興趣、行為和欲望的特殊體育迷群體。女性體育迷對男性運動員的性欲化是對男權主宰的體育迷社群的抗爭與挑戰[20]。女性的抗爭,尤其是通過電視媒體展示女性的參與、知識與貢獻,使女性體育迷獲得了賦權[21]。不過,Toffoletti[22]認為對女性體育迷的賦權,鼓勵她們展示自己的性感與魅力,實際上掩蓋了維持男性體育霸權地位的主導關系,是一種新的性別歧視。邊緣化和賦權的同時存在,讓女性體育迷享受贊譽,但其身份也變得更復雜和矛盾[18]。
社交媒體的即時性與體育賽事的短暫性高度匹配,體育迷既可以利用社交媒體關注賽事動態,也可與其他體育迷即時互動[23]。社交媒體賦予了體育迷內容生產者的角色,使之能夠表達自己的聲音,這種媒體賦權再造了體育迷與俱樂部之間的關系[24],俱樂部十分重視體育迷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并充分利用社交媒體與體育迷建立長期聯系[25]。也有學者擔心這會讓重度體育迷陷入社交媒體成癮癥,Clark 等[26]通過問卷調查和多元回歸分析,發現對社交媒體的依賴與體育迷身份認同程度之間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關系。
2.2.2 心理層面:動機、情感與滿足
心理學層面的體育迷研究,由意圖(intention)、動機(motivation)、滿足(satisfaction)、情感(emotion)、自尊(self esteem)等關鍵詞聚類而成;關注體育迷的情感、滿意度、行為動機等內容。
體育迷的情緒狀態受球隊成績的影響,球隊獲勝后,體育迷情緒高漲,表現出“沾光效應”(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如穿上球隊隊服,并用“我們”指稱自己喜歡的球隊[11][27]。Sumino 和Harada[28]用消費情感測量法(CES)考察了現場觀賽球迷的情感體驗、忠誠度以及未來觀賽意愿之間的關系。發現球迷在體育場的情感體驗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球隊忠誠度及未來意愿。但CES 并非專為體育情景設計,效度有待檢驗。Lazarus[29]強調情感研究應基于情境分析,研究體育迷的情感體驗需要考慮體育環境中的情緒構念。Jones等[30]開發了專門的體育情感調查表(SEQ),確定了憤怒、焦慮、沮喪、快樂和興奮五個情感類別。SEQ 被證明是測量體育迷情緒的有效工具,有助于體育營銷人員更好地利用組織優勢,最大限度地提高觀眾的積極情感體驗。
情感體驗是體育迷行為的重要動機基礎,這類動機稱作心理動機,主要包括美學(aesthetics)、娛樂(entertainment)、逃避(escape)、自尊(self-esteem)以及尋求刺激(eustress)五類[31]。除此以外,群體榮譽(community pride)、選手愛慕(player attachment)、球隊依戀(team attachment)、家庭關系(family bonding)和團體歸屬(group affiliation)是體育迷行為最重要的社會動機[32]。社會動機強調體育迷與社區、家庭等團體的關系;心理動機更傾向于個人主義,旨在為個人提供愉悅體驗。從人口統計視角來看,不同群體偏向不同的動機,Armstrong 發現團體歸屬是非裔美國人體育消費的主要動機[33]。Munoz等[34]對西班牙1 188 名兒童的調查表明女孩喜歡體育大多出于社交和家庭原因,而男孩更多展現出反社會、觀看偶像和競爭的動機。不同國籍的體育迷也存在動機差異,如韓國球迷受家庭、球員和戲劇性事件的影響較大,而日本球迷更偏向運動技術、娛樂、替代成就和團隊認同動機。[35]中國體育迷的主要動機是美學和團體歸屬,而美國體育迷則傾向于將重點放在自己喜歡的運動員上。[36]
無論出于何種動機,體育迷的最終目的是獲得滿足?,F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迷的觀賽滿意度對后續行為的影響。體育迷的觀賽滿意度源自支持的球隊在比賽中擊敗對手時,所享受的愉悅或興奮[37]。Madrigal[38]借鑒消費者滿意度研究成果,提出了體育迷觀賽滿意度結構模型。該模型包含三個認知前提(期望不一致、體育迷球隊身份認同、對手水平)和兩個情感狀態(享樂和沾光效應),情感狀態直接影響模型中的滿意度判斷。滿意度也受體育迷所感受的服務體驗影響,包括門票價格、營銷、參賽球隊、場館設施等因素。服務體驗還直接影響體育迷的賽事參與度,是滿意度和賽事參與度的中介因素[39]。
2.2.3 社會層面:暴力、道德與消費
社會學層面的體育迷研究,由行為(behavior)、參與(involvement)、體育迷融入(sport fan engagement)、消費(consumption)等關鍵詞聚類而成;側重體育迷觀賽行為,尤其是酗酒、暴力和攻擊性行為研究、倫理道德研究、迷信行為研究、消費研究等。
Vallerand等[40]認為對體育理智的熱愛能幫助體育迷獲得積極情感和較高的生活滿意度,但癡迷的熱愛容易導致不良適應行為,如嘲笑其他球隊的球迷,因看比賽耽誤工作學習等。這種不良適應行為會妨礙體育迷們享受生活,甚至引起人際沖突、言語攻擊和暴力行為。此類現象已成為許多國家的主要社會問題[41],Eric Dunning 在《爭斗的球迷:足球流氓是一個全球現象》中全面記錄了世界國家的體育迷暴力行為。有學者[42]認為體育迷的這些不良適應行為與酗酒有關。但End[43]的研究均證明體育迷過激行為與酒精消費沒有必然關系。
破壞比賽、嘲笑運動員、暴力攻擊等行為是不道德的,許多體育聯盟通過制定體育迷行為守則來加以制止。但為什么體育迷們在觀賽時會做出這些行為呢?Forsyth[44]認為個人擁有理想主義或相對主義兩種不同的道德評判體系,道德理想主義者贊同在所有情況下都要求公平、尊重他人、無害等原則,相對主義者會根據具體情況采用更靈活的或內隱的價值判斷。人們以體育迷身份出現時,隱去了他們社會生活中的身份,可能會表現出“內隱道德”,使他們認同或做出在體育情境之外,日常生活中不可接受或令人震驚的行為,自由地釋放激情和興奮、表達自己的忠誠、言語攻擊、偏執暴力[5]。
癡迷的熱愛不僅會讓體育迷做出不道德的行為,還有不理智行為,如迷信活動。體育迷對比賽本身沒有控制權,他們認為迷信活動能賦予他們控制權,甚至把迷信活動視為收看實況比賽的重要內容[6]。這些迷信活動包括吃某種食物、穿某種衣服、干某事或念咒語。有些體育迷甚至故意回避觀看比賽,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影響比賽的結果,他們的存在可能會傷害球隊”。因此,他們相信自己的回避能幫助球隊獲得更好的結果[47]。Dwyer等[48]建立了一種測量體育迷迷信行為的多維方法,通過分析發現迷信活動與比賽結果無關,但會對體育迷的體驗產生積極影響,進而為體育迷帶來福祉。
體育迷們支持自己喜歡的俱樂部或運動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購票觀賽、購買相關產品、訂閱媒體內容等消費行為。體育迷的消費行為與體育迷的情感、動機、身份認同有著緊密的聯系,通過“體育迷融入”概念相互作用?!绑w育迷融入”源自市場營銷學術語“客戶融入”[49],指體育迷與其鐘愛的俱樂部,球隊或體育運動本身之間的穩固的心理聯結性,表現為體育迷愿意為鐘愛的體育俱樂部做出建設性貢獻。無論俱樂部是否獲勝,均保持忠誠,努力維護俱樂部的利益[50]。體育迷的融入度反映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度和忠誠度,又通過體育消費予以展現,這是職業體育俱樂部發展的關鍵,全球體育產業發展的保障[51]。
2.3.1 國外體育迷研究機構及合作網絡
圖4 體育迷研究者國別及區域統計(發文量≥5 篇)Figure 4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sports fan researchers
圖4 顯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體育迷研究的發文量,美國科研院所成果最多。一方面因為美國是體育大國,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體育學科發展勢頭良好,吸引了大量學者的參與。圖5 是使用Citespace繪制的不同國家和地區間體育迷研究機構分布的知識圖譜,圖中中心部分節點間彼此相連,錯綜復雜,表明機構間具有不同的合作關系,而分散四周孤立存在的節點表明部分機構間的合作關系較弱??偟膩碚f,國外體育迷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密度較大,尤其是以莫瑞州立大學為核心的團隊。
圖5 國外體育迷研究者機構分布知識圖譜Figure 5 Institution networks of sports fan researchers
詳細統計數據進一步揭示,國外體育迷研究成果主要出自全球36 個國家的273 所科研機構,各機構平均發文量約1.4 篇。其中莫瑞州立大學(21篇)、印第安納大學(8 篇)和佛羅里達大學(7 篇)是發文量前三的機構,共發表論文36 篇,占總發文量的14%。說明這幾所大學匯集了體育迷研究的領軍學者,成為體育迷研究的重要陣地,對體育迷研究起到了引領和推動作用。
圖6 國外體育迷研究者團隊合作知識圖譜Figure 6 Author networks of sports fan literature
2.3.2 作者及合作網絡分析
Citespace可以幫助發現研究群體及核心作者。圖6 是國外體育迷研究學者及其合作網絡的知識圖譜。圖中節點代表不同研究者,節點之間的連線揭示了研究者之間的合作關系。由圖6 可知,國外研究者之間既存在強的共現關系,也有弱的共現關系,但總體注重團隊合作。最突出的是以Daniel L.Wann為中心的研究團體。Wann 是美國莫瑞州立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體育迷研究專家,是整個網絡中最重要的作者。
圖7 國外體育迷研究共被引分析知識圖譜Figure 7 Co-citation networks of sports fan literature
統計結果顯示,Daniel L.Wann在WOS中共被收錄論文21 篇,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傳播系的Gantz Walter、阿拉巴馬大學新聞與創意媒體系的Andrew C.Billings以及加拿大雷吉納大學運動生物與健康學院的Larena Hoeber 各4 篇,另有9 位研究者3篇,52 位研究者2 篇,其余均為1 篇,這一數據表明國外體育迷研究作者的分布比較廣,但穩定的研究群體不多。
文獻共被引(Co-Citation)概念是由美國情報學家Henry Small于1973 年提出[49],它是指如果兩篇文獻共同出現在第三篇施引文獻的參考目錄中,則這兩篇文獻形成共被引關系。文獻間的共被引次數越多,說明這兩篇文獻相似度越大,關聯性越強。通過文獻共被引分析,研究人員可以在海量的參考文獻中迅速定位出某一研究領域重要的核心經典文獻以及該領域的重要知識基礎。圖7 是利用Citespace繪制的國外體育迷研究文獻的共被引知識圖譜。圖中節點大小代表文獻共被引頻次的高低,節點越大,共被引頻次越高,是該領域的重要知識基礎。節點之間的連線反映文獻之間存在共被引關系。一個結點擔任其它兩個結點之間最短路的橋梁的次數被稱作中介中心性,一個結點充當“中介”的次數越高,它的中介中心度就越大,高中介中心性節點表示與多篇文獻形成共被引關系的文獻,與多篇文獻均有關系,起到“交通樞紐”的作用,是本領域內的經典文獻,也是這段時期內的關鍵文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該時期的研究熱點主題。
在這些高共被引文獻中,Wann 的Sports fans:Measuring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team是年代較早的論文,該文也是體育迷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獻。Wann另有2 篇論文也在榜中,這3 篇論文均和體育迷的身份認同相關,奠定了其在體育迷身份認同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另一位學者Pope 的研究核心為女性體育迷,也有3 篇文章入榜,奠定了其在該方向的核心地位。另外,Williams、Clavio 等人的論文構成了體育迷“社交媒體”研究的重要文獻;Yoshida 和Van Doorn的論文則是“融入度”研究的重要文獻。
綜上,知識圖譜分析說明2008 年以來,體育迷研究已成顯學,其中體育迷的身份認同、情感、動機、行為等是研究的重點;國外研究機構及研究者已形成緊密的合作網絡,研究基礎扎實,產生了一些在國際上較有影響力的學者,積淀了一批經典文獻,形成了一套較成熟的研究范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國外體育迷研究體現了宏觀微觀并重、理論聯系實踐的特點,既有對體育迷身份認同的宏觀研究,又有對情感、動機和行為的微觀研究;既有從道德、女性主義視角對體育迷現象的理論探討,又有對消費、暴力行為的實證研究,積累了一批經典的文獻和成熟的范式。其次,國外體育迷研究的依托學科以心理學為主,但傳播學、體育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市場營銷、計算機科學等專業領域也都在開展相關研究,具有顯著的跨學科特點。第三,國外體育迷研究的選題范圍廣泛而深入,體育迷的認知和行為研究是其核心,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選題也無不涉及,且選題貼近現實,體現了國外體育迷研究者視野的開闊性和問題意識。第四,國外體育迷研究機構主要集中在大學,跨機構合作現象較為普遍。體育迷研究的高產作者不多,但普遍團隊意識很強,學術合作較密切,實現了強強合作與優勢互補,這有利于理論創新和資源共享。國外體育迷研究也存在明顯的不足,當前研究大多以問卷調查和半結構化訪談為主,主要是針對現實問題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及解釋性研究,旨在為體育俱樂部提供行政參考,這類研究符合市場利益,但卻少有批判,降低了人文關懷。
國外體育迷研究為國內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啟示。一方面,可以直接借鑒國外已有理論和范式開展本土體育迷研究,如圍繞體育迷身份認同、情感、動機和行為等微觀視角開展實證量化研究;樹立合作意識,加強跨學科交流與合作,注重吸收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精華,豐富體育迷研究的選題。另一方面,注重本土研究的現實性和獨特性。與國外體育迷普遍支持家鄉或母校球隊不同,國內體育迷大多喜愛和關注海外的球隊或運動員。由于時間、地理和經濟原因,國內體育迷通常只能借助媒介關注喜歡的球隊或運動員的最新動態。他們更像是生活在媒介化社會中的“電子體育迷”或“數字粉絲”,利用虛擬空間與偶像及其他體育迷互動交流。在數字時代,媒介早已超越了信息交流的基本功能,正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重構人們的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識形態。因此,“電子體育迷”或“數字粉絲”的身份認同、情感、動機、行為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體育迷,這給國內體育迷研究打開了一片新的空間。例如,媒介化社會中體育迷三重身份(真實身份、媒介身份、體育迷身份)的建構與解構,民族主義與體育迷球隊身份認同,體育迷的網絡匿名傳播行為、網絡攻擊和暴力行為,體育迷身份虛擬化的泛性別現象,電子體育迷對現場體育迷的影響等問題。最后,學界不僅要看到體育迷現象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還應該關注人的美好存在,為現實提供人文關照,借助批判研究的理論與范式,重新審視體育與人的關系,對體育領域的異化現象和消費主義進行剖析,幫助體育迷樹立正確的體育消費觀,建構和諧美好的體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