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體育迷的集體自尊與孤獨感：社交媒體使用的影響

郭思彤，安德魯·比林斯，尼古拉斯·布澤利

體育迷天生具有歸屬感、親切感和激情，對其喜愛的運動員或球隊充滿了忠誠、一致性和奉獻精神。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將自己定義為鐵桿球迷的人）對體育情有獨鐘，會對其所喜愛的球隊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并愿意與其他志同道合者分享相關期望和感受［1］。

近十五年來，社交媒體以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了體育世界原有的運行模式。雖然現場觀賽、閱讀印刷媒體和觀看電視內容依舊是促進體育迷球迷程度的重要方式，但社交媒體平臺為人們提供了更多跟進、互動和追隨其鐘愛的球隊／球員的機會。球迷不再僅僅依靠傳統媒體來獲取最新的體育新聞，而是可以通過參與在線論壇或利用第二屏來豐富其觀看體驗，并可以通過參加幻想聯盟游戲來傳達他們的體育熱情以及滿足他們的興趣需求［2］。

傳統意義上，學界對體育的研究一般側重于探究體育活動對人們的健康影響，無論是在身心健康方面，還是在群體內外的動力效應方面。群體動力效應能促使人們因一個球隊的近期成功而和這個球隊產生聯系，或因一個球隊的長期失敗而遠離這個球隊［3］。以往研究［4-6］表明，集體自尊和孤獨感是兩個最經常被應用于體育語境中去幫助了解球迷或體育參與者的整體心理狀態的研究變量。集體自尊是由Crocker 和Luhtanen［7］提出的概念，其與個人自尊和個人對自己所在群體的態度間的聯系有關。孤獨感是指與孤立有關的不愉快的情緒反應。近期一些研究，如Lee等人［8］所指出的，一個人在50 多歲時孤獨感會達到頂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空巢綜合癥”所致，即一種孩子第一次離家后家長開始獨自生活時會出現的癥狀［9］。

盡管以往對球迷屬性的研究顯示球隊認同與心理健康緊密相關［4，10］，但有關社交媒體體育消費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響研究卻非常少。在社交媒體的體育傳播研究中，老年人的代表性往往不足，因此，聚焦這類非“數字原住民”①數字原住民是指在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才顯得十分重要［11］。盡管千禧一代用戶仍主導著在線網絡，但數據顯示已有超過64%的50-64 歲的成年人至少活躍在一個社交媒體網站上［12］。因此，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探究55 歲及以上體育迷的社交媒體使用與（a）球隊認同、（b）孤獨感和（c）集體自尊之間的關系。

與以往只分析了互聯網使用與老年人情緒健康關系的研究［13-14］不同的是，本次研究試圖探究社交媒體的使用（關于體育內容）是如何預測老年體育迷的孤獨感和集體自尊的。以往研究表明，球隊認同與一個人的身心健康呈正相關關系［15］，因此，進一步分析球隊認同與集體自尊和孤獨感的關系則顯得十分必要。通過研究55 歲及以上人群，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社交媒體使用（關于體育內容）對老年體育迷的影響。

1 相關概念與研究

1.1 球隊認同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16］為球隊認同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在一定背景下確定一個人的社會認同感可以解釋他／她為什么會以某種方式思考或行為。當人們覺得自己屬于一個社會群體時，個人的身份在某些時間點上就是由他／她在群里的身份來定義的［17］；當群體內聯系與積極的自我價值感相關聯時，個人就會對所在群體產生一種歸屬感［18］。體育就是這樣一個可以讓人們產生身份認同的社會環境［19］。Sutton、McDonald、Milne和Cimperman［20］將體育中的球隊認同定義為“消費者對體育組織的個人承諾和情感投入”。

認同也會影響體育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情感態度和行為［4，10，21］。與認同度相對較低的球迷相比，對本地球隊認同度高的球迷往往擁有更高的自尊感和社會幸福感［21］。因此，被所喜愛的球迷群體接受并成為其中一員可能會減少人們的抑郁感和孤獨感［4］，同時讓人更具有開放性和責任感［10］。正如Phua所假設的那樣，即使球迷對喜歡的球隊的認同感可能會因球隊長時間的失敗而受損，他／她也可以通過使用其他增強自尊的策略（如為表現不佳找借口或貶低對手）來保持自己積極的社會身份［22］。

雖然球隊認同在體育領域得到了廣泛研究，但以往大多數調查都圍繞大學生或中年人群體展開。由于體育的社會性，所有年齡段球迷的體育迷戀程度都會不停波動，正如ESPN“體育迷的生活階段”內部研究項目所示，隨著年齡增長，人們的體育消費模式和程度也會有所變化［23］。例如，男性在接近中年時因專注于家庭生活和事業，會減少看體育電視直播節目時間；而如果一個女性現在或以前并不是運動員，她很可能會被其身邊的男性（如父親，丈夫）影響，并養成和這些男性相似的體育消費習慣。

據ESPN的調查結果顯示，老年人通常認為自己是“普通程度的體育迷”。然而，由于居家時間更長，他們觀看體育節目的時間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年齡段的人都多。年輕體育迷（特別是青少年）由于親身參與體育活動的程度不斷提高［23］，會具有最大的“運動熱情”。而最經常從網絡／社交媒體獲取體育信息的則是12-24 歲之間的男孩／年輕人，其中19.4%認為自己是“超級粉絲”［23］。

1.2 體育社交媒體使用

利用社交媒體，體育迷可以體驗類似在酒吧／餐廳談論體育或收看體育脫口秀的環境［24］。Seo和Green［24］建構了體育在線消費動機量表Motivation Scale for Sport Online Consumption（MSSOC）以探究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搜索體育信息的各種動機。Stavros、Meng、Westberg 和Farrelly［25］在分析體育迷社交媒體使用情況時，發現最常見的動機是熱情、希望、尊重和友情，這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Seo 和Green［24］的研究結果。

盡管之前的研究［26］闡明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沉迷社交媒體的原因，但很少有研究關注老年體育迷在這類平臺上的行為動機。如，每個年齡組在使用社交網站時都是為了滿足他們特定的需求。Pfeil、Arjan 和Zaphiris［27］指出，老年人由于心理和生理上對從事數字任務感到困難，導致他們急需一些相對簡單的數字媒體平臺。而缺乏基本的計算機知識、對記憶力和能力缺乏信心［28］是老年人在嘗試訪問互聯網或使用任何基于網絡的應用程序時面臨的主要困難。不過，老年人使用互聯網還是可以獲得一定益處，如可以在虛擬環境中加強與親友之間的聯系。

研究發現，具有較高球隊認同度的大學生體育迷主要使用社交媒體來了解最新消息［22］。然而，由于老年人訪問社交網站的動機可能會和青年不同，因此本研究旨在將先前關于球隊認同和社交媒體使用關系的研究擴展到老年群體。為此，提出本次研究的第一個假設：

H1：球隊認同水平越高，老年體育迷社交媒體使用的程度就越高。

1.3 老年人的孤獨感

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獨，Young［29］將孤獨定義為“缺乏令人滿意的社會關系”。此外，他們還會因為退休、伴侶／朋友去世或離開以前的社區［30］而失去與特定社交圈中其他成員的聯系。

研究表明，對于大多數人群來說，互聯網使用與孤獨感存在聯系。如Ceyhan and Ceyhan［31］指出，孤獨和抑郁是大學生長期使用互聯網的預測因素；Child和Lawton［32］指出，在有限的關于使用社交網站的中年人的感知性孤獨研究中，研究者發現當人們不經常參加社會活動或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密切的人際關系時，他們很可能就會產生孤獨感。

此外，關于互聯網使用與老年人孤獨感關系的研究發現，網絡對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積極的影響作用［13-14］。如Sum等人［14］注意到頻繁使用互聯網會導致孤獨感降低。Cotten 等人［13］認為互聯網使用可以豐富處于孤獨狀態的老年人的生活。

體育作為個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和孤獨感相關聯。然而，人們對于什么因素會影響體育迷的孤獨感卻知之甚少?；谏缃幻襟w使用為人們提供了更多與他人聯系的機會，作者提出了以下假設：

H2：對所認同球隊的社交媒體使用越多，老年體育迷的孤獨感就越少。

1.4 集體自尊心

集體自尊源于Crocker 和Luhtanen［7］的群內偏見研究，它與個人在特定社會群體中的身份（或缺乏）有關。兩位學者研究了個人自尊與他／她對所在群體感受的關系，發現那些有高度集體自尊的人在其身份受到威脅時很可能會進一步偏離外群體。與球隊認同類似，集體自尊也與社會認同理論有關，社會認同理論認為人們同時具有個人和群體兩種身份。

關于老年體育迷的球隊認同和集體自尊，Wann等［15］發現球隊認同對老年體育迷的集體自尊有正向預測作用。此外，Phua［22］以大學生為例，分析了社交媒體在球迷認同和集體自尊方面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球迷認同度越高，社交媒體使用頻率越高。在球迷認同與集體自尊以及社交媒體使用均呈現正相關的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本次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與所認同球隊相關的社交媒體使用率越高，老年體育迷的集體自尊就越高。

2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2.1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調查法來檢驗這三個假設，受訪者回答一系列封閉式問題。受訪者的最低年齡為55 歲（M ＝62；SD ＝5.04），只有在1-7 分制（M＝5.81，SD ＝0.81）中至少得4 分者才被認定為球迷并參與調查。最終共有148 人參與了亞馬遜眾包平臺上（MTurk）的調查，為避免機器人作答或其他無效數據，本次研究使用了專業工作者（Master Workers），受訪者在問卷網Qualtrics上參與調查，每人有1 美元酬金。

問卷中有五個人口統計學問題被用于了解每個受訪者背景。具體情況如下：性別，男性82 人（占比55.4%），女性66 人（占比44.6%）；白人占比77.0%，亞洲／太平洋島民占比13.5%，非裔美國人占比4.7%，西班牙裔／拉丁裔占比2.0%，美洲原住民占比2.0%，多種族占比0.8%；教育程度，本科占比50.0%，大學肄業占比17.0%，碩士占比15.5%，沒上過大學占比12.8%，博士占比4.7%；就業狀況，全職占比48.0%，退休占比25.0%，兼職占比18.2%，失業占比5.4%，自雇占比3.4%；婚姻狀況，已婚占比50.0%，離婚占比19.6%，單身占比14.2%，同居占比7.4%，喪偶占比4.7%，戀愛占比4.1%。

關于受訪者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類型，依次為：YouTube（M ＝5.09，SD ＝1.69）、Facebook（M ＝4.55，SD ＝1.67）、Twitter（M ＝4.02，SD ＝2.10）、Instagram（M ＝3.18，SD ＝1.94）和Snapchat（M ＝2.33，SD ＝1.72）。受訪者每天平均花43 min 在社交網站上觀看體育相關內容。根據7 分語義差異量表（1 ＝完全不，7 ＝非常頻繁）測量，在社交媒體上與他人就體育話題進行互動的頻率，最經常是發生在親密朋友（M ＝4.68，SD ＝1.68）和家人（M ＝4.63，SD ＝1.78）之間，其次是同事（M ＝3.55，SD ＝1.97），再次是陌生人（M ＝3.22，SD ＝1.78）。

2.2 變量測量

體育社交媒體使用。本研究采用了Phua［22］所提出的量表，并對其進行了一定的修改，該項測量考察了球迷對他們所認同球隊的社交媒體的使用情況。共有6 個7 分李克特式條目（1 ＝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下同），其中包括“對我來說，登錄互聯網了解我最喜歡球隊的信息很重要”和“我經常用手機關注我最喜歡球隊的最新新聞、統計數據和得分”等。得分越高，表示社交媒體使用越多。量表效度良好［22］克隆巴赫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90）。

球隊認同。采用Wann 和Branscombe［33］的體育觀眾認同量表，共7 個7 分李克特式條目，其中包括“我最喜歡球隊獲勝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和“我討厭我最喜愛球隊的最強對手”等。得分越高代表球隊認同度越高。量表效度良好［33］克隆巴赫信度可以接受（Cronbach＇s α ＝0.78）。

孤獨感。用8 個7 分李克特式條目來測量，這些條目改編自Russell、Peplau 和Cutrona［34］的量表，其中包括“沒有人真正了解我”和“我沒有任何人可以去求助”等。分數越高表示越孤獨。量表效度良好［34］克隆巴赫信度非常好（Cronbach’s α ＝0.97）。

集體自尊。Luhtanen 和Crocker［35］編制了一個集體自尊量表，包括四個維度：（a）成員身份集體自尊（如，“我是我所屬群體中很有價值的一員”），（b）私人性集體自尊（如，“總的來說，我很高興成為我所在群體的一員”），（c）公共性集體自尊（如，“總的來說，我所在群體被其他人認為是好的”）和（d）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如，“我所屬的社會群體對于反映我是誰來說非常重要”）。本研究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用8 個7 分李克特式條目評估了人們與他們所認同球隊的集體自尊，包括“我是我最喜歡球隊中一個很有價值的球迷”和“總的來說，我很高興成為我最喜歡球隊的球迷”等。得分越高代表集體自尊越高。量表效度良好［35］克隆巴赫信度可接受（Cronbach’s α ＝0.86）。

2.3 數據分析

這三個假設都檢驗了兩個連續變量間的關系。因此，一元線性回歸分析是最合適每種假設的研究方法。

3 研究結果

3.1 社交媒體使用與球隊認同

第一個假設是，球隊認同會對老年體育迷社交媒體使用有正向預測作用。一元線性回歸分析顯示，二者呈顯著正相關關系（F（1146）＝76.36，P ＜0.001，R2＝0.34），意味著老年體育迷的球隊認同程度可以解釋他們社交媒體使用34%的變化原因。假設1 成立。

3.2 社交媒體使用與孤獨感

第二個假設是，對所認同球隊的社交媒體使用越多，老年體育迷的孤獨感越少，一元線性回歸分析顯示二者關系并不顯著（F（1146）＝2.89，P ＝0.091，R2＝0.02）。假設2 不成立。

3.3 社交媒體使用與集體自尊

第三個假設是，社交媒體使用會對老年體育迷的集體自尊有正向預測作用。一元線性回歸分析顯示二者呈顯著正相關關系（F（1146）＝41.30，P ＜0.001，R2＝0.22），表明老年體育迷社交媒體使用程度可以解釋他們集體自尊22%的變化原因。假設3 成立。

除了以上三個假設外，作者還在四個測量表每個條目的得分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結果。調查中，148 名受訪者回答了四個變量共29 個條目的相關問題。四個變量分別為：（a）體育社交媒體的使用量；（b）球隊身份認同；（c）孤獨感；（a）集體自尊，均值和標準差分別展現在表1-表4 中。

表1 6 項關于社交媒體使用條目的均值和標準差Table 1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6 items of social media use

表1 中的條目可分為兩類：互聯網使用和手機使用，前者使用量更高，表明老年體育迷在搜索體育相關新聞時會更多選擇互聯網。

表2 7 項關于球隊身份認同條目的均值和標準差Table 2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7 items of team identification

表2 展示了球隊身份認同各條目的均值。最高分是“我把自己看作是我最喜歡球隊的球迷”，最低分是“我討厭我最喜歡球隊的最大對手”。前者直接詢問了人們對其球迷身份的看法，而后者則間接表明了一個人的球迷身份。這些均值揭示的趨勢是，問題越直接，人們的分數就會越高。

表3 提供了與感知孤獨感有關的信息，采用7分李克特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越孤獨?！拔抑車腥?，但仍會感到孤獨”均值最高，均值最低的是“我沒有任何人可以去求助”，8 個條目均值都低于4分，即1-7 的中位數。研究表明，大多數受訪者未曾經歷過嚴重的孤獨感。與其他三個量表相比，孤獨感的均值變化范圍最小，前文Cronbach’s Alpha系數值最高，也證明了這一點。

表3 8 項關于孤獨感條目的均值和標準差Table 3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8 items of loneliness

表4 8 項關于集體自尊條目的均值和標準差Table 4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8 items of collective self-esteem

最后，如表4 所示，最高均值和最低標準差均出現在“總的來說，我很高興成為我最喜歡球隊的球迷”這項中，而最低均值和最高標準差都出現在“總的來說，成為我最喜歡球隊的球迷是我自我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一項中，前者強調球迷對球隊的情感聯系，后者則側重于表現體育是否可以反映自身形象?？偟膩碚f，當問題越涉及到體育和自身形象的關系時，人們的得分會越低。

4 討論

本研究提出了一個關于老年體育迷和社交媒體使用關系的獨特而有說服力的命題：使用社交媒體有助于球迷感覺自己是集體的一分子，進而會增強自我概念感（在本文中體現為集體自尊感），但并不會減少孤獨感。因此，當個體成為群體的一分子時，會產生親切感，這表明認同感非常重要。然而，對于這種認同感的期望最好被描述為增強在集體中的自尊感，而不是為了緩解孤獨。下文將進一步闡述本次研究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貢獻。

首先，從理論上看，本研究揭示了球隊認同的作用，以及老年球迷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加強在內群體中的地位，并讓他們感覺到自己選擇跟隨的球隊／運動員是值得他們花費時間的?？紤]到球隊長期的失敗趨勢不是集體自尊下降的前因［22］，社交媒體似乎成為了一個可以鞏固人們去追隨一個球隊的決心并融入一個群體的新平臺。社會認同理論的核心觀點涉及到感知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源于內群體狀態［18］；而本研究表明，老年體育迷的歸屬感似乎與集體自尊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這種集體自尊讓他們感到在一個群體里，個人與其他人是在一起的，而不是獨立的。未來，研究者有必要更細致地解構和解讀內群體成員間的“個人承諾和情感投入”［20］。本文在理論上假設社交媒體使用會增強集體自尊，同時減輕孤獨感；而研究結果顯示，當研究對象為老年體育迷時，僅前一部分（集體自尊）得到了證實。

作者在各變量之間的均值對比中也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元素。如表4 和假設3 的驗證結果所示，集體自尊與體育社交媒體使用有關。然而，當回答量表中涉及自我形象更多的問題時（如，體育迷身份是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自我形象），人們所得的分數會較低；而當回答量表中涉及自我形象更少的問題時（如，是否愿意成為某支球隊的球迷），人們的分數會上升。這樣的發現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切入點。

而對于球迷在“希望自己喜歡的球隊贏球”和“討厭自己喜歡球隊的對手”的回答中給予前一項更高分數的結果也并不讓人感到驚奇。雖然有研究［36-37］顯示，在觀看自己最鐘愛的球隊勝利（榮譽效應）和觀看對手輸球（從失敗中獲得榮耀）中，人們獲得的愉悅感的差距非常小，但在本次研究中，這一差距非常顯著。另外，關于“討厭對手”這一條目，其標準差和量表中其他問題的標準差相比幾乎多了一番，這意味著，參與者在對作為一支球隊的球迷是否會討厭該隊對手這一問題的回答上，一致性并不高。

最后，本次研究發現，就體育消費來說，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和電腦網絡的程度有所不同。雖然關于美國老年人的數字鴻溝問題已有很多研究，但卻很少有強調這種鴻溝是如何因設備的不同而發揮不同功能的調查，而本研究為此類課題提供了一定的啟示。

當然，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雖然樣本量對研究變量的線性回歸來說是足夠的，但是更多的樣本量可以加強效應值的測定能力。此外，該研究僅涉及體育球隊認同，而其他認同形式已經被證明會產生不同的結果［38］。未來的研究應該探索球隊、運動員、體育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雖然這些“認同”相互關聯，但其結構并不完全相同。最后，本研究并不只是針對團隊體育項目，事實上，像橄欖球和籃球這種在美國非常流行的項目在社交媒體環境中的觀看頻率也會有所不同，如與籃球相比，橄欖球賽的比賽場次更少。因此，未來學者們可以更多探索老年體育迷和社交媒體使用趨勢是否與體育項目有關，如果有，相關程度有多大。

5 研究結論

在社會文化中，沒有哪一種文化像體育那樣在社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誠如Schultz 和Sheffer［39］所言，“如果體育和宗教是一種共生關系，那么前者幾乎完全壓倒了后者”。體育代表著這樣一種公共空間——是大量居民決定是否愿意花時間和情感去和一個對象建立親密關系、從屬關系并追隨的一個最終觸點。隨著21 世紀以來科技的發展以及新媒體的大量使用，體育領域也逐步呈現全球化趨勢，這使得國內外學者更多著眼于全球體育市場，對本國和跨國體育迷進行宏觀以及微觀的分析與比較，并以心理學為依托，對球迷的情感、行為以及體育動機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地研究。本文即以美國老年球迷作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社會認同理論作為研究基礎，探究了在新媒體時代，球迷身份認同與體育媒體使用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與以往國內對于球迷情感的研究相比，本文提出了一個較新的研究變量：集體自尊。不同于個人自尊，集體自尊是將自我認知置于其所在的球迷集體中進行衡量，通過內外群體的聯動性來解析球迷的情感變化。由于集體自尊和球迷身份認同都與社會認同理論所提出的“社會身份”而非“個人身份”相關，本文更多地是在社會學層面上加強了對體育迷的認識。這也給國內研究學者帶來一定的啟示，即研究當代球迷情感及行為變化時，應更多地考慮其所在的社會群體對個人的影響，在以新媒體消費為主的今天，球迷身份的形成更多地受到了網絡環境的影響，虛擬空間上的球迷社區已經成為了較為常見的球迷組織，因而，在研究球迷的媒體使用時，也應考量網絡社區環境對球迷身份認同的影響。

最后，本文以之前較少被研究的老年球迷群體作為研究對象，擴展了學界對于不同年齡段的體育迷的認知，展示了體育、媒體、以及個人之間的密切關系，并重新審視了體育作為社會娛樂生活的一部分對于人們（尤其是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體現了一定程度的人文關懷。未來，國內體育迷研究應被鼓勵去更多地關注之前較少被研究的球迷群體（如老年群體，女性群體，殘疾人群體），并通過定量或定性研究法進一步探究體育對社會中不同人群的影響，以此構建出更為全面、和諧、健康的體育文化。